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文艺宣传队

　　党的九大召开了！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党的代表大会从来具有至高无尚的权威效应，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喜事。党的九大距离党的八大已经十三个年头，像钟毅这么大年纪，八大召开时还年幼不懂事，所以这次代表大会是他人生第一次最隆重的政治体验，听着喇叭里转播的九大召开现场实况，他的心胸随着代表们一起热血沸腾。他很羡慕排里那些共产党员，暗下决心要争取早日迈进党组织的大门。
　　滂水镇连夜召开庆祝大会，姚专政在台上热泪盈眶，泣不成声。一个劲儿带头高呼口号，喊得嗓子都哑了。
　　会后举行盛大的庆祝游行，无数社员群众高举火把，从各个角落集中到镇中心，沿主要道路行进，一路敲锣打鼓，口号震天，甚为壮观。从远处望去，形同一条翻飞的火龙，盘旋在起伏的滂水镇中。钟毅不由地想起看过的某部电影，其中有一个壮阔的场景，描绘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千千万万的革命者高举火把，漆黑的夜幕中先是远处星星点点，慢慢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以星火燎原之势，最终汇成一条浩浩荡荡，势不可挡的长河。眼前的景象与电影上的场景何其相似！
　　沉浸在巨大幸福和无比兴奋中的游行队伍，绕着镇子走了一圈又一圈。领导者们都忙着研究安排第二天的庆祝活动去了，游行变成自发行动，无人指挥也无人叫停，像不知疲倦的钟摆，要一直走到天亮。
　　排长把钟毅从游行队伍中叫出来，问他会不会写大字标语。钟毅说从没写过，一旁的鲁晓军自告奋勇说他会写。排长说这么重大的政治事件，军宣队不能不有所表示。指派他俩不必再参加庆祝游行，迅速赶回住地写一些大字标语。标语内容让他们自行拟定，围绕九大召开的主题，尽量简单明了。
　　回到住地，他俩立即着手写标语。排长特地关照一定抓紧时间，要争取连夜把标语贴到主要街道上。先选定标语内容，这个不难，电台里反复广播着九大召开的新闻公报，他们从公报里挑了几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热烈庆祝党的九大胜利召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
　　红纸是现成的，一米宽，一米五长，一折六裁开，每张正好半米见方，大小刚合适。倒好墨汁，钟毅看着鲁晓军，鲁晓军也看着他，问：“怎么写啊？”
　　“你不是说会写吗？”
　　“我哪儿会写呀！我就是临时找个由头不想参加游行，累不累啊？”
　　“啊！”钟毅万万想不到他会这样随意。现在怎么办？任务已经揽下来了，难不成再找排长退回去？
　　见钟毅急得手足无措的样儿，鲁晓军说：“哎，这有何难？不就写几个大字吗？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拿纸来！”
　　鲁晓军挽起袖子，提笔蘸饱墨汁，不假思索地嚓嚓几笔写好一张，退两步看看，摇头，接着再写。连续废了几张纸，拎起一张来满意地自我赞道：“好字！”对钟毅说：“你也试试？”
　　写毛笔字钟毅最怵，在学校时只在描红本上练过。老师批改作业通常是挑合格的字用红笔划个圈，钟毅写一页难得有个红圈，最高纪录一页也没超过三个圈，是诸门功课里成绩最差的一门。写这么大的字更是平生第一次，心里完全没底。看鲁晓军信心十足挥洒自如，受其鼓励，壮着胆子也写了两张，觉得并没想象中那么难，不过把描红本上的字放大而已。竟然也越写越放松，甚至有点笔走龙蛇的意思。写好的标语很快铺满一地。
　　提着浆糊桶沿街贴出去，任务圆满完成。回到住地其他人也回来了，说是走着走着不断有人偷偷溜回去睡觉，队伍越走人越少，最后自行解散了。
　　第二天一大早，钟毅怀着满满的成就感，想到大街上欣赏一下亲手绘制的杰作。谁知道昨晚看着很不错的大字标语，怎么一贴上墙就全变样了？那些字一个个象扶不起来的病夫，瘦弱不堪，东倒西歪，胳膊腿儿乱伸，真是坐没坐相站没站相，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愧得自己都没脸看下去。
　　可气的是公社革委会也贴了一些大标语，写标语的人显然是有些功底，标语一眼看去就特舒服。字写得丰满匀称，堂堂正正，颇具颜体风骨。
　　没有比较再难看也还能凑合，现在旁边站了一位风姿卓越的少妇，相形之下，自己写的那些大字标语，整个就一见不得人的丑媳妇。
　　学习贯彻九大精神成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政治学习是解放军的强项，姚专政向排长请教如何才能让九大精神深入人心。排长认为，社员群众普遍文化水平不高，九大精神博大精深，光靠读读文件，学习讨论什么的很难深刻理解掌握。最好采取一种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排长想到部队在搞宣传活动时常用的文艺演出形式，提出可以成立一支文艺演出队，专门宣传九大精神。姚专政一听，举双手赞成。当即决定由军宣队和公社革委会分别选调人员，联合组成九大精神文艺宣传队。
　　排长从排里挑选了包括一班长和钟毅在内的五名战士参加，一班长担任宣传队队长，主要负责领导工作。鲁晓军多次表态想参加，排长始终不置可否，实际是拒绝了。
　　大头还是由公社承担，他们共选出有文艺细胞的男女青年十二人，一支精干的文艺宣传队诞生了。公社专门腾出房屋和场地供他们排练节目，领导要求宣传队在最短时间里拿出一台艺术和政治都达到高质量的节目来。
　　值得一提的是，公社方面领头的是刚从县革委会写作组回来的李慧娟。分别二十多天，钟毅时时会念到她，感觉象过了漫长的一年。再次见面双方的欣喜自不必说，但是让钟毅不习惯的是李慧娟无论说话还是表情都有了点细微的变化，比方说遇到某件有趣的事，放在过去她肯定一惊一乍，放肆地咯咯乱笑一通。可现在她最多微微一笑，显示出一种见过世面的淡漠和居高临下的矜持。交谈中常充满幸福地回忆她在写作组的时光，说是她此生收获最大的一段日子，短短二十天，她思想上成熟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三年。她说最幸运的是在那里还见到了中央文革写作班子中的一名成员。该写作班子由清华北大两所最高学府的理论界权威人士组成，写出的文章都登载在党报的头版头条，几乎代表了中央的声音，是没有红头的红头文件。这人是大学里的教授，很年轻，受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委派，专门到各地方指导写批判文章的。因为东昌县革委会的写作班子在省里有点名气，特地下来检查和指导工作。
　　你是没见过，理论水平那个高啊，谈起马列主义来一套一套的，出口成章。特别是听他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和对马列主义的重要贡献，真的是让人受益匪浅。从来没有人把这么复杂的理论问题讲述得如此清晰，不听不知道，很惊心动魄啊！听了他的报告，你才会对自己以前的理论水平不高和孤陋寡闻而惭愧，才会对那些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妄图让中国改变颜色的敌对分子感到愤恨。谈起自己的过去，李慧娟颇为觉悟太晚而喟叹不已。
　　这些个道理其实并不新鲜，在大量的报刊文章里早已经从上下左右各个方面反复地论述过，过去也没见李慧娟如此地感慨良多。钟毅想，这个写作组象是有什么魔力，李慧娟与其说是成熟了不如说是着魔了。
　　文艺宣传队开始紧锣密鼓地编排节目。初步确定节目分两大类，一类歌舞，一类语言。公社选派的人员中有一人曾在县滇剧团干过，虽说只是拉拉大幕，搬搬道具的后台人员，但身处浓厚的艺术氛围中，熏也熏出点味儿了。算是这个演出队中最有艺术实践的人，歌舞类节目便归他编排。语言类节目有难度，光有简单的诗朗诵，三句半之类的肯定不够，重头戏应该有一出小话剧。编剧的任务落到文化水平最高的钟毅和李慧娟头上。
　　两人谁也没写过话剧，钟毅想到孙老师。孙老师既是作家又曾在部队文工队呆过，写个小话剧还不是手到擒来？何不把我们的创作构思和基本情节找孙老师谈谈，听听他的建议，如果孙老师能给一点具体指导，对我们的剧本创作肯定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李慧娟却犹豫了一下，虽然同意了，看得出有些勉强。
　　孙老师也是很久没见到两个最得意的学生了，兴奋起来话就特别多，可是当钟毅提出帮写剧本的请求时，他的话头戛然而止。稍倾，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厌弃之情，说：“按现在的文学创作理论，我恐怕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因为我无法获得任何灵感。不客气地说，现在那些所谓的文学还称得上是文学吗？别的不说，就你们刚在谈到的话剧情节，里面的正面人物一个个高大完美，开口就是革命口号，除了搞阶级斗争，仿佛都不食人间烟火。现实中有这样的人吗？无家庭无爱情，与机器何异？”
　　谈到爱情，孙老师越发动情：“爱情从古至今就是文学的永恒主题，诗经三百篇有六十多篇都是描写爱情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古人对爱情的描写何等直白，何等热烈！唐诗宋词里描写爱情的诗词更是浩若烟海，出了多少千古传诵的佳作。时代进步了，怎么反倒成禁区了？摸不得碰不得，不敢越雷池一步。革命者难道不需要爱情吗？毛主席还写过“蝶恋花”呢，不也是歌颂爱情的词章？”
　　离开孙老师的住处，钟毅很失望，也对孙老师毫不留情的评判很惭愧。李慧娟对剧本的事没有计较，似乎本来也没抱太大指望。反而对孙老师的大胆言论很留意，说：“哎！孙老师还是太……固执。就他对我们说的那些话，幸亏是在与世隔绝的窝棚里，要是传出去被别人听到，每一句都足以被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