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进报馆面授机宜 受熏陶洞察乱象

　　96．面授机宜
　　
　　上个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上海一直是新思想的发源地，冒险家的乐园，指的就是当时上海租界文化的现实，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交错纠葛，各种思潮都在这里展现，当然首当其中就是新闻舆论界的异常活跃。
　　抗战前上海报坛就已经已形成《申江新报》（简称申报）、《上海新闻报》（简称新报）、《字林沪报》（简称沪报）“三报鼎立”的格局。其中《申报》历史最悠久，历经晚清、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三个时代，在中国新闻史和社会史研究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被人称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
　　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11月，上海沦陷，《申报》为日军强占，日方企图控制该报，《申报》因为拒绝日军新闻检查而于次月被迫停刊。后转汉口版、香港版复刊，而后又停刊。1938年10月10日，《申报》借美商之名在上海租界复刊。1941年底日军开进公共租界，《申报》由日军报道部控制，汉奸接管。当时民国政府以“附逆”为名，派CC要员秘密渗透其中；抗战胜利后，《申报》在1945年底复刊时仍由国民党CC系控制了；1946年5月改组报社董事会，国民政府强迫办报人史泳赓出让51%股份给政府，实行官商合办，彻底改变了74年来《申报》的民营性质。调整了报社的工作机构，政府委派杜月笙任董事长，潘公展（CC要员）任社长兼总主笔，陈训悆任总经理兼总编辑，而史泳赓则转任副董事长。
　　话说庆祝杜月笙六十寿诞的活动热热闹闹、光光彩彩地顺利结束了，杜府一切又归于平静。在忙完了寿庆收尾工作后，渡鹄前来杜公馆向杜爷述职履新。他知道这副担子不轻，杜爷正在生病期间，无法参与报社的相关工作，有人代为帮办，可见信任有加，自己必须拿出勇气去面对，他问杜爷对于履新有何指教。杜月笙说了三个字：看，听，树。起先渡鹄云里雾里，不知其味，后来杜月笙给他讲了一个小故事：“前些年报馆里唐世昌要拜我为师，后来汪松年、赵君豪、姚苏凤、余哲文、李超凡等一批著名报人，也来我杜公馆做客，一时间门庭若市。一般来说拜师都要有些花费，要孝敬师父的，可我知道那些个编辑、记者没有多少薪水的，我不但不收礼金，反而给他们五十、一百不等的补贴，他们能不高兴吗？有一次，有两个北平的青年记者写了我烟馆里的通讯，见报以后，上海一位市长出面婉言告诉这两位年轻记者，说何苦为这点小事得罪杜老板呢？两位青年见此事能惊动市长出面，可见来头不小，以后也就不敢再写这类文章了。不要小看这新闻界，那些达官贵人的桃色新闻，政客显要们的花边趣事，都是些不宜外扬的丑闻，因此我帮他们“排忧解难”、“避免曝光”，就是给他们面子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你就可以不断地积累人脉、左右逢源、树立形象。”
　　“难怪先生在上海滩‘吃得开、兜得转’，都说你四通八达，人气兴旺，真够我学习一辈子的。”渡鹄说。
　　“其实也没有什么，无非是别人存铜钿，我存交情。而且对自己也是有利的。我还可以讲个故事给你听，真叫有意思。”杜月笙说，“当年左派青年邹韬奋在上海办了个《生活》周刊，把我当作‘封建余孽’、‘白相人头脑’，在《生活》周刊上发动攻势，狠狠批判我，这就引起了恒社门人的愤慨。文人们要组织文章反驳，武人们主张给点颜色给他们看看，有人说干脆深夜找几个人把他们杂志社给砸了。我当时就是没有吱声，笑而不答。后来租界巡捕房，要逮捕邹韬奋。总探长正好和我在推牌九，突然起身告诉我，今晚有任务，我说啥任务，这么急，他说要去抓邹韬奋，封《生活》杂志社，这帮家伙一直在骂你。我说，算了算了，一群稚嫩的青年，随他们说吧。总探长说，那哪行呀，是警务处下达的命令。我告诉他，你抓这帮穷书生干嘛？他们不就是想赚两个杂志发行的钱嘛，由他们去吧。你就在门外吆喝吆喝算了，让他们从后门逃出去吧。警务处要是怪罪下来我和他们说。总探长见我这么说，也就带领一帮人马，虚张声势，吓跑那帮学生，没有再难为《生活》周刊，贴上封条也就完事了。后来《生活》周刊复刊了，再也没有听到骂声了。当时在场的门人对我的做法也不理解，说我怎么对这帮穷小子那么心慈手软？他们哪里知道，我这是给共产党一个面子，不想树敌呀。”
　　“先生这一招用的真好，刀切豆腐两面光呀。算得上中庸之道的上品。”渡鹄说。
　　杜月笙在渡鹄述职履新时说的这番话，真是金玉良言，讲故事似地让渡鹄明白了做人和做事的道理。他要渡鹄在履职中能够看清形势，看明事理，看透问题；不但要听取相同的意见，还要听得不同的意见，这样才能树立起自己的威信，树立起报馆的权威，树立好公众形象。
　　
　　97．文化熏陶
　　
　　渡鹄去《申报》当帮办的消息在一个月前就传到报馆，一个刚成年的孩子，在文人成堆的地方能不能“兜得转”，考验还在后面。
　　渡鹄去报馆没有进自己的办公室，而是围绕报馆周围转了三个圈，他对《申报》创始人清朝同治初年来华经营茶叶和布匹生意的英国人安纳斯托.美查，非常钦佩。再从《申报》走过的70多年的历程看到，虽然是一张不起眼的报纸，可是它见证了中国从近代走向现代的每一个历史进程，发挥过传递新闻，引导舆论的重要作用。虽说是民营的报业，其影响之大是不能低估的。现在交由政府部门管理，能不能保持民营风格依然是个问题，减少官办色彩，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接着渡鹄依次拜访了社长、总编、总经理和主要几个编辑组、主笔记者，他们除了寒暄、客套就再没有多少言语了，因此渡鹄决定一周内只熟悉情况不乱说话，他要谨记杜爷说的话，“看透问题”，然后再下手解决，才能让人刮目相看。
　　闲不住的渡鹄经常去社会调查，听听读者对报纸的反应；尤其是委托报纸刊登广告的客户，他也经常去走访，甚至卖报的报摊和报童他也去走访。俗话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记住杜老板说的“多看看、多听听”。
　　有一天，渡鹄到财务总监办公室，和他讨论印刷成本和发行量的关系，还有多少降价空间。在次日的月度碰头会上，渡鹄提出“降价争市场”的想法。当时有些人反对，认为报纸本来赚钱不多，成本又居高不下，卖价再降，就更没有盈利了。渡鹄据理力争，他说：“一是外部竞争激烈，《上海新闻报》的发行量已经超出了《申报》百分之五，再不追赶，市场占有就会慢慢萎缩。要想快速追赶，就必须让利于民，降低每张报纸的售价，鼓励报摊报童多卖，适当增加他们的发行费用，这样就是瞄准市场，进行合理竞争；二是积极降低印刷成本，压缩不必要的开支，使每张报纸的成本价降下来，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报摊和报童，鼓励他们多卖；三是追踪广告商的效果，加大广告力度和信誉度，一方面增加报馆收入。一方面让他们觉得在这张报纸上做广告，是一本万利的事。”
　　渡鹄的这个主张得到了社长潘公展的首肯，并责成渡鹄试行。结果两个月下来，报纸的发行量不断攀升，不但追赶上《上海新闻报》，而且反超百分之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势头。杜月笙得知这一消息后，赞扬渡鹄主意出得好，他对杜府门人说：“这才是干事的。你们总是在我面前状告渡鹄，我一直不理睬，就是因为我看到他的领悟性很高，你们得好好向他学习。”
　　为了推动报纸的可读性，渡鹄又提出“重大新闻上头版”的建议。他发现报纸上的头版中往往是领导人的活动太多，有的并不具备新闻价值，有些重要新闻却因头版面有限而只好放在其他版，减低了新闻的影响力。在一次编辑记者研讨会上，他提出这个主张，得到了总编陈训悆的强力支持。陈总编提出从下周起，报纸大样出来前，同时送总编和帮办审阅，加重头版的新闻分量，提高新闻的深度和影响力。
　　《申报》作为现在报纸开端的标志，又是作为商业性的报纸，虽然名义上是外国人办的，但是依然是中国人主笔。渡鹄主张要记者和编辑努力写好新闻“导语”，努力写好反映新闻要点，确立新闻基调，引导读者注意的开头语；除了准确、简明、生动、形象、精辟而外，还要考虑社会环境、新闻文体、行业要求等诸多因素，吸引和指导读者阅读新闻，真正起到“导读之语”的意义。这些主张得到报馆上下一致的赞许，后来同事们见到渡鹄的到来不再是近而远之，而是攀谈和商议。
　　《申报》在上海深入人心，尤其体现在新闻自由方面，有典范的效应，也是渡鹄非常关注的方面。《申报》开辟许多有关各行各业以及民生方面的专栏和副刊，很受读者欢迎。有经济、教育、商业、科学、医学、电影、图画等专栏，还有读者顾问栏目，尤其是副刊“自由谈”更是文学界的最爱。不但有鲁迅，矛盾等文学大家在这里常驻，而且像陈望道、叶圣陶、老舍、郁达夫、巴金、章太炎、柳亚子这些名人也在副刊上发表文章，足见它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渡鹄在这里拼命允吸中国文化，清理自己的思维，磨练自己的意志，从一个少林小子通过自学，俨然成为一位不可小罄的文化人。
　　
　　98，乱象环生
　　
　　经过将近半年的努力，渡鹄在《申报》的工作终于有了一些头绪。可外部的环境吃紧，内战正酣，上海作为经济和社会的前沿阵地，也是乱象环生。
　　1948年1月，因为同济大学学生会换届，校方压制民主，不准改选。当学生会坚持改选，并选出学生会领导机构后，校方反对并作出三条规定不予承认，于是学生们“反钦定、反统制”运动热烈开展起来；后来校方竟无理开除杜、何两名学生干部。15日，上千名学生去校方情愿无果，遂宣布罢课三天，并绝食抗争，校方又开除和处分了一些学生干部，使事态进一步恶化；最后学生进京情愿，造成军警和学生的大规模冲突，激起了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院校学生愤慨，形成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这次学潮动摇了国民党在青年人心目中的统治地位。渡鹄带记者深入现场，《申报》如实地报道了这次学潮。
　　这一时期国民党在内战中处于秃势，屡战屡败，士气低落，不仅军事上危机重重，而且财政经济方面呈现全面崩溃的征兆，中央黄金储备不足三分之一。为了转嫁危机以“整饬纪纲”、“戡乱建国”为由，颁布了“禁舞令”，取缔一些营业性的舞厅和娱乐场所，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上海舞女大游行。随后陪酒女和舞女联合起来，在乐师的参与下3000多人打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的口号，在社会上造成极大影响。渡鹄和摄影记者一直紧跟游行队伍，并在《申报》在头版刊载大幅图片，报道这次舞女大游行的实况，展现女权主义者抗争的过程。
　　工人运动在这一时期也很活跃。上海申新第九棉纺厂七千名工人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举行大罢工，工人们与数千军警发生冲突，3人被打死，数百人受伤或被逮捕，酿成了“申九惨案”。渡鹄和新闻记者一直跟踪罢工现场，及时公布事态发展过程，《申报》顶住压力如实报道了这一惨案的经过，为此渡鹄与社长潘公展争执起来，潘公展站在政府立场上要压下这些报道。但渡鹄据理力争，主张新闻自由，如实反映社会动态，不应该受政府立场左右。最后还是如实报道了这期惨案，在社会巨大压力下，资本家认错赔款，政府承认失察，释放了工人领袖和受害者，罢工取得胜利。这一事件有力的揭露了国民党风雨飘摇的反动统治。
　　尤其是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发行的金圆券，法币如同废纸一般，以百倍千倍地下跌，面对即将“破产”的金圆券，黄金便是乱世荒野里靠得住的硬通货。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普通百姓，抑或是公司职员、摊贩走卒，谁都会想尽办法兑换黄金。那时的人们叫“轧金子”，就连当时的上海市长吴国祯也说：“通货不稳定时，人们试图抓住一些价值稳定的东西，争先恐后地去弄外汇和金条，也是正常的。”
　　就在1948年12月23日上海外滩出现了沸沸扬扬认购黄金的事件。当天外滩的几大银行门前，人山人海，挤的水泄不通，人们为了争取每人可以认购一两黄金的机会，男女老少不顾临冬严寒，冒着凄风苦雨，排成长龙等待认购。这也是第二次申请兑购机会了，上海市分别在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邮汇局、合作金库分库共6处发放黄金存兑申请书。渡鹄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组织摄影记者和采编人员赶赴外滩，钻进纷闹的人群中，留下最前沿的信息。后来传言黄金即将撤出上海，这让当时的560万上海市民如何承受？当时在外滩守夜排队扎堆的就有七万多人。整个外滩人流滚滚，此起彼伏，渡鹄和记者们在人流涌动中荡来荡去，他告诉大家不要分开，保持联系。上海警察局增派500名警察维持秩序，通往外滩的四条路临时戒严，都无法阻挡来来往往的巨大人流。
　　当天清晨，无法控制的民情，难以忍受的怨气，不守秩序的民众，冲向银行大门，砸破门窗，拽下栏杆，你推我揽的人流像潮水般地涌动；人们被挤得死去活来，警察们已经被挤得自顾不暇，更谈不上维持秩序，“挤死人了”、“踩死人了”的哀嚎被淹没在潮水般拥挤的人群之中。时任上海警察局长的俞叔平紧急赶往现场，急的直跺脚，赶紧增派骑兵特警队，硬是挤出一条通道，开进救护车救出受伤人员。这次事件造成7人死亡，50多人受重伤，成为震惊中外的又一突发事件。渡鹄和前去采编人员还一直跟着特警队员采访受伤人员。第二天《申报》以号外形式报道了出事现场，并以头版醒目标题写道《呜呼，一两黄金七条人命，上海外滩出现巨大惨剧》。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预示着国民党政权的即将终结。此时的老蒋已经在筹措怎么把黄金运到台湾啦！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