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

12.12
今天从家里来的人很多，郑军和小田夫妇，二丰大丰两家，三根儿，小艳都来了，小小的屋子挤满了人，中午由宝丰负责安排大家吃饭，好歹都是家人，没有太多的讲究，吃饭后，我安排他们抓紧时间回去。
郑军还在值班，小田还要伺候卧病的父亲，为了对我的牵挂，放下了手头的活儿，并冒着被隔离的风险来看我，出来还需要报备，非常麻烦，今天在过安检时，还要求出示了警官证。我的心里既感到欣慰，又有很多的不安。
宝丰来了也快一周了，今天也让他回去，约好手术时如果能同意陪护，宝丰再来，陪护病人还得宝丰，宝丰年龄大一些，心更细。
最担心的是之领的身体，今天她有点感冒，咳嗽的厉害。要命的是不能去医院，一旦去医院就会启动新冠检测程序，不仅看不了病还会把病拖得更厉害，因为要走完入院治疗程序，最少是48小时，两次核酸检测，可以治疗了，病情也就拖厉害了，或者是已经好了。好在我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带了一些药，又让儿子特快专递从家里寄了一些药来，初步控制住了。
每天晚上，我都先装着睡着，等到之领呼噜起来，才能踏实的睡觉。今天实在睡不着，之领每一声咳嗽都敲击着我的心脏，千万不能重了，一旦重了，发烧到医院，就会如临大敌，即便是什么事没有，不折腾你十来天也回不来。两个病人同时需要照顾，不但照顾不过来，还会影响我的手术时间。
一定要做最坏的安排：准备让儿子、三根儿来，小艳配合三根儿陪护之领，儿子来陪我。护理需要一定的经验和常识，三根儿和小艳学过，陪护之领没有问题。孩子们虽然对我都好，一天两天可以，时间长了，都是问题，我不忍心孩子们放下工作来陪伴我，因为他们的父母都需要陪护，我占用了他们的时间，实际上是挤占了他们对父母的孝顺时间。
现在先有这样一个计划，实在不行只有雇佣护工。但我在东直门医院看到过护患关系，那是一种非亲而又无爱的契约关系，对患者来说，是非人的。我旁边的护工几乎一整天都会把病人的手脚绑在床上，只有查床的时候和晚上与家人视屏的时候才解开……
躺在床上，感到非常的无奈和无助，人老了，一旦遇到病病灾灾，就会是一道坎儿，遇到大病就是一道大坎儿。再加上疫情防控，独生子女的社会后遗症，社会老人保障体系的缺失，对老百姓来说，看病就成了过鬼门关！
这种意义下，一旦患上重症，恐怕死亡是最好的选择。
12.13
肿瘤医院的保安，构成了这个医院的黄牛业务体系，80%以上的保安都兼办黄牛代理业务。前几天做pet-CT，急需提前一天，这样结果出来后总体时间就可以提前一周，之领在我的反对下找了个保安，这保安大包大揽：“你拿7000块，我留2000，给医生5000，上午钱送过去，下午就可以做。”他们把医院的各种业务和各位专家都分了等级，然后按照所要求的时间长短，开出价格。之领今天又联系黄牛，说1.5万元，可以保证在1周内住进医院，如果想再提前则需要5万元。我没有同意，我对之领和孩子们说：“不要听黄牛的一面之词，十有九都会打水漂的。”“黄牛说了，住了院才给他钱，不住院不给钱，这你怕什么呀！”不论之领和孩子们如何信赖黄牛，我坚持不同意，看得出，大家都即焦虑，又无奈，还觉得我太一根筋，太舍不得花钱，太榆木疙瘩，又不好和我过分较劲，因为我现在是重病人，他们都得“让”着我。
我知道高主任特别忙，不愿意，也不好意思轻易打扰他，但整个求医的环境和氛围，也让我不踏实起来，真像老乡说的那样等半年，那不就麻烦了。还有的说：“医院在等红包，没红包怎么给你安排手术！”但我们连医生都见不着，即便见着，也是前呼后拥的，根本没有递红包的机会，又怎么送红包呢？
异常焦虑的情况下，今天硬着头皮给高主任直接发了个短信，结果，高主任很快回了短信。唉，当事人永远不知道他人的心思以及人际关系的微妙。
附短信。
转自我：
高主任您好！
我是您的患者李旭，按照您的安排，所有检查都做完了，结果也出来了。静待您下步的住院安排。
我的病能得到您这样国内外著名专家的治疗，实是我的幸运，真挚的感谢您的关照。本想当面表达我没齿不忘的谢意，但知道您日理万机，无时无刻地在解救无数患者的病痛，我很难和您见面，也不忍心去打扰您少的可怜的休息时间。那天晚上等待叫号时，看着您小跑着进进出出的身影，鼻子都在发酸。只能暂时把恩情放在心里吧，荣当我择机厚报。
李旭携全家再次顿首百拜
转自高主任：
收到，不客气！一定按规程尽力尽快安排！请您放心！

有两三年没有见到孙国钧和高香玲两口子了，他们长期在北京看孙子，也没有电话联系。晚上香玲、国钧和儿子专门来看望。她们是前几天听到消息的，没有告诉我消息来源，今天终于抽出了时间，三口安排好孙子睡觉后，不顾天晚，就赶来的，路也不熟，来了以后宾馆又不让入内，只好在大厅里聊了一会。
他们来之前，香玲几乎每天都抽空问候一下，鼓励我看开点，面对现实，特别以她二姐作为例子，香玲的二姐我很熟悉，油田研究院晒图厂的厂长，后来查出了肝癌、淋巴癌，她竟然拒绝了手术，一直坚持到现在，已近三四年了。
国钧满脸胡子，他不仅要看孙子，还要伺候瘫痪在床的老母亲，满满的疲惫，他没有妻子的话多，只是悄悄握着我的手轻轻摇晃：“没事的！好好看，手术后我来找你喝酒！”
送走他们，我想起了三十年前，那时从任丘坐火车回康保过春节，必须在张家口住一夜，两家总是商量着一起走，到了张家口就住在国钧家里，第二天一大早国钧和香玲再送我们到汽车站坐车回老家。每次住到家里，大姨都会张罗几个菜，让我们喝酒。那会儿风华正茂，现在却到了哄孙子的年龄，人生太短暂了。
他们走时已经很晚，回去就快半夜了，香玲告诉到家了，我回复了她一条短信：
香玲、国钧，谢谢这么远一家子过来看我。
不用惦记我，我能够面对现实，也接受了这种现实，接受的过程比较痛苦，但终究是接受了。这种病虽然不可救药，但时间长短各不相同，我以最短的时间为在世的战术目标，来看淡生老病死，以最长的时间为在世的战略目标，争取好的治疗结果。
生命的支柱是爱，爱别人，被别人爱。步入老年后，爱就开始逐步减少了，父母的爱没有了，孩子的爱转给了他自己的家庭，老伴儿的爱也转换成了放不下的沉甸甸的责任。至于朋友间，不能否认，友爱的激情在渐渐降低，但友爱的价值却在不断升华，老年的友情含金量格外高，是大浪淘沙后的结晶，体现着满满的人间友情价值。
想到这些，在重病大病到来的时候，我也就坦然了，这也是对人生价值的淡化，对欲望的埋葬。
真正的朋友不在于朝朝暮暮，放在心里的才是真朋友，就基于这一点，我也会开心面对每一天。谢谢啦（鞠躬）！
12.14
一早梁医生就来了电话，说高主任和团队成员又认真研究商量了一次我的病情，需要先做化疗，叫术前辅助化疗。又说如果病人要求做手术，也可以做，但风险极大，效果也不会好。因为病情已经到了中晚期，扩散到了纵隔淋巴上，手术要慎重。
梁医生说：高主任说，可以当面给我们面谈一下，再交代交代。如果我们同意见面，他可以给挂后天高主任的号。后天下午和高主任最后确定治疗方案。我们同意和高主任见面。
给张主任打电话，他说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只有尽快手术，拼一把还有希望。张主任的意思很明白，赶快手术，如果不手术，这种病确实已经没有多少希望。
我清楚的知道，6.3厘米大的肿瘤，长在肺门上，还有1.6厘米的长在纵膈上，这已经失去了手术的机会。现在进行化疗，如果变小还有机会，如果变不小，或者说缩小的不大，手术都没有意义了！高主任的助手梁医生虽然没有明说，但实际上等于宣布了专家的最后结论，除了化疗，争取手术，没有更好地办法。这让我想起了陪汀舟来看病的情境，当时的专家们也是这样的结论。
唉，老天终究还是不给我手术的机会。我有半个小时的沉思，考虑了很多的可能，比如放弃治疗，以确保最后一段时间的生活质量。
当今社会，医患矛盾尖锐，正常的医患关系都复杂化了。人们以利己主义为原则，把医患关系赤裸裸地变成了金钱契约关系，中华民族多少年来形成的患者应当感恩医生的优良风尚被横扫一空，涤荡得干干净净，患者不再感恩医生，更不感恩医院，医生也只求无责，而不求救死扶伤，根源上还是制度弊病，因为社会已经不提倡患者对医生的感恩行为，一切都以金钱为确立医患关系的最高准则，医院、学校、机场、车站、影院、商场……到处都是以钱而设立的VIP，这就是社会主义特色的资本主义医疗卫生体系所带来的弊端。所以，医生不再和患者说真话，因为他们不能留给患者任何可以在后来找事的把柄，有些本来是医生的抉择范围，但也交给了不懂医学的患者，比如手术的决定权，医生会说：“做不做你们自己定！”虽然医生很清楚，不做99%会死人，但为了不留下那1%的把柄，他也会把这个生死攸关的责任可能留给患者，于是，不少医盲，凭借着追求点击率的微信断片资料选择了“不做”，眼看着人死了，医生当然没有责任，而患者也都自认为正确，并且会到处宣传选择不手术的好处！再如药物的使用权、仪器的使用权……都需要患者来决定。显然这会极大地影响治愈率。
唉，在医患法律关系中，由于患者的细心、嚣张、无情和不断留后手钻空子的求医意识，再加上律师、法官不断抛却医患道德规范，一味地追求契约正义的做法，改革开放几十年来，逼迫着医生和医院不断积累外人难以想象的应对医患矛盾的一整套成熟的有效规避医疗责任的办法，医院从确定是否手术，到门诊输液取药规定，都有防止患者无赖找茬，确保自身“0”责任的记录、询问和影像记录证据。
这种情况下，需要患者对医生的话作出理性的评价，从中尽量弄清楚医生话后的真实意图。但是，这一点，并没有多少患者有一个较清晰的认识，发生外行误判的几率实在太大了。
我几十年看病的原则是：
依靠大夫；相信大夫；
不论治疗结果如何，都要感恩大夫，包括发生医疗事故后对大夫的无条件原谅。
因此，几十年来，我家两代人交往了不少医疗界的好朋友，有的则成了终身好朋友。比如像张主任，我们可以无话不谈。
高主任捎来的话其实意思很清楚了，作为医生，不能说透彻了，一旦透彻，会把患者吓坏了，不利于以后的治疗安排。
12.15
老子，李耳，我的祖先，曾经说过一句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句话本来是对统治者的忠告，但细细品味，又何尝不是对人生的鼓励呢。
面对死亡的来临，最重要的不是担心死亡何时到来，而是如何控制死亡带来的恐惧。老祖先的这句话，我可以理解为：“不畏死，就不惧死。”不惧死，就更不怕以死来吓唬人了。这就是老子的胸怀和修炼！记得好像是柯云路曾经在一本书中写过，老子还活着，有人在华山多次见到过老人家，这倒和老子最后骑着牛出了函谷关就不再有音信的历程还是符合的，我真希望老祖宗还活着。
上午身在呼和浩特的梁军和远在新加坡的殷兰芳来微信询问病情，我分别回复她两：
“梁军早上好（花）！我睡觉吃饭都不错，没有多少变化。但情况不容乐观，虽然没有扩散到全身，但纵隔已有了，已到了晚期，明天确定治疗方案，可能先化疗再手术。听医生安排吧，毕竟我自己什么都不懂。
不用为我担心，我很坦然，对病情既不看得过于悲观，也不乐观，六十多岁了，过去的日子虽然有很多遗憾，但都已过去了，现在我的目标是活好每一天，充分感受家人和朋友爱的力量，战胜疾病，为家人和我所爱的朋友们再创造个奇迹，用病为这个社会做一点应做的贡献。我准备明天和大夫提出，成为医学研究的志愿者，这一百多斤就交给专家了，该怎么研究怎么研究。
你多保重身体，我们都步入老年了，带好孙子，照顾好老人，也多心疼一下自己。”
梁军也曾有过乳腺结节切除的病史，患病期间，我曾陪她去过几次医院，我能感受到她内心的忧虑。但她非常坚强，一般情况下很少流露出来，一如既往的开朗豁达。今天想来，实属不易，这就是我的榜样。
（回复兰芳）
“谢谢哥哥的问候（作揖），我会坚强的，也有面对现实和生死的准备。同时也有坚持治疗，争取更好结果的信念。
人生不仅仅是长短的问题，还要有消除挂碍和消除恐惧的修行能力。我要感谢退下来的这五年，读了几本书，才有了今天能够坦然面对生活残酷的信念。
哥哥放心吧。你和嫂子在国外多保重，能多待一段时间最好。新加坡空气好，医疗资源也相对充足，新冠疫情控制政策也宽松，是一个不错的休闲养老地方。
谢谢哥哥挂念。”
（按：好友兰芳是在我出院的前一段时间从新加坡回国的。我出院后和他相见，相约我恢复好后再在一起聚一聚，庆祝一下。哀伤的是，在我出院后的第二个月，兰芳确诊为胰腺癌，第三个月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去世后朋友们怕我病中感伤，影响恢复，没有通知我，事过一个月后，瑞平才告诉我。得知兰芳的噩耗，我震惊哀伤不已，十几天难以平静……）

晚上梦见和哥哥在一起，谈论我的病情，我哭得悲痛欲绝，尽然哭醒了。醒来后，冷静了片刻，自己叹息，真是没有出息！但梦境余意未消，感到极度孤独，浑身发冷。梦意消失了，人却清醒了，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胡思乱想，后来竟然想到了父亲年轻的时候。
父亲大约在1945年，被雇佣到了八路军在张北公会设立的秘密粮站，一直干到1947年解放军从张家口撤城，这个粮站直属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管辖，父亲还有幸在送粮食的时候，见过聂荣臻一面，文革期间还收到了聂荣臻办公室证明福昌盛粮站是军区粮站的信函，洗清了父亲资本家狗腿子的罪名，保护了哥哥的飞行员资格。
这是想念去世的父亲了。我很想梦到父亲，和他说说我的病情，可惜，一次也没有梦见。原来有个计划，想把父亲的经历整理撰写成一部小说，现在看来，没有机会了。
12.15

国钧、香玲来微信问候这两天的情况以及手术怎样安排，鼓励我坚强起来，配合医生做好治疗，特别提到，要我控制焦虑，要吃好、喝好、休息好，告诉我如果需要钱，他俩可以给筹集一些。这种情况下，能主动提出借钱给我的，实际上已经不打算要我偿还了，这让我很是感动，我回了一个帖子：
“谢谢！明天看怎么安排，有消息告诉你们。我吃饭睡觉都还不错，影响有点，但和平常差不多。
你两放心吧，我对我的病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也能够面对这残酷无情的现实，也知道自己凶多吉少。但我还算坦然，除了我自己不能左右的治疗方案和进程外，自己能把控的，都能够把控到位。特别是这几天，反而更放开了，有了食欲，睡觉也好多了。
六十多年的人生，不长，但也不短，现在没有什么挂碍，能够集中精力应对疾病，这也算不幸中的幸运。更何况，有这么多家人和朋友们的关心和鼓励，没有理由悲观消沉，更没有理由因恐惧而倒下。
谢谢，勿念。”
12.16
知道我要确定治疗方案，儿子一大早自己开车从任丘赶到了宾馆，陪我来诊断。
今天下午是高主任的门诊，将决定下步方案，我也会最终确定是否还有手术治疗的机会。午饭后，建国就来了，他一定要陪我一起去，我说进不去，他说他在外面等。
从宾馆到医院是走着去的，路上我和建国谈了我的一点想法，我告诉建国，我准备做癌症志愿者，如果死了，要把遗体捐给肿瘤医院。建国喊我：“别胡说，现在才到了那里，你不要有别的想法，要一心一意，心无旁贷的集中精力看好病。”
昨天和东红通了个电话，东红感冒了，高烧不退，又不愿意到医院经历防疫要求的折磨，好在她懂点医，就自己独自在廊坊的家里居家养病。她告诉我建国知道我的病情后，十分焦急，饭也吃不好，满嘴的溃疡，坐在那里还不声不响的掉眼泪。这些都是我预料之中的事。有一年我疑似哮喘，他从河间立即赶回总医院，陪伴在医生的旁边抢救我，他和东红竟然把四岁的孩子单独放到家里一整夜！十个小时我从昏迷中醒来，之领告诉我，建国把呼吸科的主任给骂了，后来才知道，这个领导原来是他的朋友，后来也成了我的朋友。
建国应该知道我的处境，我和他说这些话，其实也是一种交代，我死前一定会给之领和孩子留下遗嘱，将遗体捐献，但之领和孩子不一定会执行，这样的事情，只有建国可以说服他们。
见到高主任后，他说：“你这个病情评级是三期B型，很复杂的，先行手术风险太大，我们商量了好几次，也和其他专家会诊过，应该先化疗，根据化疗结果再确定是否可以手术。”高主任同时也说：“这么大的家伙，估计化疗效果也不会太好，但试试看还是很有必要的。”
至此，我唯一的手术希望基本破灭了，如果说还剩一点渺茫的希望就是看“效果也不会太好”的那个化疗结果了。
高主任对我的处境很是同情，也很重视。依据我的病况，结合我的经济条件，高主任推介我参加本院的一个肺癌研究医疗小组，他说：“这个组是全部免费的，审查很严，我觉得你的这个病情有可能被录用，我介绍你们去找组长郭威。如果条件不具备，医疗小组进不去，再转内科进行化疗。”对高主任的这种安排，事前一点也没有想到，但切实感受到了安排的周到。如此病况，没有手术可能的情况下，再向能够手术努力一把，这无论如何是专业的正确的选择。
出来即给郭主任打电话，他很客气，一会儿一个女士就打来电话，让明天上午九点去住院楼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