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高中阶段的烦恼

　　根据1969年——1978年期间各段学制要求，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2年的规定，我们那届高中读满两年本应于秋季毕业，但因当时国家试行招生改革，由原来的秋季招生改为春季招生，所以，我们那届高中延迟到春季毕业，读了两年半，介于新老制度之中。
　　为了能让我珍惜那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父母亲在我的高中阶段里倾尽了全力，费尽了心血，从各方面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尽管当时家里经济条件更拮据，全家八口人吃饭，我的五个弟弟妹妹也陆续入学读的读初中，读的读小学，每月靠的就是父亲那点微薄的工资维持。但父母亲不辞辛苦，省吃俭用还要节约一笔钱出来供我读住校，为的是想让我能一心一意轻松愉快地完成高中学业。由于那时候初、高中毕业生的分配政策仍然是绝大部分上山下乡，“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这不得不给历来爱儿痛女的父母亲增加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为了不让我下放农村受苦受累，父母亲时刻设想着在其它方面给我寻找一条留城的出路。找工作，那是不可能的事，父亲只是一个普通工人，无权无势更无门路，到哪里去联系工作？嫁人，只有嫁人，父母亲觉得那才是我不下农村的唯一出路。因此，在那段时间里，我的婚姻大事成了父母亲每天挂在嘴边谈论的焦点。每当我星期六回到家里，父母亲总是首当其冲地把这个问题拿到桌面上来苦口婆心地劝，不厌其烦地说。可任凭父母亲怎么说怎么劝，我就是无有半点嫁人的意愿，常常是装聋作哑躲到一边去。有时偶尔插上一句反调就会引来一番争吵，一个历来温馨和谐的家庭，为我找对象的问题经常成了我与父母亲争执的导火索。
　　当我还在母亲肚里的时候就有一个口头“指腹为婚”的表哥。说是表哥，其实我们两家没有一丁点亲戚关系。表哥的父亲与我的父亲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挚友，两家又是多年的至交，关系密切情同兄弟，互称老表。因此，我和表哥出生后也就是顺理成章的表兄妹。由于两家双方都是从旧社会的苦难线上互帮互助煎熬过来的，为了能延续两家来之不易的兄弟友谊，两老表想到利用儿女们的婚事来“亲上加亲”。当我和表哥还没出生时，表叔就跟我父亲开玩笑提出“如果我们生的是一男一女，我们两家就结为亲家”。不曾想我和表哥的出生正迎合了两家人的心愿，大家都觉得这是天造地设的一段好姻缘。于是，两家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友谊也更加深厚了。我和表哥两家相距虽不是太远，但由于这种口头婚姻给我们幼小的心灵带来了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出于少女的羞涩我和表哥极少来往。随着年龄的增大，两家父母迫切希望我兄妹俩能加深感情，早成定局。谁知，两家父母的美好心愿不仅没把我和表哥的关系拉近，无形中反而像一个拦路虎阻挡了我们表兄妹间的正常往来。
　　我们就读的矿务局子弟小学校址就在表哥家旁边，大我半岁的表哥从小聪明听话，早早地就上了那所学校。我家住在蔬菜园，距学校较远，且周边又没有其它同局子弟，父母亲把我又看得很重，到了上小学的年龄还不愿让我进学堂，怕我小小年纪每天一个人往返不放心。于是，虽然同岁的我和表哥在学习起步上就相差了一大截。当表哥初中毕业后应征去了部队，我还在学校当学生。在表哥去部队的前夕，双方父母亲商量着想利用订婚的形式把我和表哥多年“指腹为婚”的口头许诺变成现实定下来，但我却觉得羞涩难堪。我想，我还是个在校学生，如果订了婚传扬出去我将还有什么颜面去见我的老师和同学？我思前想后惆怅满怀。尽管我很仰慕军人，也很喜欢表哥，但我却拉不下这个面子。为了不耽误表哥的发展前途，好让他在部队安心服役，我直截了当地对父母亲说：“我要和表哥分手。”
　　“你说什么呀？大人都讲了这么多年了，现在长大了反而还要分手？”父亲一头雾水，有点不高兴。
　　当时，双方父母亲对我的话虽然满心茫然，惊讶不已，但拗不过我的犟脾气，还是尊重了我的意见，默认了我的决定。于是，我与表哥从小到大那糊里糊涂“指腹为婚”的口头婚约也就这样糊里糊涂迅速快捷解决了。没想到解决了与表哥的婚约后不仅没让我轻松如愿，反而给我带来了更多的麻烦。父母担心我下农村的心理迎合了一些好心的求婚者，他们可能觉得“嫁人”是为我解决吃饭和不下农村的最佳选择，便有人不断上门提亲说媒。父母亲见我已与表哥分手，怕我以后失去依靠也就急着从中周旋，总想帮我物色一个好人家，挑选一个好夫婿，让我有个好归宿。
　　一天，父亲一个早年的挚友的儿子出差路过我家时，顺便来看看我的父母亲。父亲的那个挚友在株洲冶炼厂工作，小时候，父亲要我叫他袁爸。袁爸解放前是一名党的地下工作者，解放后在当地的冶炼厂又是一名颇有声望的领导者。50年代初，袁爸带着株洲冶炼厂的技术骨干来父亲厂搞支援，一家人租住在我家的隔壁。在支援父亲厂期间，袁爸给予了我父亲工作上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他了解到我父亲从小学了些武功，且为人正直无私，工作踏实肯干，几次向厂领导推荐提拔我父亲脱产当治安主任，这可是每个普通工人梦寐以求，可望不可及的美差。而为人朴实憨厚的父亲怎么也不同意，坦诚地说自己没读书没文化，担心影响工作。袁妈也是个心地善良，勤劳持家的人，常常和我母亲在一起互相传授缝衣绣花做女红的技巧。几年的相处，生活中方方面面的相互关照相互促进使父母和袁爸两家成了难分难舍的挚友。袁爸家没生女孩，生了五个男孩。袁妈很喜欢女孩子，曾很想从我们姐妹中认一个干女儿，父亲笑嘻嘻地开玩笑说：“认什么干女儿呀，反正我们两家像亲兄弟，认不认都是一样。”其实，父母亲是舍不得自己的女儿认干爹干妈。多年后，袁爸一家调回了自己单位。在后来我们长大了的日子里，母亲经常提及她与袁妈曾经的亲密相处，每当说起，一种相思之情总是让母亲止不住满眼湿润。
　　1969年的一天，袁爸得知我还没有许配人家，于是就要他的大儿子袁哥来到了我们家，其名说是来看看我父母亲，其实是来相亲的。
　　袁哥大我六岁，体格粗壮结实，为人少言寡语，且大器早成。早在“四清”运动中被提为国家干部，当了一个小化工厂的厂长。袁爸家经济条件殷实，政治条件可靠。父母亲听说袁爸和袁妈想要我做他们家的儿媳妇，见袁哥又这么优秀，欣喜得宛若捡到了宝贝。父亲也不顾我是否喜欢就连忙在我面前夸个不停：“妹子，这真的是要跳到白米箩里去了。”看到为儿女们操心劳累了一辈子的父母那高兴的样子，我真不知如何抉择。虽说我和袁哥儿时也在一起相处过五六年，说喜欢嘛又谈不上，说不喜欢嘛又没有理由。最后我只有任凭父母摆布，答应暂时与阮哥互通信件交往。
　　自那以后，袁哥基本一个星期一封信，信封里还总是夹着一大把邮票。那时，我高中还没毕业，虽说学生中谈情说爱的大有人在，但我却碍于面子不想声张出去，所以，袁哥来信只有寄到我父亲单位由父亲转交。每次拿到袁哥的来信，父母亲总是笑在眉头喜在心，可我却没一点感觉，那种冷淡连我自己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原因。就这样，我稀里糊涂随便应付着回了几封信之后，袁哥再次来信时就告知说袁爸为我在他们市里安排了一份工作，并与当地派出所联系好了落户的问题，前提是要我马上与袁哥打好结婚证，以袁爸儿媳的名义调到他们市里落实那份工作。听到这些，父亲再次兴奋地感叹着：“妹子呀，这下不但不担心下放农村了，而且还要到大城市去工作了，多好啊，这真的是从糠箩里跳到白米箩里去了！”
　　父母亲历来千般操心万般担忧怕我下农村，没想到这个担忧就这么易如反掌地被驱散了，这对于父母亲来说如同放下了千斤重担。
　　“爸，妈，我不想嫁人。”我的一句话，惊呆了父母。
　　“怎么啦？妹子呀，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人家呀！”父亲心急如焚，不知所措。
　　“女崽呀，袁妈历来就很喜欢妹子，你到他们家去她会把你当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看待的。”母亲极力劝说。
　　“你们哪个喜欢哪个就去嫁吧！我反正不想嫁到那里去。”我固执着。
　　“蠢，怎么说话的。”父亲生气了。
　　“别想要我嫁给他！”我执意着。
　　“你不怕毕业后下放农村吗？”母亲问。
　　“不怕！”我坚定地回答。
　　“你吃得了农村那个苦吗？”父亲审问着。
　　“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我突然想起了这句俗语。
　　“那好吧！你自己选的，我们也懒得操那么多心了。”父亲像泄了气的皮球，不再说什么了。
　　自那以后，我又推辞了一段好姻缘，既得罪了袁哥，更得罪了袁爸。事后，袁爸给父亲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说我“不知天高地厚”，“好高骛远”，要父亲“好好教育教育”我，等等。其实，我并不懂得什么好高骛远，要说不知天高地厚倒还是真有点。我也不知道后面的路究竟怎么样，只知道当时特别任性，就是不愿意跳到那个“白米箩里”去。
　　为了袁哥的事我与父母闹僵了，自觉无颜面对，一个星期六下午，我没回家，独自呆在学校。
　　“某同学，我妹子今天怎么没和你一起回来呀？”在厂门口传达室上中、晚连班的父亲，看到与我平时同来同往的好朋友回家经过，着急地问。
　　“她说你们骂她，她不想回来。”我的好朋友如实告知。
　　“妹子，妹子……”第二天，星期日清晨，天刚蒙蒙亮，还没开校门就听到门外有人喊。那时正值冬天，寒风刺骨。我的宿舍距校门不远，听到是父亲的声音，我赶快起床走到校门口，发现父亲双手捧着那个平时家里专门用来装饭菜的大黄搪瓷口杯站在校门外的寒风中，我非常惊讶：“爸爸，这么冷的天气你怎么大老远来了？”我强忍心痛，满面笑容。
　　“你这个蠢妹崽呀，父母说几句都是为你好，星期六怎么就不回家呢？”父亲的话让我再也忍不住内心的痛楚，泪水夺眶而出。我内疚，我懊恼，我意识到，虽然我平时很任性，从不轻易听父母的劝告，但父母亲并没责怪我，对我还是那么关心体贴，想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抽泣起来。
　　“快别哭了，把这点饭菜端去趁热吃了。”接过父亲手里那滚热的大黄口杯饭菜，我的泪水更如断线的珠子连绵不断，那是父亲舍不得吃的晚班餐，更是父亲爱儿痛女儿的一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