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部 第十五章

　　市委史书记，对市纪委的工作很不满意，他刚来时就对孟书记说：“你们纪委以后的主要工作，就是抓好投资环境。”但几个月来，黄海的投资环境一直没得到改善，因此在市政协主席孙志强被查处后，孟书记就调到市政协任主席，市纪委常务副书记邵林在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后，任市纪委书记。
　　邵林是个能力极强的领导，没有当过兵，但具有部队连指导员的工作风格，原则性强，要求严格，又对下属很关心，淮海离开部队已将近20年，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领导。
　　他是江苏省溧阳县人，1965年考入省商业学校，毕业后分配到黄海县供销社当会计，后调进黄海县革委会计划组，1980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准备提拔县供销社副主任，但有人写人民来信，说他在省商校上学时参加过造反组织，打过人，属于正在被清查的“三种人”。于是内查外调，结果证明，参加造反组织属实，那时的学生除了“黑五类”子女，都参加过造反组织，但没有打过人。然而，问题澄清了，却错过了提拔时机，县供销社副主任的位子被别人顶了，就将他调到县纪委任副科级秘书。
　　有一年，省纪委交办该县纪委一件信访案件，省纪委领导下来听取查办情况汇报时，他也随县纪委领导一起参加会议，县纪委领导汇报了案件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市纪委领导对县纪委的查处意见表示同意。省纪委领导听后也非常满意，表示可以按市、县纪委的意见结案。但就在这时，邵林要求发言，他讲了半个多小时，将市、县纪委的意见推翻。他的发言，得到了省纪委领导的肯定，结果这个案件就按照他的发言重新作了处理决定。基层干部中像这样有才识的人并不少见，但这样有胆识的却不多，按他当时的身份在这种场合只是搞会议记录，并没有讲话的资格，也没有征求他的意见，这充分显示了他的敢作敢为的性格特征。
　　事后，省纪委领导对市纪委领导说：“这是个人才，要破格提拔使用。”于是他被越级调到市纪委任常委，不久又当了副书记。他初任市纪委副书记时是第三把手，一把手书记由市委副书记兼任，二把手常务副书记，是一位任过县委书记的老同志，但不久以后，市纪委的大事小事，就由邵林说了算，书记或常务副书记布置工作，机关干部们总要说：“我还要请示一下邵书记。”在常委会议上讨论工作，也常是他的意见能得到多数人的赞成，因为他总能掌握准确的情况，执行政策的水平也比别人高，因此对问题的分析和处理也更具有合理性。他就像梁山泊上的宋江，将寨主“架空”了。一把手书记放手让他工作，常务副书记感到委屈，气得生了病，不久调到市人大当副主任，他当了常务副书记。
　　他不喜欢在办公室听汇报，事必躬亲，掌握直接材料，因而人们向他汇报工作总是小心谨慎，不敢敷衍。使用干部也很公正，在市纪委机关没有人敢跑官要官。他对一般干部很和善，见面都主动和人讲话，很少疾言厉色批评人，但对中层以上干部态度严厉，批评不留情面。常委夏侯民以前在基层工作时，喜欢拉帮结派，搞个人小圈子，到市纪委后，在他面前唯唯诺诺，不敢搞一点小动作。但领导的个人能力弱，却能使民主风气得到发扬，孟书记任书记时，市纪委开常委会讨论工作，各抒己见，争论得不亦乐乎；而领导个人能力强，却容易形成“一言堂”、“家长制”，在邵林任常务副书记期间，市纪委就形成了这样由他个人说了算的局面。
　　年中，组织部门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例行考核，纪检机关也照例派人参加，考核结束后，邵林召集市纪委参加考核的人员开会，听取对各地和市各部门考核情况的汇报。当听到汇报市司法局情况时，邵林问：“吴建华在那里反映怎么样？”市纪委原检查二室主任吴建华，下派基层挂职锻炼期满后，到市司法局任副局长。邵林有个习惯，市纪委调出的干部，总要亲自送他们去上任，以后还要跟踪了解情况。
　　汇报人员说：“对他的反映还不错，分管局里‘三产’，给大家搞福利，办了4个公司。”
　　邵林笑了起来，说：“给大家发钱谁不高兴。我们纪委出去的干部，就要这样，不要给人的印象只会查案，不会搞经济。培养干部，先到纪委干一段时间，再派出去，对他们有好处，起码懂得法律、纪律，知道严格要求自己。办了4个公司，都是什么公司？”
　　汇报人员讲了几个公司的情况，说其中有一个“鹤翔实业总公司”，经营状况不怎么好，只有注册资金50万元，却在银行贷款150万元，现在资不抵债。
　　这引起了邵林的注意，他问：“只有50万资金，他们怎么贷到款的呢？在哪个银行贷的款？”
　　汇报人员说不出具体情况。邵林对列席会议的二室主任雍大雅说：“向市审计局了解一下今年对司法局年中责任审计的情况，如果没有对这个公司进行审计，叫他们再去审计一下。”
　　当汇报到市工商局时，邵林又问：“王铮的情况怎么样？”
　　汇报人员说：“反映很好，说他负责招商场，8年创8亿元产值，将黄海招商场打造成了苏北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
　　邵林听后又高兴地说：“王铮这个同志不错，工作很有魄力，人也精明。在部队是个团长，转业后在市工商局当纪委副书记，干得也不错，不怕得罪人，那时工商局纪委的包书记在部队是个师长，反倒不如他。后来市里成立工商开发服务中心，是我推荐他当主任的，以后又提拔为市工商局副局长。对他经济上有没有反映？”
　　汇报人员说：“经济上倒没听到反映，就是有人说他狂傲，作风粗暴，独断专行，市工商局只有霍局长的话他还听得进，其他领导谁也不合作。”
　　邵林说：“工作能力强的人都有这个毛病，也不排除有人妒嫉。现在有一些领导干部，自己什么事也不干，也不愿承担责任，别人干事还说三道四。宣教室可以去采访一下，如果经济上的确没有问题，可以从在市场经济大潮下站稳脚跟、开拓创业的角度树一个典型，也是我们纪检战线上出去的干部嘛。”
　　过去，组织部门对各地、各部门的考核，以及对提拔、任用干部的考察，纪委虽然也参加，但书记从不过问，邵林任市纪委书记以后，只要有市纪委参与考核、考察，他都要听取汇报，这样他就掌握了充分情况，在市委常委会上也就有了发言权。
　　按照市纪委的要求，审计部门对市司法局下属的“鹤翔实业总公司”进行了延伸审计，发现这个公司其实是个皮包公司，没有主要的经营项目，它之所以能在市工商银行贷款150万元，是因为有“市工商开发服务中心”为其提供的150万元的质押资金作担保，因该公司负债累累，资不抵债，“市工商开发服务中心”质押的150万资金已被工商银行扣押。可是，审计人员却并未在“市工商开发服务中心”的财务账上发现这笔被扣资金，据该中心财务科长夏金明说，这笔资金是为了帮助银行吸储，在银行里存为定期存款，所以并未记入单位财务账，现在这150万元被扣资金他已经填平。
　　听了市审计局汇报后，雍大雅认为情况已经清楚，可以结案，夏金明虽然私自动用150万元公款为他人担保，但他使用的是“银行存款”名义，因此不能定性为“挪用公款”，而且未发现给单位造成经济损失，最多是违反财金纪律。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夏金明是科员级干部，应交由市工商局纪委处理。分管查案工作的副书记和常委听了汇报后，同意了雍大雅的意见，但因为这是邵书记亲自交办的案件，还要向邵书记汇报。邵林听了雍大雅的汇报后，问：“这就完了？150万元资金不是一个小数，夏金明就可以随随便便用来给他人担保，而且还担保了数年之久，单位领导难道就不知道？夏金明和被担保单位之间又有什么交易？被银行扣押的150万元资金，夏金明又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地填平的？在这些问题的后面，是不是还隐藏着更大的问题？你们二室派一个同志会同审计局、工商局，对‘市工商开发服务中心’的财务进行一次彻底检查。”
　　雍大雅为难地说：“我们室现在派不出人手，郑宁在莺歌集团剖亏，别的同志都不懂财务。”
　　邵林说：“路淮海呢？他正在调查市一院药品回扣案吧？那个案子证据差不多了，赶快移送审理，叫路淮海接手‘工商开发中心’案子。”
　　雍大雅说：“路淮海也不懂财务。”
　　邵林说：“是吗，不懂财务一院药品回扣案他是怎么查清的？自己室里同志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让他去。”
　　淮海从部队回来后，在商业企业当过仓库保管员，也懂得一点财会，在大学虽然学的是宏观经济理论，但他也选修了财务会计学，到黄海商校当教务科长时，为了能镇住那些狂妄自大的教师，又学习了商业财务、会计、统计、物价、企业管理、经济法等全部专业课，花枝是会计，可以指导他财会实务，因此他对财会也是很精通的。
　　淮海会同市审计局和市工商局各两名人员，用了1个多月时间，对夏金明担任“市工商开发服务中心”财务科长6年期间的财务情况进行了全面审查。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夏金明在任职期间，7次转出公款203.98万元到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用于个人炒股；5次转出公款169万元，用于个人购买土地、做生意等；4次转出公款107万元到自己所办的逍遥假日休闲有限公司，用于个人做生意等；4次转出公款209万元到某电梯有限公司，用于个人做电梯生意；擅自用单位银行存款500万元为某商厦提供担保，个人从中得利等，六年间共作案近百起，涉案总额达1692万元。
　　雍大雅和淮海找夏金明谈话，在证据面前，夏金明供认不讳，还咬出了一条“大鱼”，就是王铮。说王铮贪污了单位银行存款利息20万元。事情牵涉到王铮，这使雍大雅十分为难，王铮是邵书记不久前刚树起来的“勇于开拓、勤政廉政”的典型，市纪委宣教室根据邵林的指示，撰写了一篇长篇通讯，已在市纪委刊物上发表，引起很大反响，让他一夜之间再变成腐败分子，这不是严重损害邵书记和市纪委的威信吗？他向分管副书记和常委作了汇报，分管领导说，这事只有让邵书记亲自作决定。邵林听了汇报后，问雍大雅：“那篇文章在登出之前，宣教室没有让你们审查吗？”
　　雍大雅说：“给我看了，但我想，是书记亲自树的典型，控申室也看了，说没收到王铮的举报信，也就没说什么。”
　　邵林说：“糊涂！我看你是连看都没有看。我只是原则上提出要求，但具体内容还是要查案室把关，这是规矩，难道你不知道？只知道猜测领导意图。”他又打电话给宣教室，问文章还向什么报刊投过稿，宣教室回答，投了30多家，包括《中国经济日报》、《新华日报》、省纪委的《清风》杂志等。邵林叫马上打电话让这些报刊不要发稿，“我们已经犯了错误，不能一错再错。路淮海立即准备材料，向常委会汇报，对王铮问题立案调查。”
　　雍大雅和淮海来到市工商局，向市工商局局长和党委副书记宣布了市纪委对王铮立案审查的决定。局长问雍大雅，王铮犯的是什么经济问题，雍大雅说现在还不好向你透露。副书记打电话将王铮喊来，但王铮只承认自己有失察、失职错误，过分信任夏金明，对单位财务疏于管理，而对自己的经济问题矢口否认。于是，雍大雅回来向分管领导作了汇报，决定请检察机关协助，对王铮采取“监视居住”措施。
　　王铮被带进了市检察院办案点，案件由雍大雅牵头，但淮海熟悉情况，主要由他审问。王铮情绪低落，整日躺在床上，沉默不语，也无心吃饭，夜里辗转反侧。尽管雍大雅没有将王铮的具体犯罪问题对市工商局领导讲明，也一再强调淮海不要对王铮讲明，使王铮能交待出另外的经济问题。但淮海想，这事已查了1个多月，是什么问题，王铮这个精明人能不明白？于是他干脆对王铮挑明，说：“你干过纪检工作，知道单凭夏金明的口供这个孤证不能定案，可是你不知道，夏金明远比你想像的要狡猾得多，他送给你的每一笔钱物，都保留了发票，都记了账，我们凭这些证据，就可以定你的罪。之所以还要你交待，就是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王铮问：“立功又能怎样呢？”
　　淮海说：“按照你贪污的金额，至少得判10年以上，但如能主动交待，退出脏款，也可以判10年以下。”
　　王铮又不开口了。
　　过去了几天，一起办案的市检察院的老蒯失去了耐性，对淮海说：“你们这些纪委干部，官官相护。依着我，对他拍桌子、瞪眼睛，夜里不让他睡觉，用200支光的大灯泡在他头顶上照，就是死猪也叫他开口。”
　　淮海说：“他可是在部队当过团长的，你这些办法对付他不起作用。你别急，我会有办法让他开口的。”
　　老蒯说：“戴眼镜的人就是婆婆妈妈。”
　　接下来淮海不再审问他的问题，而是和他闲聊，寻找他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淮海和他谈到了部队的事情，说我当兵时见到团长，感觉不知是多大的官，出门身后总跟着警卫员，我就曾给一位副团长当过警卫员。又说，过去部队干部转业到地方，都是平职安排，团长当县长，团政委当县委书记，我父亲在部队是副团长，1955年转业到地方当副县长。现在部队干部到地方都是降职安排，市交通局纪检组有一个助理纪检员，在部队是团参谋长，市纪委有一个正科级纪检员，工资和我们邵书记差不多，在部队是个师副参谋长。
　　王铮开口了，他说他是1965年参军的，在六十军，1968年到安徽建城西湖农场时，提干当了排长，市监察局监察科副科长江波，就是他1970年来黄海带去的兵。又说，他从排长到团长，没有当过副职，1985年百万大裁军时，六十军撤销番号，他转业时担任正团职还差一个多月满5年，因此回来未能安排副处级。经过几年努力，总算当上了副局长。但现在全完了，为党工作将近30年，结果却成了阶下囚，他的团政委，和他一起转业，现在是福建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狱……说到此，他又沮丧起来。
　　淮海又和他谈家庭情况。他说，他的爱人已去世很多年，去年第二个小孩工作后，又重新组建了家庭，新结合的爱人是市印染厂总账会计。说到这里，他神情更加沮丧，连声叹气：“半路夫妻不比结发夫妻，‘大难临头各自飞’，我这样出来后60多岁了，孤苦伶仃，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淮海想，这也许就是他最大的心结。于是他给市印染厂纪委打电话，叫通知王铮的爱人将王铮的换身衣服和他患牛皮癣用的药送来。王铮的爱人来到办案点，淮海看她，才40出头，穿着一身运动服，精神飒爽，谈吐不俗，恐怕是王铮以前那个随军的老伴所无法相比的，难怪王铮那么在乎她。她说，他们结合时间虽然不长，但她一直对王铮很敬重，觉得他能干，党性原则强，而且会关心人，一点也没有想到他会干那种事情。她问王铮会判多少年。淮海说，如果认定他贪污20万，至少要判10年以上，但中国的法律，弹性较大，还要考虑到政策、效果、情理等其它因素，如果王铮能主动交待问题、积极退赃，可以得到从宽处理。她提出和王铮见一面，说服他主动交待问题。淮海说，现在还不能让你们见面，但你可以帮他做好退赃工作。她说，结婚以后，王铮每月工资都交给她，但没有见到他另外的钱，可能他都存在银行里了。淮海说没有，银行都查过了。她说，那就是给他的儿女了，他的儿女现在可能不会拿出钱来，但她以前的爱人去世时留下了十几万元，是给女儿明年上大学的，可以先拿出来退赃，缺少部分她再去向亲友们借。这让淮海没有想到，她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女人，并不是王铮所担心的那种“大难临头各自飞”的人。他让她送东西来，原意是想试探一下她对以后与王铮关系的想法，现在不用担心了，于是想破一下规定，让她和王铮见面，或许她的说服工作，会比任何人都更起作用。
　　淮海向雍大雅提出要求，雍大雅说：“胡来，你难道不知道规定？这时候让他们见面，不是给他们提供串供的机会吗？会对查案造成困难的。”
　　但淮海自信他这种做法是会收到很好效果的，于是又向分管常委请示，得到了批准。淮海对王铮的爱人说：“你知道吗？王铮现在最大的心结，就是担心服刑后你会跟他离婚，你要帮他解开这个心结。”
　　她说：“请组织放心，我也是党员，国家干部，保证配合组织做好他的工作。另外，我还可以检举一个其它问题，能不能也算老王的立功表现呢？”
　　淮海说：“如果检举的问题经查证属实，可以视为立功表现。”
　　于是她向淮海检举了市印染厂厂长商文军在购买机器设备中收受回扣的问题，她说，她可以提供有关账据。
　　淮海刚到市纪委的时候，二室的张凯就在调查市印染厂厂长商文军在购买机器设备中收受巨额回扣的问题，此事群众来信不断。淮海也曾到方强劳改农场向一个犯人调查过此事，这个犯人是该厂设备科的技术人员，也是因为收受贿赂问题被判刑的。淮海一边撬开河蚌取出里面的珍珠，一边和那个犯人谈话，那犯人一口咬定商文军收受贿赂实有其事，就是他亲手把银行汇票交给商文军的，有账可查。但该厂有明、暗两本账，从明账上查不出证据，此案已有一年还没有查结，如果身为该厂总账会计的王铮的爱人，愿意提供证据，这对调查商文军的问题，是个重要的突破。
　　王铮终于交待了他贪污20万元公款的问题，他在“口供”上签名、画押时说：“嗳，现在真想喝口酒呀。”
　　淮海多日的紧张心情也轻松了下来，说：“等马上开饭时，我和你以茶代酒。”
　　中午王铮一口气吃了两大碗饭，晚上睡觉也打起了呼噜，白天话也多了。他说：是夏金明害了我，也是我害了夏金明，是我把夏金明调来任“市场开发服务中心”财务科副科长的，后来财务科和办公室合并，又让夏当了办公室主任，还兼总账会计，夏业务精，能力强，我对他很器重，夏为了巴结我，给我送手表、照相机、电瓶车等东西，后来又截留单位银行存款利息送给我。我开始不要，但夏说没关系，这也不是单位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是额外收入，账可以做平，心理防线就被攻破了。再后来，我发现了夏不断地利用单位管理上的漏洞，干违法违纪的事，但我的脖子已经被夏的锁链套住，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提醒他不要搞得太出格，他也保证，不会出问题。夏既任单位办公室主任，又任财务主管兼总账会计，单位公章、法人印鉴和财务专用章由他一人统管，缺乏监督、制约，我正准备解决这个问题，事情被发现了，如果我一直干纪检工作，也许就不会到今天这种地步。
　　王铮被开除党籍、公职，移送检察机关。
　　邵林书记很高兴，表扬淮海案件办得不错，又感慨地说：“毛主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人都是在变的，不是变好，就是变坏，特别当有了权力，权力大了的时候，要想不被权力腐蚀，还真是不容易的事。”他要办公室将这个案件写成《通报》，剖析犯罪原因，让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