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柳暗花明，第二十章：当上小官

　　第十九章：柳暗花明
　　
　　刘来根在他三十九岁的那年春天，突然迎来了他人生中的一次命运大转折。那年，政府不但特批将他的成分由富家改成贫农，而且还被定为烈士后代，等娣子还拿到了烈属证。个中的缘由既离奇又简单，原来是离家三十八年的张三有了音讯。据说是他后来当上了红军，牺牲在长征途中，牺牲时已当上了红军的连长。
　　消息是县民政局的一个人称宋股长的大干部带过来的，那天，他在乡里的民政科长老王的陪同下来到陈家舍，找到等娣子后，向她出示了一个已经褪了颜色的红肚兜。那件肚兜上还有几个烧焦了的弹孔，夹缝中有一行十分模糊的小字：据说写的是“某县某乡陈家舍刘等娣”。时年五十九岁的等娣子一眼就认出了自己亲手缝制的物件，三十八年前的往事又一一浮上上心头，顿时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在旁边的四明社长对她说：“婶妈你先别激动，这么多年了，中间肯定还有许多故事，我们还是静下心来先听宋科长说说吧。”
　　宋股长说：“我们掌握的情况也不是太连贯，但是可以肯定你就是烈士的遗属。”
　　据宋股长说，原来那年张三在长江里落水时并不曾被淹死，他在江里漂流了十多里路后，终于爬上了一片长满芦苇的江滩。后来被江边上的一户渔民救上了船。那户渔民老家是湖南人，也姓张，船上只有一对无儿无女的五十多岁的老夫妻。两位老人听到张三的身世后，就跟他说：“
　　“你这情况就是有路费也不能回家，不如跟我们一起在江上打渔吧，我们年纪一年比一年老了，正想找个人上船帮忙呢。”老俩口还寻思先把他留下来，如果觉得人好就认他做干儿子。
　　张三想到他那条船上的人肯定全都喂了江豚，正愁没处安身，就高高兴兴地答应下来了。
　　那条常年在江上打鱼的船还比张三东家的船大些，前后有两道桅杆，来去在江上拉网几乎全靠风力。张三因为已经弄过一年的大船，很快就成了老人的得力助手。过了些日子，老两口就将他认为干儿子。据说后来老两口将他带去了湖南。
　　宋股长又接着说：“后来张三究竟在江上打了多少年的鱼，组织上掌握的材料也很模糊，只是知道他后来到了湖南，当上了红军，34岁的那年，牺牲在长征途中。”
　　他们听到这里，四明就问：“张三离家时才十八岁，如果现在还在的话应该是快六十岁的人了，现在离张三牺牲的那年也已经有二十好几年了，组织上怎么将这消息直到现在才告诉他的家属呢？”四明觉得如果早些年知道这消息，或许来根也不至于过得如此潦倒。
　　“这个问题说起来就话长了。这件肚兜是一位军区的首长保存至现在的，那时这位首长是张三连队里的指导员。那天他们的连队遭到了敌人的伏击，是张三带着七八个战士掩护连队突出包围的，当时，指导员曾要求连长带着部队突围，让他担任掩护，可张三坚决要他带部队走。战斗结束后，他们回来掩埋战友尸体时，发现身中数弹的张连长贴身穿着的这件红肚兜。因为先前指导员听他说过，他是江苏人，红肚兜是他十八岁离家时他的新婚妻子给他的。于是就带走了这件遗物，当时指导员想或许在革命胜利后能凭这样东西找到烈士的家属。可是，他当时没能发现这几个小字，江苏这么大，他到哪里去找。直到今年他曝晒几位生死与共的战友遗物时才偶然发现这几个已经很模糊的小字，于是，那位首长才联系上了我们。我们分析，张三本人不识字，或许是他早些年请人在上面写的，因为多次浸水，字迹已难以辨认，据那位首长说，他是通过法院的一个痕迹专家破译出来的。”
　　说到这里，四明已经派人传话将正在田里风水的来根找了回来，传话的那人不明就里，说是县里有个大干部要见他，弄得来根还以为是又遇上了祸事。当他一路忐忑着走回来时，看到妈妈正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诉说着他们家的那些辛酸往事。那两个干部模样的陌生人还在笔记本上认真地记录着。四明先将他挡在门外，小声地跟他说：“真是件想不到的大好事，你的亲身父亲有消息了，二十多年前他在外面当上了红军，三十多岁才在长征途中牺牲。”说过了这些才将来根拉进屋里跟宋股长说：“这就是张三的亲生儿子，叫来根。”宋股长和乡里的老王听了还都站起身来分别跟来根握了下手。
　　后来，宋股长对大家说：“好了，今天就这样吧，事情已经得到全部证实，这边的家庭情况也掌握到了，等我回局里向领导汇报后我会再来一次的。”
　　果然，过了两个多月后，这两个干部又来到了陈家舍。这次，他们除了给等娣子颁发了一本红堂堂的烈属证，还给了她一笔抚恤金。最让娘俩感到欣慰的是他们还带来了一份盖着政府大印的文书，将刘来根的政治面貌改成贫农、烈士子女！
　　事后，四明社长不无感慨地说：“命运真会捉弄人，如果这情况早个十年八年发生，说不定刘来根已经是一个比他这个村长要大得多的大干部了。”
　　
　　二十，当上小官
　　
　　第二年春天，四十岁的刘来根当上了农业社里的仓库保管员。
　　他的身份被漂白了以后，乡里的老王科长跟四明谈过一次话，他说：“刘来根这个人，虽然年龄大了些，按政策享受不到烈属补助，但我们要在生活上适当地照顾照顾他，我看你们村里像他这样有文化的人也没几个，你要给他安排个差不多的工作，别再让他在田里看洋车伴鬼了。”
　　四明听了开始还有点怀疑领导有什么意图，就说：“来根那人上过好几年私塾馆，能写会算，我想请领导考虑下将我这村长（当时还兼着社长）让他来当，我一个大字不识，也瞎扯了这么多年，把我拿下来，我没意见。”
　　“你这是扯哪儿去，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这些工农干部哪个有多少文化？我是想要你给他安排个像会计呀保管呀之类的差使。”
　　后来，正好原来的那个保管员出了点事，他在给社员称口粮时多称了二十斤稻给一户人家，后来有人检举说那户人家的婆娘是他的老相好，他是故意弄错的，说不定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四明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来根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这个小官。
　　社里的粮食仓库是在庄心里的一所大瓦房里，这房子原来是地主张荣富家的祖屋，土改那年，张荣富一家被扫地出门，这房子就作了新办的小学教室，后来，村里新砌了几间房子给村小学，这一大片十好几间瓦房就作了村办公室兼粮食仓库。村办公室只占用了西厢房的两间小屋，只摆放了两张会计和出纳用的办公桌，另外还有一张村干部开会用的八仙桌，四明和其它村干部都没有专用的办公桌，因为他们几个大都不识字。除了晚上有时开个碰头会，白天只有会计在这里算会儿账。因此，这个办公室其实就是个会计室。
　　保管员来根住的地方是东厢房的两个房间，一间搁铺，一间作厨房。厨房里有两间小灶和一张吃饭的桌子。四明关照来根说：“乡里来了检查工作的领导，也在你这里带饭。”来根说，我一个人过惯子，不会弄菜。”四明说：“没事，一般干部来也就是随粥便饭加个把菜，如果真的来了大干部，我会叫人来帮忙上锅的。”不过，这情况后来还真没碰到过，那时的“大”干部们也还残留着一些当年新四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老传统，下乡检查工作只要不挨饿就满足了。他们也怕犯错误，那时将多吃多占叫“口头贪污”。
　　北屋和南屋的七八间大房子全都作了粮食仓库。这里保管着全村人的口粮和来年的种子。来根初来时，仓库里没多少粮食，因为麦子还没登场，上年留下的社员口粮大都已分掉了，稻种也都已提出去育秧了。因此，这时新老保管员交接一点也不繁杂，会计只花了半天时间核对了一下库存就将那个老保管“解甲归田”了。
　　社里的会计姓花，也是个旧式文化人，算起来还和来根在私塾馆里同过学，只是他比来根大好几岁，来根入学启蒙时，他是“长学”（即学兄）。因为家庭成份是个中农，解放初期就当上了小乡里的财经干事，比四明的资格还老些，算是社里的内当家。出纳是个不足二十岁的小青年，叫陈德江，是刚从附近一个大庄子上的完小毕业的学生。那时，完小毕业的人在庄上就算是高学历了，因为他上过整整的六年学堂。
　　麦子收割结束后是保管员开始忙碌的一段时间。那时候这种高级合作社的规模比后来的生产队要大得的多，因为像陈家舍这样千把人口的小庄子，都是一村一社，全村两三千亩多耕地都在一个核算单位之内。好在应该上交国家的大批征、购粮是不进仓库的，那些粮在晒场上晒干扬净后就直接上船送往国家粮库。要进仓库的是群众的夏接秋的几个月口粮和数量不小的秋播用的麦种。
　　院子（其实这里叫天井）挺宽敞，地面上铺着青砖。显然，这是一处庄上最豪华的建筑。逢到给社员发放口粮的日子，院子里就挤满了拿着巴斗和粮袋的男男女女。都是出纳拿着账本报账，来根用一杆老式的大称一户一户地过称。有时候，来根忙得没时间煮饭吃，等娣子也会抽空盛一大碗送过来。
　　等娣子觉得，来根从此可能要行好运了。因而她现在又托人在四庄八舍上打听，想给来根找个枕边人。找个黄花大姑娘那是绝对不可能了，毕竟来根已经是个四十岁的小老头了。她只想给他张罗个合适的半边人。不过，好像半边人也挺不容易找得到，现在是和平时期，又没什么传染病流行，哪有那么多的半边人供她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