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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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石匠家的老屋子漏水了，好哥们孟石匠去帮他翻修瓦片，却不慎从屋顶坠落，造成小腿轻微骨折、膝盖脱臼。送到县城的骨伤科医院，医生在检查之后告诉他必须马上手术，手术费用保守的算起来估摸得三万块。
　　事故的发生让孟石匠一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你说这笔手术费该让谁承担好呢，让孟石匠自己承担？人家可是一片好心主动去帮助杨石匠修房子的，没抽过一根烟没喝过一杯茶更没收过他一分钱，纯粹的兄弟情谊，出了事你让他自认倒霉？要是让杨石匠去承担这费用，从法律的角度又很难说得通，毕竟孟石匠是自己主动提出去帮助他的，除了个人的情分以外他没有受到任何胁迫；而且他从屋顶坠落也是由于自身的操作失误或者说没有考虑到修房子的隐形危险，况且他当时提出这个建议时还被杨石匠极力婉拒，因此你硬要让杨石匠去承担这笔费用也是很冤枉的。
　　孟石匠当然不想做这个恶人，你想想看，他之所以主动提出去帮杨石匠修房子，不是他闲着没事做，而是他也切实地感到好朋友的难处，想靠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对方排忧解难，讲的彻底些，他是为了维护这段人生中难得的友情。如果这时候还让杨石匠替他垫付这笔医药费，那岂不是连朋友都做不成了吗？
　　想到这些痛苦得难以抉择的后果，孟石匠真是后悔当初的鲁莽决定。杨石匠家的房子雨天漏水，他不是才知道一天两天，要说帮哥们儿排忧解难的心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忽略了一个细节，他去帮忙修房子的那段日子村里刚刚下过暴雨，这给在屋顶上的徒手操作增加了难度；加上修房子这活计孟石匠还在很年轻的时候干过，随着年岁的增长他有好多年没有做过类似的工作了，所以此刻看似轻装上阵的他其实心里胆怯得很，只是碍于男人的面子和朋友间的友情不好讲出口。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此重情义的雪中送炭是否会让自己后悔多年。
　　“你自己看看，当初叫你不要去你非得要去，没本事你充什么英雄好汉呢？现在好了，躺在病床上要动刀子，吃喝拉撒还不都要靠我来伺候？”你也别怪李映梅要出来抱怨，这些年她为这个家付出的也不少了，而且她心里也很清楚她男人和杨石匠之间的交情，那好比战争年代从一个战壕里逃出来的难兄难弟差不多。
　　孟石匠帮助杨石匠，本是人之常情，不容分说的事儿，可惜发生了这样一个谁都不愿意看见的结局，你让她能怎么说好。这么多年下来，李映梅也换了不少工作，现在她和村里几个志同道合的姐妹们在一家负责来料加工的厂子里干活。那厂子的老板也是一位中年妇女，看样子还比她们年轻几岁，每天开着她那辆白色轿车去义乌、温州等地洽谈业务，把那些大企业所需要的订单拉进来。
　　厂里主要生产外贸服装和手工艺品，员工多数是当地的一些女孩子和妇女，年纪从十八岁到七十多岁的都有。这家工厂的创办无疑给经济不太景气的太平桥村解决了就业难题，不说镇上的领导对它有什么好的评价，村民们对它几乎是有口皆碑的，这就够了。由于工厂效益不错，李映梅这些年的收入也是逐年攀升，虽然不能和县城里的企业比，但是解决日常生活所需还是没问题的。相反，近几年由于国家殡葬制度的改革，加上人们理念的某些改变，孟石匠这种传统手艺活在市场上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这也间接地导致了他的收入不如从前。很多时候，这个小家庭的生活开支的重担是落在李映梅的肩上的，在此你也能够理解她对孟石匠的抱怨了。
　　正当孟石匠躺在病床上寝食难安时，杨石匠出现了。他驮着一只黑色的旅行包慢吞吞地走进来，眼角布满了泪痕，似乎刚经历了痛苦的事情大哭一场。孟石匠在迷惘中发现他的白头发比以前更多了，仿佛在一夜之间长出来似的，没想到杨石匠在他坠楼之后承受的心理压力比他还大。
　　“你怎么过来了，老杨？”
　　“我对不住你呀，老弟，对不住你……”
　　只见他从黑色旅行包里拿出一大捆钱，都是崭新的好像刚从银行柜台里取出来一般。孟石匠可以想见他在出事后的这两个夜晚内心所受的煎熬了。
　　“这是两万块钱，我刚从镇上的银行取出来的。”
　　“你这是干嘛啦，老杨？”
　　“听说你要动手术，先把钱交了吧，不知道够不够。”
　　“我怎么能用你的钱呢，把它收起来。”
　　“你是在给我修房子的时候摔下来的，这八成是我的责任啊。你要是不收下，我心里是不会踏实的。”
　　“老杨啊，话可不能这么讲。是我自己不当心滑下来的，怎么能说是你的责任呢？”
　　“唉！是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你也不要替我开脱了，否则我的心里会更加难过。”杨石匠摆摆头，委屈地说，“都怨我，当时没有劝住你。老弟呀，你得承认我们都老了，或许年轻的时候这点活儿对咱俩来说真不算什么，我记得那会儿咱俩都是个顶个的男子汉，什么技术活体力活都不在话下。累了一天，晚上喝一壶老酒，精神又恢复了，赶明儿一起床可以继续接着干活。”
　　躺在病床上的孟石匠眼眶湿润了，眼眶湿润的他仿佛看见眼前的杨石匠变成了年轻的帅小伙，就像二十多年前他们第一次一起外出干活时他见到的模样，虽然穿着邋遢，却浑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孟石匠想从床上支起腰身和老朋友讲话，却发现自己力不从心，杨石匠示意他不要起来，并建议他尽快让医生给他手术。
　　“老杨，把你的钱拿回去，你的心意我领受了。我就算要动刀子，也不能要你的钱啊。”
　　“你这么讲我心里只会更加难受。”
　　“帮你修房子是出于朋友情谊，你之前也不是经常帮助我，咱们这是礼尚往来嘛。从屋顶摔下来这是我自己粗心大意，不能怨你呀，你没有任何的责任。”
　　“你硬要这样的话，我只能把钱交给你媳妇了。”
　　“你交给她我也不能收，老杨，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好了，行吧？我知道你心里愧疚，其实没必要的，你没有什么亏欠我孟石匠，不要让自己背上沉重的包袱。我尽管心里有苦，可是你老杨比我更不容易，你需要这笔钱呐。”
　　“我知道你为啥不肯收我的钱，我知道，”杨石匠慈祥地看着他的眼睛，慢慢地说，“你怕因为这笔钱而损坏了咱哥俩的感情，你怕因为这钱咱哥俩从此再也做不了朋友了，是吗？”
　　孟石匠没说上话，他只是一个劲地流泪，似乎在心里默认了杨石匠的解释。
　　“老弟呀，不是我说你，这个你可就多心了。咱俩是谁跟谁呀，二三十年的同门兄弟，你以为一点小钱就可以破坏咱俩的友情啊？你要是不肯收这钱，我们倒是可能做不了朋友了。”
　　“这是为啥呢？”孟石匠问道。
　　“你说呢，你要是不收这钱，我以后还好意思来你家坐呀？”
　　“讲到底，你还是对这件事情心有愧疚，老杨。”
　　“就当是这样吧！”
　　“唉！让我怎么说你好呢，老杨，这么多年了，你还是改不了你的一根筋。我是心疼你呀，你的生活比我更不容易。我虽然家里清贫，倒是娶了媳妇有了孩子；可是你呢，你现在到了头发花白的年纪，媳妇在哪儿还不知道呢。”
　　“不知道就不娶了呗，我早就认命了。”
　　“做人怎么能轻易地认命呢。”孟石匠像位长辈似的苦劝他，“听我的没错，老杨，把你的钱拿回去，用这笔钱找个女人踏踏实实地过日子。我的手术费你不用担心的，梅梅现在的收入还比较好，她会帮我想办法的。”
　　“你也别替我操心，我早就对感情生活绝望了。”
　　“就算不准备娶媳妇，你这钱也得留着养老呀。”
　　“养老的事儿，以后再合计吧，现在还早。你先把你的腿治好，等你康复了以后来我家，咱们再商量其它事情，好吗？”
　　“唉！你让我怎么说好呢，老杨？咱们再这样僵持下去，怕是夜里十二点还把你圈在这里。”孟石匠说，“要么这样吧，你先把钱留这里，我尽量配合医生先治疗，出院之后如果钱还有的多的话，我再把多余的钱退还你，你看这样行吗？”
　　“行，行，只要你答应收下我的钱，什么都行。”
　　“好吧。我也就不推脱了。”
　　出于安全的考虑，杨石匠把那一捆捆钱重新塞进旅行包，拉好拉链将整个包放在孟石匠的床头。他问孟石匠自己要不要先去将住院费和手术费交了，孟石匠说不用麻烦了，等会吃完晚饭他老婆就要过来了，这事情还是让李映梅去办理比较合适。
　　杨石匠掀开被子，看了看孟石匠那绑满绷带的大腿，自言自语地说：“但愿动手术的时候多打点麻药，让你少受些疼痛。”
　　正当哥俩在说着话时，李映梅端着一盒饭进来了。杨石匠方才知晓自己在兄弟的病床边坐了一个多时辰，现在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为了不耽误他们夫妇俩说正事，老杨准备先告辞回去，不料李映梅却示意他先不要走，自己有事情要与他们商议。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前天你出了事把你送进医院，这两天夜里睡觉我都没合上眼，好不容易给你凑足了手术费，本想着可以安心一阵子，谁料今天下午家里闯进来一个不速之客，差点把我吓个半死。你们猜猜，我看见谁了？”
　　“不会是哪个坏人吧？”杨石匠说。
　　“我们家从来没得罪过谁。”孟石匠说。
　　“是那个一撮黄毛。”李映梅说。
　　“一撮黄毛，他来干啥呀？”
　　“村里不是要选举了吗，他过来给那个阿斗村长拉选票。”
　　“哦，你不说我倒忘了，又到了四年一届的选举了。”孟石匠说，额角仿佛泛起了一片焦虑的疑云。
　　“哼，这个坏事干尽的刘解放，他娘的王八蛋，老天爷怎么不把他收到阴间去呢？”杨石匠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瞬间来气。
　　“我也觉得他坏透了，可是那么坏的一个人，都有人替他鞍前马后的，这我就想不通了。”李映梅叹了一口气，“今天你没看见那个一撮黄毛的嚣张样子咧，好像背后有县委书记罩着他一般。”
　　“刘解放就是咱们村的玉皇大帝，这些年还不明白吗？谁要是敢得罪他，指定在太平桥村活不下去。”
　　“一撮黄毛说，他今天是过来给村长拉选票的，他说但凡在选票上写刘村长名字的，每人每票奖励两百块，如果全家老少都投票给他，他成功当选后便会在政策上优先照顾那些家庭，村里的福利也将优先考虑他们。但是，如果有村民坚决不愿意投票给他的，成功当选后他将……”
　　“他将干啥，他将报复是吧？”杨石匠咬紧牙关恨恨地说，“让他来报复好了。”
　　“老杨你这是干嘛呢，千万别意气用事啊。”
　　“我就是个光棍汉，上没老下没小的，怕他干啥呀？”
　　“对，你老弟说的在理，不能意气用事，鸡蛋总归是撞不过石头的呀！”
　　“哎哟！原来你们一直都当他是石头，怪不得多年来对他惟命是从的。但是在我眼里，他即便是石头，也是块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老杨你越说越离谱了啊，什么话都搬出来了。”孟石匠激动起来，他的腿好似要挣脱绷带的束缚，从身体上弹出来。“我们不是怕他，只是不想惹是生非罢了。”
　　“不想惹是生非？哼……”
　　“其实咱们选不选他，有什么区别呢？”李映梅说了句公道话，“咱们无论投谁的票，最终都是刘村长上任。因为你不投给他票，别人也会投给他，这世间的人心那么复杂，总有人会受不住诱惑，总有人会害怕被威胁，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不用我们那么纠结。”
　　“谁都那么想的话，村霸就会一直为非作歹，永无尽头。”
　　“好了好了，梅梅，你先送老杨回去吧，他今天有些控制不住情绪，哈哈哈……”
　　“你们投票给他吧，尽管投。反正我是不会投给他的，让他来报复我好了。”
　　
　　2
　　
　　你可别说，这世界上还真有不怕鬼的人，我不知道那种人是不是别人眼中的怪胎，但是你要当他是英雄那就太可笑了。我才疏学浅，不知道这世界到底有多大，然而太平桥村有多大我可是很清楚的，这里的每条路每栋房子每张奇形怪状的脸我是再熟悉不过了。你要是问这儿的村民认识我不，说实话，以前没跟着刘村长混社会时，还真没几个人认识我黄毛，可能是我长得不那么引人注目吧，也可能是别人压根不想认识我，那时的我即便在太平桥村都是空气一样的存在。
　　现在可不同了，他们想不认识我都不可能，因为在最近几年，我黄毛的名字总是和刘村长联系在一起，我的行踪在多数时候也是和刘村长的行踪相吻合，这样可好，太平桥村的父老乡亲想不认识我都成了比登天还难的事儿。那些曾经恨我远远超出爱我的人们，现在他们还敢得罪我吗？要知道我黄毛讲的话就是刘村长讲的话，我黄毛心里想的事情就是刘村长想的事情，我黄毛想尽法子要整治的人也就是刘村长心里一直在想只是嘴巴不能讲的却必须要去整治的人。基于种种紧密联系，得罪我黄毛就是得罪刘村长就是得罪太平桥村那个说一不二的首席指挥官。稍微有点头脑的人大概都知道在我黄毛面前应该谨言慎行，不说对我毕恭毕敬吧，至少得做出点奉承的姿势来。
　　我黄毛在早些年受尽了委屈，无论南下打工还是在自己老家，无论做什么事情遇到什么人，从来没有让自己扬眉吐气过。最受气的一次，我记得是在粮库看大门的徐老头都敢当面羞辱我，那一次我真想捡起一块砖朝他脑门砸去，可是冲动之前我却看到了他眼角的泪花，我不知道当面羞辱我的老头为何会流泪，他心里到底想些什么东西。在我的仇恨之火彻底点燃之前，徐老头被粮库的领导辞退了，不明就里的我其实应该为自己庆幸一次。的确，毫不掩饰地讲，我是在跟了刘村长之后才开始在太平桥村扬眉吐气的，不能说我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少也可以讲命运发生了很大的改观。我想，在我的一生中，刘村长都是一位实实在在的“恩人”。
　　我心里也明白，随着境遇的改变，人们对我的看法也将有很大的不同。那些在我打工时期还有片刻联络的同学，带着嫉妒和失望的眼神悄悄地消失于我的生活。反倒是曾经将我当做空气的某些长辈们，忽然在一夜之间从我的身体里嗅到了近乎于空气的芳香，那贪婪而势利的模样像极了森林里迷路的野猪，从开始的横冲直撞发展到亦步亦趋——没有定格的生命。
　　远的事情不说了，就拿最近的村长选举来讲吧，这对于我黄毛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遇，表面上看这是考验太平桥村村民对刘解放的认可程度，实际上是考验我黄毛的“工作能力”。
　　刘解放担任村长职务多年，在太平桥村早已经奠定了祖师爷般的地位，他的竞选对手即便想撼动他也是不可能的。在以往几届的选举中，我并没有参与进来——那时我还没有成为他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在他的“事业”正发展得红红火火时，我或许还在帮哪个窝囊的小老板赚钱呢。今年恰逢赶上四年一度的选举，刘解放将这“无限光荣”的任务交给我，让我去村民家里挨家挨户地帮他游说、拉选票，我觉得他对我是很认可的，但是村民对他是否还像以前那么认可呢，这个问题我想了好多遍，得到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然而，当我真正走进村民家里时，我才发现自己是个局外人。我没有看到村民对投票选举的澎湃热情，就像当年人民见到伟大领袖时的澎湃热情。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表现得很冷漠，没有对村长的投票选举表现出应有的高度认识，好像工厂里的小职员在完成上级领导交待的任务一样，只是默默地没有温度地服从，既不抵抗你，不怕你的威胁，可是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热情。如果硬要我打个比喻来说明看到的情景，我觉得这些村民在此时此刻更像是机器人，他们将刘村长许诺的两百块现金奖励和曾经在非公开场合下发出的威胁言语当作飘散在空中的落叶，不痛不痒，管你说什么话管你是什么态度，他投你一票便是了。那行为给我的感觉是想尽快抓紧时间了却一桩事情，完成任务就好了，既不是为了那两百块奖励，也不在乎刘某人的威胁（或传说中的威胁）。那种感觉好古怪呀，似乎整个太平桥村的村民已经在很久以前就达成某种协议，以这种统一的行动标准来对抗村长的选举——结局看似很温柔很美好，可是要归根结底探究起来，这里面似乎又没有我黄毛的“功劳”，唉，这可让我怎么去向老大交差呢？
　　我宁愿那些粗犷愚昧的老农民或他们多嘴多舌的老婆，能有几个走出来表达不满的情绪，再经过我循循善诱的劝说和特殊情况下使出的必要杀手锏，让他们最终卸下负能量的情绪，给咱们光荣的刘解放投上神圣的一票。倘若能这样，我黄毛也可以像寺院里的高僧一样功德圆满了，只可惜这样的场景始终没有出现，这种如同军事演习一般的集体性服从，我解释不了什么原因，却冥冥之中感到了害怕。我也说不清自己究竟害怕什么，反正就是那么种感觉，像鬼魂一样游荡在身边挥之不去，令我异常得不舒服。
　　看似很顺利的拉票工作，不料也遇到了两枚硬钉子，一位是杨石匠，一位是刘罗锅。这两人其实是在我的预料之中的，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杨石匠这人我不怎么了解，只听说他和孟石匠的关系很铁，两人年轻时都是在墓地里干活的，孟石匠还娶了个外地媳妇梅梅。很多人对孟石匠的印象之所以深刻，都是因为梅梅的影响。我还听说梅梅在嫁为人妇之前做过太平桥村的风尘女，唉，只可惜后来就改邪归正了，要不然今天我还想去尝尝她的滋味呢。
　　为了工作，我单独去拜访了杨石匠，他的家里闷得好似蒸笼一样，听他自己说每年夏天的夜晚，他都是开着门睡觉的，以免在睡梦中被闷死。我问他，难道就不怕坏人溜进来吗？他说，家里又没值钱的东西偷，谁爱进来让他进来好了。我说，就算坏人不敢进来，那苍蝇蚊子总是会飞进来的呀，那些小妖怪又不长眼睛。他说，苍蝇蚊子他不怕，他每天晚上在自己胳臂大腿上涂了风油精，那些吸血鬼不敢咬他的。
　　“可是，杨大哥，你就给刘村长投张选票吧。一张选票两百块钱，对你来说是很划算的。”调侃完他家房子的情况，我顺便把话题转移到选举上面来，毕竟这才是我的“本职工作”。
　　杨石匠摇摇头，丝毫不为一点蝇头小利所左右。
　　“其实你就是在选票上写个名字，又不损害你什么利益，对吧？再说了，你不选他，别的村民还不是照样选他，到时候刘村长继续在这个位置上坐着，你说这是对你有利呢还是不利呢？”
　　我把话已经讲得这样明白了，相信再没脑子的人也听得懂了。然而我发现自己错了，这个杨石匠就是个典型的一根筋，一条道路走到黑的家伙。
　　“既然人人都选他，他已经毫无疑问地可以连任村长了。你还要过来找我干嘛呢？”
　　“他多了你一张选票会更加完美。”我神气活现地回答。
　　“我看是根本没多少人选他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套路。”杨石匠说，“你这个马仔挨家挨户地给他拉票，说尽好的承诺，拿他成功当选后所产生的影响力去威胁别人，吓唬我们村里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让他们产生恐怖的幻觉，以为自己只要没投票给他，将来肯定要吃苦头，弄不好还会连累全家老小。拜托了，我不会上当受骗的，我活了一把年纪了什么花招看不穿呀。”
　　看来这老顽固是不到黄河心不死，还整出这么一大套道理来教育我。好了，让他顽固到底，别到时候哭都没眼泪，那可就太惨了。
　　“算了吧，我讲不过你，老东西，你不想投就别投好了，当我说的话是放屁。以后有你哭的时候，到那时别说我黄毛没有提前给你打过预防针。”
　　“你当他是皇帝老二吗，笑话！他刘解放来给老子擦屁股都不配，你听得懂人话吗？”
　　这种人活该要一辈子打光棍，老天有眼，活了半辈子连随机应变的道理都不懂。别看我黄毛年纪轻轻，又没什么文化，做人的道理可是比那些老顽固懂得多了，要不然刘村长那么神通广大的人物能够看得上我？
　　杨石匠的这张选票只能放弃了，可是我仍然想把刘罗锅的那张搞定。为了工作，我只能再次登门拜访刘罗锅，我记得很清楚，离上次去他家刚好隔了半个月。那将家用电器搬进搬出的惊心动魄的场景，那为了应付领导检查而设计出来的活体戏剧，那对我提前编造好的谎言信以为真的刘罗锅和他那呆呆地站在屋子里的模样，仿佛昨天刚发生的一样，还清晰地印在我脑海里。我不确定刘罗锅是否会对我的欺骗行为记仇，是否会像赶一个要饭的似的把我赶走，如果他的心里已经刻下耻辱的痕迹，想要他原谅我那是不可能的。
　　“刘罗锅，上次的事情实在是个误会，你就当我黄毛是个小人吧，千万不要把不愉快的事儿搁在心里。”
　　“……”
　　“唉！不用你喷我，其实连我自己都非常鄙视自己，说话不算话，做出这种对不起村民的事情。其实刘村长也是身不由己呀，你要是个明事理的主儿，也该替咱们村的父母官想想。刘村长一心为村民们办实事，办好事，可县里的领导可不管这些，他们一天到晚在办公室里坐坐，就关心那些表格上的统计和数字。似乎在他们眼里，那些统计和数字比他实际做的事情更有意义……”
　　“……”
　　“我知道你不想跟我说话，宁愿别人当你是个哑巴。我知道你心里很苦很委屈，就是这种苦这种委屈不是放开一切哭一场就能解决的。如果你不想给刘村长投上神圣的一票，我想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或许和太平桥村的大多数人一样，心里很清楚刘村长是要连任的，不管他最后得票多少，不管你会不会真的给他投票，他最终肯定能获得连任的。与其到时候给他知道了有些人不支持他，还不如趁早把这个念头打消掉为好，你说呢？”
　　“……”
　　
　　3
　　
　　关于刘解放在太平桥村耀武扬威、欺上瞒下、鱼肉百姓早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村民们对他的恶行了然于心，只是人在江湖走，不得不低头。相信他本人也很清楚那些选票是怎么来的，不过宦官和奸商在某种程度上是如出一辙的，奸商从不在乎顾客因为什么原因而去买他的货物，只要能赚到钱便是了；宦官也从不介意他是怎么坐到一把手的位置上的，只要能实现他的目标，哪怕不择手段也在所不惜。
　　然而最近几天，随着太平桥村选举工作的迫近，这个“坏消息”却悄悄地传入了诗人苏春的耳朵。为什么笔者在这里要使用“传入”这个词呢，你可能会觉得没必要，因为苏春也是太平桥村的村民，无论他写诗的才华是否被人们认可，太平桥村妇孺皆知的事情理论上也应该是他所知晓的，没有人会刻意地隐瞒他。何况这种大事也不是什么人能够隐瞒得起来的，怎么能说是“悄悄地传入他的耳朵”呢？
　　其实你们有所不知，苏春在太平桥村是个局外人一般的存在，他在那些普通的村民之间是不入流的，尽管他承认自己也是个普通人，只是比起那些种田耕地的农民多了点文化而已，而他的文化却不被正儿八经的文化人所承认，时间一长，诗人苏春在村子里就逐渐地被边缘化了。但凡太平桥村有些什么重要新闻或新鲜事儿，苏春都是最后一个知道的，有时甚至可能会在事情发生之后的半个月才知晓。都说作家应该是一个先知先觉的群体，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站立在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迎接一切离经叛道事件的袭击。而我们的苏春却不是这样的人，恰恰相反，他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除了在家偶尔和父亲交流，讲几句令人不愉快的对话以外，他很少和周围的邻居交流什么，即便是同龄人也不过如此。但是最近关于村长选举的暗箱操作的流言传入他耳朵，足以见得刘解放在太平桥村已经是一位劣迹斑斑的人物了，他身体上所背负的罪责差不多就是捅破一层窗户纸的事儿了。
　　苏春决定将刘解放的事儿写成诗歌发表出去，让太平桥村以外的更多人知道他的恶劣行径，倘若能引起官方的注意，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其实苏春能做出这个决定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一方面他是为了维护太平桥村的公平正义，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的写作才华能够被主流媒体所关注，毕竟农村的村长选举以及在选举中产生的舞弊行为是历年来存在的公共话题。如果你硬要说他是在借着大事件炒作自己，这就有点小看咱们的大诗人苏春了，即便他再想出名再想收获名誉，他也知道群众的困难和个人的利益两者之间孰轻孰重，把一个怀抱伟大理想的人看得龌龊可是不好的行径。
　　就这样，苏春在当天晚上就开始了他“伟大的创作”。原计划他想写一首五六百行的长诗，像英国的雪莱当年猛烈地批判曼彻斯特罢工游行那样，读来令人荡气回肠。可是沉思了两个晚上发现自己竟然写了还不足二十行，这也太不给诗人这个称号争气了吧。从第三个晚上开始，苏春决定放下身段写短诗，他觉得只要以这个好的题材多写几首，照样可以引起别人的注意。
　　三天后，村长选举就在太平桥村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像一切程序都是提前预谋好的一样，村民们准时准点地去礼堂参加投票，然后三三两两地回来。苏春的那张选票早已经被他爹紧紧地捏在手里，而他爹为了求得平安，早在一星期前就收下了黄毛私自塞给他的四百块钱。苏春知道自己在村里是个彻底的局外人，连刁钻狡猾的黄毛也会忘了他的存在——他居然从来就没有被势利小人洗脑过，这是荣幸还是悲哀呢？
　　选举结果出来了，当然是刘解放获得了连任，这种连猪也想得到的问题，苏春觉得自己没必要去猜测太多。他的关注点在他的诗歌创作上，选举前他已经写了三首关于这方面的诗，他想再写三首，然后以组诗的形式寻求发表。写好之后他还想修改一下，给句子润润色，争取比自己以往的作品好一些，尽管他对自己的创作一直都是抱有自信的。
　　这组诗写得比较隐晦，没有直接点出刘解放的大名，也没有任何一句提到太平桥村的，他只是以这些诗歌去展现中国乡村选举中普遍存在的舞弊现象，起到给世人警醒的作用。如果仅仅通过这几首诗，苏春相信他是不会给自己拉到什么仇恨的，然而事情很多时候并不会顺着你的思路向前发展，这或许就是人间许多悲剧性事件的起源吧。
　　苏春写好了这六首诗，修改润色了一番，他在寻思着投给哪家杂志社比较好，心里没有一个满意的答案。某天早上，他在他爹的烧饼铺帮忙收钱时，偶然间看见一位中年邮递员骑车从他跟前飞奔而过，突然正在他家买烧饼的陈伯急忙转身大声地喊道：“停车，快停车，我的报纸——”
　　那邮递员好似碰到障碍物似的赶紧停了下来，转身向后一看，惊喜地叫道：“原来是陈伯呀。”
　　说着赶忙从绿色的邮包里掏出一份报纸递给他。
　　苏春定睛一看，原来是《今日早报》，他这才知道陈伯是《今日早报》的忠实读者。陈伯是太平桥村小学的退休教师，平日里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看报，养花养鸟，他也经常来苏春家的烧饼铺买烧饼，一来二去和他爹唠嗑了几句就显得不那么生分了。陈伯也知道苏春是个业余诗人，而且知道村里有不少孩子对他有些崇拜，尽管他从来没有读过这小子写的东西，不知道他文笔怎样，值得不值得孩子们崇拜。他在买走烧饼之前故意将刚拿到手的报纸左右翻动了几下，然后对苏春说：“我想看看这期的报纸有没有你这位大诗人的作品。”
　　苏春知道老头在逗他，他毫不生气地回答：“没有呢，我是写诗歌的，不是写新闻的。”
　　陈伯有些生气了，他的眉毛缩成了波浪形：“谁告诉你报纸只能刊登新闻的，散文诗歌都可以刊登啊。”
　　苏春如获至宝，差点要甩掉挂在腰间的挎包，他兴奋不已：“报纸也可以刊登诗歌呀？”
　　陈伯说：“也不是所有的报纸都可以，但是咱们的《今日早报》是有这个版面可以刊登的。”
　　正愁自己的作品没有用武之地的苏春顿时热情澎湃，他差点要冲过去将老头紧紧抱住，幸好仅有的一点理智控制了他的行为。
　　“太好了，那真是太好了。”
　　陈伯拎着一袋葱烧饼，微笑着走了。临走前还不忘叮嘱他一句，要是日后作品见报了，一定得第一时间告知他。
　　苏春兴奋地点点头，他的心里美滋滋的。
　　第二天早上，等烧饼铺收摊后，苏春就坐上了开往县城的中巴车，赶在中午十二点左右找到了报社大楼。今天的他，比起以往那个横冲直撞去邮政局索取稿费的他低调了许多，也收敛了许多，但是由于没有对《今日早报》做过必要的功课，他在这里还是表现得战战兢兢，有些不自然。从旁观者的眼光看来，今天的苏春根本不像一名有责任感的诗人，一身正气，胸有成竹，而更像是猥琐自卑的保险推销员，难怪传达室的保安也要呵斥他几句。
　　苏春说明了来意，并且出示了身份证，保安才同意他进来。他两手空空，仅仅是裤兜里装着的一份手稿可以证明他来到《今日早报》编辑部的必要性。别人不知道手稿的重要性，只有他自己明白那是他呕心沥血连续奋战一个星期赶出来的六首诗，他希望这些诗歌可以像人们喜闻乐见的新闻或通讯一样，堂而皇之地刊登在报纸的某一页。他更希望报社的记者或领导能够在他诗歌发表之后去太平桥村走一走，实地调查一下，通过媒体的影响力从源头上遏制村干部的腐败行为。
　　“您好，记者同志！这里是报社编辑部吗？我有几首诗歌带来给您过目一下，希望它可以在报纸上发表。”
　　苏春的突然造访和随身携带的谦卑气质令编辑们惊讶不已，其中一位年轻的女记者将他迎接进去，直到那时，他仍然没有察觉自己居然还穿着早上在烧饼铺里穿的衣服，袖口和衣领还明显地冒着油星。不过这不重要，以貌取人的保安都已经放他进来了，还在乎这些知识分子的眼光干嘛。
　　“是你自己写的吗，拿过来给我看看。”
　　苏春从裤兜里将那张折叠得有些皱纹的纸条递给女记者，随后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等待着她的评判。
　　“看你写的诗歌，好像在反映一种社会问题吧，有种八十年代的愤青的味道。”女记者说。
　　“嗯嗯……”苏春不知道怎样回复她才是。
　　“我不是副刊编辑，这儿的副刊编辑今天临时有事请假了。这样吧，我先把你的稿件留着，到时交给她审阅。不过恕我直言，发表的概率比较渺茫，因为我们的报纸一个星期只发表几首小诗，版面有限，也请您能够理解。”
　　“哦哦……”苏春不知道怎样回复她才好。
　　“不过小伙子我觉得你的字写得挺漂亮的，现在很多作家都习惯使用电脑打字，能坚持使用纯手工写作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看来你还是蛮有毅力的。”
　　活了将近三十年，苏春第一次听到有人赞扬他的字写得漂亮。然而他心里并不怎么高兴，他明明是一位诗人，一位文学创作者，又不是书法家，别人偏偏要赞美他写的字漂亮，而不是夸奖他的文笔老练，有点冒汗了。
　　他很想告诉女记者，之所以选择纯手工写作，不是由于想炫耀他的字有多漂亮，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毅力多么好，而是他家里根本就没有电脑。现实是残酷的，而诗人苏春面临的现实更加残酷，他也很想买一台电脑，可惜手头没有积蓄，他的吝啬老爹只知道存钱不懂得花钱，你让他花钱还不如直接拿一把刀去他身上割块肉比较好。
　　“嗯嗯！谢谢您的夸奖。”
　　“这不用感谢，我又没帮你什么忙，我只是讲了自己的心里话罢了。”女记者发现这位小伙子是那么腼腆的人，不禁激发了她想要和他说说心里话的欲望。“我有个不成熟的看法，你的诗歌写得好坏我暂时没法评价，但是我从你的文字里发现了一种潜能，就是你试图通过写作去揭露身边某些负能量的事件，或者讲的直白点，就是社会的阴暗面——这是现在很多年轻作者不愿去面对或者说不敢去直接面对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从你的文字里看到了你直面现实的勇气，这是值得称赞的。这样吧，我给你一个好的建议，你可以用纪实文学的手法去写你当前感受到的生活，写你正在面临的这个社会，或许这要比隐晦难懂的诗歌更能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建议，你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如果你尝试以纪实的手法去写乡村里的这些常态化事件，我可以考虑优先发表你的文字。”
　　“真的吗，老师，那可是太好了。”苏春不觉得好些激动，差点要扑过去和女记者拥抱了。
　　“当然真的呀。你可以尝试下，不过从诗歌跨越到纪实文学的写作，有一定的难度哟。”
　　“没关系的，我可以克服这点困难。”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女记者说，“你的稿子先搁我这儿吧，明天我给你转交给副刊编辑。要是你的纪实文学完成了，直接来这儿找我便是了。”
　　苏春正打算离开，忽然想起一个重要的问题：“您好老师，请问您贵姓？”
　　“我姓胡。”女记者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