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和秀珍从小是前后院儿住的邻居，在同一所小学校同一个班级上学，因为在名字中间都有一个秀字，所以就显得格外的亲切。上学一起去，放学一起回，俨然是一对小姐妹；中学毕业后，我们又到同一个地方插队，只不过后来我上了大学，她继续留在农村接受再教育。
　　秀珍从小就是个美人坯子，她聪明伶俐活泼好动，又因为嗓音好，再加上他父母的关系，上小学时班主任就老师很是器重她，让她当班级文艺委员；上中学时，提前进入青春期的她，是全学校公认的校花，她双腿修长身材苗条，前胸微微隆起凸显少女的魅力，瀑布般的黑发有时用一根红色头绳一扎，有时任凭风吹长发飘逸，凝乳般的脸颊透着淡淡的粉红色，会说话的眸子看人总是带有一股挑战性，小巧秀气的鼻子，丰满红润的嘴唇，美，在她的身上无处不在！
　　
　　在学校她是男生们心目中的女神，是女生嫉妒的眼睛都要冒出火来的美人，也是一朵含苞待放的带刺玫瑰；在校外她是一群社会小青年堵截的目标，也是父母最放心不下的乖乖女。每天放学他的两个哥哥必须来接她一起走，否则就有一些小无赖纠缠她，为了她，两个哥哥没少和别人打架，甚至有两次都差一点儿动了刀子。
　　秀珍的父亲是机械厂的厂长，母亲是医院的护士长，上有两个哥哥，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儿，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哥哥疼爱的小妹，除了学习成绩一般外，其它方面都很优越，所以平时高傲的像个公主一样。上高中时，有男同学向她偷偷地表示爱慕之情，结果都碰了一鼻子灰，她甚至把一个男同学写给她的示爱情书，在班上高声朗读。这名男同学最后在“情敌”的“威胁”下，在全校同学的嘲笑中，不得不转到别的学校，从此后，再也没有男同学敢向她表露爱慕之意。
　　那一年我们高中毕业了。因为秀珍她大哥到兵团当了兵团战士，二哥留城参加工作，轮到她时没有留城政策，所以她也得下乡插队当知青。
　　秀珍从小没有出过远门，也没有离开过父母半步，她是在父母的娇生惯养下，是在兄长的呵护下长大的，现在冷不丁地让她离开家，离开父母独自闯荡，她真的没有这个胆量。她害怕极了，哭着央求爸爸托托人把她留在城里，哪怕是扫大街她也愿意。但是爸爸态度很坚决，她必须走，要是她不去，那别人家的孩子不去怎么办。因为她爸爸是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是一名共产党员，是革命干部，在子女上山下乡的问题上他必须起带头作用，绝不能有一点儿私心，虽然他也心疼女儿；秀珍央求妈妈说服爸爸，妈妈无可奈何地摇摇头，默默地给她准备行囊，二哥心疼妹妹说替她下乡。爸爸把眼睛一瞪斥责二哥：“胡说，你留城那是有政策，她下乡也是国家需要，那是想换就换的吗？”
　　二哥无奈的，默默地把她送上火车。
　　秀珍在妈妈的眼泪中，无可奈何地挥着手，哭着离开了小城，去了她从没有想到过的地方。
　　可谁又能想到的是因为她的到来，竟然在那个不大的小山村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风波，也在知青里面引起阵阵躁动。
　　
　　火车像一个得了哮喘病的老汉，终于气喘吁吁地在一个不大的小站儿停下来，趴在铁轨上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
　　骄阳下，一股股热浪狠狠地扑向大地，庄稼被晒的蔫头耷脑的没有精神，只有远处的山峦让这些城里来的学生多少有些兴奋。
　　我们的到来让本来寂静的车站变得嘈杂热烈，车站出口停着几挂马车和那种前轮小后轮比我还高的拖拉机。
　　有人喊着：靠山屯的上这来，向阳的上这来，东方红的……
　　我和秀珍还有七八个男女同学，坐上了东方红公社的马车，赶车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皮肤粗糙的壮汉，他自我介绍是东方红公社红星大队七小队的队长，我们这几人就是插队到他们那里的。
　　马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左一下右一下地扭着，颠簸的让人反胃喘气都不顺畅，车底下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更是使人烦躁。
　　没有坐过马车的我们刚开始还觉得很新奇，向队长问东问西，打听这个打听那个，过了一会儿，大家开始昏昏欲睡，只有队长赶车时的吆喝声和难受的吱吱嘎嘎声，在长满绿油油庄稼地的上空回荡。
　　我觉得肚子里开始翻江倒海，于是便趴在车帮开始干哕起来。队长赶紧把车停下，把一条破棉被给我铺在身下，告诉我闭上眼睛一会儿就到了。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颠簸，我晕晕乎乎的，在骨头架子没散之前，我们来到了人生的新起点“青年点儿”。
　　这是一座一天只通一趟班车，离县城四十几公里，坐落在山坳里的小山村叫柳絮屯。柳絮屯不大，大约有五十几户人家，家家户户以种大田为生。屯里的房子都是用黄土坯建成的平顶房，用纸糊的窗户分成一个个豆腐块大小的格子。白天没有电，只有到了晚上才会给一会儿电，由于电压不稳，电灯泡忽明忽暗，又因为公分儿低，为了省电费钱，所以每家每户都用煤油灯照明，只要天一黑，屯子里就漆黑一片，除了狗叫基本就鸦雀无声了。
　　已经快到了掌灯时分，十几个老知青听说我们到了，都从屋里跑出来替我们拿行李。其实老知青们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只是他们比我们早来了一年两年。
　　青年点儿，一栋半石半砖的房子，窗户和城里的一样，是从中间向两侧开的玻璃窗；房子分东西两屋，东屋是女知青的宿舍，西屋是男生的寝室，厨房在中间把东西屋隔开；院子很大，院墙是土坯垒成的，院外四周是一人多高的杨柳树，大门外种着几棵带刺儿的玫瑰花；院子打扫的挺干净，男女宿舍窗根下各放着一条长凳，上面放着脸盆牙具，一口压水井在院子中间，水井两侧各摆放着饭桌和小木凳，四处散乱放着杠铃、石礅，靠墙立着铁木做的双杠和单杠。
　　点儿长是位二十多岁，个头不高有点儿微胖的大哥哥，他是青年点里级别最大的官，一张成熟略显沧桑的面容，让人觉得诚实可信，一双细长的小眼睛看上去总是笑眯眯的，给人亲切的感觉，只是一张嘴说话脸就憋的通红，还老是卡壳。
　　一阵嘈杂过后，新来的知青站成了一排，点儿长慢声慢语有条不紊地按照花名册向我们核实了姓名，然后把女生宿舍南边的一铺小炕，倒给了我们几个新来的女生，说这边上午能见到阳光，然后把几个男生领到他们住的屋子。
　　我放下心来，不再对陌生的环境感到恐惧，秀珍则紧紧地拉着我的手，把她的行李和我的行李紧挨着放，这娇生惯养的小姐还没适应这里的环境。
　　第一晚秀珍翻来覆去，折腾到半夜才没了动静，我也被她紧紧地搂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点儿长领着我们到生产队队部，正式和队长见面，还见了村会计，民兵队长和村妇女主任等一些村干部，听了他们给我们介绍村里的，一些我们听不懂情况。
　　尔后，点儿长告诉我们今天休息一天，明天开始正式上工。
　　吃完晚饭后，秀珍被点儿长领到食堂宣布，从明天开始，秀珍到厨房做饭，也就是在这一刻，一场风波拉开了序幕，而导演则是点儿长本人。
　　其实所谓的厨房，不过就是东北农村那种东西屋中间的过道，两侧各有一口大锅，一口用来做饭，一口用来做菜，里面堆着柴草，墙上的木架子上放着锅碗瓢盆，当地人管这叫“外屋地”。
　　做饭的炊事员是两个女知青，点儿长把其中一个换了下来。女知青生气地问为什么，点儿长有些尴尬地说照顾一下新来的。女知青狠狠地瞪了一眼点儿长，退下套袖使劲地往身上抽了两下看了秀珍一眼，对点儿长说：“恐怕不是那么简单吧，就你那点儿小心眼儿能瞒的了谁呀！”。
　　另一个女知青插嘴道：“张姐说的没错，你这是动歪脑筋了。”
　　点儿长笨嘴笨舌的一个劲儿地解释，说是照顾一下新来的小同学，没别的意思，让她俩别多心，好说歹说的才劝住了两个炊事员。
　　秀珍尴尬地站在三个人旁边不知所措，看到他们不吵了，就小声地说自己不会做饭。
　　点儿长微笑着说没关系，干干就会了。
　　两个炊事员冲着点儿长撇撇嘴。
　　第二天早起，大家吃的是昨晚的剩饭和咸菜，还有的没有吃上饭，因为秀珍没有做早饭，她忘了自己是做饭的，她也起不了那么早，她就算起来了也不会做饭。
　　另一个做饭的女知青，因不满点儿长的安排——罢工了。
　　中午大家吃了顿秀珍做的，夹生带串烟的玉米馇子干粥和咸菜，她自己也熏成了大花脸，还险些被柴火燎了头发。
　　晚饭是点儿长帮着做的窝窝头和小白菜汤。
　　由于点儿长在人事安排上欠缺考虑，知青们吃不好饭，所以在老知青里引起了强烈的不满。有人开始私下嘀咕起来，说点儿长看上秀珍了。
　　秀珍也找到点儿长，死活都不当炊事员了。无奈，点儿长只好央求原来做饭的女知青回食堂。但事情并不像点儿长想得那么简单，你想撤人家就撤，想用人家就用，你拿人家当啥了。做饭的女知青就是不回食堂，别的知青也不去，还跟着起哄，后来差一点儿闹罢工。有人借此机会打起背包一走了之，有人开始不出工，所有的理由都很简单：没吃饭，饭没法儿吃。
　　整个知青点儿快要乱成了一锅粥，点儿长手足无措求爷爷告奶奶的安抚大家，但大家一点也不领情。
　　
　　点儿长找到生产队队长，就是那个接我们来的队长，让队长帮忙想办法稳定军心。
　　队长知道这帮城里来的小青年不是那么好对付，这件事肯定是他们商量好的，自己去了也不一定能解决。为了安抚知情的心，就和老婆商量，让老婆帮着给知青做几天饭，算是把知青们稳住了，但也不能总让自己的老婆在那做饭呢，无奈就把事情向公社做了汇报。
　　几天后，公社下来一个人专门处理此事，而此人正是点儿长导演的风波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