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四行政督察区各县相继解放后，中共中央华中局在南下途中组建的常澧区行政专员公署全体工作人员抵达常德城。八月，常澧专署派主任秘书程焕星、建设科长赵步真来澧县接收。包括印信、财务、文卷、档案，还有员工，接收人员召集旧署工作人员开会，讲明要回家的发给证明回家，愿意继续工作的就随同接收人员去常德听候分配；常德军分区也派员接收了武器弹药及通讯器材等。
　　胡开材被委任专署参议一职。“我近日染疾在身，不便随行。”他向接收人员请假，“我想先回家休养一段时间，待痊愈了再去常德报到。”
　　“行。”程同志爽快答应，“您尽管休养着，随便什么时候来常德报到都行。”
　　
　　胡开材离开后，两位接收大员议论开了。
　　“他说什么？痢疾？”赵同志粗声问道。
　　“染疾，就是生病，不一定是痢疾。”程同志回。
　　“差不多。我怎么看都觉得像是装病，他还想干嘛？”
　　“可能就是想先观望观望吧。”
　　“这老滑头，还有什么可观望的？给他个官职就不错了，难道还想变天不成？对这种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就应该打倒！”
　　“他是常德和平解放的起义人士、有功之臣，是我党的统战对象，就让他先观望着吧，反正参议一职本来就是沿用旧制设的一闲职，临时性的，他自己心里也清楚报不报到无关紧要。”
　　
　　事实上原国民政府的一干人，安乡县的吴铁铮、临澧县的袁平凡、常德县的熊状猷等都是暂任参议，也都不约而同推迟了报到。当然不是想变天，他们既没有这心思也没这能力，更没这胆量，观望的主要原因是带领他们参加迎解工作的陈采夫还未到任。
　　常德解放时，宋希濂率国民党十四兵团二十余万人经湘西往西南方向溃退，为了动员宋希濂起义，中共中央华中局派一位副军长偕同宋希濂的堂兄宋仁楚及陈采夫等人，化装成商人往西追寻宋希濂去了。胡开材等人想等陈采夫回来以后再做打算。
　　
　　胡开材回到家后也并没闲着，他做出了两项重大举措。一是卖掉田产、宅院，举家迁往常德定居；二是把女婿陈隽送到临澧县干部知训班学习。
　　卖田卖屋，太太首先反对：“你从前在外为官，我在家打理农田，不是一直都挺好的吗？为什么这次你去常德做事了，我们就要把田产全部卖掉，随你搬到常德呢？”
　　“做个城里人不好吗？”老爷笑道。
　　“小娃儿才想做城里人呢，我不想。”太太撇嘴道，“我不舍得祖上传下来的这些田。”
　　“今非昔比了。共产党是要‘打土豪分田地’的，北边早就已经实行，我们这边解放了，迟早也要搞。”
　　老爷态度坚决，不仅自己卖田卖屋，还劝说弟弟和亲家们都把田产处置掉。
　　“怎么处置？”特意被叫回家的女婿陈隽问道，“我家那么多田，一下子也寻不到一个大买主。”
　　“便宜点卖，可以卖给不同的主，半卖半送都行。”老爷毫不含糊地回答。
　　“噢噢……”陈隽看老丈人如此决绝，若有所思。
　　霓璎正在给大姐雲璎的儿子试穿她新织的袜子，“那我家里公婆未必舍得卖。穷了大半辈子，好不容易有了我陪嫁的这些田，看得像宝贝似的。”霓璎撇撇嘴，“再说他们也不会听我的……”
　　
　　老爷也做不得别人家的主，无奈作罢，继续和大女婿谈另外一件事。
　　“新中国刚成立，需要大量人才，临澧县拟办一个干部军事学校知训班，招初中以上文化的年轻人；虽是军事化管理，但训期短，也就一两个月，我觉得蛮好，你坚持下来，出来就能当干部。”老爷从前在乾城带过大女婿，知道他公子哥儿气息重，懒散吃不得苦，特意叮嘱道。
　　
　　此时的陈采夫一行走到湘西，颇为受阻。湘西尚未解放，他们沿途只能乔装打扮乘坐民用客车，行进很慢，还不断受到搜查盘诘；又加上湘西盗匪猖獗，走到永顺时终究还是被土匪打劫了，包括旅费、手表还有党组织给宋希濂的信件，全部被洗劫一空，无果而返。（一九八五年宋希濂从美国回国参加黄埔同学会，见到陈采夫的后人陈克理时说了一句话，我一直在等一封信，但没有等到。彼时陈采夫已离世多年，他在反右运动中跳湘江自杀，此乃后话。）
　　
　　陈采夫从湘西回来后，赴任常德公署第二副专员，此时常澧地区的机构正式定名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常德区行政专员公署”，简称常德公署；胡开材任文教科（后改为文教局）副科长，吴铁铮任粮食科（后改为粮食局）副科长。
　　“文教科副科长？你这官是越当越小了。”太太揶揄着老爷。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官当得小也未必是一件坏事。”老爷道，“陈采夫也只是个副专员，还是第二副专员，正职都是南下干部。”
　　这话太太真没听懂，不过她对老爷当什么官，其实根本就不在意，只是对卖掉田产宅院仍旧耿耿于怀：“官当小了，反倒把祖产都给卖了，什么道理啊？”
　　
　　胡开材到常德赴任后，一边在文教科上班一边四处物色房子，作为全家迁往常德的新居，太太则留在乡下开始清点变卖田宅。
　　不久田宅变卖妥当，长工家人们也都辞退，只等结算扫尾准备搬家了。根叔打发完家里的长工们，颓然地坐在院墙边。达垣走过来问道：“听说都变卖妥当了，什么时候搬去常德啊？”
　　“龟儿子的猴急什么？”根叔用烟袋轻敲一下达垣，“你舍得根叔吗？我可舍不得你啊。”
　　“那根叔和我们一起去常德。”
　　“真是讲娃儿话。”根叔叹了口气，“我只晓得种田，别的都不会做，我去常德能做什么？”
　　“你什么都不用做，我养你。”
　　“你一个小娃儿靠什么养我？”根叔呵呵笑道。
　　“我当军官养你。”
　　“军官？”根叔有点懵。
　　“同学邀我去常德报考军官干部学校，读出来就是军官。”达垣道。
　　“太太会同意你去吗？”
　　“我正要跟娘讲，我娘呢？”
　　“在账房，拉了三小姐帮她算账呢。”
　　
　　达垣来到账房找到太太：“娘，我们什么时候搬去常德啊？”
　　太太拨弄着算盘珠子，头也不抬：“我都不急你急什么？”
　　“同学邀我去常德报考军官干部学校，只要初中文化就可以。我正好初中毕业，想去报考。要不我先去常德参加考试，暂时住在爹那里。”
　　“军官学校？”太太猛抬起头，“考什么军官学校，好男不当兵、好女不嫁丁，晓不晓得？”
　　霈璎插嘴道：“当解放军有什么不好？好威武好神气的。”
　　“有什么好？当兵的都是些大老粗。”
　　“不是兵，是军官。”达垣纠正道。
　　“都一样。”太太道，“当兵是要死人的，我就你这么一个男娃儿……”
　　“不是还有达桓弟弟吗？”霈璎又插嘴。
　　“他一个苕儿不算数。”太太白了霈璎一眼，继而对达垣厉声道，“反正不许去！”
　　
　　次日清晨，霈璎还在蒙头大睡，太太冲进她屋里，手里拿着一张纸：“快，帮娘看看，这上面写些什么？”
　　霈璎接过纸一看，原来是达垣一大早就已经和同学出发前往常德去了，桌上放了一张留言条。
　　“这娃儿怎么越来越不听话了？”太太气得大叫起来，“根叔根叔，快，给我把少爷追回来！”
　　“爹在常德呢，你急什么……”霈璎的话太太根本就没听见，她已经急匆匆的跑出去了。
　　
　　达垣和几位同学清早就出发，走了一整天，晚上才到达常德。找到爹后，发现根叔已经先于他到达常德，大家都被安排在招待所住下。
　　爹爹带着达垣在常德城的街道上一边散步一边谈心。
　　“怎么瞒着你娘跑出来了？根叔说你娘在家里急得哭。”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我已经长大，我想当军人。”
　　“你弟弟达桓从小落下个病根，家里就你一个灵醒的男孩，你娘最心疼你，你要理解你娘。”爹爹不急不慢，娓娓分析道，“你们说的这个军事学校我了解过，是新建的速成班类型的，起点低，学不到太多知识，并不适合你。我们胡家世代读书人，书香门第，我希望你还是扎扎实实读点书，将来考大学。”爹爹指着前面的一座巍峨大门，“高中我都帮你物色好了，喏，就是这个省立四中。”
　　爹爹停在学校门口，伫立仰望着学校大门：“这是一所历史辉煌的学校，还是清末年间熊希龄先生创办的。他早年参加过百日维新，后来在北洋政府里当过总理，毕生从事慈善与教育事业，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学校创建之初叫做西路师范讲习所，后来改叫省立师范学校。我曾经在这所学校就读，也是我的母校。”爹爹自豪地介绍着，“现在叫省立四中，这个学校你还不一定考得起呢。”
　　爹爹用了激将法之后又呵哄道：“听话，明天你就和根叔回去，跟娘道个歉。在家好好温习一下功课，搬来常德后就在省立四中读高中、将来考大学。”
　　达垣要读军校原本也只是受同学撺掇，听了爹爹的话后，激起了心里的景仰与向往，又觉得已经答应了同学，不好爽约。正犹豫着，爹爹似看穿了儿子的心思：“是不是和同学约好了？那这样吧，你明天去考这个军事学校，权当陪考，不去就读，好吗？”
　　达垣听从父亲的安排，第二天考完后就跟着根叔回家了。太太见儿子回来欣喜得直念“阿弥陀佛”。
　　
　　不久，土地革命果然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胡开材属地市级干部，名下也无田产，不在农村划分之列；两个弟弟均划为地主，大女儿夫家陈老爷听了亲家公的劝，趁早处置了大部分田产，在县城又添购了几间铺面，划为小工商业主；二女儿夫家邹讼师舍不得卖掉那点田，划分为富农。
　　再不久，邹讼师在群众批斗大会上挨批斗后，回家上吊自杀。远在桂林的邹钟燮听闻噩耗，急忙赶了回来，途径常德时落岳丈家，被老丈人胡开材拦截。
　　“现在什么形势，你不知道吗？这个时候回去，你不是自投罗网？”
　　“我父亲过世，我总得举丧啊。”邹钟燮哽咽着，“这几年在外读书，因世道太乱也极少回家，不曾尽孝，想不到父亲就这样走了……”
　　“丧事有霓璎打理，这关键时候你回不得啊，你会自毁前程的。你毕业分配的事怎么样了？”
　　“分配通知已经下了，我被分配到沈阳一家兵工厂。本来就是打算在报到之前回家一趟的。”
　　“那你先去沈阳报到，把工作安顿下来，等这阵风头过了再来接你娘和霓璎。”
　　“这都快到家门口了，我做儿子的总得见上父亲最后一面，告个别吧？”
　　“这时候你真去不得……”
　　正争执间，忽然一声“大哥”，胡家的三爷一头奔了进来，哭跪在大哥胡开材面前：“大哥，咱四弟没了……”
　　“三弟，你怎么来了？四弟怎么啦？”胡开材惊异地拉扯起老三，“起来，好好说。”
　　“他们说四弟是反革命，给绑走了，开批斗会、挨打，关押起来。后来工作队通知家属去抬人，说是自己吞了毒药，自绝于人民，我们去时已经断了气，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老三抽泣着断断续续地说完，胡开材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喃喃道：“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四弟就一个小小的保长，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怎么就成了反革命呢？我们那有好几个乡长、保长都被当反革命枪毙了。现在杀个人怎么就这么容易呢？当年二哥犯事，也是一审再审才定案判刑，现在杀个人怎么就这么容易呢？”老三嚎哭着，“二哥头几年还有个信，这两年也断了信息，八成也不在了，现在就剩我们兄弟俩了……”
　　胡开材已是老泪纵横：“你千万不可乱说话，我们这种身份，今后都得夹着尾巴做人。”
　　“四弟死得不明不白，难道就不能讨个说法？”
　　“都已经说他是自绝于人民了，还能讨什么说法？”胡开材绝望地摇了摇头，“回去处理后事都得低调点，早点入土为安吧。”
　　又回头对女婿邹钟燮道：“看见了没有？这非常时期，不能感情用事，只能做个偷生的蝼蚁。”
　　邹钟燮在一旁已是呆若木鸡，半天才缓过神来。第二日，邹钟燮就打了车票赶去沈阳的单位报到。
　　
　　太太原本留恋老家的宅院，拖延着舍不得搬走，经历这一系列变故，恨不得马上逃离家乡。胡开材弄来一辆卡车，载着太太、孩子和舍不得扔的家具器物离开了临澧，前来送行的只有根叔。
　　“老爷、太太都走了，我可怎么办？”根叔浑浊的眼睛里泛起了泪光。
　　“新社会了，不能再叫老爷、太太了。”老爷用劲地拍了拍根叔的肩膀，“政府给你分了田，以后就种自家的田，再也不用给别人种田了。”
　　“种自家的田当然是好，我就是舍不得老爷、太太，还有少爷、小姐们，看着他们一个个长大……”
　　太太眼里也噙着泪花：“根叔，我还会回来的，回来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