三十六 愁云弥漫时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母亲身体越来越差。但她拖着病体仍然要忙家事。除了忙还是忙，为了给儿子修屋，她依然拼足全力帮助父亲上泥土打基础。因为她心中有憧憬，当兵的二儿子不久就会退伍回家。
　　母亲她一旦有目标，尽管再累再忙，为了儿子也不会闲下来歇息；尽管是带病之身，也坚持着不顾体弱。唯恐耽搁了修房的进程。因此，可以不顾自己的身体，每天早晚陪着父亲忙。他们一人上泥，一人挑泥；直干得周围人家的灯火都熄尽了才收工。
　　人不是铁打的，长此以往，母亲的身体越来越瘦弱。父亲倒是只喊腰疼，却不咳不吐。一晚睡过，又依然精神饱满。
　　母亲却没那么好精力，累上几天又开始咳嗽，人更加没有精神。这次用枇杷叶熬水喝也不顶用。大热天为什么还咳嗽？我感觉到她很不正常，我摸了摸母亲的脊背，几乎全是竹鞭似的，便劝母亲上医院看医生去。她却说：“这都是老毛病，看医生也没有用。”
　　她说不上医院，拉也拉不去。我心中实在不忍，只好上街去中医院，向医生说病发药。包了两大包中药，回来替她熬好，劝她喝药汤时，她说：“谁让你去花这些没用的钱的？喝了也没用的，枉费工夫又花冤枉钱。”
　　果然被他言中，两付中药煎来喝下去，仍是咳嗽不止，反而越加严重。
　　父亲对她的咳嗽也没什么态度，只以为天气暖和了，咳嗽一段时间自然会好起来；因为这样的咳嗽已有好长时间了，都是春秋发作，再拖一阵，等到天气暖和咳嗽自然就好了。
　　父亲依旧忙他的事，我是坚决不让母亲打夜工上泥巴了。实在要上泥巴，我去。
　　当然，父亲决不会让我去干挑泥巴的事，因为我每天干缝纫也很忙，这些活儿他们都帮不了我。这挣钱的活儿是万不能停下的，这是全家人的收入来源。
　　虽然有些收入，但我却对干缝纫渐渐地产生了厌烦情绪。我还想追逐更理想的梦。
　　似乎冥冥中有神助一样，正当向往外面的世界时，忽一日，张书记拿着一套旧衣服让我替他补一补，他问我道：“县里正在组织一批贫宣队员，去参与培训，我们做了研究，推荐你去参加学习，不知你愿意改变一下自己的身份不？”
　　有这么好的机会？我立刻答应，并向书记致了谢。从此，便搁置了缝纫，参加到贫宣队伍中，去经历运动的磨砺，完成我向往的未来……
　　可是，我这一走，最担心的是家里的事，特别是娘的身体，眼看一年不如一年，她还不如奶奶的身体健朗。但我为了自己能混出个名堂，只能硬着心肠，背着背包离开了家。
　　半年后，好在兄弟退伍还家了，虽然没等到新房修好，暂不结婚也能住得下来。回来后正逢公社进住我们队的是堂书记，他见我兄弟刚从部队回家，立刻推荐他去公社卫生院学习赤脚医生。
　　没过多久，他便可以给病人进行简单地处置了，至少学会了抓药打针一类的活儿。这给母亲看病带来了方便；有了他对娘的照顾，我渐渐也放心家里的事。
　　但是，娘的病时好时坏，忽然有一天，二弟来电话，说娘的病情严重，催我赶快回来商量怎么办。
　　尽管我刚参加学习不久，因听说娘病重，也只好向带队领导请过假，急急地赶到家里，提出要把娘送县医院看看。可娘说什么也不去，只同意在家治疗。实际上她还是为了省钱。
　　其实，我正处在学习阶段并无工资，只有生活补助，也没这个能力让她住县医院治疗。
　　最后还是父亲凭经验道：“老五不如你去请你师傅到家来先看看再说。”
　　于是，兄弟他师傅来了。经过“望闻问切”诊断，然后把我和弟弟叫到一边，怀疑地说道：你母亲这咳嗽不是一般的咳病呢！可能是结核一类顽疾；这是个难治的病。他不好说是肺痨，变相地说成是难治病。
　　难治也要治，他写了处方，开了些消炎的西药，每天由弟弟替母亲打针，这下我以为治好母亲的咳嗽会有希望了。
　　不过，那时打针并不兴输液，输一支小瓶装葡萄糖，里面加一支青霉素算是最科学的疗法。对于母亲这咳病，经过消炎后还能起到缓解作用。
　　可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结核病也并非一天两天形成的，得了这种病要是咳嗽了，就是处于严重阶段；一旦病情加重，就是晚期难治之症。
　　母亲这病应该也是晚期了，所以，仅靠当时那种医疗条件，是难以治好晚期肺结核的，或者说是肺癌。在当时还没听说肺癌这个说法，我们也就按照肺痨去理解。
　　无论如何，可毕竟是难治之病。到了晚期，就是现在两千年后的最先进的医疗条件也无法医治。何况那些年还根本没有治结核病的特效药物，只听说有个西药叫“雷米封”的药，还须去省城武汉才能买得到。
　　其实，母亲的病已是医治迟了，已经到了晚期，无论什么神丹妙药也无法挽回她的病情。哪怕是扁鹊、华佗在世，也会摇头叹息而去。
　　可无论如何，再难治也必须得治疗，她才五十多岁，人生的路还不应该到尽头。自从生病以来，她还没去医院住院治疗过，兴许送进汪营最好的医院住一段就会好了。
　　于是我和弟弟找来竹竿，做成担架，母亲却拒绝被抬着上街，非要自己行走着去医院。好在她不拒绝上医院了。大概在她心里已经明白，不住医院治疗，恐怕难以再延续生命了。只有进了医院，接受到好的医治，或许才能争取再多活几年。
　　母亲经不住我和兄弟劝说。这样走着去，自己累着了加重病情不说，慢慢行走也会耽误时间，我和弟弟俩抬着母亲上街，又不去麻烦人家，这多好的事。要是在平常，喊我们抬，我们也不会拢来，这病了就应该抬着去医院。母亲拗不过我们弟兄俩，才肯坐上担架。
　　果然，到了医院门诊，主治医生王大夫，见我们抬着病人进来。立刻起身前来问诊。
　　经他初步诊断，看了一会儿便说道：“怎么才来啊！快快，先办理住院手续，把住院费交了先住下来再详细检查。”
　　很快地便交了十元钱住院费。娘听说交了十元钱的住院费很是心疼，她说：“有这十元钱，还不如买两只鸡，全家人都可补一补身体，身体好就都不会生病了。
　　听娘这般说，弟弟接过话碴说道：“住院费要交，鸡也要买，您早就应该补一补身体了。”
　　娘总是心疼钱，病到这个程度了，她还依然舍不得花钱治病。兄弟却去端了碗鸡蛋面来，娘哪里吃得下去？推给兄弟道：“你再去端一碗，你兄弟俩都吃点……”
　　正在说话时，突然听见隔壁病房传来凄厉的哭声，我到门外向护士打听，她说，又有一位结核病人去世了。
　　又有一位？难道结核病人多吗？于是，我更担心母亲的病会不会这样。想到这儿，又连忙责怪自己多想了，母亲的病一定会治好的。
　　原来，这里是传染科，也是隔离区，住的全是结核病人，结核病应该隔离治疗。
　　母亲听说隔壁死了人，她自己念叨道：“恁们好的医院也医不好病人，是人的终点到了，只能活到这个岁数。医生只能医病，哪能医得了命啊！”
　　此时，我没能说什么。我知道娘说话的意思，其实她心里非常明白，她自己的病很严重。只是勉强挣扎着，她不想把痛苦让别人瞧见，不想让儿子为她担忧。她自己还不放心家里，还让兄弟早点回去帮助父亲干活儿，不要让他累倒了；要是大家都病了，这个家就糟了。
　　于是，由我照顾娘，兄弟便听娘的安排，由他回去帮父亲忙事。
　　兄弟刚回去一天就又来了，没带来什么好消息。他对娘说，老汉这两天也不舒服，他是来请医生到屋给父亲看病的。
　　正当娘住医院时，父亲在家也感冒了，这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前几天还好好的，怎么就病了？我担心他的病严重，便留下兄弟在医院看护娘，领着医生赶快回家替父亲看病。
　　当回到家时，看见父亲用棉被包裹坐着。我问他怎么会这样，不是前两天都没事吗？他说，他就是出了汗水散了汗，没什么大病，用被子裹着发个汗就行了。
　　我领来的医生姓张，还是个年轻姑娘，听她一路给我说，是刚从武汉医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汪营医院的。看她年纪不过十八九岁，她却说满了二十三岁了，看上去清秀美丽，说话很是安慰人。她轻言细语地问父亲哪里不舒服。
　　父亲说：“就是周身发烫，还觉得怕冷，头风也发了，感觉头顶也痛得厉害，周身横顺不得劲。”
　　张医生看完父亲的病道：“不要急，老年人的病还真是感冒，不过这感冒是流感，弄不好会传染别人。”
　　说完她看了看我，却没再说什么。大概她是想把这传染病的信息传达给我知道，你可要预防呢！
　　可我身体健康着，自信这流感不会传染给我的。我点了点头，表示领会。
　　她开了处方说道：“除了药箱里有治流感的药物，另外还开了一味天麻。你得去医院拿才有，回来后用鸡蛋蒸来给老汉吃，可以治疗头风的。”
　　说完她自己回去了，我却没再和她走在一起，唯恐别人说我不正经。待她走了好远，我才赶快上街去给父亲拿药。
　　其实是我多想了，人家虽然和我年纪相仿佛，可人家是大学生呢！何况人家说不定就已有男朋友了。
　　我虽还未有对象，但也不能打大学生的主意，而且人家是国家正式职员，是吃商品粮的、拿国家财政工资的女子。我只不过一农民而已，这不是自作多情么！
　　其实，我压根没敢往她那方面想，只是一种感觉怕别人误会而已。
　　母亲担心父亲的病严重，在医院住了几天，觉得精神好些了，非要求出院不可。
　　我连忙把母亲的想法反映给王大夫知道，他认为这样也好，如果在家用药，短暂时间里可以缓解病情，如有情况，再及时送来住院。
　　家里一个、医院一个，两个病人，把我和兄弟忙得晕头转向，既然母亲不放心要回家，就只好依着她。
　　父亲吃了张医生开的药，渐渐有了好转。吃了天麻蒸鸡蛋，这药很灵，祛风除湿。父亲的头不再痛了，只是觉得周身无力，暂还不能出外行走。也唯恐流感传染别人，我们也不让他出门。
　　事情果然没完，正在父母都没完没了害病吃药时，我大舅又请人来放信了，说尕婆于昨天下午去世。
　　这真是晴天霹雳，往日还没听说尕婆哪里不好，究竟怎么回事？母亲和我们都还没去看她一眼呢！怎么忽然就与世长辞了？
　　父母亲是不能带着病体去送别的，只能由我全权代表，去看望尕婆最后一眼了。
　　我去了只是向尕公说明了父亲母亲没来给尕婆送葬的原因。怕尕公更加伤心，没敢多问尕婆的死因。但尕公却主动说起了尕婆是身体早就虚弱，加上得了流感难治才走的……
　　可惜那时没有手机，要是有现代化的设备，我定要将尕婆治丧的全过程录成影像，带回来让父母也知道送别尕婆的全过程。可惜，当时我文化太浅，连用口语也难描述清楚给尕婆送葬的情形，以至很久以后，母亲怀念尕婆时还感到遗憾。
　　母亲带着悲伤，好几天没说一句话，她把对尕婆的思念和愧疚全都装在心底。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只说等她病好了送她去看尕婆的坟茔。这时她才说，在生都没去看一眼，死了去看还有什么用？
　　我一时无语，只好上街买了八尺青布做面料，再买一斤半棉花，亲自替母亲缝了一件新棉衣，对她说：“有了新棉袄，这个冬天就不会再感冒咳嗽了。”
　　母亲道：“哎——我还能活过几个冬天？我这毛病哪里是感冒那么简单。你不用为我花钱了……”
　　“能治好的，娘别多想，马上就过年了；坚持用药，加上春天一到，天气暖和了咳喘自然就消除了。”我安慰道。
　　终于，全家又过了一个团圆的春节。娘也感到心情不错，觉得寒冬已过去，春天已到来；春暖花开时节，就不会再被病魔纠缠。她依然强撑着上工挣工分。因为她还不到五十五岁，仍是队里的劳力。只要能下地干活儿，就不会待在家里。
　　不过娘都是硬撑着上工，看得出她已是有气无力，与她一般年纪的妇女们见她如此状态，都劝她请病假在家休息。她都说没什么大病，不过是体力差点而已。
　　直拖到年底春节假期里，她才带着为尕公准备的棉鞋等回到娘家。看过尕婆的坟茔，暗暗地流下了遗憾的清泪……
　　终于就这么时好时坏又熬过了几个春天。直到1976年的端午节，她才对我说：“趁天气暖和，无论如何也要再去看一次尕公了。这次不去恐怕后面再没机会了。你忙你的工作，让你二弟陪我去就行。”
　　这次果然是她最后一次回娘家，但她并没住下，看我尕公身体还健朗，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忙不迭地再次去尕婆坟头，双泪交流地哭了一回，因为咳嗽，身体虚弱，只好不舍地辞别娘家人回来了。
　　大概是走累了，回来便又感到不适，躺在了床上起不来。我端着药前去看望时，母亲对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胸部堵得慌，这吃药怕是没用了……”
　　父亲是有经验的，听我母亲这样说话，他观察了一阵母亲的面容，又将母亲的手腕脉络掐了一阵，已明白了她说的是真话。
　　过后悄悄给我说道：“你娘病情很严重了，寿命不长了，去找你来达大叔前来。他懂医术，他说能医好就没事，他不发药了就真没希望了。”
　　听了父亲这般说话，我更担心娘的安危了，一夜都没睡意。我并不认识那位来达大叔，但是，只要他医术高明，真有起死复生之术，为了治好娘的病，就是再远我也要把他请来把娘的病治好。
　　反正失眠，我起了个大早，去十里之外打听，终于找到了来达大叔的家。我为了尽量缩短时间，简短说明来意，然后把我父亲的名字特别告诉他。
　　他听我说了父亲的名字，连忙说道：“你妈妈病了我是一定要去看的。你稍等一下，我也去看一下我的妈再走。”
　　不一会儿，来达大叔从里屋出来，他并没带药箱什么的，一双空手道：“我今天什么都不带，先去看了你娘得的什么病再说。”
　　……来达大叔看过娘的病，父亲问他道：“你应该有数的，你大嫂她这病还有药治吗？”
　　“有药治，百病有百药。只可惜我手里没这几味药。一是灵芝草，二是龟胶、驴胶、阿胶。这些药恐怕天下药铺都配不齐呢！只要能找到这些药，嫂子的病包好。”
　　父亲听罢，已全明白，对来达大叔道：“这是付绝门对子啊！只好听天由命吧！”
　　我在旁似懂非懂他们哥俩的对话，既是有这几味药能医治娘的病，我想，中医院一定能买到，我赶快上街去抓药回来，让娘的病快点好起来。
　　送走了来达大叔，我急急忙忙脚步如飞般先去医院。
　　汪营独一无二的中医院里，当时是一位留着长胡须的老医生坐诊。我对他大概地说了娘的病情，并特别点明需要的灵芝等几味药物。
　　老医生听完，皱了皱眉头，然后告诉我道：“你所要的药，目前我这里只有阿胶，其他的恐怕别处也难找。
　　“再说，你娘这病已进入膏肓，就是找到神丹妙方恐怕也晚了。你娘已经病成这样，就是用了这些药物也是白用。何况医治这种病的药物目前还没有。不如回去把鸡蛋、鱼鸭等、有好吃的煮来孝敬你娘吧！别把钱花在了这些没用的地方。”
　　听了老医生这般说，我心里顿感难受。回到家只好隐瞒了医生的话，不要让娘看到我难过的情绪，装得若无其事地对娘说道：“医生让我把您送去住院治疗呢！”
　　母亲当然又怕花钱，但不能因怕花钱就不治病。我和弟弟坚持送她去医院。好说歹说母亲才同意去住院治疗。
　　这次又把她送到镇西医院，经过王医生检查后，暂时住进院里观察。待到第三天的早上，母亲忽然感到胸部再次难受。我赶紧叫来主治医生瞧病。
　　当主治医生查看过后，他没作出任何表情，然后将我叫去诊疗室说道：“你母亲的病是肺癌晚期了，为免花冤枉钱，还是回去早点安排后事吧，别再耽误。今天就出院，不然来不及了。”
　　听了医生判定的结果，顿时如五雪轰顶，我连忙求医生，务必千方百计救救我娘。可医生仍就说，医好是没办法了，最后只能开些药让她减轻痛苦。尽最后的责任。
　　说完他开了最后一张处方，又让护士拿来不知是什么针药水，给母亲做了注射，母亲此时方才止住了疼痛。病室内方才安静下来。
　　我怕母亲知道医生说的实情，便怀着沉重而又悲伤的心情、同时还不让母亲看出我的丝毫表情，对母亲撒谎道：“刚才医生给我说，您的病不须住院了，发点药回家吃去，在家方便些。”
　　母亲只是点点头，算是同意，她已无力再说话。我和弟弟抬着她又回到了家中。
　　1976年注定是记忆犹深的一年，是国家几位伟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的一年。
　　而我们家也注定是记忆最深刻的一年。
　　6月21日，我的母亲在这个日子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她临死前念叨着想见见我的外公，还有出嫁了的几个妹妹。可是还没等到他们到来，在未满足她愿望之时，母亲带着遗憾地走了。
　　弥留之际，她也念叨过两个弟弟，合洋、合发什么时候才能娶到媳妇。可是，她没来得及看到他俩娶进媳妇，和还健在的亲人——她的四个妹妹，都是她想见最后一面的亲人。
　　因为还有她的父亲——我的尕公在世；还有欺负过她的婆婆——我的奶奶在世，她没有送到终；所以，她的头上是带着孝巾走的；是带着遗憾未完成敬孝的责任走的。
　　母亲走了，父亲好几天没说一句话。他带着锄头与打蕨的根棒，给母亲坟上添了许多泥巴，然后用根棒要将泥土夯实。埋葬后的第二天，只听见根棒“啪啪”的响声，却再没听见他那“嗨唑、嗨唑”用力夯泥土的喊声。
　　听见“啪啪”的夯土声，我和弟弟们含着悲痛的心情也拢去了。并不是帮他夯打母亲坟上的泥土，而是劝他不要这样辛苦。父亲却说，只有将泥土夯实，雨水才不会浸透进坟里，她在地下才会过上干爽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