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55

　　55、大串联的日日夜夜（八）
　　
　　我们来上海大串联已经是一个多星期了，我们去了好多的地方，这除了去上海的复旦大学串联以外，还去过南京路，去过人民公园，去过外滩，去过“大世界”和城皇庙等等，不过，来到上海以后，我们这些学生们真的是开了眼界，我们并不是在这里真正意义上的“扇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串联，而是真正的当起旅行家来了，几天来不停地奔波，我们都觉得有点累了，想去人民公园休闲一下，那里也是人多的得不得了，想去“大世界”看看哈哈镜，那里也是人满为患。
　　特别是我们在南京路上，在免费领取毛主席的像章和“为人民服务”的胸章时，那排队的人们就排了好几个小时，那学生多的啊，真的是多如牛毛，数也数不清楚，在整个大街上排队，我们顺着大街排队要转了一个大圈子还不够，就像、就像是在北京开奥运会，我在奥运会场所里，等着排队买奥运会纪念品时人还要多。而南京路上那些公交车在马路上都是和乌龟一样、慢慢地跟在人们的后面行走，我当时还想，不知道父亲这时候来上海出差，他们是在哪里居住呢？要是当时科学发达，有手机就好了，也不知道他们那些人来到上海出差，是怎么样的感受。
　　但我在上海的第一感受，就是到哪儿也是人多。坐车子人多，上公园人多，逛商店和看电影也是人多。还都是我们这些红卫兵和学生们，我不知道当时的上海，怎么会聚集了这么多、这么多的红卫兵和学生们呢！如果没有我们这些红卫兵和学生的话，上海是一个多么安静漂亮的城市。
　　这不，今天，为了车上不涌挤，我又要和几个同学早早地起来，准备去上海的西郊公园玩去，听说上海西郊公园还是不错的，里面动物的群数和数量仅次于北京，早一点坐车走，人毕竟还是很少的。
　　天刚蒙蒙亮，我们几个人就从接待站的住所里出来，到马路边的车站上去等第一趟公交车，由于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小雨，到早晨雨还没有停，不过雨小得多了，小区的石子路上显得很湿，路上还有点打滑，但是空气特别的新鲜。路上行人也很少，我们来到汽车站等了一会儿，突然，突然间我透过薄薄的迷雾，我看见在不宽的马路对面，在一个不远的、拐弯的地方，竟出现了三位穿黄军装、戴红帽徽、红领章的军人，这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对于从小在部队跟随父亲多年的我，对解放军还是有感情的，小的时候，我还经常见到了解放军叔叔总是问声好，我从心眼里很敬佩他们。
　　我的眼睛注视着眼前的那三位军人，前面的一个人个子并不高，有点矮，还显的有点黑，而且身体有点发胖，穿的黄布军装也有点肥大，他背着双手像是在散步，但也好像是在思考问题，紧跟其后的两个人不用看就知道是他的警卫员，个头高大，穿一身黄呢子的军装，显的很威武。虽然当时已经是废除了军衔制，统一了部队的帽徽和领章，但我在等车的过程中，仔细地注视着他们三个人，并不是一般的人，虽然我看不出他官衔的大小，看不清他们的面貌，但通过警卫员的一身黄呢子军装的穿戴，直觉告诉了我，我想那个前面散步的军人，肯定是一位叱咤风云、能征善战的老将军。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对于长期在军营里生活的人来说、是能够看出来的，特别是我曾经看到过新闻纪录片里的电影，毛主席在中南海的住所里接见外宾的时候，毛主席的那些警卫员在接待外宾坐车到来时，也都是穿着同样的黄呢子军装，所以说眼下的这位军人，我没有说错的话，一定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
　　此刻，他在马路边来回的散步，这里既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宾馆酒店，更没有南京路、外滩的繁华，我不知道他们是在哪里居住，从哪里来的，又要到哪里去，这时老天下起了小雨，路上打伞上班的人，逐渐多了起来。
　　但老将军此刻依然是背着双手来回的散着步，丝毫都没有感到下雨。对于我、我们，在保密兵工厂上学的我们来说，警惕性还是很高的，那些“特务”二字常常在我们的心眼里打转，我的心里特别担心老将军的安全问题。不过，这里是城乡结合部，又像是在上海的远郊，这里除了平房还是平房，远处还能看得到有一些草房子，我想这里一定是很安全的，不会、也不可能有特务和坏人来到这里的。
　　就在这几天上海的焦点，国内外的媒体都集中到了上海的“安亭事件”当中去了，听说中央都下来人要彻底解决安亭事件，为的就是避免事态的扩大。在我们住的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我想不会有人注意的。我更不知道老将军他在此刻此地思考着什么问题，也许他是在为当前上海的复杂形势而担忧，为国内外的形势而担忧。
　　我们来到上海已经是好多天了，对于上海的一些形势我还是多少了解一点的，当时上海的一些大街小巷都張帖着上海市委的布告：
　　“要求上海市的全体市民和工人们安定团结，要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不要去搞打砸抢，要严防一小撮阶级敌人搞破坏，······以防止上一些坏人的当。”
　　就在我们坐船从武汉来到上海的前两天，（1966年的11月10日）上海曾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一千多名赴北京告状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成员，在上海的安亭车站受阻后卧轨，拦截开往北京的第14次特快列车，一下子就造成京沪线中断二十个小时的严重事件，这次事件引起的轰动不小，给当时的上海市委带来了不少的压力，以至于上海市委不得不向中央求助，来挽回形势。第二天晚上，中央就派张春桥自北京坐空军专机来到上海，直接赶往安亭车站。
　　在处理“安亭事件”整个过程中，文革之后我才搞清楚，张春桥就是利用自己在中央文革的特殊地位，耍尽了手碗，把上海市委一步步逼向了绝境。当时我们来到上海的中学生，只知道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但具体情况，怎么起因的一点儿都不了解。······
　　回顾历史，在文革后我通过看了一些文史资料，我终于才了解到安亭事件的来龙去脉：
　　原来在1966年的11月6日的一天，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头目召集会议，策划“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造上海市委的反”。并且决定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组成的“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并宣称要进行夺权活动。
　　为达到造反派组织合法化的政治目的，“工总司”在11月10日那天率队赴京告状。***率一千人登上去北京的特快列车，王洪文率一千人登上驶往郑州的69次特快列车。他们先后受阻于南京和安亭。当日中午12点他们将14次特快列车拦阻在安亭车站，卧轨拦车，企图扩大事态。
　　13日上午张春桥在与“工总司”会谈前，参加的上海市委常委会再次重申了“三不”决定。下午张春桥即在“工总司”“承认组织合法、承认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告状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公开检查、对工总司提供各方面条件”的五项条件上签字，并被印发成传单全市散发。
　　随后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的导火索、转折点。
　　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等一大批老干部被打倒、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
　　公交车来了，我上了汽车，在这里，我透过汽车的后面窗户，我依旧看得见那位老将军皱着眉头还在那里来回的散步，作为一名军人，作为一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我想当时他的肩膀上负担还是很重的，他不仅担负着有保卫国家的神圣使命，而且对于社会的稳定负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
　　那位老将军一定是在为当前我们国家的安全担忧，为当前上海复杂的形势担忧，为这两天上海发生的重大事件而担忧。
　　在当时，国家的形势却是处在了级为混乱的局面，国家经济上也是在一天天的衰退下去，在社会混乱的上海，我们中学生有的就一点儿都没有看出来，怪不得我们曾经让接待站的同志，让给我们搞去北京的火车票，以赶上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但由于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以后，接待站的同志们没能够给我们及时搞到车票，没办法，我们依旧沉浸在上海“安乐”的环境之中，在大上海无忧无虑的“串联”。
　　公交车来了，我们依次上了公交车，在细雨之中，公交车慢慢地开了，而且在慢慢地加速，我逐渐地远离了那位老将军，汽车已经在拐弯，我坐在车上依旧是向后面看着老将军所在的那个方向。······
　　如今，已经是过去半个多世纪了，那位老将军的衣容面貌依旧在我的脑海里徘徊，我始终都不知道他是谁，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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