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游行

　　由于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农运、工运和学生运动遍地开花，作为内地的西安还是晚了半步。为了配合全国形势，西安中山大学在四月创刊了《西安中山大学》月刊，向全市发刊。具有煽动性的言辞一下子给即将熊熊燃烧的大火又加上了燃油，使西安的学生运动很快兴起。
　　省委根据西安的情况急时部署，决定掀起一次轰轰烈烈地学生运动。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大中学校上街示威。
　　一时间，全市大中学校学生全部罢课，走上街头。他们手执标语，喊着口号，大街上到处可见游行队伍。
　　中山中学在北大街偏北地区，因为上街最近，出门就是北大街，早早排好队伍。
　　史克寿、张光天、阎明、王振起、佟士魁，以及严绿娥、赵敏、田莉等几位最先发起人，高举标语，走在队伍前面，带领队伍向南走去，在钟楼会集。
　　时间是统一的，只是学校距离远近而已。
　　中山中学是第一个来到钟楼广场，几分钟之后，中山大学、西安师范、西安女子中学等学校先后来到。
　　出现这样大的事情，警察不会坐视不管。大批的警察和宪兵涌入大街，阻止学生们的游行示威。特别是城里的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包括钟楼周围，本来这里就是人们聚集的地方，加上学生这一闹腾，更是热闹非凡。
　　警察要阻止学生，学生要冲出包围，你拥我推，形成一种混乱局面。
　　由于即将形成对峙或者将出要现严重地冲突事件，这种情形立刻反映到国民党省政府办公厅。作为共产党潜伏在国民党省政府机关、担任秘书长的南汉宸放下电话，来到省主席邵力子的办公厅，将钟楼那里的事态简单汇报了省主席邵力子。
　　邵力子，虽然担任国民党省主席，但倾向于学生，不管学生出于何种目的，他是不会眼看着在自己任职的西安发生不测。他听到秘书长南汉宸报告，学生全部出动，势头不小。他知道学生要来省政府示威请愿，立即命令秘书长南汉宸立即阻止警察厅对学生的过激行为，要对学生进行教育和说服，并且疏散。
　　南汉宸点了下头，望着邵力子说：“主席，我立即通知他们。”
　　南汉宸来到自己办公处电话机前，伸手抓起话筒，接通警察厅电话：“你给我听着，邵主席要你们说服、驱散学生，不得有任何过激行为，如果闹大了事情你要全部负责。”
　　不等对方答话，南汉宸卡的一声扣上了电话。
　　钟楼广场上，警察和宪兵们已经接到警察厅指示，他们望着黑压压攒动地人头和彩色的小旗标语，将刚才强硬的阻挠手段改变成围护。
　　学生方面派出代表与警察交涉，双方持续了一段时间，最终因为已经上午时间而草草结束。
　　警察和宪兵们来势汹汹，去时灰溜溜的，往日的凶恶之气减少了一大半。
　　各院校学生重新组织游行队伍，喊着口号，向各自的学校走去。
　　西安全市十几所学校上街游行，虽然没有去成国民党省政府，达到请愿目的，但是对国民党当局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基本上达到了游行的目的。
　　这次上街示威，甚至要比去年五月一日“渭华起义”参加的学生要多。虽然“渭华起义”被当局武装镇压，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对陕西的革命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六月二十日，西安驻军冯玉祥军部创办起《革命军人朝报》，报童稚嫩的叫声遍布西安大街小巷，对西安的情势起到了莫大推动作用。揭露了某些军阀卖国的嘴脸，唤起了西安民众的思想意识。
　　十一月，冯玉祥《陕西民报》又一次创办起来；紧接着杨虎城部参议薛兰生同陕西警备师师长马青苑集资兴办的《民意报》也出现在西安街头，着实为西安新闻做出了一份贡献。
　　转眼已经到了暑假结束，仍然酷热的太阳残忍地晒着大地。
　　由于大旱原因，三月初时间，关中十县区所有麦苗全部旱死，饥荒铺天盖地般撒了下来。无隔日之粮的人们已经将草根、榆树叶子和树皮吃了个精光，就连能吃的所有东西也开始吃了起来。重灾区的周至县已经横尸遍野，土匪趁机作乱，百姓民不聊生。
　　 一九二九年三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成立。按照党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利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布新改组党部的机会，中共陕西省临时省委先后派共产党员张养成〔张志超〕和临时省委西路工作巡视员陈云樵〔陈文秀、陈冠英〕，以国民党周至党部指导委员的身份来到周至，筹建中共周至县党支部。
　　在此期间，张养成、陈云樵利用合法身份，秘密发展西府地区党组织，开展地下武装斗争。陈云樵接受任务后，与渭华暴动失败后避居兴平的共产党员张居仁〔张翠〕取得联系，并一同来到周至，与张养成接上关系，四月下旬在国民党周至党部秘密成立了中共周至县特别支部。
　　陈云樵任书记，张养成任组织委员，张居仁任宣传委员，吴焕然任委员。成立中共西府区委，直接负责领导中共周至地下党的工作。下设县城直属党支部，由张居仁兼任支部书记。
　　 为了把党的组织和活动迅速扩展到西府地区其他各县，中共周至县组织借国民党兼管其他各县党部筹备工作的有利条件，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开办了一个“党务人员训练班”，名义上为国民党培训县党部委员，实际上是为我党组织培训基层干部。
　　“训练班”设在县城东街国民觉县党部西院，吸收周至、眉县、扶风、武功、岐山等其他各县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学员有四十多人。“训练班”由我党组织直接领导，张居仁具体负责，区委成员张养成、吴涣然任教员，主要向学员讲授《社会进化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三大政策》《不平等条约》等课。同时，为了迷惑敌人，一些国民党县党部成员也上台讲讲“三民主义”。
　　为了激发学员的革命斗志，党组织还为学员们灌输新思想、新精神，宣传党的方针，讲阶级斗争学说，要把地主阶级的地分给无地的穷人，让大家有饭吃、有衣穿。“训练班”从五月开办到六月结束，不但从思想上武装了学员，而且组织上还先后发展了李效前、袁明山等一些同志为党员。
　　 “训练班”结束后，学员陆续被派回去开展革命活动。区委还抽出杨荫川、石耀章、李特森、刘问津、宋光涛等党员，分别派往宝鸡、眉县、凤翔、岐山等地建立党的组织。
　　 周至县的基层组织在中共西府区委的直接领导下，很快由张居仁建立了县城马王庙党支部，李效前建立终南党支部，袁明山建立祖庵党支部。为了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还专门成立了周至县青年团支部，由蔺效如同志负责。
　　在很短时间内，西府区委恢复和发展壮大了党的组织，并为在外地暴露身份后由省委介绍来周至的杜长庚、刘问津、石壁如、王仲英、吴佐成、张觉、宋光涛等同志安排了工作，共同参加西府区委的地下斗争。
　　 周至是旱灾重灾区，群众吃尽了草根和树皮，饿死无数。地主豪伸借机高利盘剥，低价收买农民的田地。在农民不堪忍受的情况下，县政府仍然催款拉丁。
　　王大是救济委员会年龄较长的一位，因为年龄稍长，办事稳当，张院长让他一直坐镇三门什子。他是周至早期农民运动激进分子，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饥民当中，有目的的对一些青年宣传自己所了解的共产党的政策。
　　只有共产党才是人民真正的党。
　　随着人民日见蒋介石政府的日益腐败，为了排挤冯玉祥，扣留陕西的赈灾粮款。由于阎锡山扣留冯玉祥，一手向蒋介石讨好，一手逼冯玉祥反蒋。国民党陕西省主席宋哲元被迫与蒋介石作战，在周至日夜拉丁、拉夫。警察差役四处征粮催款，对群众鞭打绳拴。
　　周至的农民运动基础较好，农民自觉反抗意识较高，党组织比较健全。在周至工作的中共西府区委书记陈云樵，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发动农民，组织军事武装暴动。区委宣传动员周至、兴平、岐山、扶风等地农民“打倒土豪劣绅”“反对军阀压迫”“反对苛捐杂税、征兵”“打倒国民党”；另一方面，区委积极同眉县的王进臣、武功的陈其武和黄彦文、兴平的朱佐洲等同志取得联系，还策动被宋哲元缴械，在西安闲住的团长杨万青来西府从事军事暴动。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四月十八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发动政变，随即与蒋介石合并，史称为“宁汉合流”。
　　一九二八年六月，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六月八日，北伐军占领北京，改北京为北平；五月三日，日军占领山东济南，制造了“济南惨案”；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学良东北易帜。
　　 多灾多难地中国再度走上了外侵内扰的境地。陕西在承受着国破家亡的情况下，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年，真是雪上加霜。蒋介石疯狂杀害共产党人，激起中华民族四万万儿女的强烈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