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篇 桥流水不流

　　这篇稿子本来是我读研时参加的一个教育团体TATEAL（TeachersandTeacherEducatorsinActionLearning）成立十年而写的生日贺词，不料一改再改，最后改成了其创始人之一杨小洪老师的祭文。也是对我的成长印记的回顾以及对引导过我成长的导师们的纪念。从文中的时间记录来看，初稿写成于2011年9月20日。直到今天不知已经改过几稿，文中在节点处都有时间和动因的提及，每一稿都是一个人生的转折，都是与TATEAL缘分的延续，各阶段都有不同的人生体悟，但是这不断的因缘却有一线牵，那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和对教育的真诚，是为桥流水不流。终稿把故事定格在旧金山时间2016年9月10日，杨小洪老师离开我们后的第一个教师节，特完稿以祭奠敬爱的杨小洪老师。
　　题解
　　十年，原本以为很长，却如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2009年，我曾怀着宝宝，卧床写《我是谁——谁来回答我？》，显然渴望有人来为我作答。今天，我将自己作答。随着TATEAL十岁生日将近，请听听我们和她的故事，希望故事里的她（他）们一切都好。
　　起初并不知道TATEAL是谁，也不知道哪些人与她同在，正如好朋友的缘分的开启总是在不经意间。也许最初的自己，欣欣然而向往之的，是一个好听的名字，一团热闹，一圈光环，只在十年之际，暮然回首，恍然已跨过一座座小桥，TATEAL一如桥下的流水，与我相伴至今，若隐若现，若即若离，却又不离不弃。不知何时碰到了这句禅诗：“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在桥上走，桥流水不流”。这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位禅师善慧大士(傅翕)写的一首禅诗，网络上有各种解读。到了三十而立的年纪，不大不小，积累了一些人生体验，不敢说参禅，却由不得被这种似是而非的隽语吸引了，继而借来解读自己的人生。2011年恰逢TATEAL十年之际，桥流水不流这个禅语意象与TATEAL给我的感受对接起来，以致于当时的我毫不犹豫以它为题眼一口气写下我与TATEAL的相识与相随。初稿是2011年9月20日写成的，2015年3月31日，在空灵的佛音中，我把心放空，再次与这个老友对话，这不是桥流水不流么？
　　杨小洪“教授”
　　与TATEAL的相识起源于我的导师杨小洪教授，我其实在当前时空很不想用教授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曾是我的一个“痛”。请恕我无法将自己的笔触严格控制在TATEAL十年期限之内，正如当时对于刚考入杭师大外语学院我来说，压抑时常泛起来的研究生身份之乐，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我生在一个崇拜知识的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老高中生，都有大学梦，却因文革和家境变故未能够圆梦。于是我和弟弟便承担了为他们圆梦的期望。尤其是我，从小就是个听话的孩子，上进的孩子，父母的期望和我的梦想完美的契合，也逐渐内化为我的价值观。后来去了城里读书，二姨是中学数学老师，家教严格，我从小学被一种“穷人孩子早当家”，“少小离家”，“衣锦还乡”等沉重的意象笼罩，各种励志格言成为我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学习的动力。常常在回乡的客车上哼着《红梅赞》，《我的中国心》，《红灯记》这样的歌曲，常常在回城的客车上默默流着眼泪，暗暗发誓又是一个的奋斗的开始。我增加了这一段自己的成长经历，也许读者更好的理解下面的故事。
　　我2004年由一个师范院校考入杭师大，我是父母家族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更是第一个研究生，老家亲戚还在镇上电视台为我点播了电视连续剧，连播几天，祝贺某某家某某考取杭州师范大学外语研究生云云。对我和我背后的一切来说，研究生是多么美丽的光环，我所有的眼泪，父母所有的累都值了。在父母的心里，大学里的教授就是权威，导师就是自己的再造父母，这些夸张的词语，其实并不夸张地形容了一些平凡世界里的农村父母的心理，既然父母如是想，我也如是想。
　　自己导师杨小洪教授就是一位教授。他是TATEAL的最初成员之一。但是在他的第一堂课上，杨老师对自己的课堂文化进行了描述，他的课没有教材，用的是自编讲义，合作阅读，讲课时他会一直“说”，如果学生不打断，他就一直说，直到有人敢于“打断他”，学生也可以随时打断他，也可以自由出入课堂。这些充满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的表述，与我对“研究生学习”和“教授”的想象和期待大相径庭，我是卯足了精神要来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我期望的是满满当当的学到知识，不是到最后混一个文凭，那顶充满魅力的硕士帽应该是在许多厉害的教授指导下戴上并且闪光的。我受不了这种“教学风格”，教材也没有，上课那么随意，这不就是“放羊”吗？“教授的随性”带给我的不安，让我如火中烧，他终于问我们有什么问题了，我爆发了，没来得及说一些交际中需要的过渡语，确切的说，我的冲动让我根本无法维持冷静，我大概问道：“这是研究生课程吗……您是教授啊……”，我已经记不清我具体是如何表述的，杨老师给出了回复：“……教授怎么了，研究生又怎样，没有内心的解放……”，恕我只能记得这些字眼，但是那种内心的冲击直到现在还让我怦怦心跳，十年过去了！他的话，当时像一个巨浪突然把我的骄傲和崇拜打翻，把我的“理想”否定了。难道研究生不算什么吗？——千辛万苦追求的那顶硕士帽什么都不算吗？！
　　从此在杨老师的课上感到无聊痛苦。因此我经常上他的课借口“去洗手间”，经过走廊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恢复一下作为研究生的自尊，还故意放慢脚步不卷入那充满狂语的气旋，当时我心想，反正他说他的课“可以随便出入”，我也算是支持他吧。真是造化捉弄人。第二年选导师，大家都很紧张，互相打听哪个导师好哪个不好。大家都怕选到杨老师，所以都不填他的专业方向。据说他自己选导师之前在课堂上做了个“反广告”，可是偏偏那个时候，我又溜出去了，后来听说他告诫选导师的同学们如果选他要做好吃苦的准备，他不会为徒弟的发表推荐论文。我记得很清楚，在钱塘江边那幢研究生宿舍楼里，我和同学傅海燕等一起纠结怎么填那张选导师表格，看着名单中那一位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导师，掂量着掌握不多的关于各位导师风格的传言，我实在不愿意因为自己的一念之差错过一个好导师，最后咬咬牙，不知道哪里来的一副“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姿态，一口气把所有导师名下的专业兴趣方向都勾上了，心里默念着“我不选择命运，让命运选择我吧！”。结果，很快就公布了：马妮、章磊——导师，杨小洪。那一天，我特别失落，至今，我还感觉得到那天的沉重和孤独，因为大家都选到了“好导师”，而我，偏偏被分给这个“疯狂的人”。打那以后，上杨老师的课，我不敢随便出去了，因为无论我坐在哪个角落，总感觉到被他的目光追寻，现在回忆起来，那种追寻是多么的温暖和坚实，那竟然是今生不解的师生缘啊！渐渐地，最初受到大家同情和可怜的我，也开始感受大家羡慕的目光。
　　Ora其人
　　就是这样一位对“教授”不以为然的导师，却对“Ora教授”这个人物保持着特有的谦恭。每当学院老师中的TATEAL成员说起“香港大学Ora”，眉宇间总是洋溢着兴奋，嘴角总是挂着久违的微笑。起初，我很好奇，这位Ora到底是教授级人物，还是谁，为何都知道Ora，而不叫ProfessorOra。
　　这是我起初不解的。连杨老师每次说到Ora都流露一种对老朋友的思念。因此，我渴望见到Ora。2005年春，学院组织的研究生香港之行是我印象中第一次见到Ora。那是在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的Teachers’Workshop，她作为主持人。记得那天她穿着一件青花中式上衣，瘦削却矍铄，英语短促而清脆。大家分成组，讨论一些问题。我的同学们选择了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我坐在了靠前的一个小组里，和本地几位教师讨论。小组发言时，我说：“Iwasrecommendedtorespond…”，当时大家都笑了，但是我的发言得到了Ora的回应。我好高兴，那是我第一次和Ora直接对话，虽然她并不知道我是谁。后来大家都佩服我的勇气，殊不知，这勇气原是杨老师平日里“纵”出来的。
　　（恕我此次修改，总要加几句穿越时空的话）。后来我曾想考Ora的博士生，但是在与Ora的一次email中，我记得她提到过“缘分”二字。当时的我还没有成熟的专业素养和心智去呵护和Ora的缘分，连读博到底意味着什么都不知道的我，最终走向了工作岗位。直至，工作几年后，正式开启考博之旅的某一个夜晚，杨老师转告我，Ora来了，点名要见你，要和你谈谈。那一顿饭，我吃的特别不是滋味。一个随意放弃努力，放弃缘分的人，如今却被慈祥的Ora念起。记得和Ora分别的路上，她问了我的近况，我提到我在跟着吴老师学习做文化田野调查云云，不知道是不是我提到了在做一个天主教村的研究，她不知道怎么就谈起了她的信仰，说“这个历程经过了十年”，我似懂非懂。她作为尊贵的客人，被请到车上，昏暗中迎着路灯，我想把Ora的样子印在心里，似乎这一别会是永远。强光把我的眼睛刺痛，庆幸我依稀看到了Ora那瘦削矍铄的身影，那一刻，我是一个教师，又是一个曾经追随过她的学生，一个穿着短裙去香港追星的幼稚的女孩，又一次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至今还清晰的记得那种惆怅和永驻心间的温暖。
　　“倒垃圾”
　　杨德龙老师是外语学院年轻的博士，当时也是副教授，但我脑子里顽固的机构话语堡垒，已经被杨小洪老师冲击了多次，与二杨的友谊之花开在自由的田野上。小杨老师睿智而脱俗，随性中流露着温和的叛逆，他的口头禅是“好玩儿”，他对生活的体察总是透露着“好玩儿”的乐趣。他和杨老师虽然一个给我轻松的感觉，一个给我沉重的感觉，但是他们对生命的尊重和体悟，对他者的开放，是我不能抵御的。我和小杨老师是杨小洪老师家里的常客。每次我们凑到一起，言语碰撞，火花四溅，笑声不断。教室、餐厅、家里、校园里、公交车上、茶馆……语言带我们一起去旅行。
　　老杨老师说甘愿当大家的“垃圾桶”，欢迎经常去“倒垃圾”。每次我们的聊天都很受启发，支持我欣欣然向前走一段时间，再过一段时间，又有“垃圾”了再去倒一倒。一门课程，一个学生的话，季节变化都可能引起我们的深思。记得一次学院组织秋游，我看到远山郁郁葱葱的绿树丛中有一棵树的树梢变红了，便叫道：“看哪！所有的树都是绿的，怎么只有那棵是红的，那棵树死了吧？——为什么树死了才会红呢？”小杨老师一愣，说：“是啊，为什么死了才会红呢？”老杨老师叹道：“死了才会红，这个好！是啊，这是为什么呢？”哈哈哈……山林间荡漾着爽朗的笑声。
　　在TATEAL只是一个英文缩略词时，我的生命里已经融入了“TATEAL人”生命的律动。几位领航者的魅力吸引了一些对教育对人生用真心践行的人。叛逆、反思、激扬、纠结与释然是我研究生三年的主题词。这一路走来，没有这些人的解惑和引领，我这片树叶只能顺水漂流，毫无方向。
　　IssaYing
　　TATEAL悄悄地走近了我的世界。从香港回来，邮箱里收到IssaYing的邮件和会讯。作为小角色，能收到香港大学的邮件，而且是全英文的，我感觉自豪而新奇。TATEAL的邮件一般都很长，不像一般研讨会正式的格式和语言。TATEAL会讯总以Dear寒暄开头，有故友重逢般温暖。她愿意聆听我们的心声，好像我们每个普通的人，都可以讲述自己的故事,在她那里都可以找到归宿感，安全感。她是许多人心灵的港湾，拥有着母亲的情怀。这个年代，大家都是匆匆来匆匆去，有多少人愿意为你的故事停留脚步？是TATEAL真诚的聆听和分享，让我知道，这世上，还有一些人一些地方，是用心在交流的，我并不孤独。
　　后来才知道IssaYing是Ora的博士应单君老师，在香港，应老师带我们去她的宿舍拿东西。香港大学建在山坡上，跟着她，我走过贴满了海报的长廊，爬过有学生在运动的露台，略过充满神秘的一花一草，到了她称之为“比较小”的宿舍。我暗地佩服，一个女生能在香港读书，还那么有活力，有领导力，还总是挂着深深的微笑。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多强的生活能力呢！
　　Issa邮件的附件里经常有一些故事，我读过一些，是一些教师自己的故事，说实话，我没有太多感动，那时我还是个学生，还缺少生命体悟，我习惯了仰望他者，远瞻彼岸。后来的邂逅是一些研讨会，记得一次Issa变成了嘉宾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我悄悄坐在一个角落，体味着生活神奇的变化。
　　方与圆
　　杨老师对innervoice的鼓励，Ora在大礼堂与上百师生share,Issa邮件的问候和story征集（2016.8.26备注：这句话里用了五个英文词，我本想此次修改改为中文，但是心中默读后还是决定保留英文单词，因为这五个词是当时触动我作为师范生和未来教师幼小心灵的字眼。）让我一时间生活在其中，觉得这就是我的世界，不需要他人。习惯了倾诉、分享、激辩，习惯了真实的活着和思考的我，也因此经历了与外界的冲突。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些人开始不喜欢我的锋利和张扬，我开始“被敬而远之”……后来我才知道，我的锋利和张扬，无形中伤害了许多人，以“自以为是的无辜”之方式伤害了许多人，包括我的家人。一向以“说真话”自豪的我，开始遭遇别人的愤怒和反击。我开始思考方和圆的问题：难道不该做“方”吗？难道不该拒绝“圆滑”吗？可是，杨老师却不时地警告我：“你心里有个魔鬼，这个魔鬼总会时不时跳出来，使你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
　　我沉默了。如何在群体中与他者共生，而且不降低幸福感，成了我一直以来思考的问题。直到2005年杨老师带我们去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进行研究生交流，我做了《方与圆》的演讲，我才更加理解自己与群体的关系。
　　我不止一次的在心中向导师呐喊：“我需要团队！我离不开群体！我需要阳光和温暖！”他总是温和的说：“团队就在你身边啊！你只要努力，就可以有自己的团队。”是的，杨老师，走到哪里，哪里立刻就形成一个“气场”，他往哪里一坐，人就慢慢围过来，被笼罩在这个气场里的人有着无言的默契。我更是他的影子。以至于后来工作后，有人一听说我是杨老师的学生，就露出：“原来如此”的表情——似乎他们不用专门了解我，知其师便知其人。对此，我曾经倍感荣耀，后来却又十分苦恼，试图反叛，摆脱他的光环。我不要做杨老师的影子！
　　团队不在彼岸
　　我开始有意识地“走出去”，去和不同群体相处。不断地将自己的“方”纳入他者的“圆”，我慢慢温和了，平静了，许多事情没有那么纠结了。但是，坎坷还是有的。在做毕业论文时，因为杨老师曾有弟子论文一审没通过，我就特别紧张。那时，大家对量的研究很崇拜，而我偏偏做了叙事研究：英语专业教学个案研究——组织文化视角，以杨小洪和杨德龙两位老师的课堂和人生为个案。这个研究过程让我成长，如今看来，与TATEAL无不相关，是她在我心里播下了community的种子，是她的organizationalculture让我有机会和外界碰撞、分享，获得一次又一次新生，保持着向前行的生活状态。论文通过了，还得了优秀。
　　毕业后，我有幸来到钱江学院文学系工作。在这方热土，我遇到了一位好领导，一群好同事好朋友。我们经历了初任教师的蹒跚学步，初生牛犊的虎山行，无知无畏的青春悸动。我们一起讨论教学、科研、老公、房子、学生。2008年10月我参加了中国计量学院主办的“话语，文化与教育改革国际论坛”，认识了浙师大RICH团队。RICH=Research-based,Integratedcurriculum,Cooperativelearning,Humanisticoutcomes，这不正是杨老师和我一直追随和实践的理念吗？听着老师们感人的故事，我真是相见恨晚，RICH来了一大帮人参加会议，我仿佛找到了大部队。
　　后来看会议集体照，Ora,黄爱凤老师、吴宗杰老师以及当时还是浙师大研究生，后来成为新同事的陈乾峰竟然都在照片上。我深深感到这是一种“缘聚”。回到单位，我激动的向同事们介绍RICH，并将TATEAL最新的会讯群发给大家，包括领导。没想到那天，我们系两位系主任带了一群老师去参加了TATEAL文一路的“研讨会”。要知道，钱江学院是以“应用性人才”为培养目标的，虽然我们文学系的学生毕业很多想当教师，但是教师行业就业率很低，能当上老师的“即使再优秀也得有关系”，因此那时我们没有教育类课程，我们几个课程与教育论专业毕业的研究生承担的课程也只是语言类基础课程。
　　能够介绍我的同事朋友（对于我而言，同事远远超过普通的“同事”关系。）参加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和杭师大共同组织的一次研讨，我由衷高兴，我知道他们一定会被触动。Ora亲切的提问，专注的聆听，我和Ora自由的对话展示了TATEAL的对话风格，大家很快就放松下来。就在那次会上，我和同事们想到建一个交流平台，于是回家我便开通了“文学系英语教师QQ群”，现在群里已经有新老同事24名成员，这个群一直用到今天，十年。为同事和TATEAL牵线搭桥，是我职业生涯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我想起杨老师的话：“团队就在你身边。”那次聚会后，我的同事们都向我打听Ora其人，个别同事悄悄跟我透露，从来没有这样直面自己内心，从来没参加过这种以“倾诉和聆听”为主的研讨会。而这次倾诉，悄悄成就了不久的金华之行——RICH探寻。
　　做教师还是教育者
　　我并不知道RICH和TATEAL的区别。因为活跃在二者的人是一群人。
　　仅仅是给RICH发了一封邮件，一个短信，我们就很快得到了她们的邀请，定下了赴金华交流一事。2008年金秋，丹桂飘香，邀请了杨小洪老师，鞠秋红（Jackie），钟丽佳（Daisy），陈瑜（Fish），冯云丽（Julie），曹晓明（Lisa），钱连玉（Jade）,还有我（flyingcloud），我们像一群快乐的鸟儿飞往浙江金华。接我们的夏建新老师见到我们感叹：“天哪！一群美女啊！怎么都这么年轻！”是啊，那年，我们都还年轻。
　　RICH为我们安排了听课、师生交流观摩、聚餐、旅游。从来没有这样被当成贵客，我们感动万分。没有行政压力，没有利益交换，只有彼此真诚的对待，怀着对教学的热情，对educator的追寻。同事们对杨老师并不熟悉，但杨老师却和每一个人都有一份默契。在黄爱凤老师的课堂上，我们感受到学生的心是那样自由和放松，情感的流露是那样自然。英语已经不成为学习的对象，更不是操练的工具，它只是交流的一个媒介，汉语随时可以跳出来。同学们热烈的小组讨论，精彩的小组呈现，大家很自然的用英语聆听和倾诉，语言根本不成为问题。一个女生说到自己的父母外出打工、自己曾经成为留守儿童时，哭了。在场的老师们眼睛也湿润了。那时，我感到educator就是一个可以为学生而哭的teacher。
　　金华之行将近尾声之时，我们在山间一块空地上席地而坐，金色的树叶飘落在肩上，鸟儿在头顶上啾啾歌唱。杨老师有意地不加入我们，选择远一点的石凳静静坐下。那短短的一个小时里，我们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communityinnershare，对我们平日的教学、科研、管理做了反思，我们一致决定“明天的期中考试教师会议上，我们一定要一起跟张老师谈谈。”
　　金华回来，我和鞠挤在老钱的大床上，促膝长谈，深夜未眠。我们把各自心中的苦闷倾诉出来，决定天亮一起去面对。从此，同事们的交往更加密切。我们一起做教改，一边教学一边思考，一边工作一边成长。我们不仅在工作上互相支持，还在生活上互相帮助。买房子，装修，看病，大家经济上都可以互相周转。我们每周四聚一次餐，畅谈一周心情。大家全然没有“同事”常有的勾心斗角，利益之争。教改中有个版块是初任教师身份认同研究，我们这群拥有多重角色承担多重压力的年轻老师既是研究者又是研究对象。我是负责人，怕她们因被当做研究对象而反感，一直小心翼翼推进着，但是她们却积极参与访谈，递交日志，交流困惑，因为大家都感觉到了：这次我们是在了解自己，面的自己。对于“工作和生活是融合的还是分裂的”这个问题，我们有不同看法，但是我们都对“我是谁”做了一次问答。可是，写到这里，我并不能说TATEAL在我们这群人心里已经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说，她的影响一直在起作用，她就像永不消失的电波，不断发射着熟悉的频率。
　　重生与延续
　　2008年底2009年初，我们这群人，已不再年轻，我们纷纷意识到，该考虑另外一个人生重大问题了——我们该要孩子了。这是绝大多数女性幸福的源泉，也是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金华之行的那群年轻的美女相继怀孕，经历了腰酸背疼，大腹便便，蝴蝶斑，妊娠纹，孕吐，最后相继生下可爱的小天使们：子越、牛牛、西子、果果、轩轩、然然、汀宝......从此，我们不再年轻，我们却又获得重生！其实，从第一个人怀孕，我们的关注点就转向孩子和家庭，Hcg、B超、糖筛、防辐射、母乳喂养等成了我们每天的话题。这时，系里老同事纷纷带来旧衣服，给我们提供有用的淘宝链接、好医院好大夫、好药品、好奶瓶、好音乐……我们英语教研室还专门用文件柜围出一个“妈妈挤奶专区”，QQ群的话题也成了妈妈半边天，男同胞们时而也加进来，发出单身汉或者爸爸的感叹。
　　曾经，我担心，TATEAL精神会不会因为我们升级为奶妈和保姆而烟消云散。可是在我们“丧失自我”一年左右，一个一个又恢复了工作状态，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生涯，开始思考未来的路如何去走。我们，有的做了教研室主任，有的做了年级组长，有的做了访问学者，有的出去培训准备开设新课。我，选择了去浙大吴老师那里听课，寻找博士研究方向。我们的确感到不再年轻，但是我们又不愿意做小女人。最近，我在浙西做乡村田野调查，正在打开一扇新窗，一个在家休产假哺乳的同事（老钱），让我给她推荐一些好资料以“找回状态”，我给她复印了吴宗杰老师推荐的TheCouragetoTeach（ParkerJ.Palmer）。至2014年修改此稿时，我已经成为吴老师的博士生，一个渴望听他“训诫”却又不断给他“丢脸”的学生，一个时常念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却比月亮睡的早，比太阳起的晚的学生。但是能够在一位又一位TATEAL导师的庇佑下成长，这是何等的福分啊。
　　TATEAL的故事是不是就到这里了呢？缘分继续着，我竟然和RICH团队的美馨姐成为同门师姐妹，还有黄爱凤老师的爱徒，孜孜不倦考博的明蕊，以及沉稳淡然的师妹波波……都在撰写着TATEAL精神。我们的故事悄悄的传递着，发生着。TATEAL如水，流经每个人的心，无声无痕，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
　　后记
　　TATEAL走进我生命十年，此文起笔在其十年生日，而后尘封，三年后重新面对此文，如同面对尘封的自己。我的题目是“桥流水不流”，这个意象依然适用于TATEAL与我的缘，只是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笔触里大大缺少当年撰文时的青春悸动和一些年轻的意象。杨小洪老师和Ora都已经退休，我的女儿已经四岁半，我也开始读博，生命又一次不堪负重。不得不提的是，我的第二位研究生导师吴宗杰老师，对我进行心智与语言的历练。他以批判话语分析起家，逐步转向文化遗产研究，和语言哲学研究，他也从未离开自己对教育的终极思考。他坚守的“白描叙事”与“微言大义”，让我突然收敛了对语言的“滥用”。我的头顶如同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敢随便说话了”。他带来的“文化休克”，让我缄默了好久。语言对情感的宣泄和对生活的想象，曾是杨老师引领我获得的心灵解放，如今，我不得不背叛我的过去，但是已经孕育了一个生命的我，似乎勇敢了许多，从容了许多。不再是当初那个冲动不已会在第一堂课反叛的我，我选择了隐忍，我低头跟随新的导师在故纸堆里和人类学调查的田野里重新追寻语言的意义，存在的意义。逐渐我意识到，我的语言时常并不发自我内心，而是某种话语的代言。一个那么爱使用文字表达自我的人，沉默对我来说，是一种煎熬。但是有时沉默是必须的。尤其是逐渐走进国学，我更加觉得自己需要重新做一次中国人。走向国际交流的舞台，倍感自己空空如也，任重道远。
　　但是令我感恩的是，TATEAL总是没有离开我，她里的人随时做我的倾听者，纵我作语言的宣泄，尤其要提及的是“山水”老师，我们没有见过，但是她读了我的故事，给我的点评让我几度落泪，她的语言太美太有穿透力，美的真的甚至让我不敢去见她。TATEAL目前在以QQ的形式在网上进行互动。当我被拉入这种互动叙事的洪流，我第一次感受到，TATEAL个形神皆具的实体，不仅仅是一些引领者，不仅仅是一些独白的故事。三年后，我重新体会我的题目“桥流水不流”，这个意象似乎更加能够诠释我对它的理解：TATEAL之流一直带着我们这些树叶穿过一座座小桥，我们在流中，自然不知。它在我们迷失时发出淙淙流水的声音，提醒着，我们并不孤独。它的流是欢腾的，已经融入更多的声音。我突然意识到，我该遁去舟下未老先衰的枯叶，在山涧欣欣然仰首歌唱，为年轻的心撩开流中的枯叶，涤荡一如我当初的迷惑，助生命之舟一程。
　　【以上为TATEAL十年稿】
　　【以下为杨老师病重至辞世后撰写】
　　回家·陪伴
　　2015年暮春四月TATEAL相约杭师大仓前新校区外国语学院，商讨TATEAL叙事出版一事。经过组委会商量，我的《桥流水不流·TATEAL十年》被定为“模版”，杨老师于2014年天竺山羊村弟子小聚时如是说，他掩饰不住的自豪。而我已经跟随吴宗杰老师进行“文化转向”两年，已经感受不到最初写TATEAL时的心跳了。我意识里已经觉得，那些情绪的起伏，不过是成长的滋味，而我真正要做的是“用知识武装我的头脑”。我对自己的图有思想没有内容的“空话”已经有些厌倦了，对缺乏广博知识的教师所做的教育研究也有些看不起了，我是从看不起我自己开始的。所以，我疏远师范生和教师的角色，甚至有时想以后不做老师了。
　　而这次TATEAL写作工作坊的召集，对我来说有一种回归的感觉。就好像应老师偶尔发来的邮件，总是提醒我你曾是教育者队伍里的一员，你曾是教育研究者的热衷者。所以这次召唤很及时。
　　开场白，Ora让我们用一句话表达今天来参加工作坊的感受。大家所说的，我现场一一实录下来。这次我充当了书记员。发挥跟着吴老师练就的实录的本领，着实让老友们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的感觉，的确，我写衢州、邹城文化遗产报告，该有几十万字了，打字速度是快了好多，速记能力也提高了。
　　这次会上来的都是各种机缘相遇的TATEAL成员，大家都不同程度的成为老朋友了。应老师是组织者，她来了，我们就有主心骨了。她也是Ora和大陆这头的桥梁。陈珺也来了，她比我早一年考入浙大，学习十分努力，总是一直忙着采蜜的蜜蜂的样子。
　　杨明蕊是黄爱凤老师的硕士生，所以也认识杨老师。阿蕊与我是因为考博而结缘。其实后来我们回忆起来，浙师大一次国际研讨会，我们就相遇了。只是那时没有机会深谈。后来我考了吴老师博士，她也想考，我们才有机会多聊。她说第一次来考试，我遇到她就邀请她到家里住，她还以为我很方便，没想到到了我家才知道，我是要让老公睡沙发，让她睡大床。我听了觉得这有什么，我们家不是经常招待朋友吗？来了我老公自动就去客厅睡沙发了，不用我说的，他知道这个时候，朋友比老公重要。而我那时是觉得只要是RICH团队的，是TATEAL团队的，就可以无话不谈，所以一下子就相见恨晚了。阿蕊像天山上的雪莲，她的到来，把我的城市气息遁去，让我感到我是那么匆匆，她是那么优容。她总爱穿花裙子，是我喜欢的田园风格，民族风，我好羡慕她穿什么裙子都好看，而我一穿小碎花就土的掉渣。她是白族，我是汉族，我们没有一点民族界限。她到我家总是滔滔不绝，声音柔美，我听她说话都快睡着了，因为我有好多事要做，心里急。但是西子听她手舞足蹈讲孙悟空的故事嘎嘎大笑。她跳舞给我婆婆看，后来回大理了还寄给我婆婆一个绿色的刺绣大包。她对我婆婆的爱戴让我觉得我作为媳妇关注婆婆太少了。再后来，阿蕊来浙大访学，我成了她的归宿，是的，她来了，我把她当娘家人。她也入河北叙事群，她的笔触细腻的把我的心都化了，她镜头里的生娃娃难产而死的牛妈妈至今还瞪着眼睛看着我，我还能感到阿蕊抱着她温热的身体时她鼻子里出来的热气。
　　老朋友都来了，新朋友也成了老朋友。我们的相遇、相识都在无痕的岁月里，随风潜入夜，凝成温暖的回忆，TATEAL对我的滋养也是润物细无声的。
　　这次见面，大家各自讲了自己这几年的经历，转变，新的认识。黄老师还连夜写出了这次会面的故事。她丈夫的去世对她打击很大，她在杭州儿子家带孙女，她说她本来不想来的，来了，摸到乌黑的走廊里，就看到一道光。是马妮在拿着手机对着橱窗看照片。黄老师说，她从一个教授退休在家，成了带孩子的老人，一开始有些不适应，但是后来她就把精力融入孙女的成长力，现在在带她孙女的过程中又有新的教育感悟。大家鼓励她写出来，她连夜写了出来。
　　会上，还有一个我没想到的冲突，就是钟立波在美国休斯敦大学跟大家的视频交流。因为时差，她要等女儿睡了才能跟我们视频，而且声音不能大。大家讨论到她的《彩虹色的花》，Ora对波波文中对她的描写提出质疑，她感觉好像波波在给她写墓志铭。其实，我和杨老师都懂得波波是用一种赞赏而尊敬的口吻描写Ora，而Ora似乎不喜欢这种她看来Judgmental的语言。我心里为波波着急，波波也觉得自己解释不好为何要这样写。总之让Ora不舒服了，而且Ora直接对波波表达，这出乎我意料。
　　接着波波流泪了。杨老师出面说话。说的什么我不记得，波波一定刻骨铭心。但是杨老师是拿出十分的气力，调出对自己学生的理解，来为波波解释。
　　会议开了三天，大家分工写作，都很激动。告别的时候真的是不舍。Ora和黄爱凤老师拥抱告别，我开车送杨老师回家。记得在回来的路上，杨老师坚毅的说，“我想好了，最后不管怎么样，我要负责到底，把这本书出版出来。”我不知道他说这话的前提是什么。反正他似乎给自己做了一个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