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梁步隆的壮举

　　（接上）
　　猪肉，是分给全校的教师们吃了；不过，难消化的恐怕就只有刘钟一人。
　　寒假结束后，开学的第一天，校门外的墙壁上，赫然出现了一张大字报，这在那年头的乡村里，绝对是一件横空出世的事情。大字报上面赫然写着：“刘钟刘钟，胆大无情；私宰肥猪，自逞其能；目无乡邻，政策难容；如不改正，小心前程！”一下吸引来不少师生驻足观看。一些不识字的村民，也傻乎乎地站在外围看热闹。
　　就有胆大的教师将大字报揭下来，小心翼翼的送到了刘钟的面前。刘钟歪着脑袋看了两三遍，脸上是一副故作惊诧的表情：“嚯，罪名还不小呢。”然后呲牙笑了笑，不屑地将那张大字报揉成一团，扔到墙角的簸箕里说：“吃饱了撑的！我们学校自己养的猪，怎么处理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与别的人有什么关系？！”他的话，得到了老师们异口同声的附和，还有人说：“就是，狗撵耗子，管闲事管到我们学校里来啦。”
　　只有此时担任了学校总务的任襄武这个老油条，颇有些面带难色地说：“刘校长，你还是去村委会承认个错吧，向来小心无大错，免得小事变成了大事。”刘钟却不以为然地说：“咱能有什么错？为什么来不来就要先把头低下。一旦开了这个头，那往后岂不是做什么事情，都要看人家的脸色吗？再说，学校自己的事情，为什么要跟村委会承认错误？”任襄武就不敢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只是手托着腮帮子暗暗摇头。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刘钟的这种强硬态度，惹怒了村里的领导集体。他们用一纸告状信，将刘钟告到了县里教育局，并坚决要求撤換刘钟这个无法无天的校长。县教委于是派专人下来调查，这就惊动了已经退休在家的梁步隆。
　　梁步隆义不容辞地站了出来，再三向前来调查的人证明，刘钟确实是个少见的好校长，不光工作热情高，治学能力还很强。梁步隆还说：“怎么能因为一头猪，就否定一个人呢？不要小题大做嘛。再说，猪肉是全体教师吃了，我们退休在家的人都有份，又不是他一个人独吞了。要说有错，那我们大家就都有错。”同时，梁步隆还拉上了任襄武和刘培刚这两个老资格的教师，一齐出来力保刘钟，并动员了一些学生家长，一起参加了保护刘钟的活动。
　　他们的这些举动，让当时村领导集体中的党支部书记王治国下不来台了，而且大为恼火。原本，王治国也没想要把事情搞僵，只是既然有人把状告到他这儿来了，他不能不处理，同时也想借这个由头煞煞这个刘钟的傲气。这个刘钟来村里当校长半年多了，竟然没有来打过个照面，是不是有点儿说不过去呀？毕竟，学校是在他所管理的这一亩三分地上嘛，这么不听召唤的人今后还如何领导？没想到的是，出了事，刘钟本人拒不露面，倒跑出来这么多为刘钟摇旗呐喊的人。这让王治国的脸往哪儿搁呀？
　　王治国的家三代贫雇农，解放前穷得上无片瓦遮顶下无立锥之地，打从爷爷起就一直是靠给别人家当长工过日子的。王治国自己也给人扛了十几年长工，是共产党闹革命求解放才把他一家从深重的苦难中搭救了出来。土地改革中，王治国自觉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坚定的依靠力量，不仅入了党，分了房和土地，还被土改工作队培养成为村里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当然了，扶上台你还要能站得住。王治国这个身板壮实的红脸汉子，在村里那种说一不二的威望，那是实实在在地干出来的。过去长年累月的劳作，不仅使他打熬出乐一副好筋骨，一只手就能将碾盘上的石头轱辘推得溜溜转；后来的经风雨见世面，更是增长了他的胆魄和实际工作能力。那些年月，党指向哪里他就冲向哪里，先是斗地主分田地，领着人一丈一丈地丈量土地，树界碑，立地垅。刚分完地没几年，又开始成立初级合作社，拔地界，摊地垅，土地收归了集体。接着又成立人民公社，村里成立了大队部，四百余户三千多村民分片组成了八个小队。你以为这是容易的事情吗？这些烦琐而又繁重的工作，前人根本就没有见识过也没有人干过。但是，在他这个村党支部书记的领导下，硬是遵照上级的部署，一步一步地完成了。
　　王治国为人公正无私，一向很有号召力，带领的也是一个团结坚强的战斗堡垒，大队长罗祥是和他一起从土改中成长起来的铁哥儿们，治保主任梁二钵是抗美援朝回来的功臣，这都是他得力的左膀右臂。而且，他不忘共产党的恩情，带动鼓励他的几个弟兄们全都积极地为村集体做事，还把他的一个最小的弟弟王洪礼培养成了村里的团支部书记。这回写大字报揭发学校私自杀猪的事，就是他弟弟带领的那几个共青团员发现的，大字报是那个愣头青德昌贴出去的。
　　在这种时候，王治国这个当党支部书记的，当然不能压制年轻人的积极性，而且应该当仁不让地支持他们才对。况且，王治国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是发自心底里的，对新中国的热爱是不掺一丝杂念的。他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对破坏党和国家威信的人和事，绝对不肯迁就姑息。在他认看来，穷人翻身当家做了主人，这是开天劈地以来头一遭扬眉吐气的事情，新中国的建立又是何其不易，怎么解放了才刚刚几年就出现了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呢？若不能及时刹住这种歪风邪气，任由其发展下去，还有个好啊？大家有样学样，岂不是要乱了套吗？
　　眼下，事情就僵在这儿了。现在，让王治国恼火的已不仅是刘钟的强硬和梁步隆的举动，另外让他感到不解和不满的还有，一向和他配合默契的村主任罗祥，这回也公开站出来和他唱反调。罗祥语气极为轻松地说：“不就是一头猪嘛，这么兴师动众地，干什么呀？再说了，全是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王治国听了，心里感到老大的不舒服，就说：“这叫什么话？事到如今，这还只是一头猪的事儿吗？我倒想饶过他们呢，可你看看他们整出来的这种动静，这让我们怎么向村民们交代呀？”罗祥不以为然地说：“跟村民交代什么呀？睁一眼闭一眼就过去了。再说了，不看僧面看佛面，没看见连梁步隆任襄武刘培刚这几个老家伙都出面了吗？这个面子，咱不能不给吧？”
　　王治国就觉得，这个老搭档的革命意志是明显地衰退了，土改中斗地主时的那股子劲头跑到哪儿去了呢？他借着说别人，语带敲打地对罗祥说：“这些地主、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想干什么呀？他们这么不顾一切地站出来和村党支部作对，难道是想要变天不成？！”哪知罗祥听了，撇撇嘴，别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耸肩颠了颠身上披着的褂子，就抬脚走了，把身后的王治国噎了个干瞪眼。
　　但是，你要知道，这世上有一种人是刺激不得的，他们越是遭受刺激，反弹的就会越厉害。王治国就是这种人，面对着扑面而来的压力，他咬着牙发誓：“刘家庄党支部，不是聋子的耳朵当摆设用的！我要不把这个刘钟撵走，就让我的王字倒过来写。”人们打趣说：“王字倒过来写，也还是个王。”王治国就被彻底的激怒了：“把他的！我还就偏偏不信这个邪。”
　　自古以来，骄傲是人的大敌，它对人自身的伤害，有时比起那些明刀明枪的砍杀来，伤害更重。《三国演义》中关云长因骄傲而败走麦城的故事妇孺皆知，人们从小时候起经常念叨的也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但人们却不能学以致用，特殊时刻，意气往往战胜了理智。
　　就说这回吧，针尖对上了麦芒，谁都觉得自己有理，谁也不肯后退半步。刘钟因为骄傲拒不肯承认错误。梁步隆们上窜下跳地不断说情，也不外是骄傲在作怪，觉得自己在县里在村里都有威望，一个小小的王治国，并不能不卖给自己这个面子。罗祥做了墙头草，袖着双手作壁上观，无非也是觉得，你王治国唱不了独角戏，到头来还得听我罗祥的。王治国则认为，他们都是在用行动逼他就范，这也就太小看他了。
　　王治国觉得，自己怀着满腔扑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对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严加惩处，有何过错？再说了，今天放过了这个刘钟，明天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时该怎么办？那往后这个四百多户人家三千余口人的大村子还怎么管理？要知道，新政权建立才刚刚几年，被斗垮的地富反，人还在心不死，不能这么掉以轻心吧？他甚至觉得有点儿委屈：我这么做，难道仅仅是为了一头猪的事情吗？人们怎么就能这么鼠目寸光呢？怎么就不能理解呢？
　　当时是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之后，轰轰烈烈的反右倾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城市里动静很大，余波自然也掀动了农村。
　　大形势下，最后当然是代表正义的一方胜利了。
　　刘钟是失掉了前程，从此不知去向；学校也換了新校长。留在村里的梁步隆和刘培刚，则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侥倖逃过一劫的任襄武，从此就“聋”了，无论好话歹话，一概听不清楚，被人们叫成了“任聋子”。但凡有人和他谈起这件事情来，他总是语焉不清翻来复去地念叨这句话：“骄傲……害死个……人哪。”这话，这看法，当然是任襄武这个小知识分子有局限性的眼光所作出来的判断。
　　而且，这次行动还带累了同情他们的村主任罗祥。罗祥后来虽然多次检讨自己思想觉悟不过硬，阶级斗争的意识淡薄了，在新动向面前是非不分，但最终还是被撤去了村主任的职务，下了台。同时，也吓得过去总跟着村主任罗祥转的贫协代表刘知福，在群众大会上用自己的手掌煽着自己的瘦长脸，结结巴巴地作检讨:“我，我，我这个人啷，就是，长，长，长着根，舔，舔，舔屁眼的舌头头咧。过去，我总，总，总是凑着罗祥的下，下音音说话，罗祥说东，东，我就从，从，从来不敢说，说西……”从此被人们送了个外号：包脚布子；意为小东西总归是派不上大用场。
　　别以为农村的斗争就不深入人心，较起真来的时候，同样是毫不留情。王治国也只是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私下却因为作风霸道手段残酷失掉了不少民心，被人们暗地里送了个外号：“老虎铡”。当他像往常一样披着褂子在街上转游的时候，人们迎送他的目光中，缺少了过去那种自自然然的亲热与敬畏，多了一层冷淡与迴避。
　　不过，王治国这个人认准了的事情决不肯后退，干了的事情也绝不再反悔，更不太在乎别人对他的评价。他哼着鼻子说：“曹操再奸都有贴心朋友，刘备再好也有死对头。俗话说的好：当家人，恶水缸。不想得罪人，就当不好这个当家人。”他说的这些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啊。
　　这么多年过去以后，再来仔细分析当时的时情事理，你会发现，造成这种令人惋惜事件后果的所有人，没有那种纯粹意义上的好人或者是纯粹意义上的坏人。世界本来也是五彩斑斓的，不是绝对的黑白两色。所有的人，不过是就像银河系里那些光色不同的恒星，在按照各自不同的轨迹运行而已。
　　纵观人世间有记载以来的几千年历史，每一次的潮起潮落中，哪次不是洪波迭起巨浪拍岸，泥沙随浪头滚滚而下呢？中国有句常被人说起的歇后语，叫做“在数者难逃”。其实好多人并不明白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更不知晓这句话来之于一个惊心动魄的残酷故事。
　　民间传说：项羽和刘邦争夺天下时，曾订立契约：谁先打到秦国朝都咸阳，谁就可作天下之主。项羽这一路人马在进攻咸阳的路上遇到了诸多不顺，让那个痞子刘邦先攻到了咸阳，恼得楚霸王项羽一时性起，驱马奔驰，见人就砍。当时有个人见楚霸王一路砍杀而来，又无处可逃，就钻进了一棵空心树中躲避。哪知这楚霸王已经杀人杀得红了眼，见周围再无人可砍时，就使出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蛮力，朝着那棵大树狠劲砍去。顿时，血花四溅，大树被拦腰砍断；躲在树中的人，也正正应了“在树(数)者难逃”的这句话语。
　　这话听着有点儿宿命论的悲观思想吧？我们这些年岁大了的傢伙，大都会不可避免地会滑落进宿命论的幕布后面，这也叫做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因为，人们在改变不了世界时，就只能满怀痛苦地习惯着渐渐地改变自我。看看古人和周围的人，大家不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么？而且大多数人都是越老就变得越来越愿意祷告念佛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年轻人还是不要轻信这种论调的好。别看我们这些老傢伙们现在认为人有命运，但也并不鼓励年轻人听天由命，而是希望年轻人积极地去开创命运。有首港台歌曲不是这样唱的么：“三分天注定呀，七分靠打拼呀，能拼才会赢啊。”矛盾吗？一点儿也不矛盾，活着活着，你就明白过来了。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世事又像折烙饼似的出现了反复，国家大大方方地为全国的几十万右派分子平了反。听说，八十年代初，仍然在任却已经白发如霜的王志国，在接到平反通知书的那一时刻，也是泪流满面，因为此时的梁步隆和刘培刚，都已经去世快半年了。六十年代后期，还曽看见他们接受劳动改造，老腿老胳膊地掺杂在妇女的队列中，坐着小马架，拎着小铲锄，在街道上砍碱土，用来熬盐。后来，我们远走他乡，各奔前程，就不再能见到他们的面了。
　　“任聋子”死得晚，听到了为右派平反的消息，但他得了脑中风，也已经起不了身，只剩下躺在炕上流泪，向人们痛说往事，而他的痛说又因为患脑血栓病产生了语言障碍，只会发出语焉不清的几个字，和过去一样，他还是翻来复去地念叨那句话：“骄傲……害死个……人哪。”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