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一年又过一年回，眼前春色如流水

　　春天是个万物生长、欣欣向荣的季节，同时也是人们精神亢奋、思想激昂的时期。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们所有的身体疲劳、精神压抑和情绪低靡，基本都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达到舒缓、放松和释放的。
　　为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每年春季，都会以大队为单位，进行多场游行和批斗会活动。人们在这样的活动中，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得到自己身体、心理以及灵魂的愉悦、畅达和发泄。
　　青山大队是千千万万个大队之一，当然也少不了游行和批斗会这样的政治活动。这天上午，青山小学的全体师生排着长长的队伍，沿着每个生产队包括社员们劳动的田间，不停地高呼着游行的口号。老师们或在学生队伍的旁边，或在学生队伍的后面，手里举着纸剪的小红旗，带领着小学生们，跟在陶金贵的呼声后面，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呼喊着相同的几句口号。
　　陶金贵走在队伍的最前头，跟在他后面的是几个男知青红卫兵，他们身穿绿军装，头戴绿军帽，手臂上都缠着红袖章，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他们每两个人押着一个“四类分子”，一共有三个“四类分子”，其中还有一个是女人。
　　游行队伍每到人员密集的地方，都会停下来，由陶金贵就地向社员们展示他批斗“四类分子”的手段，从而在乡邻们面前显示出自己的能耐。
　　当游行队伍来到张长如他们生产队时，小蔡一下欢呼着跳起来，她立马扔掉手里的劳动工具，拉着张长如就说：“张大哥，快，去看‘四类分子’游行了！”
　　“这有什么好看的啊？”张长如不屑地说，并把自己的“傍子”（锄头）从小蔡的手里夺回来。
　　小蔡也没时间理会张长如，调头随着人群跑向了游行的队伍。
　　上午的游行只是下午批斗会的前奏，也是为下午批斗会做宣传和铺垫。这么多年来，大家都习惯了这样的运动模式：是凡上午游行的，下午必定接着召开批斗会。到时，全大队的男女老少都集中在一起，无条件地参与这场伟大而又神圣的运动。
　　下午一点钟不到，青山小学操场上已经是人声鼎沸了。批斗会对于张长如来说，他从心底是不想参加的，可参加批斗会却是一项铁的政治任务，由不得张长如的选择。在大蔡小蔡的催促中，张长如跟随着她俩，匆匆来到了批斗会场——青山小学操场。
　　张长如环顾了一下现场，一种似曾相识的悲怆油然而生。他想：这个批斗会场是由他开创的先河，在这里，他曾留下过太大的屈辱和失去过太多的尊严。他发现今天的这里，已变得比以前更加宽阔，舞台也变得更为高大。
　　十三点钟刚到，只见青山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张久福，满面容光地走上了高台。他首先整理了讲台上的水瓶和茶杯，摆弄了几下扩音器。张久福抬头看到台下一片混乱，他要稳定会场的秩序，于是就“咚咚咚”敲了一阵桌子，并用命令的口吻让社员们静下来。在会场相对安静时，张副主任介绍了今天会议的主要精神，又一一地点查了所有生产队的出会情况，接着又郑重地喊了一些口号；最后，他用尊敬的口气，请青山大队“革委会”主任、支部书记陶得宝上台，并要求全体社员热烈鼓掌。
　　批斗会这样的开场形式，张长如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他看了简直想吐！在陶主任上台前，张长如的脑子里就浮现出了一连串的画面：陶主任从容地走上高台，张副主任肃立在讲台边，并用崇敬的目光迎接陶主任，当陶主任刚好快走到讲台时，张副主任立刻拉开椅子而且双手扶着椅背，等陶主任坐稳后方能松手。接着，张副主任马上为陶主任斟上茶水，再把扩音器摆放到陶主任面前的最佳位置，最后，张副主任自己荣幸地紧靠着陶主任坐下来。
　　这些程序并不是后人模仿的前人，而是中国人亘古就有的基因公式。在主席台上就坐的除了陶主任和张副主任外，还有两名“革委会”小组成员，一个是青山大队的妇女主任葛秀莲，另一个是青山小学校长陶金贵；另外，台上还有好几个知青红卫兵，个个戴着鲜红的袖章，他们威严地站在陶主任的身后。
　　陶主任左手端起茶杯，右手拿开杯盖，伸长了脖子，隆起嘴巴，在茶杯里的水面上轻轻地吹气，漫不经心地按逆时针方向扭动着脑袋，惬意地欣赏着，由他自己在茶杯里制造出来的并不漂亮的涟漪。
　　“安静！安静！”张副主任又站起身来，并且拿起陶书记面前的扩音器使劲嚷道，“大家不要说话了，不要说话了，我们听陶主任讲话，大家鼓掌。”说完，张副主任又将扩音器轻轻地放回原位，紧接着将双手举过头顶，“啪啪”的有节奏地拍打着。
　　陶主任呷了两口茶，狠狠地洗了两声喉咙，说道：“社员同志们！青山大队所有的社员同志们！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目的就是要召开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批斗会。毛主席教导我们‘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可是这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我们放松了阶级斗争，使得不少人疏忽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从而渐渐地迷失了革命的方向，最终有可能散失革命的阶级立场，这是很可怕的！也是很危险的！但是，不要紧，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告诉我们，‘阶级斗争是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抓一抓阶级斗争这个‘纲’！”
　　当陶主任把“纲”这个字说得非常响亮的时候，张副主任恰到好处地举起双手使劲鼓掌，并且示意台下的人也跟着鼓掌。
　　陶主任在一片掌声中偷闲啜了几口茶，张副主任立马提起水瓶要为陶主任加水，陶主任推开张副主任手中的水瓶，清了一下嗓子，又继续他的演讲。陶主任接下来所讲的话，在张长如听来，就跟十多年前，自己在这里被批斗时，那个王书记所讲的话如出一辙。张长如心中忽然泛起一阵惊悚，心脏骤然“怦怦”舞动，他想离开这儿，可这并不是他来去自由的菜市场。
　　陶主任在声嘶力竭中完成了他的宏篇大论，在又一次热烈的掌声中，陶主任终于闭了口。接下来，应该轮到知青红卫兵们的用武之时了。随着张副主任的一声令下：“将‘四类分子’张长兴、周秀娥、褚世明押上台来！”几个知青红卫兵立即纷纷跳下台去，不一会从台后押上来三个“四类分子”——两个男人，一个女人。
　　这三个“四类分子”都是衣衫蓝缕、蓬头乱发，双手被反绑着、低着头。他们被一群民兵和红卫兵们包围着，仿佛是三个重要人物被层层保护着，亦仿佛是三个即将要被枪决的死刑犯而被牢牢地控制着。
　　此时全场人声哗然。在一片嘈杂声中，只听见扩音器里传出一阵阵急促的敲击桌子的声音。当嘈杂声渐渐快要熄灭时，张副主任发话了：“把恶霸地主张长兴押到台前来！”
　　只见两个手臂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押着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来到舞台的前沿。老头背上附着一张白纸，上面用毛笔写着“四类分子”四个大字，在这四个字上还有一个红红的大叉子；他的脖子上挂着一块木牌子，上面写着“恶霸地主张长兴”两排红字。
　　“跪下！”其中一个红卫兵踹了老头一脚说道。
　　“打倒恶霸地主张长兴！”张副主任高高地举起了他的一只拳头，嘴里不停地嚷道，“打倒恶霸地主张长兴！打倒恶霸地主张长兴……”
　　全场的群众也跟着喊道：“打倒恶霸地主张长兴！打倒恶霸地主张长兴……”
　　片刻之后，张副主任双手示意让大家静下来，接着说：“下面请贫下中农代表张久来上台，声诉恶霸地主张长兴的罪行，大家鼓掌！”
　　这时从舞台的后面爬上来一个中年男人，他珊珊地走到台前，脸色阴暗，怯怯地站在那儿，两眼不停地在窥觑着人群里的每一个角落。
　　“不要怕！张久来。”陶主任开口了，“现在是人民当家做主了，再也不是地主老财们的天下了。你要把你解放前在地主家里所受的苦，和怎样被地主剥削压迫的？统统说出来，不要有任何顾虑，人民就是你的坚强后盾，有全国人民为你撑腰做主，快说吧。”
　　“我，我叫张久来。”张久来望了一眼主席台上的革命领导们，转脸对着台下的社员群众说，“我十二岁时，就被迫到地主分子张长兴家里当长工了。一开始几年，他们让我劈柴、打猪草、放牛，总之什么活都让我干，干不好还要被打挨骂。每天天不亮时，我就被拖起来干活了，他们一天只给我吃两顿稀米汤……”
　　“打倒恶霸地主张长兴！打倒恶霸地主张长兴……”人群中突然响起了口号声。张久来脸上分明也激动起来，他接过妇女主任端来的茶杯，“咕咚咕咚”猛喝了几口，右手将嘴巴一抹，狠狠地向地上甩了两下，继续说：“我、我、我十四岁时，他们就把我拉到地里去干农活了。你们说，我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能干来那么重的农活？干不好，他们就用绳子抽我，我的身上经常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他们还常常不给我吃晚饭，让我整夜整夜地挨饿。有一次，我饿得实在难受，就偷了一个馍吃，被他们发现了，把我打得死去活来，最后，他们还剁了我的一个手指头……”张久来说着并举起他的一只断指的手掌，以示证明他所说的真实性。
　　这时，妇女主任葛秀莲带头喊起了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打倒恶霸地主张长兴……”全场人员也跟着喊道：“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打倒恶霸地主张长兴！打倒恶霸地主张长兴……”
　　与此同时，整个会场混乱起来，各种脏物从四面八方飞向恶霸地主张长兴，各样的辱骂声、喊叫声不绝于耳。片刻间，就有几十个人从舞台的不同边缘翻跳上去，他们将恶霸地主张长兴重重围住。随即，大家发疯似地揪头发、拽衣服，拳打的、脚踢的；在他脸上抹猪粪的，向他脖子里灌泥土的，各种批斗手段应有尽有。
　　台下到处是尖叫声、叫好声和舒心的大笑声……甚至还听道：“弄死他！狗日的老地主！血债血还……”诸如此类的怒骂声。
　　这种场面持续了二十多分钟，在大家还没有尽情尽兴时，扩音器里连续传出了“咚咚咚、咚咚咚”的声音。张副主任一边敲着桌子，一边大声喊道：“停！停！停！社员同志们！行了，行了，批斗恶霸地主张长兴，这次就到这里了，下面开始批斗台敌家属周秀娥！”
　　当红卫兵把台敌家属周秀娥押到台前时，恶霸地主张长兴还被一群人围殴着。几个民兵过来把围殴者拉开后，只见张长兴哆哆嗦嗦地躺在那儿，民兵们又把张长兴拖到了台下。
　　台敌家属周秀娥，看上去虽只有四十五六岁，可一副佝偻的身躯，让人感觉随时都会向前倾倒下去。不过从她那饱经风霜的脸上，还可以看出她曾经也近乎是个漂亮的女人。周秀娥的身后，也是背着一张写有“四类分子”并打着红叉的白纸，脖子上挂着的牌子上写着“台敌家属周秀娥”两排字。通过她一双坚毅的眼神，完全可以看出她是个顽强的女人，让人看不出她有丝毫的惊恐与畏惧。
　　张副主任“啪”地一拍桌子：“跪下，台敌家属周秀娥，范老实点！”
　　两个红卫兵遵照张副主任的话，同时使劲将周秀娥按跪在台上。在她跪下的同时，周秀娥的头向主席台一扬，“叭”地啐了口吐沫。
　　张副主任立即跑到周秀娥跟前，指着她的头说：“周秀娥，你老实点，你要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不要把这里当作台湾，人民是不会让你们猖獗的……”
　　张副主任的话还没说完，陶主任过来拉开了他，然后在周秀娥面前蹲了下来，说：“秀娥呀！当初你要是听我的话，现在也不会吃这个苦、受这个罪。不过，现在你要是后悔还来得及，你要是愿意再考虑考虑，我今天可以不斗你，怎么样？”
　　“呸！”周秀娥头也不抬，两眼直瞪着台板说，“陶得宝，你就死了这个心吧！”
　　陶主任一脸懊恼的样子站起来，两手一甩，愤愤地说：“批斗！”
　　“周秀娥，我问你。”张副主任喝了一口茶水，翘起二郎腿，侧着身子说，“你准备逃往台湾的路线是什么？”
　　周秀娥跪在那里，除了一脸的怒气，什么反应都没有。
　　张副主任又“啪”地一拍桌子：“说呀！是不是从上海坐船，坐到舟山，再从舟山转船到基隆？说！”
　　“这话你们问过多少次啦？你们知道的比我都清楚，还要问我干什么？”
　　周秀娥的话刚说完，妇女主任葛秀莲就站到了她的面前。不由分说，妇女主任伸手就给了周秀娥两个耳光：“妈的，你个国民党婊子，还敢嘴硬？老娘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就不拿我们‘革委会’当一回事！”妇女主任说着双手就揪住周秀娥的胸襟，使劲“叭”的一声，随即周秀娥就露出了胸前白花花的皮肉。为了遮羞，周秀娥只得将头埋得更低了。
　　“要看这国民党婊子的，还不快上来？”说完，妇女主任得意地坐回了原位。
　　很快就有好几个光棍跑上台来，围着周秀娥淫荡地笑着，随意推拉、肆意乱摸，嘴里还念念有词：“打倒台敌家属周秀娥，打倒台敌家属周秀娥……”
　　在周秀娥被拖下去后，押到台前来的“四类分子”叫褚世明。此人大约四十多岁，看起来是个有学问的人，浑身散发着儒家的气息。他的身上背负着与前面两人同样的东西，胸前的牌子上写着“右派分子褚世明”。
　　褚世明被两个红卫兵刚踢跪下，陶金贵就站起来，举着他的一只拳头嚷道：“打倒右派分子褚世明！打倒右派分子褚世明……”
　　接着陶金贵走到褚世明跟前，大声说：“右派分子褚世明，我问你，你为什么叫处世明？”
　　“这是我爹妈起的名字！”褚世明答道。
　　一阵稀稀拉拉的笑声后，陶金贵围着褚世明转了一圈，走到讲桌边，“啪”地拍了一下桌子，然后又围着褚世明转圈说：“你爹妈起的名字？我看你爹妈也是瞎了眼了！处世明？我看你处世一点也不明。赶快交待你的罪行，向人民赎罪吧？”
　　“我向毛主席保证，我没有罪！”褚世明说完又垂下了头。
　　“你他妈的放屁，你说你没有罪？你怎么能没有罪呢？”陶金贵情绪激昂地说，“你看看，我们国家文化大革命的形式一片大好，而你却要阻碍文化大革命的步伐，不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与人民为敌！整天想着要灌输孔老二那一套给我们的祖国下一代，你妄想叫我们社会主义倒行逆施，你居心何在？你就是暗藏在我们大队的阶级敌人，你承认不承认？你说！”
　　“我不是阶级敌人，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褚世明轻声辩道。
　　“你就是茅屎坑的石头，又臭又硬。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陶金贵说着就揪住褚世明的头发，在台上兜了好几圈，嘴里还不停地叫嚷，“看你这个死不改悔的右派分子还嘴硬！看你这个死不改悔的右派分子还嘴硬……”
　　估猜陶金贵是累了，他突然放开手，褚世明差点栽倒。陶金贵一边走向主席台，一边用手招呼台下的群众：“你们上来吧，社员们也来斗斗这个右派分子。”
　　陶金贵走到讲桌前，拿起茶杯连喝了几口水，他看到台下没有一个人上来，于是大声说道：“你们怎么啦？还不快上来批斗这个右派分子啊？”
　　还是没有人上台来，台下到处叽叽喳喳的，看上去就像个自由贸易市场一样，大家都在各自商讨各自的货物，并没有人把心思放在这个正在批斗的舞台台上。看样子，社员们已然没有了刚开始时那种激愤的情绪了，也可能是大家不愿意批斗褚世明的原因。
　　陶金贵已经气急败坏，可他又不好表露出来。这时张副主任相当机灵，他再次敲响了桌子，把扩音器拿到自己的嘴前：“静一静、静一静！社员同志们，你们知道吗？红卫兵是我们的革命先锋，是革命群众的标兵，是我们广大社员群众学习的榜样！下面，我们请青山大队革命小将红卫兵们上台，让他们现场批斗右派分子褚世明，以此让我们人民群众来学习他们的批敌方法和斗敌经验。”
　　张副主任说完，用手招来一个红卫兵，他和这个红卫兵耳语了几句后，又把嘴巴伸到扩音器前喊道：“大家不要说话了，我们欢迎革命小将红卫兵们上台！大家鼓掌。”
　　顿时，在稀稀拉拉的掌声中，冲上台七、八个清一色穿着绿军装的红卫兵，他们手臂上那鲜红的袖章，在下午的阳光下显得熠熠生辉，叫人敬而畏之。
　　“跪下！”红卫兵甲一脚把褚世明踹跪下来。
　　“站起来！”红卫兵乙攥着褚世明的头发，又把他拽起来。
　　跪下，站起来；跪下，站起来……就这样反反复复，两个红卫兵就像训练一只警犬一样，在折磨着褚世明。他们之所以一遍又一遍这样去做，这完全是遵照张副主任的意思，因为他们肩负着让人民群众学习的重任。
　　待红卫兵们玩够了这个简单的把戏后，游戏开始升级。他们拿来了绳索，把绳子的一端打上圈，套在褚世明的脖子上，绳子的另一端，让一个红卫兵在前面拉着。再将褚世明双手反绑于身后，双手臂与后背之间横夹着一根木棍，一个红卫兵拿着一根稍细的木棍，一端从褚世明反绑的手掌下通过，直到这端压在他背后横夹着的木棍上面。
　　此游戏的运行方法是：在褚世明前面的人，牵着或用肩膀背着绳子往前走；后面的人控制着稍细的那根木棍，只要抬起手里木棍的一端，就会把褚世明的头压得更低。在前面牵制与后面押制配合得不协调下，褚世明走动起来的脚步也不能统一，时而大跨步，时而迈碎步，走的越快，褚世明的动作越别扭。旁边还有几个红卫兵，拿着树枝不停地抽打着褚世明。据说这个游戏叫作“老牛耕地”。
　　红卫兵们前呼后拥着这头“老牛”，他们严肃而又快乐地“耕作”。口号声伴随着鞭挞声，还有台下的叫声、笑声，声声灌耳。沿着舞台的边缘，褚世明就这样被一群革命小将牵赶着，他猫着身子，踉踉跄跄、步履维艰，时而跌倒在木台上，又时而被揪起来再重新跌下去。褚世明每一次不同的跌倒，都能赢得台下的笑声四起。
　　这一次，褚世明终于跌出了木台。由于前面牵绳子的红卫兵突然加速，后面的红卫兵又把褚世明的腰背压得过低，使得褚世明的双脚不能自由摆布，如此，就跟不上重心的前移，这样就失去了平衡，一下栽倒了。再由于后面的红卫兵在手脱木棍时，造成了褚世明整个人的重心又偏向木台的外侧，以至于褚世明从台上落地时，正巧左边脸刮在木台的边缘上，因此他的半边脸就像是毁了容。这是明伤，还有肉眼看不到的，比如：一只手臂骨折、两条肋骨断裂、三处软组织挫伤等。
　　“老牛耕地”的游戏，就这样因为“右派分子”褚世明的受伤而终止，批斗会也随着这游戏的终止而散场。人群分散在不同道路上的人流，犹如赶集归来。每个人各自怀揣着这半天的收获，步履匆匆地往同一个地方——家的方向赶去。
　　小蔡显然是意犹未尽，被大蔡拉着跟在张长如的后面。张长如只顾埋头走自己的路，仿佛是一个刚从战场上战败下来的士兵，惊悸中带着屈辱，默默地寻找着自己的大本营。
　　吃晚饭的时候，大蔡对张长如说：“想不到张久来过去还吃过这么多的苦！”
　　“你相信张久来所诉说的话是真的吗？”张长如一边吃着饭，一边头也不抬问道。
　　“当然相信啦，他以前经常到我们学校去给学生们忆苦思甜，说的让人非常同情，有的孩子被他的遭遇都感动得流泪了。”大蔡停下筷子望着张长如说。
　　“我今天要不把真相告诉你们，你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张长如也放下了碗筷，严肃地看着大蔡说，“你知道吗？张长兴与张久来是亲叔侄关系，张久来是张久福的亲哥哥。张久来说他十二岁就到张长兴家做长工了，他是胡扯，他在十二岁时，他们还在一个大家庭里生活着呢。直到张久来二十岁时，他爷爷奶奶全部去世了，他的父亲才和张长兴分开家。那时张久来是个好吃懒做的败家子，不仅如此，他还染上了吸食鸦片的坏病。他的父母对他实在没有办法，就托人给他说了房媳妇，结完婚后就分给他十亩地，让他另起锅灶、另立门户。本指望他能承担起一个小家庭的责任，改掉坏毛病，尤其是戒掉鸦片。可曾想：他非但没有改好，反而还败光了那十亩地。你说这种人是不是无药可救了？”说完，张长如把碗里剩下的饭几下就扒完了。
　　“那后来呢？”小蔡好奇地问道，“他又跟张长兴有什么瓜葛呢？”
　　“后来？后来他就成了一个十足的无赖尸水了！”张长如把碗筷推到桌子中间说，“他败光了爹娘分给他的家产，没钱时还经常逼她老婆，他老婆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最终离开了他。那时，他也经常向他的叔叔张长兴借钱，可是每次都是有借无还。张长兴是个勤俭持家的人，过日子都是精打细算的，平时连一个鸡蛋都舍不得吃，积点钱就置办田产，在分家后不到几年的功夫，他的田产几乎翻了一倍，大约有了三四十亩。在农忙的时候张长兴也会请张久来帮忙，但也是好酒好菜伺候他的。可张久来向张长兴借钱的次数越来越多，数目也是越来越大。尽管如此，张久来还是欠下了镇上烟馆的一大笔债。后来烟馆向他逼讨这笔债务，他又向张长兴借钱，那时张长兴已经对他彻底失望，知道他早已无可救药了，况且这又不是一笔小数目，于是张长兴坚定地拒绝了他。最后，烟馆看他这个粗康实在榨不出油了，就剁掉了他右手的中指以示后者。从此，张久来就与张长兴结下了不解之仇。”
　　“哦，原来他的手指是抽大烟剁掉的呀？”大蔡用一种惊疑的语气说，“还说是张长兴剁的呢！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真卑鄙！可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这样说有三个原因。”张长如解释道，“一是为了报复张长兴；二是为了躲懒，到处忆苦思甜，可以逃避劳动；三是为了提高包括他弟弟张久福在内的政治地位。”
　　“可是，大家不知道他胡说吗？为什么没有人戳穿他呢？”小蔡插嘴问道。
　　“我们生产队哪个不知道？可大家都是心照不宣，在这样的政治空气下，谁都不敢站出来指责他；否则会引火烧身，弄不好把自己也推上‘反革命’位置上去的。”张长如看着小蔡小声地说。
　　“唉！张长兴虽说是个地主，却也挺可怜的。尤其是被自己的亲侄子诬陷，批斗时受到这样的折磨，真是够惨的啊！”大蔡悲悯地说。
　　“嘘——”张长如把右手食指靠在嘴边，暗示大蔡说道，“小点声，要是被别人听到了，你这是同情阶级敌人，后果是：你也可能被打成‘反革命’！”
　　张长如接着说：“唉！张长兴的命运谁说不是悲惨的呢？解放后土改时，就因为他家有几十亩地，所以被划成了地主成分。张长兴要是在解放前把家分了就好了，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分开家一人十亩地都不到，那样解放后也不会被划成地主了。我家也有十来亩地，只划个中农成分。如果张长兴家不被划成地主成分，他大儿子的老婆，就不会丢下孩子离开这个家了；如果张长兴家不被划成地主成分，他的两个小儿子就能娶着媳妇了；如果张长兴家不被划成地主成分，他的女儿就不会直到二十八岁还找不着婆家，只得嫁给外大队的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老光棍了。你看，现在张长兴一家五个男人，三代光棍住在一块，孙子报名当兵也被无情地拒之在门外。”
　　“哎，今天被批斗的那个女的叫——叫什么娥来着？也蛮可怜的是吧？张大哥，你认识她吗？”小蔡盯着张长如问道。
　　“我知道这个女人，她叫周秀娥，是陶得宝他们生产队的。”张长如对着大蔡小蔡又讲起了周秀娥的故事，“她的丈夫解放前是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军官，二十八岁时，也就是一九四四年，家里为他找了个媳妇，就是周秀娥，周秀娥那时才十九岁。举行婚礼的时候，只有新娘周秀娥一人，而新郎仍在部队没能回家。两年后，部队换防路经本地，上司批了周秀娥丈夫一个月的婚假。一九四七年底，周秀娥生了个儿子，之后，她跟丈夫通了几次的信；收到丈夫的最后一封信时，是在一九四九年的春天。那时我们这里已经开始了土改，这封信被土改办截获了，工作组的同志，带着这封信来到了周秀娥的门上。他们把信给周秀娥看了，他丈夫在信上写的大概内容是：说他很想念周秀娥和儿子，而他身不由己，他的部队现在已经到达台湾，他要周秀娥带着儿子，从上海乘船到舟山；再从舟山改乘到基隆的轮船，到基隆后，找到老兵事务所，只要在事务所登记她丈夫的名字，到时就会有人去接她。”
　　说到这里张长如停了下来，小蔡迫不及待地问：“那她去了吗？”
　　“对呀，后来她有没有去呀？”大蔡也紧跟着问道。
　　“去？怎么去？那封信是周秀娥丈夫从台湾寄来的，周秀娥看到这信时，离她丈夫寄信的日子已经三个月了。那时海上到台湾所有的航线早已封锁了。周秀娥看完信后，工作组的人又把信给收回了，而且勒令她每日反省，并且受到土改办严格的监视和控制。就这样，周秀娥的丈夫从此一去就杳无音讯，水山重隔，各置一方。掐指算算，已是二十三个春去秋来。”
　　“这么长时间，她为什么不改嫁呢？”大蔡问。
　　“周秀娥是个刚强且保守的女人，她幻想总有一天，她的丈夫会回来的。她要替丈夫尽孝道，帮丈夫抚后代，为丈夫守贞节。听说这二十多年来，陶得宝一直在打她的主意，曾经多次对她使以非礼，甚至强暴，可每次都遭到周秀娥的抵抗与痛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陶得宝认为这是降服周秀娥这匹桀骜不驯的野马的好机会。他曾向周秀娥开诚布公地表达过，只要周秀娥哪天顺从了他，他哪天就不再批斗周秀娥了。可周秀娥相当倔强，她宁可被批斗而吃苦受罪，也不向陶得宝妥协半步。”
　　“这真是个有骨气的女人啊！”小蔡又说，“最后摔下来的那个‘右派分子’，恐怕不死也得脱层皮！那个人看起来文弱的样子，他怎么是‘右派’？他犯了什么罪呀？”
　　“这人我了解一些。”大蔡说，“我在学校听同事说过，他原来是我们学校的校长。‘文化大革命’运动来临后，他坚决反对学生停课去游行或参加什么忆苦思甜活动。他认为：让这么小的孩子参与政治运动，有损于孩子们的身心发展；小学生就该在学校里接受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让孩子们从小多学习一些儒家思想，这样有利于孩子们，将来能够竖立一个良好的人生观。因此，这就违背了青山大队‘革委会’的意志，尤其是触碰到了当权派陶得宝的权威。于是不久，打倒‘右派分子’褚世明的‘大字报’就满天飞了起来；跟着，青山大队‘革委会’就革去了褚世明的校长职务，并任命陶金贵接替青山小学校长的职位。在褚世明当校长时，他非常看不起陶金贵这种文不能文、武不能武且卑鄙龌龊的人渣。褚世明是个爱憎分明的人，在日常工作中，他对陶金贵的不满常常会溢于言表。而陶金贵是个报复心极强的人，他对褚世明的憎恨，一直是耿耿于怀。自从褚世明被打倒后，陶金贵绝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来折磨他、羞辱他。你们今天不是看到了吗？陶金贵一脸小人得志的样子，揪着褚世明的头发在台上跑来跑去，后来还叫社员群众上去斗褚世明，他想让社员们像对待老地主那样来折磨褚世明，可是群众中没有人愿意斗褚世明的。不过，褚世明的厄运终究还是没能幸免，因为张久福对陶氏父子的意图是心领神会的，他一定会积极设法去迎合陶氏父子心意的。所以，他就指使红卫兵们，用特别的批斗方式来折磨褚世明，以达成并满足陶金贵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