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以赌会友

　　二
　　我于休息天邀他们来我家玩了几次。老全不会骑车，有时候打车过来，有时候是吕启航骑摩托车去接他。老全并没怎么讨到便宜，但也没有输得很惨。我手气和状态好得出奇，张晨和吕启航口袋里的钱像长了腿一样，悉数进了我的腰包。那阵我刚搬到单位安置房，为了玩得开心，把儿子越越丢给住在村里的父母。春花到了一个新环境，一心一意要给邻居们留下贤妻良母的好印象，客人来了，每次都笑脸相迎、热情接待，给足了我面子。那天她休息在家，到了中午不声不响地去烧饭。我因为手气好，又结交了新的牌友，抑制不住地兴奋，大手一挥，说：“不烧饭了，也不嫌麻烦？待会儿一块去大排档。”每次结束，我们就去有名的“姐妹排挡”吃烧鸡公，饭后继续酣战，玩到天亮，眯一会儿去单位上班。
　　后来老全回邀了我们去他家玩，我们欣然同意了。
　　初到老全家，我吃惊地发现，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家庭。老全五十二岁了，他老婆庞彩花才三十八，冬瓜一样矮墩墩地，来自遥远的安徽全椒，与老全相差了十来岁，丑陋的脸庞与老全的道貌岸然一点也不般配。我心里有点替老全忿忿不平，觉得老全娶了这么个冬瓜样的女人是亏大了。后来我才知道，老全年轻时沉迷于赌博，耽误了婚姻大事，年过而立，以为要打一辈子光棍了，索性破罐子破摔，一年到头难得待在家里，全国各地跑，一座城市漂泊到另一座城市。三十六岁那年，老全去安徽全椒以赌会友，打了半个月牌，成就了一桩姻缘。听说，庞彩花是被老全伟岸的身躯和堂堂的仪表迷住了，不顾家人的竭力阻挠，半夜三更偷偷跟老全跑了出来。
　　最初那几年，庞彩花父母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断绝了关系。后来有了孩子，生米煮成了熟饭，才默认了。老全和庞彩花回去过几趟，还为本村几个大龄青年带回几个女孩。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那些年计划生育抓得紧，他家竟然有三个孩子，且都还在上学。大的是个男孩，叫全部，读初中二年级，长得虎头虎脑；两个女孩是一对双胞胎，老全夫妇喊大凤、二凤，读小学四年级。大凤、二凤都是三好学生，堂屋的墙上贴满了奖状。
　　从牌桌上下来，老全老婆庞彩花已将饭烧好，酒和菜是我们几个人抽头买来的。一个白发苍苍身形高大的老太从房里走出来的时候，老全对我们说：“这是我老母亲，八十三岁了，耳不聋，眼不花。”老太太是个利索人，衣服穿得平平整整，看得出年轻时是个美人胚子。
　　老全一家居住的是三间低矮的红砖黑瓦平房，堂屋摆放着一大一小两张方桌和几把木椅，墙壁除了张贴的几排三好学生及各类竞赛奖状，在靠近房门的位置还挂着一个镜框，镶嵌在里面的是一些彩色和黑白照片，大都是老全年轻时游玩全国各地时的纪念照，有的相片已经污渍斑斑，人和背景都模糊了；中间的一张彩照看出来是近年照的，背景和人都很清晰，是全家福——前排坐着的是老全父母，两个古稀老人双膝分别坐着尚在襁褓中的大凤、二凤，老全夫妇则搂着儿子全部站在后排，背景就是现在居住的三间屋和门前一棵枝繁叶茂的枇杷树。
　　一般的工薪阶层，经济上尚且捉肩见肘，老全没有固定收入，夫妇养活一大家子，我们无法想象老全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想到张晨对老全“田不种地不耕就靠赌钱过一生”的人生概括和总结，我心里对老全充满了钦佩和好奇，又充满了困惑和怜悯。下了牌桌我们是朋友，想到老全的艰辛，心里又不免酸酸的，觉得赢了他的钱简直就是犯罪；可是上了牌桌我们就成了敌人，将这一切忘得一干二净，恨不得一刀将对手一个个砍趴下。赌场从来就没有常胜将军，所谓十赌九输；赌场也从来没有亲情和友情，所谓赌场如战场，父子不饶。我们输了，对生活不会构成太大的伤害；而老全就不一样了，老全确实也输不起，他输了钱，尽管脸上风平浪静，但努力克制的表情其实难掩内心的焦虑和压力，逐渐流露出来的沮丧的神情和粗鲁的出牌动作，总是让我们想到那三个孩子和他耄耋之年的老母亲。
　　这样从国庆节赌到腊月，我们忙于年终考核和置办年货，暂时中断了联系。到腊月二十八那天，老婆厂子已经放假，我们手头的事情也基本上收官，办公室可去可不去了，天又冷，我们一家就赖在被窝里睡懒觉。因为头天晚上睡得早，我早早地醒了。醒来后，我再也睡不着，就坐起来，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看城市频道复播的本地新闻。刚打开电视，光头主持人正在咬文嚼字地读报，门铃响了。头埋在被窝里的春花蹬了我一脚，我便关了电视，穿上衣服去开门。门开后，我吃惊地张大了嘴，老全穿着黄军装脖子上围着一条黑围巾满面笑容地站在我家门外。看着老全浮肿的眼睑和盐霜一样的两鬓，我心里颤了一下，说：“老全，是你啊，这么早你找我有事？”
　　太阳透过窗玻璃照在厅里的红木椅子和地板上，客厅里一片明媚。我去厨房灌了一壶水，将三条腿的电壶插头插入墙壁的电源插座。老全端坐在红木椅子里看报，报纸摊开在大腿上，脸对着报纸，看得很专注。我洗漱好了，水壶里的水也烧开了。我泡了杯茶，端着走向老全。老全受惊地站起来，从我手中接过茶杯，连声道谢，我说：“别客气，谁跟谁啊。”
　　老全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给了我一根，欲言又止地望着我。
　　我隐约猜到了老全的来意，赌钱人身上一日不能没有钱，更加不能断了赌，马上就要过年了，老全一定是为筹措过年期间的赌资而来。那几年，我结婚买房添孩子，欠了一屁股债，手头窘迫，每至春节，我害怕节日里上了桌出洋相，早早地就从信用社贷了款，金额都是固定的五千。今年也不例外。
　　老全没有喝水，把茶杯放在茶几上，两手在大腿和膝盖间擦来擦去。他拘谨的样子让我心生怜悯，我心情复杂地说：“老全，大清早的来我家，肯定有事，有什么事你就说，不要跟我绕弯子。”
　　“咱们交往时间不长，但我看出来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老全说，“思前想后，我还是求你来了。”
　　我的猜测得到了验证，暗暗叫苦，但我还是硬着头皮说：“只要能帮的，我一定尽力。”
　　老全一声长叹，说：“家里揭不开锅了，一大家子过日子，到现在年货还没办，我想跟你借两千块钱，把这个年先对付过去。”
　　老全眼睑滞重地耷拉着，残花败蕊一样的鱼尾纹使他看上去苍老了好几岁。我起了恻隐之心，顾不得自己手头拮据，而为了打消他的顾虑，我爽快地说：“小事一桩，你来找我，那是看得起我，不会让你空手而回的。”
　　我走进书房，打开写字桌抽屉，拿出存放贵重物品的暗红色木盒，抽开上盖，取出盒内最上面的黑色钱夹，转身走到厅里，数出两千块递给老全，说：“都腊月二十八了，先把年货办了，大过年的，将就吃得，将就做不得。给孩子们添件新衣服，亏了大人不能亏了孩子；鞭炮、对联、福字各样也都要买一些，过年总要有个过年的气象。”
　　老全接了钱，激动地一把握住我的手，说：“兄弟，让我怎么谢你啊。”他嗓音因激动而有点发颤。我抬手指了指卧室，低声说：“让我老婆知道了要吵架，这个年恐怕过不好。”
　　老全不再吭声。我送他到门外，他回头冲我挥了挥手，走了。
　　三
　　初一全家给父母拜年；初二给岳父岳母拜年；初三我们几个赌友就迫不及待地相聚了，地点就在吕启航的船上，每天都玩到深更半夜才回来。年过完了，我们意犹未尽，白天上班，晚上又聚在一起，一直赌到正月结束。
　　期间，春花好几次找到赌场，虽然没有大吵大闹，但她以家里来客或者单位有事等各种藉口，硬把我从牌桌上拽了下来，弄得大家很扫兴。张晨老婆也去闹了几次。那是一个泼辣的女人，像母狼一样地扑过来，抓了牌就撕，撕碎的扑克牌扔得满地都是。头几次我都忍了，回来后相安无事。最后一次我忍无可忍，感到颜面尽失，回到家将春花关在卧室，让她饱尝了一顿我的“肉馒头”。春花捂着被打肿的脸哭着对我说：“你把工资卡交出来，我随你怎么赌。”我狠狠地瞪了她一眼，走到客厅里去转圈。想到这个正月，我把从信用社贷的五千块钱输得差不多了，脊背一阵阵发冷；而想到一旦工资卡交给了春花，就再也玩不起来了，我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我走到卧室门口冲春花吼道：“告诉你，女人永远别想骑到男人头上来。我就赌了，你要是受不了，就离婚！”春花见我这么说，跑到另一间卧室，“砰”的一声关了门，趴在床上嚎啕大哭。
　　我们陷入了冷战。她坚决不与我同床，我受不了煎熬，权衡再三，暗下决心断绝与所有赌徒的交往，从此洗心革面，再也不涉足那个圈子了。
　　出了正月，春天来了，小区里的植物吐出了嫩绿的新芽，花卉散发出迷人的芬芳。吃过晚饭，春花陪儿子越越在家里玩，我就下楼在小区花圃里散步。走了没几天，迎来了第一场春雨。接下来那段日子，阴雨绵绵，一到傍晚就下雨，我晚饭后无处可去，就无所事事地坐在厅里看电视，但再精彩的电视剧我也感到索然无味，人坐在电视机前，心里想着张晨、吕启航他们怎么把我忘记了。那天晚上，我正在看一档综艺节目，隐约听见窗外楼下传来唤我名字的声音。我以为是幻觉，拿起遥控器，把电视音量调低了一些，侧耳倾听。那个声音又响起来。我想不出这个时候谁会找我，推开窗户，借着小区里的路灯，果然看见我家楼下站着一个人。
　　我冲着那个黑影喊道：“谁啊？”
　　“是我，江会计。”黑影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
　　我已经听出来是谁，把头伸出窗外，说：“是你啊老全，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找你能有什么事，三缺一。”他说。
　　那次吵架到现在，我和春花一直分床而睡，心里还别扭着。我受不了这种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思忖还是以家庭为重，就此妥协算了。这个节骨眼上我可不想节外生枝，我心情复杂地冲楼下那团黑影大声说：“都这么晚了，就算了吧。”
　　老全说：“我特意来接你，有两个远道而来的朋友在等着，帮我去捧个场子。”
　　我说：“你找小吕子、张晨他们去，我家里有事，不想玩。”
　　老全说：“他们？他们那水平哪能跟你比。”
　　我明知道他口是心非，可是他的话就像一种刺激味很浓的香水，一下子就把牌瘾这头沉睡多日的睡狮给唤醒了，在体内疯狂地撕咬起来。
　　老全又说：“你一贯很随时的，今天怎么啦？要知道我们可有些日子没在一起切磋了。”
　　我扭头向卧室看了一眼。卧室门缝泄出一线橘红的光亮，春花还没有睡，里面传出他们母子开心的“咯咯”的笑声。越越天真无邪风铃一般清脆的童声深深地感染了我，内心也萌动了享受一下天伦之乐的愿望。我把头伸出窗外去拒绝老全，可是楼下那团黑影却不见了。我以为老全走了，关了窗户，拉上窗帘，刚离开窗口，门铃却意外地响起来。
　　我打开门，老全手里拎着黑包满面笑容地站在门外。我把他让进来，端来开水，给他泡茶。老全制止了我，说：“我去安徽赌了半个多月，前天刚回来，还结交了两个赌友。”
　　我在厅里走了两圈，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使劲揪自己的头发。头皮像刀片切割一般的生疼，疼痛使我嘴里发出“嘶嘶”的哈气声。老全并没有知难而退，而是坐在那静静地看报纸，好像丝毫没有察觉我异常而痛苦的举动。我放弃了挣扎，站起来走到卧室门口，犹豫了一会儿，推开卧室门，走进去对春花说：“有个朋友家来了客人，邀我去作陪，你看我去还是不去呀？”
　　那是冷战以来我第一次主动和春花说话。春花的反应令我吃惊，她说：“那你就去吧，人家既然来邀请你了。”
　　春花这么识大体，使我深受感动，心里涌起一股歉疚，突然就不想去了。我回到厅里，吞吞吐吐地对老全说：“老全，我，我呢，这阵家里有点事，实在走不开。”老全眼神黯淡下来，无奈地说：“既然你家里有事，那就不勉强了。”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起身向门外走。我看见他丢在茶几上的包，顺手把包拿给他。老全接过包，想起来什么，又坐回椅子，把黑包放在大腿上，拉开拉链，拿出一个手掌大小的绿皮本，说：“我联系张晨看看，借你电话用一下。”我指了指茶几上的固定电话，说：“你打吧。”老全对着通讯录一个数字一个数字摁号码，拨通了，对着话筒大声“喂”了一声说：“张晨在家吗？”我没有听见对方说了什么，但我从老全脸上看到了结果。他挂了电话，抬起头来对我说：“张晨不在家，他老婆说他去小吕子船上了。”我没有说话，他又照着通讯录拨号码。我说：“打给小吕子啊？”他说：“不是，小吕子他们早玩起来了，我联系高红海。”他大声与高红海调侃了几句，挂了电话，恳切地对我说：“你家里有什么事？要是没什么重要的事情，帮我圆个场子。”
　　我不认识这个高红海，在张晨家曾听吕启航提及，便知道肯定也是一个赌徒，我说：“高红海呢？他怎么说？”
　　“高红海不在家。”老全沮丧地望着我，“他开出租车，送人去扬州了。”
　　我感到体内那头狮子又发疯了，犹豫了一下，咬咬牙，说：“你等会儿。”
　　我又走回卧室，走到床前，抱起三周多一点的越越，在他小脸蛋上亲了亲，然后放下来，对春花说：“那我就去了？”春花并不看我，低垂着眉眼说：“偶尔赌一次不要紧，早点回来，身体是本钱，明天还要上班呢。”
　　我心里有点酸，咬牙说了声“知道了”就出来了。
　　我走进书房，打开写字桌抽屉，取出抽屉里暗红色木盒，手触及黑色钱夹的时候，心里猛地颤了一下。那是林场刚刚收到的一笔木材款，还没来得及入账。我取出一些，揣进口袋，想了一下那俩陌生赌徒，心里有点发怵，手伸进抽屉，又取出一些，分别将它们揣进两个口袋。
　　老全还在埋头看报，我走到他跟前，他丢下报纸，用手势和眼神向我讨要答案。我走到门边，打开门，让他先出去。他走到门边，突然又转过身来。我以为什么东西丢了，回头扫视了一圈，什么也没丢，就奇怪地看着他，说：“老全，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他犹豫了一下，说：“江会计，这趟出征出师不利啊，输惨了。你给我准备一些。”
　　尽管我感到突然，但到了这一步，拒绝的话已经说不出口，便折回书房，又拿了两千块钱。
　　到楼下，我把两千块钱递给老全，说：“你怎么过来的？”
　　黑暗中，老全接了钱，小心翼翼地揣进了口袋，然后指了指路边一辆出租车，说：“打车来的。”
　　顺着老全手指的方向，我看见路边果然停着一辆小车，天黑了，看不清车的颜色。过马路的时候，我说：“在哪儿玩啊？还是老地方？”老全反问我说：“老地方是哪里？你是指小吕子那条破船？张晨他们在那里，我们再去，人多了，招眼。再说了，小吕子肯定把船开到江中间去了，上不去啊。”我说：“让他开到岸边来接我们，还有哪里比那条船上更安全？”老全说：“最安全的地方也最不安全，人多嘴杂，难免不泄露出去。”我说：“小吕子船其实只是稍稍离开岸边一点点，隐在一片芦苇丛里，站在岸上喊两声就能听见。就是泄露出去也没事，海事局那几个水警早就给小吕子收买了，他们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老全说：“话是这么说，可我已经找好了地方，朋友在那儿等着呢。”我说：“你准备带我到哪里去玩？”老全说：“今天我要带你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去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我想不出老全要带我到什么样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他卖关子，我就不便多问，心想反正马上就要到了。
　　上了出租车，司机回头看了我一眼，露齿笑了笑。我见这个司机面善，冲他点了点头，说：“师傅是本地人吧？辛苦了。”司机说：“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我常去涵闸拉客。”我耳根发烧，自嘲地说：“不务正业啊，迷上这个了，没办法，歇几天不玩，干什么都没劲，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就像害了一场病。”司机笑了笑，说：“就像吸毒，毒瘾上来了。”坐副驾驶位置的老全拍了一下驾驶员肩膀，说：“怎么说话呢，你把江会计当什么人了？”然后又侧过身来对我说：“江会计，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姓林，我每次出去都是他来迎去送，随叫随到，服务热情周到。”
　　我知道老全说的是事实，他不会骑车，来无影去无踪，原来功劳全在这个司机。我说：“做生意就要这样啊，信誉第一，顾客至上。”老全说：“岂止是做生意，赌博不也一样？那些赌品差的、输不起的，谁愿意跟他玩？谁瞧得起？”
　　车快到一个十字路口，从旁边的岔道驶来一辆摩托车，晃晃悠悠地骑到了马路中间，像是喝醉了酒。司机连摁了好几声喇叭，摩托车才向路边让了让。与摩托车擦肩而过的时候，司机头伸出车窗破口大骂：“你他妈的想死啊。”摩托车被甩在了后面，司机余怒未消地说：“经常碰到喝多的酒鬼，稍不留神就撞上了。”我说：“没有一碗饭是好吃的，都有压力，人类人类，活着就要受累啊。”司机对我说：“我是真佩服司令，什么叫潇洒？司令就叫潇洒，过着神仙一般的日子。”我猜不透他是发自内心的感慨，还是故意在我这个陌生人面前抬举老全。我说：“各人有各人的活法，没必要在乎别人说三道四，快乐就好。”
　　我们说着话，十来分钟的样子，车在一片树林边停了下来。老全对司机说：“小林，谢谢你了，车费到月底跟你结。”小林说：“司令你说哪去了。你们玩好了，结束给我打个电话，我过来接你们。”老全说：“这个荒郊野外哪来的电话，你干脆就明天早晨六点过来。”
　　下了车，小林摇下车窗说：“就这么说定了，明早六点。”说着发动车子，费好大劲才掉转车头，鸣了一声喇叭，开走了。
　　我发现，我和老全置身于一片白杨树林边，树林旁边是一大片农田。虽然我所在的林场树木葱茏，但此刻置身漫无边际的黑暗和阴森森的白杨树林边，我仍然感到毛骨悚然。我说：“老全，你怎么把我带到这么个鬼地方来了？一户人家也没有。”老全说：“这儿才安全，神仙都找不到。”
　　我说：“总不能在树林里赌吧？那两人呢？”
　　老全说：“你跟我走，穿过这片树林就到了。”
　　老全领着我钻进树林。我头皮一阵阵发麻，到了这一步，进退两难，我只得硬着头皮屏住呼吸跟在老全身后，大气都不敢出一声，只听见脚下发出树叶碎裂的咔咔声。穿过树林，到了一块麦田边，踩着麦田与树林间的田埂继续前行。走过那片麦田，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口有几十亩水面的池塘。老全指着池塘边一个窝棚对我说：“就是那间鱼棚，你觉得怎么样？”我四下看看，这儿可真是赌博的好地方，既僻静又安全，派出所那些民警再神通广大，也找不到这里来。老全像是窥破了我的心思，说：“派出所民警就是想来，警车也没法开过来，我们就放心玩吧，好好过把瘾。”
　　
　　到了池塘边的棚屋前，从门缝泄漏出来的灯光像漂浮在空中的红丝线，绕来绕去地。屋里的人听见动静，把屋门打开。老全低头先走了进去。棚屋逼仄，转身都困难。我愣愣地站在门外，懊悔不该来这个鬼地方。老全回过头来对我说：“进来啊，互相认识一下。”老全说着话，从左侧狭窄的过道走到对面床铺前，一屁股在床上坐了下来。我低头进去，站在门边打量着屋内的摆设。一张方桌放在中间的位置，占去了大部分空间；迎面是一张木床，靠木床的砖墙上镶嵌着一块玻璃，人躺在床上透过那块玻璃能清楚地看见外面的动静；进门左侧没有放物件，人可以从这儿走过；右侧是一张陈旧的条桌，条桌从左往右依次摆放着的是煤气灶、铁锅和电饭煲。
　　老全对那两人说：“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江会计，人很爽快，牌打得滴水不漏。”
　　两人手里都叼着烟，一个年长一个年轻。年长的坐在床铺上，五十出头，小眼睛、塌鼻子、头发蓬乱，穿着一件劣质黑色皮夹克；年轻的坐在桌边一张凳子上，三十上下的样子，平头、胡子拉碴，穿着一件七八成新的立领棕色棉袄，左眼边有一条刀疤，这使他看人的目光流露出凶悍。年轻人先站起来，隔着方桌把手伸过来和我握了握，说：“叫我小裴好了，能有机会跟江会计过招，感到荣幸。”还没待我开口，坐床铺上的那个年长者跟着站起来，把烟头扔在地上，说：“鄙人姓金，跟小裴是老乡。江会计，能得到司令赏识的，肯定不是等闲之辈。”
　　我说：“我就是好玩，跟司令比，可差远了。”
　　老全屁股从床铺挪到桌边条凳上，说：“都别谦虚了，先玩起来再说，我们是来打牌的，不是来相互恭维的。赌场如战场，现在客客气气，待会儿，就是杀红眼的仇人了。”
　　也许是我有一段日子没玩了，也许是对那个荒野深处的鱼棚有一种抵触，那天我状态极差，天还没亮，带去的几千块钱就输了大半。不远处村庄传来了鸡叫声，我着急起来，先还幻想着扳本，鸡啼三遍后，我意识到大势已去，心理防线彻底奔溃，跟着就节节败退，到天亮口袋里的钱输了个精光。
　　小林如约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交战正酣。小林不声不响地推门踅入，站在我身后。我想让小林回去，我们继续玩，回头看了他几眼，几次都欲言又止。小林站在门边看我们玩了几把，终于忍不住了，碰了碰老全胳膊，小声说：“还不结束啊？时候不早了。”
　　老全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老金和小裴，征询我们说：“今天就玩到这儿吧，天亮了，各人回去睡一觉，养足了精神晚上继续，你们看好不好？”
　　坐我对面的老金最先响应，把手里的牌扔在了桌上。我下手的小裴跟着也把牌扔了。老全看着我，见我意犹未尽，说：“说好了的江会计，小林等这么长时间了，何况白天这儿也不安全，附近村民要来田里干活，容易被发现。”
　　我把手里的牌扔在桌子上，沉着脸说：“结束就结束，我又不是输不起。你们要是早说，早就结束了，谁想赖在这儿？”
　　“晚上玩不玩？”司令望着我说，“我们说好了，玩还是不玩？在哪儿玩？”
　　老金和小裴都不吭声。我始终觉得这场恶战怪怪的，他们之间似有某种默契，但又拿不出证据，心里窝着火，但输得莫名其妙的感觉却是真实的，我说：“不玩了，要玩我也不来这个鬼地方。”
　　曙光利剑一样从鱼棚那块玻璃窗插进来，几把插在墙壁上，有一把剑刃就插在了我的大腿和腹部。我抬头看看他们，个个脸色像油纸一样蜡黄蜡黄地。老全毕竟上了年纪，脸上呈现出一种难看的灰黑色，像是抹了一层淡淡的煤灰。老全把牌塞进随身携带的黑包，拿起茶杯喝干了杯子里最后一口茶水，将茶杯也放进包里，拉上拉链，提着包站起身来。小林转身出去了。我不挪身子，他们就只好站在原地动不了。我心疼那输掉的几千块钱，那几乎就是我半年的工资啊。想到这，我感到有一股无名之火在体内乱窜，“呼”地站起来，转身之际，莽撞的身体带倒了屁股后面一把凳子。
　　五个人穿过树林，上了停在林边的车子，谁也不说话。车内气氛沉闷，我回味着这一夜恶战，手气背到家了，害怕什么遇到什么。我打破沉默说：“从来没打过这种窝囊牌，总是遇到奇牌。”
　　坐后排的老金和小裴打起了呼噜，副驾驶座上的老全安慰我说：“有点风度好不好，输赢不是很正常吗？愿赌服输，上了桌就有输赢。”
　　我想想也是，钱输了还有扳本的机会，输了人就让人瞧不起了。我闭上眼睛仰靠在椅背上想睡一会儿，但脑子里一片纷乱，怎么也静不下来，我就转换了话题，说：“这个鱼塘没人看管啊？怎么没看见养鱼人？”
　　“前面那个养殖户去年得脑溢血住院，出院后给他儿子接到城里去了。”老全说，“这片水面荒了一年，今年年初招标，在我的撮合下，包给了老金和小裴。要不，大老远的，他们怎么可能跑这鬼不生蛋的地方来。”
　　“欢迎江会计常来玩，我们合同签了十年，准备在这儿扎根了。”老金说。
　　老全说：“前头那个养殖户跟我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以前我们经常来赌。”
　　分手的时候，老全从包里拿出笔和绿皮通讯录，撕下一页，在上面写了一串号码，然后把那张纸递给我，说：“这是我家年后安装的固定电话，想玩了就打电话。”
　　我感到诧异，年底老全还跟我说，家里揭不开锅了，从我这借了两千块钱回家过年，这才几个月的时间，他就发财了？
　　“寻呼机不用啦？”我说。
　　“用，寻呼机不用，我就成了断了线的风筝。”老全说，“赌档缺人，到哪去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