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信仰力量

　　第二天，薄士武陪薄开贤前往葫芦半岛，看看喂养在那里的耕牛骡马。由南向北的玉溪河，奔腾向前，在这里却被一道山梁拦住去路，玉溪河“碰壁”向左转弯由西进入十多米深的峡谷，再从西向东绕回来，几乎在原来“碰壁”的另一边山梁脚下，向北而去，形成了一个长一里多宽约半里的葫芦岛。形似“蒂把”的山梁，与东岸相连，窄处不过五十米。
　　薄士武安排卫兵在墙外等候，他与父亲入内，沿着岛边的石板路并肩漫步。
　　半岛沿河边，铺有一米来宽的石板路，两旁长有合抱粗的松树、柏树、杉树、白杨、银杏、香樟等古树，夏天也能遮天避日，浓荫铺地。有桂花、桃树、梨树、紫薇、海棠等花树，四季常青的竹林。葫芦“头部”的几栋房屋，楼下是牛马猪圈，楼上是看护人的住所。中间的土地，用于种植四季菜蔬。
　　昨夜下了一场大雨，山野清新，澄清如碧的蓝天上，悬浮着几丝白云。河水暴涨，哗哗的河水从峡谷传来，声若雷鸣，数步外，需要大声说话才能听见，是防范隔墙有耳的好地方。
　　薄开贤给薄士武又讲起士武祖父当年没有把住房建在这里的原因，尽管这里有井水，三面有悬崖，一般土匪也进不来，守他十天半月没有问题。但风水不好，后无来龙，前无去脉，难得富贵。
　　“这里却是喂养牛马的好地方。”薄士武笑道，“不怕人偷盗。”
　　薄开贤没答，从辣椒地摘下两个开始变红的大辣椒，递一颗给薄士武，见他摆手，放进自己口中，咬下一节，咀嚼着丝丝吸了几口气，简要说了老表田贵、朋友旷富投奔的事，有些疑惑地问士武：“这红军打仗怎么这么勇猛，那些神兵转瞬间也像换了个人似的，打仗也有了章法，不再相信刀枪不入？”
　　薄士武回答：“人家红三军那些长官也不是孬种，有骁勇善战的，有足智多谋的，有能说会写的；鼓动百姓，训练士兵，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你与他们那个年长你两岁的军长比如何？”薄开贤看到薄士武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好像他问的是一个地球外的问题，急忙补充说，“我是说才能，军事才能。”
　　“这个有点像将我和小毛放在一起比的感觉。”薄士武伸手摘下一节桂花，放在鼻下嗅了嗅说，“如果说我勉强算得上将才的话，人家是帅才。七年前冬，上海到处都有通缉他的布告和相片，国民政府悬赏十万大洋捉拿他。十万大洋是什么意思？按市价就是十万担大米，和我们家十来年赚的钱差不多吧。”
　　“听说他不是出生在蛮荒之地的湘西吗？家境贫寒，也没有念过几年书，更没有读过军校。”薄开贤将另一颗辣椒放进荷包。
　　“这倒是事实。但他十三岁驯服陌生烈马，十八岁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老家和周边的县搞武装斗争，曾三次被抓进大牢。二十岁那年，他以两把菜刀劈盐局，夺取武器，组织起一支农民武装……”
　　“真是不要命的莽汉。”
　　薄士武拧着花把旋转道：“这支武装在讨袁护国和护法战争中屡建战功。后来他率部参加北伐战争，战功卓著，三十岁当上了国民革命军师长，次年升任军长。当年，蒋委员长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不少人被枪杀，包括那些支持共产党的人。前途无量的他却站到共产党一边，率部参加并参与领导南昌起义，担任总指挥。南昌起义失败，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还加入了共产党。”
　　“不识时务。”薄开贤皱了一下眉头。
　　薄士武没有接话，继续说：“他由上海回到湘鄂西，又领导发动了荆江两岸年关暴动和湘西起义，与其他人一道创建了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失败后转战来到我们这里。”
　　“打不死的程咬金。”
　　薄士武待父亲走到身旁说：“这人常用‘空城计’，让对手无地自容，尴尬万分。”
　　“难道是神仙下凡不成？”
　　“有次黔军暗探得知他戴顶草帽，叼着烟杆，聚精会神地在乌江边钓鱼，附近红军又少，迅速调来一营兵力合围，当全部到达江边时，一个人影都没看到。问用大背篼背柴草的老汉看见刚才钓鱼的人没有，老汉说，早游到对岸跑了。其实他就蹲在老汉的背篼里。”
　　“吃雷的胆子！”
　　“这还不是高潮，高潮是这些在江边议论纷纷的黔军士兵，忽然听到身后传来枪声和缴枪不杀声，纷纷跳到江中奔逃，慌乱中，淹死了不少。”
　　“真是神出鬼没之人。”薄开贤忽然醒悟似地说，“政府可以招安啊。”
　　“招安？没用。你只要想想年轻有为的他，宁愿放着前途光明的军长不做，却要去另起前景渺茫的炉灶，就没用。他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
　　薄士武用手扇开一只在头边嗡嗡绕飞的蜜蜂。
　　“那是他之前没有吃过失败被追逐的苦头……”
　　“去年，蒋委员长派出自己的座上客，八年前与他分道扬镳的人去劝降，结果被他杀了。”
　　“啊！”薄开贤感叹，“脱下皮鞋换草鞋，还自断退路，这人真是着魔了。”
　　“常人难以理解他们，他们认为让天下穷人过上好日子的主义是真理，就像妈妈定期到天主教堂去念经一样，风雪无阻。”
　　“我不相信他们不怕死。”
　　“有怕死的呀。比如他们中央一号人物向忠发，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和盛忠亮，中共军区参谋长龚楚，等等，被捕就叛变者比比皆是。但不怕死的却很多。说来你不相信，有个叫夏明翰的共产党，也是这军长的老乡，搞学生运动起家的，三十九岁被捕杀头时，问他有什么遗嘱，他写的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我不相信他死了还能爬起来再死二道。”
　　“这是六年前的事了，你看看现在，这姓夏的有了多少后来人？他们当初建党时，中国有两百多个政治党派，中共只是其中的一个，且只有五十多个党员，还不如我们一个族氏联谊会的人多。仅仅六年，就有了六万来人。蒋委员长看到这样的发展下去很危险，果断采取措施，使他们的人数减少到了一万来人，仅全国挂得上号的中共领导人就有二十多人被抓捕、枪毙。这样一来，他们就到农村去发展，才过七年，他们的党员人数猛增到了三十四万多。目前，在国军的围剿下，他们的人数在迅速减少，但这不会影响他们将来还会大幅度增加。没有办法，这些共产党人认为，作为无数革命先烈之一，为了民众的利益和未来的幸福，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无尚的光荣和自豪。这样又鼓舞了不少人，抛家舍业不怕牺牲勇往直前。”
　　“识事务者为俊杰。”
　　“无奈，他们像着迷了一样，认为自己站着是峰，弓身是桥，倒下也是路。”
　　薄开贤停皱眉下来盯着薄士武说：“你不要像他们那样憨啊。”
　　薄士武笑笑道：“我没有他们军长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意志，也没有夏明翰那种不怕死的精神。”
　　
　　数年后，他否定了这一自我评价。明白具有这种意志和精神的原因，是为谁而战，当你是为多数人的生存并生存得更好而战的时候，自己就已经不再是自己了。
　　追剿中央红军的中央国军入黔后，收编了黔军，撤销二十五军番号，将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有7个独立师，重新布防。
　　1934年10月24日，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印江木黄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军团转战湘西，策应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11月，两军团开始北上抗日。在红军队伍中担任连长的蔡大地和通信员便装来见薄士武，他们的队伍要从他的防区通过，希望不要两败俱伤。
　　薄士武召集营以上军官商议，接着召开排以上军官会议动员：我们能否打得过红军？打不过——过去本团和其他部队与红军交手的结果，已经无数次证明；我们减员后上峰会给我们补员吗？不会——打死红军十人无益，红军打死我军一人有损。我们在德江减员后，经过自己大半年的招兵买马，也只是在人数上恢复到从前，武器装备好了一些，但战斗力呢，肯定不及；这次阻击战光荣吗？不光荣——我们阻击的是打着北上抗日旗号的部队，国家都这样了，我们还在窝里斗，胜败都是耻辱；我们战死值得吗？不值得——我们得把命留着，有朝一日跟日寇决战，打死他一人够本，多打死一人赚一个，就是两个甚至十个打死一个鬼子，最终也能将鬼子赶出中国去。
　　全团没有异议，红军夜间通过防区时，薄士武这边也打了枪，开了炮，但枪是朝天打的，炮在离红军一里之外爆炸。因此，他被师长解除军职，留用师部察看。
　　在那场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战中，七个独立师全部出黔抗战，薄士武也被恢复团长职务。
　　他率领的士兵，和其他黔军士兵一样，每人每月仅两块伙食费，背着一床毯子，一把雨伞，穿着草鞋上战场，以简陋装备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者拼杀。“七七事变”后，正面战场几乎所有数得着的大战役，全都有整建制的黔军部队参战，而且全都表现得可歌可泣。只是报纸在报道黔军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战绩，以及最高长官的评价或为阵亡将领题词时，不能像川军那样在部队番号前面加“黔军”二字，也没有在后注明“这支部队由贵州籍官兵组成”。
　　薄士武常问士兵怕不怕死，士兵常常这样回答，哪个不怕死啊？但当看到日寇在村庄里奸淫烧杀，联想起自家亲人，恨不得马上去找他们拼命。不战是死，战可能还有人会活。“还怕卵呀，要死卵朝天，不死又过年！”
　　薄士武所在师和其他师一样，减员—补充—再减员—再补充，补充的兵源抗战中期前均来自贵州，抗战时只有千万人的贵州，有七十余万子弟出黔抗日，约占国军抗击日军人数的十分之一，数年后，他很少看到当初熟悉的面孔了。
　　在一次鏖战中，他命令用石头堵死工事出口。一个团上来时千多人，战斗结束，只剩下百余人，他抱着点名册痛哭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