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少年梦魇（七）

　　据二姑讲:这又是一个苦命的人,从小起就因为爹妈熏洋烟弄得家徒四壁,九岁起就被他的爹妈送进了饭店当伙计抵债,十几岁上又跟着别人走开了“西口”。“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句话,不仅仅是政坛和军界的专属用语,其实各行各业莫不如是。当年,他是跟着跑宁夏的骆驼队,长年累月地行走在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来回一趟就是三年。他没有发了大财,可也没有中途潦倒回不了家乡,三十四岁上还回来娶了十七岁的二姑。家里,箱子上铺的波斯花纹的毛毯,洗脸用的蒙古式宽边铜脸盆,二姑手腕上戴的翠玉镯子,我们兄妹身上穿的用驼毛织成的毛衣,全是他从老远的宁夏背回来的。那时不通火车,从平遥到宁夏,步行单程也要花去三个月的时间。他是从解放初期起,就在山西省委机关大院里当了炊事员。
　　其实,在我们兄弟姊妹五个中间,他最亲的孩子是我。因为其它兄弟姊妹出生的时候,他都不在家;唯有怀我的时候,他从宁夏回来调整到太原工作,很是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看着我从出生一直到学会走路。我已经是他的老生子了,因为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四十八岁。我三岁的那年春节被接到城里去过年,他从太原回来后看不到我的踪影,很是和二姑生了一鼻子气。好容易熬到大年初二,刚吃过早饭就骑车来到城里。正坐在箱子上面玩耍的我,一见他进门,就“哇”地一声哭了。他二话不说,抱上我就走。据说,当时惹得城里的那个妈还哭了一通。
　　记忆中,他每次休完假往火车站走时,我都要跟着去送他。走过村南的石板桥时,他便说:“回去吧。”我就站在桥边,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青纱帐的拐弯处,然后流着眼泪回来。奶奶看见了就说:“嗐呀,爹爹走了，是哭咧；爸爸走了，却是偷笑咧。”他从太原买回来的东西中,总有单独给我的特别的一份。这些东西里,我现在记忆最深的有:一件胸前绣着两个大红辣椒的粉红色泡泡纱连衣裙;一块苹果绿色的四方纱线头巾;一双带着桃心压花的一带黑色皮鞋……也许是我们命运相克吧,我们是亲生父女,又都在心里牵挂着对方,却偏偏被命运的栅栏分隔两边,两两相望,彼此不能亲热。
　　我五六岁的时候,二姑曽经带着我和妹妹三亲,去他工作的地方住过十来天。他天天会从大食堂里打饭回来给我们吃,却从来不肯从他所在的小食堂里往回拿东西。跟他一起工作的光头老郑看不过去,说:“老程,你再自理,在人家别人眼里咱就是个做饭的。给自家孩子弄点儿好吃的,这又能错到哪儿去?”但他就是不肯。老郑看不过,自己切了一大碗牛肉,上面盖了一把䓤叶送了过来,晃着光头嘴里仍不解气地嘟哝:“这个老程!这个老程……”第二回,是我八九岁都上了小学二年级了,由姐姐领着我来到太原找见了父亲。父亲安顿我们住下后,热心的光头老郑又来了,一见我们就拍着我的头顶说:“二女来了,二女长高了。”并很热心地自告奋勇,要带着我们姐妹俩去爬省委大院里的梅山。父亲居然不同意,虽然他没说理由,但那意思,连我这个年龄的小孩都有点儿懂了。老郑晃着光头鼓着眼睛说:“你这个老程!怎么?那梅山敢情就是达官贵人们的?咱们这种人爬爬,就能给他爬塌了?日怪!不用怕你爹。走,咱们走!”我们便呼啸着欢跳着跟在老郑后边出了门。
　　现在,父亲是真真切切地就在我的面前了,但他在炕上跪爬着,两手捧着头支在一个立起的枕头上,身上披着棉被,一动不动。我就站在他的跟前,能清楚地听到他粗重的喘息声。二姑用头点我,轻声说:“你叫,你叫……”然而,我对他的称呼是混乱的,自小是叫着“爹爹”的,可这个称呼有一次被城里的那个妈听到了,很生气地问:“为什么直到现在还在叫‘爹爹'?!”从那以后就不敢再叫了,改成了“二姑父”。但“二姑父”这个称呼,是那样的拗口,而且他也显然是极不愿意听到,从来就不直接答应,于是我就什么都不叫了。现在面对着他,我张了好几下口都没能叫出来。他已经感觉到了,慢慢地从枕头上抬起头来。我看到的却是一张浮肿的蜡黄的面孔,双目几乎成了一条缝。他勉强露出一点笑容,就又无力地把头垂下去了。当时那样一个贫困年代,不光缺医少药更兼缺吃少穿;又是这样一个老弱妇孺没有顶梁柱的家庭,连他得的什么病也搞不清楚。苦涩的汤药熬了一罐又一罐,终究没能把他从死亡线上拽回来。刚刚过了六十虚岁的生日一个月,他就永远地走了。
　　那天是正月十二,那天恰好我就睡在了爹爹的身边。凌晨四点钟,睡梦中的我被二姑推醒:“快起来!你爹爹死了……快把你弟弟妹妹领到二庆大爷家里去。”我一激灵跳起来,就见昏黄的煤油灯下,二姑口咬手拽地在给爹爹装穿着衣服。我也顾不及哭,手忙脚乱地帮着七周岁的妹妹和三周岁半的弟弟穿好衣服,连拉带抱地走进了隔壁的二庆大爷家。二庆大爷安顿好我们,然后点燃一支长香,打开大门,去给住在别处的爷爷奶奶报信。这时,我听见二姑拉着长腔的哭声响了起来……
　　哥哥后来回忆说:那天凌晨,睡在奶奶家中的他,睡梦中被人在肩头重重地拍了一掌,吓得他一下子就把头缩进被子里,几分钟后就听见了二庆大爷的叫门声。想来,已经走入冥冥之中的父亲,是对哥哥这个十八九岁的长子有所嘱托吧!
　　奶奶是在上午灵棚刚搭好的时候走来的,刚进灵棚,一口鲜血喷涌而出,马上就被旁边的人架回去了。刚刚结婚不到一个月的姐姐,也在午后赶了回来。办丧事的主力自然是爷爷和爸爸。每每,在这个家庭有了重大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舍身取义、做出牺牲的永远是爷爷。因为父亲病回来的非常突然,死的也很伧促,根本来不及制办棺木。爷爷很慷慨地交待办事人:“把我的‘独五寸'先用上。”
　　“独五寸”是当时上好棺木的代名词,不是等闲穷人家能用得起的。奶奶之所以为爷爷提前制办了这么好的棺木,一层是做给外人看的:爷爷为这个家庭奉献了一辈子,不能让外人觉得这个家庭亏待了爷爷;就连爷爷平日身上的衣裤鞋袜,无论春夏秋冬,什么时候都是齐齐整整,遇上出个门什么的还有黑卡其布面的羊皮大褂。第二层,是做给家里的后辈儿孙们看的,今后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将来谁人当家,这个老汉的生活质量不能低于这个标准!
　　有了爷爷的召喚,丧事进行的很顺利。
　　爸爸则充当了一切采买仪程等琐事。我说过,爸爸他近朱则赤近墨则黑,和老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有奶奶的做事风范在先,他也容易受到感染,而且常常表现得义气凛然,很多时候还能两肋插刀,有些行为也很能让人贊许的。我只记得,爹爹下葬的前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第二天上午出灵时,送葬的人群行走在盖过脚面的雪地里,一走一滑,连前面扛着引魂幡的人都走得东倒西歪。当棺木抬到墓地的时候,预先挖好的墓穴里,积雪堆得和地面一样平,根本无法下葬。这种时候,是爸爸抢先跳进墓穴里去,一铲一铲地清理干净了积雪。毕竟,血浓于水呀!
　　爹爹退休结算回来的四百元钱,除了用作安葬费的,再就是补还了用去爷爷“独五寸”的钱,所剩也就无几了。二姑叹息:命中只有六合米,走遍天下难满升。她还自我安慰地常常讲着一个从爹爹那里听来的故事,说:有一个种蒜的善心人,看到一户人家穷得实在是可怜,就给了这家人几十辫大蒜,并帮助他们換成了三吊铜钱,好让他们去做一个小本营生。那知这家人自得到这三吊铜钱后,全都得了一场伤寒病。等看病把这三吊铜钱花完之后,全家人的病也好了,依旧过着原来的苦日子。所以她说,人是不能和命争的。
　　等爹爹的“五七”过完,二姑就收拾全部家当,领着弟弟妹妹又住回娘家去了。二姑也曾经埋怨奶奶,怎么会让自已的女儿嫁了一个大十七岁的男人。奶奶的回答是:那个年代,女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全凭着“媒妁之言”;再一层,跑买卖的人看上去比村里的受苦人面嫩,父亲当时是隐瞒了年岁的。奶奶又说:“生死路上没老小,我自己倒嫁得是同年合岁的人,谁知道才三十五岁的年纪就走了。”
　　重新回到城里的我,在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之后,突然之间觉得又长大了一些,心灵似乎跨过了一个很大的坎,以几经风霜的眼光,来重新审视现在所处的这个家,重新审视眼前这个天天碎言碎语唠唠叨叨的爸爸。看到他天天又像男人又像女人似的操持这个家,看着他经常中午做好饭三猫两爪地叼上两口就匆匆离去的身影,我心里隐隐地觉得难受。
　　有一天的课间操时间,我偷偷地溜回家去,捅开封着的炉火,做好了一锅红面“擦圪蚪”,然后再溜回学校去上课。以为这样,他中午回家就不用再着忙,可以舒舒服服地吃上一顿现成饭了。我中午放学回家,一进门就看见他似笑非笑地瞪着眼问我:“你这做的是什么饭?!”我说:“擦圪蚪。”他用铁勺舀起一勺红糊糊的面汤来说:“来,来看看,你的擦圪蚪在哪儿呢?!”我看看顺勺流下去的汤里,果然连一根成形的面也没有。原来,和红面必须用开水,而我用的是凉水,所以落在锅里的擦圪蚪,一会儿就全化了;而我当时只有二十分钟的课间操时间,听到铃声响,盖上锅盖就跑了。
　　那锅红糊糊汤,也不知他是什么用意,每顿饭都要热上两碗,再让泡上一个起面窩头,直直地吃了三天;直到最后一天,我一看到那碗红糊糊汤,就蹲在地上捂着嘴呕逆,他才端着锅去倒了。但从此以后,他就开始教我做饭,虽然是些简单的蒸窩头、赶面条、炒白菜之类,却把他从繁杂的家务劳动中解脱了。我则以一个十三岁孩子稚嫩的肩头,承担起了几乎全部的家务劳动,他就乐得逍遥自在去了。
　　日后,他对我的责难渐渐地少了,脸上也偶尔见到了笑的模样。记得有次逢他高兴时,还主动给我买过一本《新华字典》,有一次还颇大方地给我买了一枝刚刚时兴起来的藏头金星牌依金钢笔。我呢,毕竟相处日久,毕竟他是我的亲舅舅,所谓不打不相识吧,他确实不是一个坏心肠的人;虽然我的许多磨难都直接地来自于他,但我已经能够理解他有许多不得已的苦衷,再说,他毕竟是我在这座县城里唯一的亲人。我尽管在他身上找不到父亲的感觉,可也对他恨不起来;我虽然常常暗暗地怒其不争,但更多的时候是暗暗地哀其不幸,有时候还觉得他相当可怜。因为我能看到,我们这个大家庭里的任何一个男人,不管老的少的,都在贤良女人的操持下,过着他望尘莫及的温暖滋润日子;唯有他,被奶奶宠惯了半辈子,现在倒过上了这种不知寒暑无人料理的光棍一样的日子;更何况,我身上还背负着奶奶的诸多良苦心愿。
　　一岁年纪一岁心,随着渐渐成长,女人特有的母性开始萌发,我就经常主动地为他一个人做点白面的饭。到了六三年,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在饭食上也有了起色,偶尔还能见到猪肉、豆腐、鸡蛋之类的东西。但白面的供应量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大家一起吃是不够的。让他吃得好一点,是我自觉的心愿,也是我那时唯一能办到的事情。奶奶留给我们耳濡目染言传身教的家风,在潜意识里发挥着作用。他呢,似乎也从中得到了某种满足,把我特意给他做“好吃的”的事,添盐加醋地告诉了奶奶,使得奶奶脸上也出现了欣慰的笑容。还有一次,他居然很大方地花了十块钱,买了一件别人穿旧的大红毛衣,让姐姐拆了给我重新打起来。城里的那个妈发现后两人大声吵了起来,他也居然开天荒地第一次挺直了腰杆大声反击:“咋的?!你不给俺孩儿买,我给俺孩儿买!”
　　一九六三年的夏天,家里搬了家,搬到一个住着六户人家的四方大门院子里。这个院子的中间长着两颗高大的柏树,夏天时浓荫蔽日,雀语啁啾。这个院子里的房子,全都属于公经产。院里北面两家,统是住着县委会的干部;西房里住着的男主人在县物资局工作;我家住着东房;南边大门两旁各住着一户农民。虽然院子里人口众多,但分明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等级,基本可以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来形容。
　　我家住的东房分为一明两暗,我现在可以自已住在单独的一间卧室里面了,而且可喜的是竟然有了电灯。冬天里,家里吝啬柴炭不开两个灶火,那样我也宁願睡在冻房子里,而且我住的那个家里的灶台根本就点不着火。有一天下了大雪,爸爸发了善心,主动在这屋里点火烧炕,结果不光没点着,反而冒下了一屋子的浓烟。但即使是这样,我也情願住在这里,毕竟最冷的寒冬腊月,一年之中仅有三个月嘛。这个冻屋子,从住进去到七零年参加工作走,我整整睡了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