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古强国遗址研究成果述要

文物界有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新的重大考古发现往往会让各路专家学者迅速聚集在一起，并从各自的研究方向提出种种分析和观点，很是热闹，过后很快就会沉寂下来。作为建国后西周早期考古重大发现之一的宝鸡强国墓地也经过了同样的情形。但在强国墓地发掘三十年或者发掘报告面世二十年以后，仍有学者甘于寂寞，继续在强国研究领域孜孜不倦地探求者，的确是后学者的楷模，比如宝鸡市原博物馆马志俭副研究员、陕西历史博物馆尹盛平研究员、陕西考古研究所员张天恩博士等。
　　 一、马志俭副研究员从《史记·周本纪》“吴太伯，仲雍奔荆蛮”的记载入手，分析得出强国是巴人族属，他们从鄂西漹水流域进入陕南城洋地区，商晚期溯嘉陵江北上，经凤县抵达宝鸡清姜河畔的茹家庄、竹园沟等地。在西周穆王以后，由于某种原因又经来路返回陕南，并进入川东渠江流域的渠县一带。
宝鸡强国墓地是建国后西周考古的重大发现，发现发掘了纸坊头、竹园沟、茹家庄等三处比较集中的强国贵族墓共27座，出土了大量自铭为强的精美铜器及其他有铭铜器，同时出土的部分陶器也表现出明显不同于周人的文化特征，总之，规模不算太大的强国墓地，文化内涵却相当丰富。马志俭副研究员在其专著《西周史证》中辟出专门章节，对强国的族属、迁徒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与宝鸡强国墓地直接相关的遗址发现有两处，分别是秦岭南麓凤县龙口遗址和陕南汉中盆地的城洋遗址，其中城洋遗址对于确认强国文化性质有重要作用。城固、洋县商代遗址（包括城固宝山遗址）分布相对分散，既有的铜器和陶器，虽多不是科学发掘所得，但都有较明确的出土地点，时代可以确认在商代中期至晚期。城洋遗址出土的陶器以及铜器有区别于其他考古文化的明显的特征，和处于秦岭北麓清姜河谷的宝鸡强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强国墓地出土的夹砂绳纹小口圆肩深腹平底罐、大口溜肩深腹平底罐、夹砂球腹罐、尖底罐、圜底罐、圈足罐等在陶质和器型方面与陕南城洋地区宝山商代遗址出土器物颇多相似。从出土铜器观察，强国墓地出土的许多地方特征明显的铜器颇为引人注目，比如高柄和高圈足器物、圆壶形罍等容器以及铜矛、斧形钺、无胡戈、柳叶剑等兵器所表现出的特征和城洋地区非常相似或有直接渊源，因此强国文化的源头直接指向陕南城洋地区，也就是说强人来自于陕南城洋地区。
《周本纪》中“长子太伯、仲雍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纹身断发，以让季历”的记载，历来有多种解释。马志俭副研究员认为太伯、仲雍所奔荆蛮就是投奔了陕南城洋地区的句吴人，亦即强人。强国墓地出土有部分周文化特征陶器和代表氐羌族寺洼文化的陶器，如折肩罐、圆肩罐、三足瓮以及双联罐、马鞍形口双耳罐等，正如发掘报告作者认为：“以马鞍形双耳罐为典型特征的寺洼、安国类型文化因素和以尖底陶罐、尖底铜罐、蜀式青铜兵器为典型特征的早期蜀文化因素，与传统周人文化因素共存于宝鸡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墓地”“古代强国似为氐羌一支。茹家庄、竹园沟墓地铜器和陶器所表现出的不同于中原地区周族的种种地方特征，可能是氐羌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显然，发掘报告作者倾向于强国的氐羌族属。但上述器物和夹砂绳纹小口圆肩深腹平底罐、大口溜肩深腹平底罐、夹砂球腹罐、尖底罐、圜底罐、圈足罐等相比较，所占比例甚小或者有所改造，可以排除强人是周族或氐羌族的可能。尖底罐、圈足罐、尖底盏等陶器（包括比较多的铜质尖底罐）是强国墓地出土的最具特点的典型器类，因为这种尖底罐多出现在四川地区，而在关中地区的周文化和其他文化类型中从未出现，是否意味着强人有蜀族的可能呢？近年城洋地区宝山遗址的发掘证明了陕南城洋地区的商代青铜文化不属于早期蜀文化，却和鄂西路家河为代表的巴文化一脉相承。强人来自陕南城洋地区，城洋的强人是巴族，那么宝鸡强人的族属就是巴族。
　　 强人是来自于陕南的巴族荆蛮，那他们为什么要来到宝鸡呢？路线是如何走的？马志俭副研究员和发掘报告作者都倾向于认为巴族强人可能是参与了武王伐商的战争，立有战功，所以周王在近畿之地的宝鸡赐给强人一块土地让他们居住。因为太伯、仲雍奔荆蛮曾投靠过巴族强人，是所谓“友邦冢君”，所以在《牧誓》中并没有提及巴人参加了牧野之战。
　　五十年代发现的凤县龙口遗址在同一文化层既出土西周早期连裆陶鬲，又出土尖底陶罐和马鞍形双耳陶罐。同样的现象又见于宝鸡强国墓地的竹园沟一号墓，由此判断龙口遗址与强国文化性质相同，而凤县龙口遗址可能只是强人迁徒过程的一个落脚点而已。如此，可以认为强人从陕南出发溯嘉陵江北上，经过凤县到达宝鸡。那么，西周穆王以后，强人从宝鸡消失后又去了哪里？马志俭副研究员认为他们南迁四川渠江流域的渠县一带，后世称其国为賨民，称其城为賨城。
　　二、尹盛平研究员对强国墓地出土铜器归纳分析后，认为强国铜器可以分为传统型和创新型两大类，并着重对创新型铜器做了深入分析。
　　由于强国本身多元文化交融的影响，强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堪称丰富多彩，这就为青铜器类型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尹盛平研究员在2003年宝鸡青铜器博物馆举办的首届周秦文明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试论宝鸡强国青铜器的特点》，就是近年为数不多的以强国墓地出土青铜器为研究对象的专门论述。
　　尹盛平研究员曾提出过一个很有名的观点：周人不用日名、族徽，并且中原以西的其他国族也不用日名与族徽。宝鸡强国墓地出土铜器也再次证明了尹盛平研究员的观点，强国墓地文化内涵丰富，反映在青铜器铸造上，就是既有典型的商式铜器、明显的周式铜器，也出现了许多造型新颖别致前所未见的礼器和兵器。尹盛平研究员把强国墓地所出铜器划分为两大部分，即传统型铜器和创新型铜器。
　　传统型铜器中的商式铜器大多是有日名或族徽的如戈鼎、子凛方鼎、史父乙豆、覃父葵爵、禾子父葵爵、父己壶、父辛盘和一些商代流行式样的大口尊、铙等。周式铜器则是那些既有商代铜器特点，但已经与商代典型器有所区别的铜器如圆罍、圆鼎、细腰觚、附耳盘、强伯甗等。地方特征铜器就是强国墓地中用途不详而又很特殊的铜尖底罐、平底罐、曲柄斗形器、浅盘器等。上述三类铜器清楚地反映出强国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紧密联系和明显差异。
　　 创新型铜器大致分为主体创新和细节创新两部分，其中主体创新类铜器是那些形制、装饰与其他同类器相比有较大的变化，比如簋类的带铜铃强伯双耳方座簋、强伯四耳簋、带铜铃高圈足簋、双耳双环簋等；鼎类的带盘足鼎、独柱带盘鼎，水器类的鱼伯莹等。上述器物中有些则是只有强国墓地独有。
　　马志俭副研究员根据对强国墓地考察，认为所谓强国可能只是周初离周很近的宝鸡的某个封国的附庸。以血缘为核心，以宗法为基础，以功勋别尊卑的采邑制是西周重要的政治制度，但是在考古发掘中却很少能明确采邑的存在。同时却有像所谓强国、倗国、戈国等实际存在而在传世文献中没有任何记载的“史籍失载的方国”。这就迫使我们换一个思路，从其他角度来考虑诸如强国等此类方国的性质问题。
采邑和封国是两个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概念。一方面许多诸侯国往往就是在采邑的基础上通过益封、迁封等方式发展起来的。他们一般地处偏远，但自主发展空间较大。而采邑大多是在王朝（包括诸侯国）控制的中心地区，即王禁的范围之内，采邑主只是服务于王室的臣子，自主发展所受到的限制较多，因此大多数情况下规模有限。
　　宝鸡强国墓地正是这种情况。三处墓地发掘的墓葬数量不超过三十座，附近也没有发现较大的居住遗址和大型建筑遗址，总分布面积在20平方公里左右，结合墓地五鼎四簋的组合，基本可以判断，强国可能就是某个王臣赏赐给强人生息的采邑。
　　 正因为强国附庸的地位，在所能看到的文献当中，对于强国，包括强国的族属、迁徒等，并无任何记载。于是在《宝鸡强国墓地》中西周早期实际存在于西周王室近禁之地宝鸡的强国，就成为“史籍失载的方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