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司马科长心中也有很多的无奈，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处于这种特殊的环境中，面对这种很特殊的局面，就应该多动动脑子。浩港干了，水产局是管什么的，这一点大伙心里都明白，没水了还要水产局有嘛用？以后怎么办，下一步该怎么走，直接关系到大伙的前途和命运，你知道下一步等着的是什么，让大家注意一下还是有必要的。
　　这只是他一个人的想法，具体上面怎么安排，他不会知道。心照不宣，不言自明，很多事会顺其自然。有些想法在特殊的时期的特殊环境中，不能直接说出来，尤其是不能当着科里的同志们的面说出的，那样会扰乱人心，局势不宁。不负责任的，就那么直截了当地跟大伙说出来，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听到，再给你动点歪脑筋，真的被扣上一个搅乱人心的大帽子，那可真的就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司马科长不想找这个麻烦，更不想背上这个被平白无故冤枉的黑锅。文化大革命正开展的如火如荼，刚开始的时候，他和局里其他几个领导稀里糊涂地被人揪到台上批斗，想解释都不给你机会，每天被弄得人不人鬼不鬼，不仅身体上受到伤害，心里的伤害就更大了，一天到晚一句话也不敢乱说，让你无所适从。好在大伙都了解他这个穷棒子出身，投身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人，为人老实厚道，查了半天也没查出任何毛病，只可又稀里糊涂地结束了批斗。虽然批斗的时间并不长，在他心里却打下深深的烙印。批斗结束后即没给他定性，也没撤他的职。这么深刻的教训，伤疤还没好利索呢，怎么会忘记呢。
　　小心驶得万年船，他这个在水边长大，又到水边工作的人，面对干涸的浩港，下一步怎么办，心里多少是有考虑了。也许是上了几岁年纪，看的远一些，心里想的就比小年轻的多一些，照此下去大伙肯定要面对重新的选择，这可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啊……
　　可现在……哎……司马科长叹了口气，也没有别的办法。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利用浩港的资源发展生产，市里成立了浩港区，为了推动渔业以及养殖业、编织业等产业的发展，区里成立了水产局，在加强管理中推动发展，以此来调动港区居民的劳动和生产积极性。浩港有充沛的水源，因地制宜，周围种植很多优质的水稻，绝对算得上是鱼米之乡，被称作小江南，不仅可与南方相媲美，在某些方面比南方还有优势。这一地区不论是种水稻的农民，还是靠打渔摸虾为生的渔民，以及养殖业，编织业都蓬勃发展，生活条件远远高于附近的地区，因其站有得天独厚的位置，丰富的生产生活资源，其他地区无法相比，而倍受羡慕。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从这一年开始，浩港突然发生的变化令人瞠舌。不知是老天爷见这里人们生活的太过舒适，想让人们尝一尝过艰苦日子的滋味，还是这里的人们得罪了上苍，老天做出的惩罚，不仅在长时间内不下滴雨，竟然连上游都断了流，失去了水源补充，港里的水迅速下降，水面迅速缩小，竟然到了让渔民无法生存的地步。靠下港打渔的人们，看着停在陆地上的渔船，无奈的摇头叹息，可又无计可施。没有水船就无法划出去，划不出去就打不到鱼，打不到鱼就没有收入，没有进项就没法过日子。失去经济来源的日子该怎么过，成了港区人们心中最大的忧患，是摆在港区领导面前急于解决的最大难题。港区的人们看着干涸的浩港，每日里唉声叹气，不知道究竟怎样做才能改变这种面貌，以后以后该朝着那个方向发展。
　　沧海桑田还有个演变的过程，浩港的变化令人猝不及防。这种变化来得太快，更太突然，谁都不会想到，谁的心里也都没有这种准备。什么未雨绸缪，有几个人具有诸葛亮那种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天的智慧，即便是做梦也绝不会想到这么大的浩港会干。
　　浩港的突然变故，港区的领导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们一天比一天认识到了这种状况的严重性。不仅只有穷则思变，更须变中求变。万般无奈，只可忍痛割爱，舍港求田，及时动员港区的人们，尤其是靠打鱼摸虾，捉螃蟹为生的渔民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动员他们，把鱼船和渔网放到一边，购置农具，把能开垦的地方都开垦成农田，把原先种水稻的改作旱植物。总之一句话，凡是能种上庄稼的地方统统都种上高粱玉米等耐旱庄稼，以此来保证港区人们的基本生活，哪怕是最低生存标准，绝对不能让人们饿死，把维持生命降到最低标准。
　　一辈儿，几辈儿，甚至几十辈儿靠打鱼为生的渔民们，从来没摸过锄头，对种地根本就是一窍不通，没人愿意舍水就地。可是看着干涸的浩港，又无计可施，只可极不情愿地买来农具。没有选择的选择就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在一切希望都已失去的状况下，无奈之举的人们只可弃鱼等以水为生的职业，极不情愿的从农，或干别的营生。就在这短短的一年间，竟然让一个浩大的港区更弦易辙，改变了所有以水为生的人们的命运，更改变了他们的祖祖辈辈传承的生活习惯。从此，就足以看出这老天爷的厉害是不可逆转的。
　　
　　港里没水了，没了水产业，水产局自然而然地成了空架子。工作人员一天到晚无所事事，自由自在的无人问津，倒也逍遥自在。
　　司马科长的老家也有一片较大的湖水，从祖上就是靠打鱼和种地为生，他可以说得上既是农民的儿子，又是渔民的儿子，抗日战争时期，他加入了抗日队伍，成立一名八路军战士。抗日战争结束后，在解放战争中随着部队打到天沽，天沽解放后他被留了下来建设地方。转入地方后，根据他的情况，被分配到了浩港水产局担任一名科长。这个一半儿是渔民，一半儿是农民出身的军人，虽然脱下了军装，进城当了国家干部，但农民的优良品质却并没有从他身上消失，农民的淳朴和勤劳原原本本地体现在他的方方面面，仍然保持着农民的本色。在工作上兢兢业业，身体力行，对下属关怀备至，无论是谁只要遇到困难，他一定会伸出援手，竭尽一切去帮助。不仅如此，在他的管辖范围内，不论是打渔的渔民，还是搞养殖的，编织的人家，不仅不会像解放前一样遭到故意叼难，而是千方百计地给予方便，很受当地人们的欢迎。也正因如此，无论是所辖范围内的人们，还是单位的同事和下属，对他的评价都很高，口碑好，是受拥护和爱戴的基层领导。
　　 司马知道自己的出身，也深知只读过两年私塾的自己文化太低，很难适应这解放后进城的管理工作。他明白，这城里的工作不同于在家打鱼和种地，处处都必须具备较高的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具备与工作适应文化水平，这样才能提高认识和分析能力，把工作搞好。司马是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深知凭自己学的那点文化水，只能看懂一些肤浅的书，懂一些简单的道理，对高深的理论他自知不能，很难适应日常千变万化，难以应对复杂情况。他深刻地认识到，不管是管理还是工作，对于一个基层干部来讲，知识是不可或缺的。没有文化并不代表没有能力，能力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受文化高低的限制。他已经是四十出头的人了，再像年轻人那样按部就班的学文化已经不太可能。为了能适应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融入社会建设发展的大潮中，他克服岁数大学文化难的缺陷，利用业余时间如饥似渴的学习，用知识提高自己，在管理上达到新的高度。
　　浩港水面消退后无水再续，水源补充不了，水产业的凋敝已成现实，尽管他的文化水平不高，水产局的职责他心里却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所在的单位是干什么的，本职工作是什么。也正因如此，他清楚地意识到，浩港没了水，以水为生的行业就会消亡，水产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水产局不存在了，可是局里的这些员工怎么办，他们会到哪里去？靠工资养家糊口的人，一旦失去工作，也就意味着失去了经济来源，一家老小靠什么过日子，今后怎么生活？不管这个科是大还是小，终归有那么多的工作人员，这些人的出路在哪里，如何才能让他们重新有一个安稳的工作，能够把一家子的生活维持下去，这才是他考虑最多的地方。
　　不管是哪级领导都不想让手下的人都失去了工作，更不能看着大伙没饭吃。怎么办，解散后的再按置是唯一的出路。怎么安置，绝对不会整个局搬迁，所有的人马原封不动的被转移到另一个单位。最大的可能就是把这些人分散开来安置。这就出现一个令人无法回避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安置这些人的单位好坏不同，他想把他手下的这些人们都安置在好一些的单位，那样他们的收入即便不能提高，也会有保障，生活保持稳定，他的心里会好受一些。
　　怎么才能把这些人安置在好一些的单位，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大伙表现的好一些，等到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有在领导面前说话的资格，多为大伙争取一些利益。要做到这一点，继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工作，让领导看到这些人的工作态度是十分重要的。他不想让手底下的人每天窝在办公室东拉西扯的闲扯淡，他要让大伙出去，哪怕是没事儿干到外面随便乱传，也比成天窝在办公室里好。人们都出去公室里看不到人，局领导就会以为在工作，尤其是在这种动荡不安的背景下，每天在勤奋工作就会在局领导的眼里落个好同志的印象，在重新安置上肯定会得到照顾。
　　在事态尚不明朗，人心惶惶却又胡乱猜测的时候，他不能把这个想法直接告诉大家，也就难得到大伙的理解和认同。他不想拉下脸来狠狠的训斥大伙，也不想死祈百挒地玩儿命往外轰，更不想用权力压。不过是处于对大伙的关心，话说的比平时重了那么一点点，还没到拉下脸的程度便吵了起来。自己一个四十岁的人，长这么大还从来没和人争吵过，不善于争吵的他，看到小刘脸红脖子粗，针锋相对的架势，心里也不是滋味。他觉得这种吵架没有任何意义，起不到任何作用，更不会吵出什么结果来，除了伤害相互之间的感情，没有任何实际效果。他是不战自退，无奈的撂下一句：“我这么做你们早晚会理解，希望大伙好自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