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少年梦魇（一）

　　“看气着你奶奶!”这是家里人从小吓唬我的口头禅。每当我顽劣成性,无理取闹到一切劝阻都无效的时候,她们一用这句话吓唬我,我就乖乖地听话了。当年,她们也就是用这句话,连哄带诈地把十一岁的我弄进了城里,送到了一双名义上是父母,实际上连一点儿父母责任也不尽的父母手里。日后,每每遇上苦难环生,哭天无泪,想要逃回老巢的时候,只要一想起这句话来,自己就先打了退堂鼓。
　　苦难中连接起来的亲情,以无比坚韧的血肉之筋脉紧紧牵拽着,勾连成一张血肉相连的网络,谁都唯恐怕自己的不吃力而牵扯到别的亲人的疼痛,从而加剧了别的亲人的痛苦，尤其是怕牵扯到我那个终生遍历苦难忧患,而又始终不渝地以瘦弱之躯为全家人遮风挡雨的奶奶。
　　然而,苦难的云彩,则像一个巨大无比的锅盖,久久地笼罩在我们这个积贫积弱的家庭的头顶,经年累月,连宗接代,始终不肯消散。
　　大姑和二姑相继中年守寡,她们和七八个外孙全被奶奶揽在了膝下。而奶奶守寡时才十个月并后来一力抚养长大的儿子,则因为从小娇生惯养,快三十岁了还经常要犯点老小孩儿的脾气,只要在外边遇上不如意的事情了就要回来哭闹一通。他在二十多岁时还因为不满意奶奶给娶下的媳妇,在外边勾搭上了一个有夫之妇,让对方的男人打上门来。解放后《婚姻法》刚刚公布,他就瞒着奶奶,与奶奶给娶的第一房媳妇离了婚……后来终于又成家了,但这个媳妇不願意住在村里,就和儿子一起搬进了县城,却又偏偏好多年过去了都不见生养。
　　这个年已三十岁的独根儿子,是奶奶的命根子,凡是有关儿子生活中的任何些小事情,都会让奶奶整日地心绪不宁,更别说还是儿子膝下无子老来无靠这么大的事情了。过去的人寿命短，能活过一个花甲子就算是整寿了。所以，一个人到了三十岁还没有孩子，会被视为不正常。所以，奶奶才那么费心巴力地张罗着给给自己的儿子过继子女。
　　但显然，这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我曽经好几次地听见她和邻居财奶奶在一块儿自嘲自说:“唉,你说说,咱们这可都是什的些啃球的命咧?!”
　　是呀,我怎么敢气着我的奶奶?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吐血,瘦弱的身躯似乎一阵风就能刮倒,每到冬天咳嗽气喘时抱着个大枕头,一晚一晚地不能睡觉。我记得有年冬天的早晨,奶奶正披着被子坐在暖炕头上连声咳嗽,我则在她膝旁玩耍,突然门里闯进来一个头戴麻冠孝帽穿着白袍白鞋的中年男人,一进门就跪爬在地上放了悲声。原来是奶奶八十四岁的姐姐死了,来报丧的是她的儿子包袱则。奶奶流着眼泪,说了句:“这些老姊妹里头,如今就剩下我一个孤鬼儿了……”话还没有说完,一大口鮮血哇地就吐了出来,让全家大小人一齐慌了手脚。奶奶她,就好比是这个大家庭里的主心骨,主宰着这个大家庭的日月循环;如果没有她,想象不出这一家大小该又是怎样的风雨飘零?
　　再是,我怎么舍得故意去气我的奶奶呢?她对所有子孙后代的爱,像无私的圣母之爱一样,无所不至,无微不至。对于我,由于是外孙变成了孙子,泛爱之外又加上了专宠,只要力所能及,似乎可以满足我一切顽劣的不近情理的胡闹。直到如今,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几件胡闹事:
　　一次是我当时只有五、六岁,供销社开天劈地进来了新式的连衫服,挂了好多天也无人问津,因为那对农村的孩子来说就好比是锁在箱子里的珠宝,望上一望就够有福气了,谁家的孩子不是破衣烂衫的?就记得奶奶拉着我,冒着火辣辣的阳光走进供销社,连价也不问就买下,连家也来不及回去，在路旁一户人家的门楼下就给我換上了,一路上还捡了狗头金似的两眼放光,颠着小脚走的很快,边走边跟人家夸口:“俺魯小的闺女,还不能穿上它个这?”我则跟着奶奶的步伐，美的一直抿嘴舔舌摇头晃脑。记忆中，我小时候是经常这样像个扬脖子公鸡似的,穿着摩登新衣向周围同伴们炫耀的。
　　第二件胡闹事是:那年我已经八岁了,一年级的第二个学期。某天下雨,同班的女生梁芳穿了一双元宝式的黑胶皮雨鞋。我很羡慕,就在放学的路上故意把崭新的红灯芯绒绣花鞋踩踏的泥泞不堪,回家后光脚站在地下哭着要雨鞋。二姑扬起手吓唬我:“打你咧!全家几辈辈人,你见谁穿过雨鞋?幸得你没样样了,一点儿也不知道大人的艰难!好好換上两只鞋，上你的学去,别招人不待见。”我站着不动,知道高高举起的巴掌永远也不会落下来。这时奶奶不知从哪里提来一双爷爷的二鼻子鞋哄我穿上,扶着我的肩膀往供销社走。其时天上正下着绵绵细雨,乡村车辙深陷的路面滑腻难行如同撒了油,奶奶拐着小脚不知是怎么走去的,反正从此我有了一双三十三号的黑胶皮元宝雨鞋。当时大姑撇嘴斜视着我,跟二姑说:“也就是这个抠则眼拉金吧!别的人，谁敢跟咱妈这么胡闹?”言语中明显地流露出了妒嫉。但是,没有人敢挑战奶奶在这个家中的权威,更没有人敢跟我这个昆仑山上一棵草似的“孙子”比肩。
　　再一件事是,我已经十四五岁了,一个星期天从城里跑回去,一进门就嚷着:“我要吃糊糊。”这在往年是易如反掌的事,可偏偏早一年是秋季大涝高粱绝收,想要吃只有高粱面才能做成的糊糊,简直是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奶奶先是用二拇指冲着我点了几点,再就是仰起脸来嘿嘿嘿地乐出了声,接着便拍拍衣襟下了炕,把堂屋里放面的七八个大瓦罐都拿手摸索敲打了一遍,终于凑出小半碗杂面来。一直在旁边看着奶奶忙活的财奶奶说:“拉金呀,天上的星宿是摘不下来,要是能摘下来,你奶奶就得给你摘星宿去。”
　　就这样地惯着我吧,但奶奶对我们兄弟姐妹的成长教育不是一般的严,总是耳提面命，随遇而教:要做恩男善女,别像对面那家贼骨头人家一样,老想窃害别人老想占别人家的便宜;别人的东西连斜眼瞅瞅都不能,穷人要有穷志气;……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要自尊自贵不能夜猫直茬等等等等,尤其说我:“怎么一笑起来,就连牙渣骨都要露出来?脸蛋子上就像贴了块蔓茎一样。”——这要換成文言文,不就是“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吗?不就是“行不动尘笑不露齿”吗?而我只要有一点儿小小的作为,她就会美得赞不绝口:“真是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看看,你们看看,打扫下的个家,也和别人不一样。”
　　就这样地惯着我吧,可我十一岁那年的春节刚过,她就张罗着,要把我送到城里她儿子的身边去,理由是,孩子再大就养不亲了。她还在担心着她的儿子老来无靠。她剖肝沥胆地要把她的这两个亲人的命运粘连在一起,实现她心中一直以来就梦想和憧憬的那幅子孝孙贤亲情如血门楣壮大的美好愿景图画。
　　于是,在这样的一种热切期望和用心安排下,我背着一个黑绒布缝制成的书包,带着满脸的茫然和无奈,默默地告别了我的亲人我的学校和我的玩伴，几步一回头地跟着那个叫“爸爸”的人向南走去。前面等待着我的,将是一座陌生的县城,一双陌生的父母,一所陌生的学校,还有陌生的老师和同学,乃至陌生的邻居。
　　如今我已经年过七十，可每每想起六十年前这锥心的一幕来，热烘烘的泪水还是要不由自主地湮湿了眼角，而且总会后悔不已地连连叹息：唉，当时的我怎么就会那么乖呀？怎么就没有了平时的那股子泼劲了呢？假如我当时撒泼打滚地哭闹着说什么也不去，我想我的亲人们是不至于非要狠下心来让我去的。可是，我当时非但没有哭闹，而且竟然连一丝儿反抗的意愿都没有表现出来，就那么顺从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一棵连根拔出的小树,要怎样才能适应新的土壤存活下来?如果再失去园丁的辛勤培育,这棵小树将会遭遇些什么?那种煎熬，用三言两语是形容不出来的。但是,只要一到了星期六的傍晚,放学后只要得到允许,我就会蹦跳着走出县城的北门,向着六七里外那个热望的巢穴飞去。一路上,我的眼睛里根本无视两旁一人多高的玉米和高粱组成的青纱帐,只能感觉到两只脚在热腾腾地冒气,耳轮旁也只能听见呼呼的风声。只要迈上黄沙漫铺的一条宽阔的斜大道,再迈过那座长石板铺成的护村河的桥面,就看见了夕阳笼罩下的村庄轮廓。
　　再往前走走,就总能看见,村庄南面一大段颓塌的土墙前边,奶奶正手打着凉棚朝我归来的路上眺望。瘦小利落的奶奶干净整肃,有一双永远明察秋毫的不太大的亮眼。她满头的白发罩进黑线织成的发网里,身穿一件盖住屁股的浅蓝色布的斜襟大褂,打着裹腿的黑裤子下是结束利落的小脚。当时正是号召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二姑那样的青壮年妇女,全像男人一样去田里同工同酬。因此,奶奶的手头拉着三岁多的弟弟天平,旁边还站着七岁的妹妹三亲。看着越走越近的我,奶奶手举的凉棚垂落下来,一颗心终于落到肚里的样子,欣喜地说着:“抠抠眼拉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