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去田各庄覆膜厂

　　田各庄的紧西头有一片翠绿翠绿柳树林子，林子里像绒毯一样的草地上，开着很多紫色白色红色的不知名野花，就像技艺高超的绣工把它们织在草地上，整座林子漂亮极了。这是王洪月家的林子，也是他家的坟茔。
　　王洪月的母亲杨春花就葬在这座林子里。张晓芳低眉垂目立在一座被萋萋绿草和野花包围的墓前，思绪的闸门大开，回忆像水一样缓缓流出……
　　一九六四年的夏天，她作为“四清”工作队队员来到田各庄。全村的群众会上，当别人第一次指着杨春花告诉她，那就是大队书记王耀祖的妻子时，她的眼光凝固在她脸上。天呀，天底下竟然有这么漂亮的人儿，白皙端正的瓜子脸，细细弯弯的眉毛下的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高挺的如玉葱般的小鼻子，紧紧闭着的小嘴儿就像被朱笔点上的一点儿红。再一看坐在工作队长旁边的大队书记王耀祖：红黑矮胖，十足屠夫。好编小说的她立刻就有了这样一个情节：月黑风高之夜，王耀祖推开了一户破败小院儿的柴门，悄悄摸进这家姑娘的闺房，强奸了如花似玉战战兢兢像被惊吓的小鸟儿一样姑娘……第二天，村里就响起了唢呐声，美丽的姑娘含泪和肥猪一般的大队书记成亲了，旁边跟着的是与王耀祖如出一辙的同样红黑矮胖的小子——是他的刚刚死去一个月的前妻留下的儿子。凭着这杜撰的情节，她心里十分同情杨春花，十分愿意接近她。她要放个卫星（指查出贪污粮款双千“四不清”干部），通过对大队书记王耀祖的贫下中农媳妇（她的家庭出身是贫农）做工作，让她揭发王耀祖的恶霸行为，“四不清”行为。遗憾的是她的两个目的还没达到，工作队长已宣布王耀祖是好干部，除去应付上边的吃吃喝喝，丝毫没有“四不清”的行为。杨春花在张晓芳面前扯扯自己缝三块大补丁的衣裳大襟：“这件褂子都六七年了，还是进王家门时他给扯的，他有没有贪污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除去队里按工分分的，他没额外往家拿过一粒米。”
　　“那为什么你们的儿子王洪山兜里老揣着零花钱和白面大馒头？瞧他那个胖劲儿，哪儿像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没有粮食和钱堆着能长成那样？”
　　杨春花的眼睛红了，“小月！”她唤过一旁玩耍的，当时才有六七岁的王洪月，“你再看看我这个亲生儿子。”张晓芳低头看去，心里一阵心酸：我的妈呀，这哪儿像个六七岁的孩子？细胳膊细腿儿顶个大脑袋，纯粹一个大眼灯笼。她似乎明白了什么，从心里敬重杨春花，和春花也就愈发近乎了。
　　有一次，王耀祖去县里开三天会不能回家，她应邀到杨春花家和她做了三宿伴。
　　月光如水，洒在她们的一蓝一红紧挨着的被筒上，她觉得自己和杨春花贴得很近，简直就像亲姐妹。于是两人各自敞开了心扉谈自己，她才知道自己的情节并非杜撰，是真的。杨春花深深地爱着一个人，并且已经把姑娘最可宝贵的东西给了那个人。然而王耀祖强行占有了她，扬言如果她不和他结婚，就要把他父女俩赶出田各庄村——因为他的父亲并非本地人，是刚解放时领着她逃荒到这里来的。她屈服了，和心上的人拥抱着痛哭一场就迈进了王耀祖的家门。她的可怜巴巴的老父亲在她出嫁的第三天就一根绳子吊死了。这段经历除了张晓芳，杨春花没和任何人讲过，村里谁也不知道。张晓芳流下了同情的眼泪，起来就要把她说的写下来，说上报县里公社里，非要把王耀祖拉下马不可。杨春花死死地拽住她苦苦哀求：“你不能写不能写，他老丈人是公社主任，撤谁也不会撤他的。反正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我们娘儿俩就凑乎过吧，洪月长大就好了。”她答应了她，就又躺下来和她继续聊。这回聊的是张晓芳和杨林，杨春花说，“杨林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小伙子，你和她很般配，你要抓紧点儿，不然等让别的姑娘抢头里，后悔可就晚了……”直到月亮悄悄从窗格上溜走，两个人也都困倦得不行了，才打着哈欠各自把头缩进了被窝。
　　许是因为杨春花的提醒吧，张晓芳果然更加接近了杨林，偷偷地为他补袜子洗衣裳，上乡里或县里送报表总是找个借口要杨林和自己一块儿去……第二年春天，她和他终于在田各庄大队部——一间四面墙上都贴着各种奖状和表格的屋子里定确定了恋爱关系。工作队撤走前，张晓芳特意来看杨春花，留下了自己兜里仅有的四元七角八分，流着泪告诉杨春花：“我和杨林结婚时来请你。”一别二十几年，她再也没见杨春花。因为她和杨林这对有情人始终没成为眷属，她不好意思来见春花姐。“春花姐，我们女人怎么都这么命苦？”她呜咽着，泪珠儿吧哒吧哒掉在脚下的草地上……
　　“张晓芳，张晓芳，请马上到书记家来！张晓芳，请马上到书记家来！”微拂的春风把村委会大喇叭里的声音吹进了小树林里，张晓芳一激灵，才想起自己这次田各庄之行不光是来凭吊杨春花的，是来和王洪月商量复膜厂事的。上次临走前王洪月告诉她，村里有一台覆膜机，因为原来跑覆膜业务的人上别处去了，自己村里这台覆膜机闲着，希望张晓芳工作之余能给找点儿业务，或者干脆就辞了职，做田各庄覆膜厂的专职厂长。当时她还没考虑这个，孙影和小刚一疯，她心里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我总不能在这里等到停发工资等到走投无路等到发疯吧？我看王洪月说的也是条路子，干脆辞职到田各庄干去，干成功就发了，干不成功再找别的路。这么着，她瞒着单位偷偷给王洪月打个电话把自己想来的意思说了，得到王洪月肯定答复以后，就悄悄来了。
　　书记王洪月家宽敞的大客厅中央，摆着一张直径一米多的大圆桌，摆满桌上的是红红绿绿的菜肴。村委会一班人马齐集在这儿，喷云吐雾侃大山，只等张晓芳一来立即入席。好不容易将张晓芳等来，这帮人众星捧月般都站起来，齐齐地叫声“张师傅”，大家便鱼贯入座。
　　这帮人里，张晓芳还就跟出纳周祖德熟一点儿。当年她来这儿搞“四清”时，周祖德还是个年轻英俊不到三十岁的小伙子，白脸大眼睛细高挑的个儿。可现在，满脸的褶子，眼皮松得都挑不起来，眼睛底下还垂着两个大眼袋，细高挑的个儿变得粗壮魁梧。
　　“今年才五十出头嘛，咋这么显老哇？”张晓芳问，给周祖德刚刚喝完的空酒杯里斟满酒，“是不是喝酒无度呀？”
　　“张师傅您不知道，周大叔可不是喝酒喝老的，是想媳妇想老的！”王洪月搭茬了，“您大概不知道吧，周大婶儿去美国了！”
　　“周大婶儿？是不是马淑兰呀？”
　　“对呀对呀！人家的爹从台湾到美国，现在成大老板了！周大婶儿是当接班人去了！”
　　张晓芳的脑子里立刻出现一个漂亮文静瘦弱的姑娘——当年的马淑兰。
　　据说马淑兰的大地主父亲解放前跟蒋介石逃到台湾去了，扔下她和妈妈在家里空顶着地主帽子。“四清”的时候，贫农儿子周祖德正在和地主女儿马淑兰谈恋爱，因为周祖德父亲坚决反对儿子和解放前他给扛长活的东家闺女结婚，两人至今都二十七八岁了，仍然没结婚。工作队进村前周祖德的父亲死了，办完六十（人死后六十天要办酒席）两人就去领结婚证，但当时工作队已经进村了，要领证必须经工作队同意开证明，才能到公社领结婚证。工作队当然不可能给开这张证明——周祖德是村里唯一高中毕业生，工作队打算培养他入党，将来做田各庄大队的接班人。分管青妇工作的张晓芳虽然很同情这对农村男女，可是没有队长的同意她哪儿敢开这张证明？而且在工作队长的授意下，还得违心地和周祖德谈话，说工作队正在考虑他的入党提干问题，他必须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和马淑兰划清界限。周祖德倒也干脆：“我吃秤砣死心了，党不入干部不当，就是要和马淑兰结婚。”说这话没三天，周祖德就和马淑兰领了结婚书，证明是张晓芳悄悄开的，为这事她挨了队长的严厉批评。
　　“老周，想当初我给你们这对可没少设置障碍。这么多年还恨我吧？”张晓芳给周祖德的碟儿里夹一块鱿鱼卷。
　　周祖德摇摇头，说：“张师傅我知道当年为了那张证明你没少挨领导批评，感激还来不及呢，哪能恨你呢！其实呀，还不如当初听工作队的了，也不至于落到今日形只单影跟打光棍儿差不多呀！”
　　“今日？今日怎么了？是马淑兰抛弃了你？”
　　“张师傅，这您可冤枉人家大婶儿了。大婶儿走时哭着喊着让大叔一块儿去，可大叔就是不去，说那话才噎人哪！”王洪月站起来，清清嗓子，故意儿把声儿憋得粗粗的，“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嘛，我堂堂的中国人才不腆着脸子上外国继承人家的财产呢！”
　　王洪月的表演逗得满屋子人哈哈大笑，连旁边管端饭上菜的周淑芹都笑了，食指指点着丈夫：“你呀，甭尽出大叔的洋相，日后大婶儿回来了就是美籍华人，少不得你还得求大婶投个资办个厂什么的，到时候大叔能帮你？”
　　一句话提醒了张晓芳，自己此行不就是为那个覆膜厂来的吗？正好村干部都在这儿，何不当着大家面说说此事，该签协议的签协议，该落实的落实？她就把自己的打算讲了出来，说：“我现在是走投无路又来咱村了，如果大家愿意接受我搞这个覆膜厂的话，有什么条件尽可以讲，都说好了，咱们再签订个合同什么的。你看呢，洪月书记？”
　　片刻的沉静，王洪月忽然一拍桌子：“张师傅，我的张姨，您讲哪儿去了？什么谈条件，签协议呀，咱们农民哪儿有那么多弯弯肠子呀？一句话，您只要让覆膜机转起来，我们就让您富起来。伙计们，你们说是不？”
　　“就是嘛，没那么多事。张师傅您只要使覆膜厂活起来，您就能富！”大伙也都附和。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饭毕，张晓芳由书记王洪月陪同又去覆膜厂看了看，了解了解情况。当晚，张晓芳便宿在王洪月的家里。躺在杨春花生前睡过的席梦思床上，望着墙上镜框里杨春花凄苦的笑容，辗转反侧，思绪万千，直到院里的公鸡第一声啼叫，她才合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