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话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十三世纪时期，朝鲜半岛史书《三国遗事·卷二·驾洛国记》说：开天辟地之后，这个地方一直没有邦国的称号，也没有君臣的称谓，后来渐渐有了我刀干、汝刀干、彼刀干、五刀干、留水干、留天干、神天干、五天干、神鬼干等九干，他们是原始社会中的酋长，率领着一百个氏族的百姓，共计七万五千余人。他们大多以山野为都，开凿深井而饮水，勤耕田地而取食。
　　在后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第一百轮天干地支壬寅年）的三月禊洛日，他们所居住北龟旨（峰峦的名称）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声气在不断地呼唤，有两三百个庶民在那里围观和聆听。那声气就像人类发出的声音，只是隐藏了人的形状而发出其声音。那声音问：“这里有人吗？”九干等人说：“我们大家都在这里。”那声音又问：“我所在的这里叫什么？”九干等人回答：“叫龟旨山。”那声音又说：“皇天上帝命令我来统治这里，作为一个新的国家，作为你们的君后。因为这样，所以我要降临这里。你们必须挖掘峰，撮堆泥土，而且还要这么歌唱说：‘龟何！龟何！我们的首王快快降现。若是不降现，就会燔灼着我们而喫食。’同时还伴之以舞蹈。这就是欢迎你们的大王，欢喜踊跃的状态。”九干等人按照那声音的吩咐，叫众民都来崇拜而且歌舞。
　　不大一会儿，人们仰面观天，唯有一条紫色的绳子自天空垂降下来。在绳子的下端，有一幅红色的丝绸包裹着一个金色的盒子。人们打开来观看，有浑圆如日的黄金卵六粒在其中。众人无不惊喜，都百拜致礼。人们四下里散开回家，依然包裹着金色盒子，恭送到我刀干家中的窴榻上面。第二天黎明，众庶民又聚集起来涌到我刀干家中观看，而六粒黄金卵已经全部化为了人形的童子。他们的容貌甚为壮伟，仍然端端正正地坐于床榻上面，众庶民崇拜恭贺，竭尽了恭敬。六个童子一天一天地长大，过了十余天，他们已经身长九尺，就像殷商王朝的开国之君天乙那么长大，容颜如龙就像汉王朝的高祖，眉有八彩则像帝尧陶唐氏，眼内之重瞳则像帝舜有虞氏。他们于当月十五日即位，国王称为金首露王。国家称为大驾洛国，又称伽耶国。其余五人各归其位，成为驾洛国的五个伽耶主。
　　这是《三国遗事·卷二·驾洛国记》对于驾洛国诞生的神话记载的译文。值得肯定的是，书中所记载的年、月、日期竟然与中国的帝王纪年、天干地支纪年和公元纪年丝毫不差。下面记载的是有关驾洛国金首露王与王妃（即后世所称的普州太后）许黄玉结为百年伉俪的故事。令人惊奇的是：它所记载的年、月、日期也与中国的帝王纪年、天干地支纪年和公元纪年丝毫不差：
　　建武二十四年（第一百轮天干地支戊申年，公元48年）七月二十七日，一位名叫许黄玉的异国佳丽，携带着她的媵臣申辅、赵匡以及申、赵二人妻子慕贞、慕良，乘船漂洋过海，来到朝鲜半岛南端的驾洛国，自称为身毒国中阿瑜陀公国的公主，奉了皇天上帝与其父王的命令，前来与驾洛国的金首露王结成百年伉俪。这些人携带着“锦乡绫罗、衣裳匹段、金银珠玉、琼玖玩器”等大量有“汉室杂物”。结婚以后，许黄玉辅助金首露王按照《鸡林》职仪，在驾洛国设置了“角干、阿叱干、级干”等高级官阶；又按照《周礼》《汉仪》确定了下级官吏的设置，从而实现了“革古鼎新，设官分职”的政治改革。他们“理国齐家，爱民如子，其教化不肃而威，其政治不严而理。”他们使“驾洛国”在朝鲜半岛南端存在了五百二十年之久，至今仍然受到韩国民众的普遍尊敬。每年孟春三日、七日，仲夏五日，仲秋初五日、十五日，韩国民众都要以丰盛洁净的食物隆重地奠祭他们。
　　在将近两千年的今天，对于许黄玉的出身来历，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的史界学者曾经争议不休。我认为，虽然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没有许黄玉的直接记载，却有着不少关于赵匡的记载。范晔《后汉书·冯岑贾列传第七》说：“时百姓饥饿，人相食，黄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断隔，委输不至，军士悉以果实为粮。诏拜南阳赵匡为右扶风，将兵助异，并送缣谷，军中皆称万岁。”又说，“明年，公孙述遣将程焉，将数万人就吕鲔出屯陈仓。异与赵匡迎击，大破之，焉退走汉川。”以上记载的赵匡乃是东汉朝廷的右扶风大将军，他曾经与冯异并肩作战，征讨过西北地区的英雄豪杰。接着，范晔又继续写道，“九年春，祭遵卒，诏异守征虏将军，并将其营。及隗嚣死，其将王元、周宗等复立嚣子纯，犹总兵据冀，公孙述遣将赵匡等救之，帝复令异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斩之。”请注意：在刘晔的笔下，此时的赵匡忽然又变成了公孙述的蜀国大将，并且领兵与东汉的冯异将军相持了一年之久，而且最终被冯异斩杀了。无独有偶，《资治通鉴》也有过类似的记载。
　　读者不禁要问：难道东汉初期曾经有过同名同姓的两个赵匡将军吗？如果有，刘晔和司马光作为中华人类中赫赫有名的史学大师，他们又怎么可能将两个完全不同的赵匡记载在同一篇文章中而又不加以注释呢？倘若《后汉书》和《资治通鉴》中的两个赵匡真的属于同一个人物，那么赵匡好歹要算东汉初期的一位重要的军事人物，何以《后汉书》和《资治通鉴》对于他的记叙又是如此地简略呢？况且，赵匡既然作过东汉朝廷的大将，何以又会在刘秀即将统一全国的胜利性时刻，反而投降了苟延残喘的蜀国皇帝公孙述呢？并且《后汉书》和《资治通鉴》对于赵匡的这样一种“变节投降行为”也没有丝毫的谴责之词呢？须知范晔和司马光撰写《后汉书》和《资治通鉴》，必然遵循着孔子他老人家的春秋笔法：“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赵匡不是东汉皇族的尊者、亲者、贤者，范晔、司马光自然不必为他忌讳个什么，可是如果光武帝刘秀作为汉室中兴的明君，倘若他有过什么失误之处，范晔和司马光就只好为他的所作所为“讳”了。这就说明：赵匡的“变节投降”行为可能有着非同寻常的原因。因此，笔者姑妄言之：公元48年，也就是范晔记载的“赵匡被冯异斩杀”了十四年以后，他却作为许黄玉的“媵臣”，戏剧性地出现在朝鲜半岛南端的驾洛国中，此事绝非偶然。
　　可惜对于许黄玉研究家们不能详究历史，否则许黄玉作为中国人物，绝不仅仅只是一种猜测与臆断。《三国遗事·卷二·驾洛国记》的记载，本身就足以证明许黄玉等人主要是中国人。许黄玉、申辅、赵匡，都是中国人的姓氏。他们所携带的“锦乡绫罗、衣裳匹段、金银珠玉、琼玖玩器”等大量“汉室杂物”，也可以证明它们就是中国人的物品。《鸡林》在中国也是用来借指佛寺。《周礼》《汉仪》也是中国的古代书籍。韩国沿用至今的国徽，也是中国道家的太极两仪图，应该是汉朝时期张陵创建了道教，后来传播到朝鲜半岛的，它也是源自中国的道教。
　　还有，韩国历史记载许黄玉为“普州太后”。毫无疑问，“普州”是个地名，古今中外，唯有今天中国的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才古称“普州”。由此可见，许黄玉的出处必为中国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
　　如果仅仅根据许黄玉自称身毒国中阿瑜陀国公主的记载，又何以解释上面有关人物姓名、汉室杂物、《鸡林》《周礼》《汉仪》等中国书籍的出现？而且，倘若许黄玉真为印度人，就应该是第一个到达朝鲜半岛的印度人，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语言沟通？而且中国与印度那时也没有官方往来，作为“印度人”的许黄玉从哪里去带那么多的“汉室杂物”和中国书籍前往朝鲜半岛呢？如果按照本书的构想，许黄玉是公孙述的女儿，为了逃避东汉朝廷的“斩草除根”，她借用民间从“南方丝绸之路”获得的“身毒国中阿瑜陀国公主”的说法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因此，作者不揣冒昧，根据《后汉书》《资治通鉴》《三国遗事·卷二·驾洛国记》诸书的一些记载，再加上小说家的手法，将许黄玉、赵匡、申辅等历史人物的事迹演绎成一部长篇军事历史小说在此，以供读者阅读欣赏，并非强求作为信史人物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