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火灾背后的诡异

　　火灾案是刑事案件中最难侦破的，大火一烧，很多痕迹证据烧毁，极难找到破案的蛛丝丝马迹。即便确定是过失失火，找到肇事者，也很难调解，达成赔偿协议。这是我到公社保卫组后，遇到的第一个棘手案子。
　　1970年十一月十一日我被下放到农村走五七道路，没想到第二天公社抽调我到保卫组负责公社治安保卫工作，一夜之间摘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还挎上了驳壳枪，成为无产阶级专政柱石。幸运之神降临我身上，成了教育界新闻。我还带着枪到四中操场，朝天放了三枪，引起不少鼓噪。传到公社，于书记没当回事，说我才二十七八岁，年轻气盛，练练枪，又没伤着人，提醒一下得了。消息传到我耳朵里，心里十分懊悔。从那时候起，一直到退休，再没胡乱放过一枪，也没使用枪自卫过。
　　我正筹划如何开始工作报答公社党委信任时，红卫七队发生火灾，火借风势，转眼之间一冬的草料、八间库房、五间队部付之一炬。我必须立刻拿鸭子上架，走马上任。没成想第一脚踢得还算顺利。
　　此时文化大革命形成的派性斗争已经转入地下，造反派保皇派都成了臭名远扬的争权夺利符号。明争少了，但暗斗开始激烈。生产队两派各施心计，都拿火灾说事，妄图打倒对方。这场大火对靠吃返销粮生活的七队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于书记嘱我千万不要陷进派性圈子。我骑自行车翻过几个山头，满头大汗赶到了二十华里外的红卫七队时，火已经被扑灭，现场一片狼藉，焦糊味扑鼻。
　　满脸络腮胡子的治保主任介绍说，铡草时只有社员金红军一个人在谷草垛吸烟，没有其他火种，肯定是他弄着了火。金红军也承认，在大队部由民兵看管，等公社来人处理。
　　我感到大队治保主任随便关押人太过分，但刚上任，不好说什么。我担心他先入为主，影响办案，于是说：“事情紧急，我一个人先来了，得找一个有文化的人配合我，兼做记录。”这样，大字不识的治保主任轻而易举被回避了。他怏怏不乐，可也没办法。
　　金红军是七队（原名金家窝棚）老户，四十岁，短粗胖，说话声音洪亮，干脆利落，没一点害怕意思。他承认确实只有他吸烟，治保主任硬赖他弄着了火，他也没办法，就承认了。还说有事他一个人顶着，送公安局也行，但要他赔赏损失，没门儿。我让他先别激动，详细讲讲起火过程。他说，确实没有别人抽烟，电动机转着正铡草时，忽然噗拉一声，一道白光，闸盒下的谷草就着了起来。他讲的和别人讲的起火过程并没有区别。他自愿进公安局的慷慨和不胡编着火过程，我开始有点同情他。受穷山恶水刁民多的俗语影响的我，对他迅速承认是他过失失火有点疑惑。
　　在大队干部案情讨论会上我问道：“铡草机开着，谷草铡着，现场一直没离开人，有没有人闻到烟味，怎么会‘噗啦’一声就着起大火来？”
　　话音刚落，会议炸开了。身板高大魁梧、美中不足长着酒糟鼻子的大队长说：“他自己都承认就他一个人抽烟着的火，还怀疑啥？绑起来送公安局得了。”
　　络腮胡子治保主任更不客气：“他弟弟金红国都是公社干部，你不能官官相护吧。”
　　他说完，文质彬彬的大队会计也喊起来：“对呀！”
　　我意识到他们有点瞧不起我这个新手。我没有回答，嘴角不露声色稍稍翘了翘。深知不动声色是最妥当回答，不能迎合他们挑起派性的愿望。
　　瘦高个副大队长金红光和金红军是叔伯兄弟，见他们非要把金红军送进公安局，立码站起来，脸红得像好斗的公鸡，说：“别给人家特派员扣帽子，这不是分析会嘛。”
　　治保主任更不客气，说：“我也没说特派员搞派性，你别挑拨。其实你在包庇你兄弟。他自己都承认只有他一个人抽烟，是唯一的火源。”
　　“你才搞派性呢。抽烟就着火呀？他是被逼承认的。”金大队副不服，两派争吵声越来越大。我体会到了他们带有野蛮意味的直爽，茫然了。文化大革命已经五年，派性还在做怪，并且把我也扯进去，岂有此理。我只能以直率对直率，不能再假装矜持，使劲拍了拍桌子说：“公社革命委员会派我来处理火案，我保证不偏向任何人，你们也别吵，别扯派性。谁讲假话，阻挠破案，不听革命委员会的，谁就是派性头子，就处分谁。”
　　我拿出了特派员身份，把革命委员会抬了出来，还拍桌子，镇住了会场，制止了吵闹。我故意让大家当面再把着火过程讲一下。出乎意料的是，两派说的过程完全一致，还互相补充呢。我感到了七队社员的可爱。
　　他们宗族派性严重，但都不说假话，难能可贵，给我增加了信心。
　　双方都承认金红军抽烟时坐着的谷草梱已经被铡掉成碎谷草拿走了，着火点是电线杆下的成梱谷草，人们听到‘噗拉’一声，一道白光（有人说一个白球），谷草从一人高处哄地着了起来。我装作不懂地说：“烟头即便没掐灭，也不能飞上去引着火呀？”
　　治保主任立即说：“是呀，火怎么着的呢？烟头着火也得有点味呀。”
　　这时他没了派性，我觉得他络腮胡子并不难看。
　　“是呀。”人们七嘴八舌开始议论着火、救火情景，推测起火原因‘完全忘记了刚才的争吵，和治保主任一样，没了派性味儿。
　　嫌疑慢慢集中在还乡知识青年张洪祝身上。他才十八岁，初中毕业，戴600度近视镜。着火时他在着火点最近的地方干活。我想即便不是他，他也是知情人。
　　我到他家，问他是否先闻到了烟味，火在什么地方先着起来的，是否听到‘噗拉’声，看没看到白光？他低头不语，也不看我。
　　物理知识告诉我，在现场只有高压线混电才能产生白光和高热，才能引起谷草迅速起火，而只有他具备使线路混电条件，着火后也确实只有他把叉谷草的钢叉扔在了现场，因而极有可能是他从没窗户的空房里往外甩谷草捆时，钢叉不小心碰到外面没盒盖的裸露电闸引起混电着火的。
　　他低头不语，一个劲地抽烟。我有点着急，可是，没有目击证人，又不能引供、诱供、逼供，咋办?正在一筹莫展时，他突然问：“坦白了能抓起来吗？”我说：“坦白一定从宽。”他不说话了。屋里静得连喘气声都能听到。我知道，此时任何引导都是多余的，都有可能发出错误信号，使案件偏离事实。
　　沉默是金。墙上挂钟钟摆滴答声敲打着心房，让人局促不安。他终于耐不住沉默的压力，说：“从屋里往外甩谷草时不知钢叉碰到了哪儿，‘噗拉’一声，一道白光火就着起来，我吓得跑了，钢叉也崩掉了，没顾得拿。”
　　“钢叉呢？”我紧接着轻声问。
　　“队长给我送家了。”他说完看了我一眼，又说：“干部会上我舅舅说了吧。”
　　我没回答，也没有义务回答。他舅舅是队长，根本没提这件事。不用问，大队长故意包庇他。刚才的沉默使他产生了错觉，似乎我什么都知道。我没责怪他，让他到仓房把钢叉拿来。叉齿上还有电打的痕迹呢。到此，事情真相大白。
　　我到队部把金红军从大队反省室提出来，问他为什么愿意充好汉股，愿意进公安局判刑。
　　他嘿嘿一笑说：“我们这派性严重，火灾这么严重，把生产队烧垮了，不承认还不得把我打死？我准备到公安局翻供。”
　　我纠正说：“公检法统一叫人保部了，哪还有公安局？“
　　“都一样，老百姓改不过来。”
　　“那你不也被五花大绑，到看守所受罪吗？”
　　他黑红面孔上闪现一丝瞬间消失的狡猾眼神，非常平静地说：“我好告他们搞派性，随便抓社员，把他们那派整下去，我哥好当大队长。”
　　真令人厌恶，我倒抽了一口凉气，原来他使的苦肉计。派性使人变得狡猾、龌龊，真寒心。看似逆来顺受、老实厚道的农民，为家族争一个大队长的位职，竟自愿做一个放火犯，准备演一齣反咬一口整人大戏！我对他的同情霎时化为乌有。
　　但排除派性的干扰，还原案件事实真相，还必须让社员信服口服，才一劳永逸。第二天我把调查结果在大队和七队干部会上公布后，果然像捅了马蜂窝，一半人将矛头对准了我。不知为什么治保主任带头大声指责我，说混电能有那么大力量？我忍受不了派性胡闹，忘记了自己头上还有“臭老九”帽子，耍起了特派员威风，站起来，下意识地摸着腰间的手枪，双手叉腰，不容置疑地大声说：“你喊啥？有理不在声高。现在大家到机井那去，看个实验就知道了。”
　　我内心的潜台词是：你没文化，瞎吵吵啥？但我没喊出来，否则瞧不起贫下中农的臭老九帽子，肯定扣在头上，没法工作。
　　机井那已经围了许多社员。这是我精心安排的。到了井边，公社电工用木杆举着小梱谷草，停在离地四米多高的三相电闸约半米处。另一电工用另一木杆上的铁丝故意碰电闸裸露电线混电，只听“噗拉”一声，闪过一白光，半米外的谷草瞬间全着了，和当时着火情景完全一致。社员中发出啧啧赞叹声，自发鼓掌表示认同，向我投来赞许目光和笑容，有的还伸出大拇指。我感到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享受了莫大的成就感。
　　开会讨论善后工作时，金红军那派突然活跃起来，高声要求张洪祝赔赏损失，还要求判刑。我看着600度近视、低头不语、才十八岁的张洪祝，意识到该拿出特派员的权威了，否则文革派性起来不好办，说：“我先把公社于书记的意见交给大家讨论，然后你们再发表不同意见：（一）如果此次失火是电闸没盒、保险丝裸露引起的，大队、小队、治保组织、电工、张洪柱都有责任，今后吸取经验教训，都不予追究；（二）积极组织冬季副业生产，增加收入，渡过难关；（三）公社组织各大队支援谷草，务使牲畜安全度过严冬，争取明年大丰收。”
　　社员听了，连说公平，全体举手通过。我看见络腮胡子治保主任最后一个举手后，心完全放了下来。我补充说：“电工没经过系统学习和训练，应当自费出去学习，获得电工证，回来工作。生产队同意用，可是当报销差旅费。大队长包庇外甥张洪柱，应向党组织深刻检查。副大队长参与金红军假认罪，是派性再现，应当向公社写出检查，三天后两位领导必须把检查交到保卫组。因此次失火，虽后果严重，但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公社不追究失火责任，不等于不做其他处理。听懂了吗？”“听懂了！”社员齐声回答。
　　一个本来简单、处理起来却很复杂的失火案就此结案，避免了派性膨胀，还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派性。年终选举时，两位大队长主动请辞，不参加选举。也真怪，在新领导班子领导下，红卫大队和七队从此再没发生过火災，连年丰收，再不吃返销粮。春节期间，七队喜气洋洋的秧歌队，锣鼓声最响，唢呐吹得最欢，高跷扭得花样最多，连年在公社评比中得了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