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烤烟栽培 07

　　我们三人同时挑着红苕回去的时候，肖四孃早已把饭给做好了。刚放下扁担，她就招呼我们赶紧洗手来吃饭。他们的宝贝儿子陈涌正巧也在，他们便跟我和开全都相互做了一番介绍。
　　开全哈哈一笑说：“这咋个好意思安？活都没干多少就吃饭了。”
　　我笑着抓了一下头：“是啊，今天还跑到陈叔们这点来吃午饭，添麻烦了，不好意思的很。”
　　肖四孃的手里端着饭碗，没有入座，她哈哈一笑：“你们那么客气地干啥？再说也没啥好吃的招待，这些都是家常便饭。你们放假都不休息还过来帮忙，还说我们才不好意思呢。”
　　饭桌上，一大盘蒜泥白肉，一盆白菜汤，几盘精美小炒正飘来垂涎欲滴的清香。由此可见肖四孃的厨艺相当了不得（北方土话，就是很厉害的意思）。当徐徐飘来的葱花和白肉的特有香味时不时地钻进鼻孔，我才感觉这肚子还真的是有点饥肠咕噜了。相比起学生食堂那些伙食，真的是有天壤之别。一说起学校的伙食，我也只不过是充饥而已，根本就谈不上色香味俱全。
　　我的父亲有句话就说得好：“你们这哈儿（四川方言，就是这会儿和现在的意思）读书比我们那个时候不知要幸福好多倍。你们这个时候正是身体发育和成长的阶段，在学校每餐饭要吃饱，想吃肉就吃，也不要刻意地为我和你妈节约。没有强健的身体，以后会吃不少亏的。”
　　每当他情不自禁地回忆起童年和少年的往事，我好像都能看见父亲沧桑的双眼里闪烁出来的盈盈泪光。尤其是他一九六二年刚满十四岁，一个人在金鹅水沟头的民中两年不到的辛酸校园生活，更是让他百感交集，欲哭无泪。据他讲，他在万寿小学（也就是我后来的母校）高小毕业后，考上了金鹅民中。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那时忙于自己的工作，无暇顾及家庭和子女。只是偶尔拿点生活费，由他的七妹（也就是我的七老爷）来照顾我父亲。话虽说是照顾，毕竟七老爷也已成家，一边要上班，一边要照顾自己的家庭，哪有多余的时间来管父亲？父亲多次讲过：当时都是寄宿在学校，看到别的同学家里有钱，每餐有大米饭吃，我就眼馋，口水直往肚子里吞。而我的伙食就是每餐三四个大小不一的红苕，放到木甑上和大米一起蒸。虽说我那时个子小，但人灵活，常帮饭堂师傅干点小活，他们都很喜欢我，就破例让我把红苕蒸在大米上。可好景不长，有钱的同学总抱怨说，蒸熟的红苕把他们的米饭味道扯淡了。无奈之下，就只好放到锅底的开水里煮来吃。可以说，我后来只要看见红苕，就想翻胃。哪像你们现在，天天吃大米饭都还不知足。
　　而有关父亲不堪回首的苦难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片段回忆，我在整理他的遗著《我的童年》中则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摘录于下：“每个人都有一个幸福而又美好的“童年”，都有各自的父亲母亲呵护着，所以说是幸福和美好的。但是，我就不是其中的一员，因为我生不逢时，正遇上社会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旧社会变成了新中国。我们家被划分成地主阶级，也就是被打倒的对象，房屋财产被政府没收追搬家……
　　当时我的父亲在外边干革命，顾不了自己的家，我的母亲也去寻找她的幸福，所以也就一都不管我了。我的祖母把我喂养长大，至今回想起来真是无比悲惨！我在九岁那年遇上成立人民公社大食堂，我当时祖孙俩是相依为命，也就是一九五八年的下半年，我的六孃把我的祖母接上云南去了，就留下一个九岁的我在大食堂里漂流。当时我在万寿小学上四年级，于一九六一年上半年高小毕业。当时我确实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流浪儿，完全没有一个亲人在我的身边，又经三年的粮食关，差点没有滚过来，差点就饿死在大食堂里了，至今想起来都不知道是怎么过出来的。
　　六一年下半年我的七孃（四川方言，就是父亲的七姑的意思）送我到古宋读初中补习班，六二年送我到金鹅去读农中，六四年由于多种因素，我就没能再读书了，从此就永远地离开了学校从事农业生产，当时我只有15岁，心中是非常想读书的，只是没有那个条件。想起在校读书的那段日子，至今都难以忘怀。我的少年也就宣告结束了早早地进入了青年时代。至今回想起我的悲惨童年和苦难的少年时，我的泪水就不由自主地往外流。
　　从学校回到家里，那又是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伤心往事。当时我哪里有家？那时我父亲不准我再读书了，回来同哥哥们一起吃住，他每月补贴家中现金5元拿了几个月。他想干脆集中起来过年回家一起拿，那样还能做一笔事。结果他把钱停了，我也就跟着遭殃了，被我哥们分了出来。当时我只有16岁，我就开始了独立生活，搬三块石头，捡点柴开始煮来吃，得点粮食都只能煮稀粥糊糊来艰苦度日。
　　1965年六孃们又把我的祖母送回家与我一起居住，我每天在农业社去做活，只得3分一天。这样过到1966年下半年，我在生产队推粉。当时毛泽东掀起文化大革命，到处都是革命组织，红卫兵我们当时还不能参加，因为我们属于地主家庭。平时我就在想：一个人不学点手艺不行，就这样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于是我就首先想学木工，但是那时我们家的成份不好，就连学木工的活路都不准。后来我就到外地去找师傅学石匠，这样一连干了十年。
　　想起这些往事，就犹如发生在昨天。更难忘的是，大食堂拆散后，我又回到当时的住处包包上，有几间破草房，手伸能摸房檐口，遇风一吹到处发响声，似乎要倒下来。我单独一人住一屋，我哥们有三娘母住一起。当时我的生活状况是，唯有一只小水桶，用它来在龙场沟底的水井里提水上来吃和用。炊事用具都没有多的，没有灶头，用三坨石头撑起锅就在里面煮点浆糊野菜度日，当时正实难度日，也应验了这句话是“日无逗鸡之米，夜无鼠耗之粮”，有上顿还不知下顿在何方？想填饱肚子，日夜奔忙，到头来啥也没搞到，反而满腹饥肠。全部家当一筐可装，大样点的家具就只有一张床，这就是我的全部家产概况，至今想起无比凄凉，再往细想痛断肝肠……”。
　　父亲和共和国是同龄人，他的苦难生活和悲惨记忆，是国家从旧社会走向新社会百废待兴的初期，人民生活迟迟得不到改善也属情理之中。毕竟，新中国是从经过无数次战争洗礼，满目仓夷的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但是，他又确实是不幸的，从小就没有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父母的呵护，责任完全在于我的祖父。真不知道他为啥总是那么忙，以至于连家都顾不上，孩子也不管不问？这是一个称职父亲的所作所为吗？可是即便如此，父亲依旧不计前嫌，在89年夏天日夜辛苦照顾了重病中的祖父，陪他走完了61年的人生旅程。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我祖父都紧缄其口，没对父亲留什么遗言。估计他的内心深处肯定是难受的，所幸他提前退休，在80年5月让父亲顶替了他的职，也许多少对父亲算是一点补偿吧。说到这里，我也有幸地看到了祖父潇洒的钢笔字迹和当年难舍离开工作单位的心声，全文如下：“1949年12月解放了，在叙永县人民政府参加革命工作。那年正好满21岁，一直工作31年52岁报病休，好把农村孩子年满30岁（的祥丰，我编注的）顶替我的户头，不然拖上四年就顶不成了。这是唯一的办法，因为我没能量，我不这样做孩子们要怨恨我。
　　今天是我接到通知的最后一天---1980年5月27日，从六月份起工资按75％发给我。高兴我一生为革命做工作到最后可算交班了。我是在粮食局新建办公大楼离开工作岗位的，我只有要求把我的孩子祥丰安排在古宋区粮站工作离家近一点，星期日归家探望也方便。现任领导高政，颜银之，吕德贵局长都不愿我退，一道革命多年。由于我们农业人口想参加工作是多么不容易呀！而且顶替政策的变动是难免的，我做了半年的思想斗争，我的孩子也催促我办理，我为下一代的前途和出路作想，不得不这样做和下这样大的决心。
　　敬爱的粮食局领导，同志们。我从1955年4月调粮食局工作以来迄今25年。共事的25年中一直把握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文化大革命前一直运用这些公式，友好相处，互助互学，工作热情高，干劲大，亲如手足。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动乱中破坏了革命和同志间的感情，很痛心。我们把这些仇恨都算到林彪四人帮头上吧。
　　1978年把林彪四人帮打倒了，以华国锋主席，邓小平，叶剑英副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成立了，这三年多来的日子里，工农业生产大发展，人民生活提高。我们共同过着繁荣富强的生活，永远不忘共产党的恩情。
　　再见吧，敬爱的领导，亲爱的同志们！-----1980年5月27日于粮食局5楼12号房间留笔志谦”
　　肖四孃见我没动筷子夹菜，便高声道：“邹富春，你拢（四川方言，就是到的意思）我们这点，千万不要客气，虽然菜不好嘛，但饭要吃饱哈。”我一惊，这才收回快速飞奔的思绪。
　　我的脸顿时泛红，赶紧陪笑：“不好意思哈，刚才走神了。我这个人出门最随便了，不会客气的，饭没吃饱我是不会放碗的。”
　　陈叔呵呵一笑：“对头的，我就喜欢随意的，不要太多拘束，那样反而不好耍。我和你们的肖四孃非常欢迎你们有空就过来家里坐坐，我们摆摆龙门阵，喝喝茶吃吃烟多好的，是不是嘛？反正我们也大不了你们几岁。”
　　开全旁白：“邹富春，我该是没有骗你嘛。陈叔肖四孃他们是不是很好客？”说完意味深长地望了我一眼。
　　“是的是的。”说完我举起筷子夹了菜，快速送往嘴边。
　　开全又问：“陈叔，我们下午再去，上课是明天的事。”
　　肖四孃捂着嘴笑了：“嘿嘿，要得，陈世光，啷个（四川方言，就是这样的意思），你倒要轻松好些哈？”
　　开全笑得露出了那排洁白的牙齿：“肖四孃，其实我对农村这些活路都还不熟。没想到邹富春他更不熟，哈哈。不关事，有陈叔在，他可以教教我们。”
　　“就是就是。”我附和着。
　　“开全，我跟你说，农村这些活路说白了也没啥干头（四川方言，就是前途的意思）。有机会读书，还是应该多学些才好。现在社会变化发展太快，没有学到东西那是要落伍的。我们那哈儿（四川方言，就是那阵子的意思），就是因为家里穷，饭都吃不上，就别指望斗要读书喽。不过，现在条件比我们那时好很多了，我就希望陈涌多读书，将来成为有用之才，那样就不枉费我和你们肖四孃的一番苦心了。”
　　开全不住点头说是。肖四孃的高音则从厨房那面传了过来：“吔，陈世光，还说你一天到晚二麻麻的，话都说不清楚，今天整这几句还很有水平哦，到底你以前当过村长哈。”
　　我颇感惊讶，接过话茬：“肖四孃，陈叔还当过村长？我和开全都不晓得，看不出来陈叔是深藏不露，有几刷子（四川方言，就是有本事的意思）斗嘛。”
　　陈叔似乎有些不好意思的：“哎呀，那都是好多年前的往事喽，不提得好，不提得好啊。”
　　饭后稍息片刻，陈叔又带路，上午挖的那块地还有少部分没挖完，这回去正好继续进行。我的运气不算坏，竟然在陈叔的地里看到了大坝职中王校长的老丈人杨守中老先生亲笔为陈叔母亲郑老题写的魏体字墓碑，便爱不释手地细细欣赏了一下，远远望去，那块石碑四平八稳地摆在地里，尽管杨老早已离开，可我总感觉墓碑上的字迹墨汁未干，似乎快要渗进到石碑中去。杨老写碑那天我也知道，只不过我们要上课，自然没有时间一饱眼福，因而有些遗憾。不过就在点画和线条之间，我的眼前仿佛看到了杨老先生气定神闲，饱蘸墨汁挥毫的精彩瞬间，似乎还看到了杨老先生酷爱中国汉字，几十年潜心研习传统书法如痴如醉临池的豪情满怀。只可惜他为我写的那幅字现已残破不堪，而杨老已登仙界，再也无法向他请教和求得墨宝了，实乃一件憾事也。
　　陈叔的另一处地有点偏，差不多快到石家沟了。也是一大块坡地，不过是层层叠叠的，有些地方居然还有石头伸出怪异的身姿。陈叔在凹陷处都加厚了土，种上红苕，起初我们并不知道，还以为土很厚，便用力一锄下去，我的乖乖，马上感觉两手被震得既麻又疼。陈叔在远处，听到我们这面的锄头碰击石头的响声，回过头来说：“我忘记给你们讲了。像挖这种地势的红苕，一定不要着急，要悠着点，慢慢地来。还有就是要控制好力度，要不然手就会吃亏。这种地它就是这个样子，没办法，只好这样来填土，要不然就根本没法种庄稼。”
　　渐渐地和陈叔熟悉了起来，他这才道出了过来大坝的前因后果。原本他是仙峰人，后因红娘牵线和肖四孃认识结婚，便把户口迁过来了。由于他工作认真负责，后来就当上了关田村的一届村长。任期结束便不再续任，他多次讲过，镇上的领导曾找他谈过话，希望他继续做村长，但他却说做一届就好了。镇领导见他去意已决，便遂了他愿。无官一身轻，卸任之后，陈叔便春种秋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上了田园生活，犹如神仙一般地逍遥快活。
　　陈叔大瓦房的两边都住有人家，右边住的是肖四孃的大哥，也就是陈涌的大舅他们一家。他的大舅妈姓杨，人称杨二孃，开心勤劳的一个人，她们养育了四个孩子，老大老四是女孩，老大叫肖定先，常来陈叔这面玩，和我们在职中读书的好多人都认识。长发飘飘，中等个子，肤白，微胖，爱笑，勤快，嗓门也大。老四那时还小，大约还在上小学，也喜欢跑过来玩，老二老三我不熟悉。至于陈涌的大舅，我一直都没有认真地招呼过他，顶多就是熟悉些了，朝他点个头，微笑一下，算是打招呼了。倒是杨二孃，偶尔还和我们说笑，那时的她年纪比肖四孃要大些。左边是肖四孃的二哥住房，身体健壮，皮肤暗红，说话细声细气的，是个种庄稼的好手。他和詹五孃生育了一个小女孩，那时四五岁的样子，挺可爱活泼的，我们没事的时候也总爱逗逗她。
　　有次我和肖四孃说笑：“你们大坝人对人太好了，热情又大方，我和开全就跟到了自己家里一样开心，随便。肖四孃又会说话，怕二两天（四川方言，就是以后的意思）请你做个媒，在大坝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算了。”
　　肖四孃一听，就哈哈哈哈地笑开了：“邹富春，你说的是不是真的哦？嘿嘿，我晓得，你的眼光高，场个（四川方言，就是怎么的意思）会看得上大坝这乡卡卡（四川方言，就是地方偏远的意思）头边的女娃儿嘛。你们万寿场那边隔县城又近，条件又好，还愁谈不斗姑娘啊？我晓得，你是哄我开心的。”
　　连续和陈叔肖四孃见过几次面，帮他们挖过几次红苕。开全便向他们说了我和他想借住他们家的事，没想到他们满口答应下来，别提我们有多开心了。从那以后，就彻底结束了嘈杂拥挤的住校生活，也没有过多的人打扰我们。那间屋子就我和开全俩，床也挺大，赶紧收拾好行李，迫不及待地往床上仰面朝天那么一躺，再舒展一下筋骨，顿感心情舒畅，还真是妙不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