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鹰 第四十九章

　　我是一九七零年大年正月初二走的，那天一大早我就背着一个小被卷儿上了路。
　　因为接到公社的广播通知，叫我必须赶在正月初三那一天到县武装部去报到，所以我一刻都没敢耽搁就上了路。去干什么，通知没说，我不知道。
　　正月初二的天气并不好，就像死人脸一般阴沉沉的。天上还时不时地飘下来几片零星小雪，就像细小的蝴蝶一样在空中飞舞。寒风一个劲儿地刮着，吹得路旁的树枝“呼呼”作响......
　　虽然山路迢迢、山险水恶，虽然我并不知道县城坐落在何方，但我依然毅然决然地上了路。我出了三元沟，就到了水泉坪。那时候的冬天似乎比现在要冷得多，水泉坪的稻田里结满了厚厚的冰块。当我想起那个刺骨的冬日、同学把我扔进水田的时候，我就苦涩而又得意的笑了。那时候，他们没有想到我会到县城去，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到县城去。尽管我还不知道到县城去干什么，但我仍然觉得这是一种荣耀。在我的近百名同学中，都没有享受到这种荣耀，而我房山鹰却享受到了。
　　
　　我走进了公社，公社革委会主任兼党委书记李胜友将一份早已开好的介绍信递给我说：“房山鹰，你拿着这个到县人武部去报到。”
　　我问：“去干啥你知道吗？”
　　李书记说：“这我不能说，是军事机密。不过对你来说绝对是好事，不是坏事。你要把握时机，不要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希望。这次叫你到县上去，我们公社内部争议很大。我看你这个小伙子聪敏，也许是个可造之材，所以才力排众议推荐了你。你可千万要给我争气，别给我的下巴底下支砖头。”
　　
　　李书记四十多岁，当兵出身，工农干部，文化程度不高，说话从不拐弯抹角。但在他的语气中却对我充满了关爱之情和希望之意。我频频点头，表示已经记住了他的话。他又在抽屉里翻了一阵，就拿出一支钢笔和一个笔记本递给我说：“我知道你爱念书，也爱写东西，今天我把这两样东西送给你，希望你能继续学习。”
　　我接过钢笔和笔记本，心里既感到沉甸甸的，又感到暖洋洋的。千里送毫毛，礼轻仁义重。我知道在钢笔和笔记本里面饱含着一个父辈对我的殷切希望，也饱含着一个党委书记对我的殷切希望。我的眼睛湿润了，忙回过头去悄悄地擦掉了泪水。
　　这时，他突然把住在隔壁的公社人武部部长老潘喊了过来。他对老潘说：“今天房山鹰到县人武部去报到，就让房山鹰把欧世昌押送到县看守所去咋样？”
　　老潘看了看我，不信任地摇摇头说：“这怕不行吧？你看他还是个孩子。”
　　李书记打断老潘的话说：“他虽然是个孩子，可也是基干民兵呢。一个基干民兵押解一个犯人怕什么？”
　　老潘说：“我是怕......怕这个孩子打不赢欧世昌！”
　　“他敢！”李书记说，“我就不相信他欧世昌敢反天！”
　　老潘说：“不怕一万，单怕万一嘛，万一欧世昌在半路跑了咋办？”
　　李书记说：“不会的。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慑之下，他敢吗？”
　　老潘说：“不管咋说，我还是不放心。”
　　李书记说：“可我们公社实在抽不出人送他啊，就让房山鹰把他押到县上算了吧！”
　　老潘拗不过李书记，只得把欧世昌从公社的禁闭室里带了出来。
　　
　　欧世昌大约有五十多岁，慈眉善眼，但却很瘦，就像长年都没吃过饭似的。他先向李书记鞠了一躬，又向老潘鞠了一躬，还向我鞠了一躬，接着就低下头、弯下腰等待着发落。
　　李书记踢了欧世昌一脚说：“今天我们就把你送到县上去，有没有罪你到县上说去。押解你的就是这个小伙子，他叫房山鹰，你可得好好地听他的话。如果你敢在路上对他不敬，或者企图逃跑，那你就得小心脑袋！”
　　“是是是是.......”欧世昌连忙点头哈腰、唯唯诺诺，表示一定规规矩矩、老老实实。
　　老潘到底不放心，就征求李书记的意见说：“要不，我跟房山鹰一路......”
　　
　　谁知老潘的话还没说完，欧世昌就把话接过去说：“李书记你放心，潘部长放心，就让房山鹰把我送到县上得了。我虽然是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但我绝对不会为难一个孩子。听说，房山鹰和我的儿子还是同学呢。”
　　李书记说：“好！那我们就相信你了。我们也不绑你，就当你去自首。但有一条，如果你敢碰房山鹰一下，我就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就这样，我押着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第一次向县城走去。从公社到县城二百二十里山路，如果不耽搁，两天完全可以走到。当走到公社门口时，李书记又赶出来把一柄梭镖递给我说：“房山鹰，我对你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该我做的我都做到了，今后你脚下的路怎样走，就全看你自己了！这是欧世昌的凶器，你带着。如果他在路上不规矩，你就可以用梭镖吓唬他。”
　　实际上那根本就不是梭镖，而是一把用来挖药的尖角锄。欧世昌把尖角锄弄直以后，就有点像梭镖了。
　　
　　我和欧世昌离开公社的时候，已经是快吃早饭时候了。昏黄的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就像一个大烧饼挂在空中。欧世昌见我走得飞快，就告诫我说：“小伙子，你还没有走过长路吧？千万别走那么快，如果你走那么快，不要一会儿你就走不了了。走长路要慢慢来，一步一步地走。这样既不伤人，又能赶路程。从公社到县城二百多里路，我们就按两天时间走，两头都不摸黑。”
　　我说：“那不行，我明天必须赶到县武装部去报到呢。”
　　欧世昌说：“那好，那就走快一点儿。既然你明天要赶到县上，那今天就必须赶到赵湾才行。”
　　
　　从公社出发，一路要经过两河关转运站、塘兴公社、赵湾区、红岩公社、大岭公社、甘溪区、白柳公社，才能走到县上。走到赵湾区刚好是一半的路程。
　　欧世昌清瘦的脸上虽然布满了皱纹，但看来他的身体却很好，走路快步如风。我没话找话地说：“你干啥不好，为啥要当现行反革命呢？”
　　他叹了一口气说：“我哪是啥现行反革命啊！造反派造反的时候，把我当公社书记的兄弟欧世坤打死了。我不服，就写了一份儿状子上告到了中央。谁知道不但没给兄弟申得了冤，却把我自己也告进去了。他们说我心怀叵测，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就把我打了个死去活来。那天晚上他们把我关进一间破屋喝酒去了，我乘他们不注意，就撬开窗户逃了出来。我知道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就一溜烟跑上羊山以挖药材为生。但他们的鼻子比狗还灵，竟在羊山把我抓住了。公社的那个李书记倒还仁慈，不但没打我、没骂我、也没绑我，竟还让你这个小娃子送我到县上去。你说你这个小娃子能制服得了我吗？我只要一只手就能把你掐死，你信不信？”
　　我说：“我信，但你不会。”
　　他说：“你咋知道我不会。”
　　我说：“凭感觉。”
　　他又叹一口气说：“你真是个孩子！”
　　我对他的遭遇很是同情，就天真地对他说：“既然你能制服得了我，那你就打我吧，你把我身上打些伤，然后你就跑。跑得远远的，永远也别让他们找到。”
　　“你太天真了！”他苦笑着说，“你以为我不想跑吗？我想跑啊！但我不能跑，我一跑，不但害了你，而且还害了李书记。你知道李书记为啥只让你一个人押着我吗？就是想让我跑啊！”
　　
　　此时我才明白了李书记为啥只叫我一个人押解欧世昌到县上去，原来是有意让欧世昌跑啊！可他为什么要这做呢？是相信欧世昌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还是知道欧世昌绝对不会对我这个小孩子下手？
　　我想了一想，就对欧世昌说：“你跑吧，县上问起来，我就说我打不赢你你才跑的。”
　　欧世昌说：“我跑了你倒脱得了干系，可李书记就脱不了干系了，我更脱不了干系了。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啥现行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一跑，就真的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了！”
　　我说：“那你咋办，就那么让人家冤枉你？”
　　他说：“那有啥办法？现在国家就乱成了这个样子。跑是个死，不跑也是个死。干脆不跑了，反正我只有一条命，死了就一了百了了！”
　　
　　一路说着话，倒也不觉得很累，不知不觉就走了几十里。走到塘兴公社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我对欧世昌说：“肚子饿了，吃点饭再走吧？”
　　欧世昌说：“要得，我的肚子也饿了。”
　　于是我们就在塘兴公社旁边的一个小饭馆里坐了下来。小饭馆里只卖馒头和面条，其他的什么也没有。馒头是二两粮票五分钱一个，面条是二两粮票一毛二一碗。我从家走的时候，大哥很慷慨地给了我五斤粮票和三块钱叫我往返县城的时候零花。但还没等我掏出来，欧世昌就抢先买了四个馒头、两碗面条，只喊我赶快吃、别再买了。
　　接着他又把余下的四斤粮票和六块七毛钱递给我说：“小伙子，你把这些东西都拿去吧，我可能再也用不上了。”
　　我推辞着说：“这咋可能呢？还是你拿着以后用吧。”
　　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我有个预感，我这次进去可能就出不来了！”
　　我说：“你也别太悲观了，你又没有罪，咋就出不出来了呢？”
　　他说：“你还是小娃子，不知道世道的险恶啊！自古就又一句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尤其是现在，想叫你死，一句话就让你死了，你逃都没地方逃！”
　　他的话，把我的心情说得沉重起来。事情真有那么严重吗？我不敢想下去了。
　　
　　离开塘兴以后，我们就往赵湾进发。塘兴公社离赵湾区二十五里山路，虽说这山路是无数人都要行走的官道，但却既狭窄而又坎坷。要越过高耸的老爷岭，要翻过险峻的鹰愁岩，还要跨过一条水流湍急的丫头沟，再走三里羊肠子似的山路，才能到达赵湾区。
　　我的脚已经走痛了，每走一步都非常吃力。虽说我的脚上包着棕片子，但粗糙的草鞋仍然把我的脚脖子磨得鲜血直流，脚底下也打满了水泡，一走路就钻心的痛。欧世昌倒没事，依然一如既往地迈着大步，不紧不慢地走着。见我落后了，他就等等我。等我走近了，就又不紧不慢地走。似乎不是我押着他走，而是他伴着我走。
　　我一直叫他走在我的前面，由我在后面“押”着他。尽管我相信他不会谋害我，但我仍然牢记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古训，我生怕把他放在后面乘我不注意他掐死我。
　　
　　上了老爷岭，天就已经完全黑了。寒冷的晚风簌簌地吹着，刮在脸上生疼生疼。鸟儿归了巢，山路很寂静，只有我和欧世昌“呼哧呼哧”地喘息声在山路上低低地回响。欧世昌见我实在走不动了，就把我的小被卷儿拿了过去。我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就在黑暗中感激地看了他一眼。他依然不紧不慢地走着，不是闲庭信步，胜似闲庭信步。
　　自从公社出发以来，我对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既充满了戒备心理也充满了敬畏心理。无论怎么看，我都觉得他不像现行反革命分子。但我又不得不防着他，逃跑是小事，我最怕的是他谋害我。
　　当走到鹰愁岩的时候，前面突然出现了一溜手电光。其中一束手电光喊道：“前面走的是谁？是房山鹰吗？”
　　我回答道：“我就是房山鹰，你们是谁？”
　　手电光说：“我们是赵湾派出所的，是来接应你的。”
　　
　　走近一看，果然是三个穿着草绿色军装的军人。其中一个军人拉着我的手说：“辛苦你了！路上还安全吧？”
　　我点点头说：“还好，就是太累了。”
　　那个军人说：“快了，马上就要到了。我们派出所已经给你安排了房子，你就不用去住旅馆了。”
　　在路上那几个军人倒没有把欧世昌怎么样，但一到街头就突然变了脸色。他们变戏法似的从身上掏出一根绳子，一瞬间就把欧世昌粽子一般捆了起来。我只听欧世昌“哎呀”了一声，接着就“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脸色紫乌，黄豆大的汗珠子牵线一般从额头上直往下滚。前面又来了几个军人，他们把一个写有“现行反革命分子”七个大字的牌子挂在欧世昌的脖子上，就架着欧世昌游街去了。
　　真是触目惊心，我吓得心里“砰砰”直跳。我想，如果一个人走到欧世昌这一步，真还不如死了好。
　　
　　我在派出所里吃了饭就睡了。一天地奔波，我觉得很累很累。但躺在床上以后，却怎么也睡不着了。起初是几只老鼠在屋里蹦来蹦去，肆无忌惮地蹦到我的床上来骚扰我。但刚有了一点儿瞌睡的时候，欧世昌被绑成粽子似的影子又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的。尤其他那句“哎呀”，老是在我耳边经久不息的回响，使我久久不能入睡。他的预感被证实了，他想活着回去怕是很难了。
　　
　　一夜无眠。
　　第二天又早早地启了程。
　　赵湾派出所仍然让我“押”着欧世昌。
　　欧世昌从派出所里出来的时候，已经完全变了样子。眼睛无神，面色灰黄，头发蓬松着像一个乱鸡窝，脖子上被绳索勒过的地方触目惊心。我悄悄地问他：“昨天晚上你吃饭了吗？”
　　他说：“饭倒是给我吃了，就是把我打很了！”
　　他拉起衣服，前胸后背全是指头粗的鞭痕。有的鞭痕已经结了痂，有的鞭痕还在冒着血珠子。我的眼前立即就幻化出了一个皮鞭挥舞、血肉横飞的场面，被皮鞭抽打的人正在地上翻滚、哀嚎。我想，对待现行反革命分子可能就要这样恨之入骨，不然的话，怎么能叫做无产阶级专政呢？但我已经不敢再看欧世昌了，一看到欧世昌那个样子我就想哭。我怕别人见到我的哭相说我的阶级立场不坚定，所以我就一直低着头往前走。
　　
　　经过一夜地休养生息，我又有了力气。脚上的水泡虽然已经破了，走起路来火辣辣的痛。但我想着要到武装部去报到，就仍然走得飞快。我已经不需要把欧世昌放在前面“押”着了，且不说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不敢谋害我，就是他那一副懦弱无力的样子我也不用怕他了。
　　走到红岩公社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打了一尖。原来李书记给沿途政府首脑机关都打了招呼，叫他们接应我。我刚走到红岩公社的门口，就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问我：“你是房山鹰吧，请到办公室喝口茶再走。”
　　我从来都没有受过这样的礼遇，突然有点受宠若惊。但是太渴了，我顾不得寒暄，就捧起一大茶缸温茶一饮而尽了。
　　欧世昌自然享受不到我这样的待遇，他被两个干部监视着站在寒风中、舔着干燥的嘴唇瑟瑟发抖。我看了接待干部一眼，就用征求意见的口吻说：“能给他一点儿水喝吗？”
　　那个干部说：“按理说是不能让他喝水的，但看在你‘押解’他的面子上，就让他喝一点吧。”
　　我亲自把一缸子热茶递给了欧世昌。欧世昌感激地看了我一眼，就飞快地喝了。走在路上的时候欧世昌说：“幸亏红岩公社没有派出所，不然的话，我又要遭难了！”
　　我问：“咋回事，我咋听不懂？”
　　他说：“凡是有派出所的地方都要把我捆起来游街，这是他们的老玩意儿、也是他们自己立的规矩，目的就是为了震慑其他反革命分子。”
　　
　　走到大岭公社的时候，大岭公社竟然准备了早饭。我们是清早上的路，马不停蹄地走了三十里，肚子早就饿了。见大岭公社叫吃饭，我也就不客气地吃了起来。
　　
　　欧世昌也吃了饭。虽然他是犯人没有资格和我坐在一起吃饭，但我却仍然让他吃饱了。
　　吃罢饭，我掏出一斤粮票、两毛四分钱放在饭桌上，算是给的饭钱，然后又和欧世昌一起向甘溪区进发。
　　到了甘溪区，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刚走到街头，几个穿着草绿色军装的年轻人就围了上来。
　　欧世昌似乎对这样的事已经司空见惯，当那几个军人一拢身，他就自动的反剪双手让那几个军人绑他。
　　我悄悄地对一个负责人似的军人说：“绑松一点好不好？我们还要赶路呢。”
　　那个军人向其他几个军人挥了挥手说：“不用绑了，就让他打锣游街吧。”
　　于是，那几个军人就给欧世昌的脖子上挂上“现行反革命分子欧世昌”的牌子，让欧世昌手里提着锣，一边敲一边喊：“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欧世昌……”
　　一圈儿游结束后，就又上路。欧世昌说：“今天多亏你了，让我少挨了一绳子！”
　　
　　走到县城时，我就找不到东南西北了，我一边走一边问才找到了看守所。当我把欧世昌交给看守所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想到要去武装部报到，我就急忙走了。这时欧世昌已被带进了看守所，我知道，我永远都不会再见到他了。
　　因为是第一次到县城，又是在夜间，所以根本就不知道武装部坐落在什么地方。我懵懵懂懂地离开看守所以后就走上街道，想找个人问问路。但家家都关门闭户，街道上连一个人都没有。时不时的还有几条野狗从我身边窜过，吓得我战战兢兢。我生怕野狗把我咬了，一听到野狗的奔跑声我就靠在别人的房檐底下躲藏。用鹅卵石铺成的街道既乱又窄还曲里拐弯，叫人很难摸到它的头脑。街道上又没有路灯，到处倒是黑黝黝的，既令人感到神秘，有令人感到恐惧。
　　
　　我转悠了大半天，竟又回到了进县城的那个老地方。那个地方叫炮台，是进县城的必经之路。我见一个老者出门解手，就忙拦住他客气地问道：“老人家，到武装部咋走啊？”
　　黑暗中，老人不耐烦地说：“下到河街向北走！”
　　我沿着古炮台那麻石铺成的街道走到垭子口，又沿着垭子口的麻石台阶下到河街，再沿着河街往北走，又上了一道慢坡，走了一节街道，才找到了武装部。
　　武装部自然已经下班了，幸亏有门卫背着枪在门口站着。我惶惶不安地走上前去，把公社开的介绍信递给门卫说：“同志，我是来报到的。”
　　门卫扫了我一眼，接过介绍信就在昏黄的门灯下看了起来。看完后就说：“你等一下，我去汇报一下，看能不能接待你。”
　　门卫刚进去几分钟，就有一个军人走了出来。那个军人个子很高，红五星在头顶上闪闪发亮。他操着江西口音说：“房山鹰同志你好，我叫王文玉，今后我们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你先跟我来吧，其他的事明天再说。”
　　“同志”这个名字我很熟悉，但“战友”这个名字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觉得我一下子就和王文玉拉近了距离，竟跟在他的背后一点都不觉得累了。
　　
　　走在路上，王文玉又说：“房山鹰同志，你的胆子不小啊，竟敢一个人押着现行反革命分子进县城。对！就应该这样。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很显然，我押解欧世昌进城的事，公社也给武装部说了，不然的话，武装部怎么会知道呢？
　　
　　王文玉把我领到一座砖木结构的楼房前，又领着我下了几十步台阶，才进了一间大房子。那间大房子才真叫大，五间房连成的大通间。五个昏黄的灯泡并排等距离悬挂在楼板上，能使人看清楚大通间里面的全部情景。两溜大通铺靠墙铺着，大通铺上躺满了人。五颜六色的被子在灯光下闪着千奇百怪的光亮，两排黑色的人头就像两排黑色的西瓜整齐地摆放在大通铺的两边。各种不同的人体气味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奇怪味道，呛得我险些咳嗽了起来。王文玉指指门边的一个空位子对我说：“夜深了，你先睡这里吧，明天再调整。”
　　王文玉说罢就走了，我打开被卷儿躺了下来。我感觉很冷，半天都睡不热。虽然我很疲惫，但躺下后却迟迟睡不着了。大通铺上磨牙的、放屁的、说梦话的此起彼伏，形成了一种叫人无法形容的交响曲。电灯仍然昏黄地照着，给人一种神秘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电灯，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发光，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用桐油做的燃料？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终于睡着了，一直睡到天亮了才醒。
　　
　　我是被一阵“滴滴答答”的军号声惊醒的。当我醒来的时候，大通铺上所有的人几乎都起了床。有的正在穿衣服，有的正在系裤带，有的正在穿鞋子，有的则用手捂着裆部急急慌慌地往厕所里跑。清一色都是年轻人，年龄最大的也不过三十岁左右。我看着一个个陌生的面孔，心里有点儿忐忑不安。
　　突然，一个年轻人来到了我的身边。那个年轻人大约有二十多岁，圆圆的脸，留着一个小分头，他操着一口江南话问我：“你是哪里人？”
　　有人主动跟我搭话，我感到是一件很荣幸的事，于是我忙回答说：“我是仁河人。”
　　“你也是仁河人？”他似乎感到很惊奇，“公社怎么派你这个小娃子来了？”
　　言下之意，我还是一孩子，到县上来根本不够格。语气中饱含着惊讶和蔑视。
　　老乡见面的热烈气氛，让他一句话全搞砸了，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我不再理他，身子一拧，就洗脸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叫李万友，是枫坪大队的人，二十二岁，是枫坪大队着力培养的民兵连长。
　　
　　我洗罢脸刚回到宿舍，就听到一阵号声响了起来。我听不懂那种号声代表的是什么意思，但见人们都跟着几个退伍军人向门外大坎下的大操场跑去，于是我也跟了去。
　　那可真是一个“大”操场，比一个足球场还要大许多倍。它置身于旬河边一片茂密的白杨林中，足足占了十余亩地。
　　当我跑到大操场的时候，人们已经在大操场内侧的主席台前整整齐齐地站好了队伍。我看到一片黑压压的人头站在那里，就也畏畏缩缩地站在了队伍后面。
　　主席台上已经站了不少人，王文玉也站在了主席台上。王文玉穿着一身草绿色军装，红色的领章和帽徽格外显眼。台上还有一个穿着军装的胖子坐在那里，时不时和坐在两边的人交谈几句。大喇叭一直在轰鸣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豪情激越，震耳欲聋。半个小时以后，大喇叭终于停止了吼叫。一个中年人用手指敲了敲麦克风说：“太极县义务民兵连成立大会现在开始！第一项，请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王百寿同志讲话。”
　　从王百寿的讲话中我才知道，县上为了落实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所以就成立了一个义务民兵连。这个民兵连直属县武装部，是一个临时性的纯军事团体，享受与部队同等的福利待遇。
　　这个民兵连除连部领导、连部工作人员和炊事班之外，由一百五十三个退伍军人和优秀基干民兵组成，连长由从部队转业的老团长喻世斌担任，指导员由武装部作战参谋王文玉担任。下辖三个排，每个排三个班五十一个人。
　　喻世斌先任命了排长，又任命了班长，最后才按照事先拟好的名单把人员划分到各排各班。
　　
　　但是，直到名单宣布完了，也不见我的名字。是把我忘掉了？还是把我漏掉了？还是把我刷掉了？我一下子就坠入了五里雾中，也伤心地流下了眼泪。要是把我刷掉了，那该多丢人呐！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王文玉来了。王文玉可能看到了我脸上的泪痕，就摸着我的脑壳笑着问：“你哭什么呀？是不是没听到你的名字急哭了呀？嘿嘿，真是一个孩子！连现行反革命分子你一个人都敢‘押’，却为没听到自己的名字哭鼻子。别哭了，啊？天气怪冷的，先回去再说。”
　　王文玉就像大哥哥一样拉着我冰凉的手，一边走一边说：“我们考虑到你年纪小，个子还没有枪高，所以就把你分到了炊事班。”
　　一听说被分到了炊事班，我的心马上就凉了半截。干什么事我倒不在乎，关键的问题是怕家乡的人知道了笑话我。家乡的人知道了一定会这样说：“我以为房山鹰到县上去干啥呢，原来是去做饭啊！”这话如果从家乡人的嘴里说出来，那就等于我把人丢了。但这话我又不能当着王文玉说，所以我就不说话了，只是闷闷不乐地向前走。
　　
　　王文玉似乎看穿了我的心事，马上又说：“房山鹰，让你当炊事员你不高兴是不是？你要知道，干什么都是一样的。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希望你能痛痛快快地接受这项任务，不要闹任何情绪。”
　　声音虽然不高，但听起来却十分严肃。我知道部队里的纪律非常严明，只能服从命令听指挥，没有任何价钱可讲，所以就说：“你放心，我一定当好炊事员。”
　　
　　炊事班长名叫李启山，大约有三十多岁，是一个大高个子。王文玉领着我一走进厨房，他就一把把我拉进怀里说：“这个孩子好，这个孩子我喜欢！”
　　厨房里热气腾腾，几副多层次的蒸笼都在蒸着馒头。一股股的馒头香味从蒸笼里冒出来，使我馋涎欲滴。由于头一天中午没有吃饭，又押着欧世昌走了那么远的路，我已经饿得前胸贴到了后背。
　　也许李启山发现了我下意识地吧嗒嘴唇，所以马上就拿起一个蒸好的馒头递给我说：“饿了吧，吃！我们炊事班没有其他好处，就是可以随便吃。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只要不拿走就行。”
　　那是一个很大的馒头，足足有半斤面。我也不客气，马上就吃了起来。说实话，我长到十七岁，还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馒头。在家的时候也吃过馒头，但那都是参有麦麸子的馒头。像这种又白又软又香的馒头，过去连想也不敢想。
　　
　　炊事班一共十个人，李启山是班长，何佳谋是副班长，其余的就都是一般的炊事员了。他们都把我当小弟弟一般看待，顶多只让我在灶前添添火，什么重活累活都不让我干。就这样，在周评的时候，他们还异口同音地把我评了一个优秀炊事员。
　　这天周末，李启山突然对我说：“房山鹰，你已经来一个周了，整天都在厨房里忙，也没到城里去转转。我今天给你放一天假，你到处去转转、看看。”我看了县城的全貌，就又下了灵岩寺，从原路返回了驻地。实际上，义务民兵连的驻地就在县城的东门外。“门”虽然已经不在了，但“门”两边用巨大的青石条砌成的遗迹却还分外醒目。
　　我喝了一口水，并与李启山说了几句话，然后就走上台阶，进了“东门”，来到了街上。县城有三条街，分别为河街、中街和后街。说是街，实际上就是河街还像个街的样子，其余的两条街与其说是街还不如叫胡同更合适。
　　河街呈东西走向，大约只有五米宽左右。北边是参差不齐的房舍，南边就是滔滔奔流的汉水。站在河街向北面看去，除了街道上有几幢砖瓦房之外，到处都是杂乱无章的石板房和草房。那些石板房和草房都非常低矮，和贫民窟一般无二。显得十分凌乱，满目苍痍，破破烂烂，不堪入目，使人感到十分寒酸。在河街中部有一个国营食堂，我进去看了看。见食堂里根本就没人吃饭，就忙退了出来。
　　河街不长，大约还不到三百米，不一会儿我就走完了。走完后，我就上到垭子口，向中街走去。
　　中街根本就没有街，只有一条小道，有的地方连自行车都骑不过去。我在心里默默地说：“这也叫街？叫小路还差不多！”
　　离开中街，我又返回到垭子口。记得我那天晚上押欧世昌到公安局的时候走的就是这条路。我一个一个台阶地往上走，很快就进了县城的西门。这西门建得可真宏伟，大约有九米高、五米宽，虽然历经沧桑，但一尺厚的门扇上碗口大的铜钉还整齐地排列着。进了西门，不一会儿就到了公安局。
　　公安局的门卫还认得我，跟我打招呼说：“小房，你咋跑到这来了？”
　　我说：“我到处转转，看看。”
　　可我还没来得及转，李启山就找我来了，他对我说：“王文玉指导员不让你在炊事班干了，叫你到三排一班去当班长。”
　　我说：“妈吔！你骗我的吧，我能当得了班长？”
　　李启山说：“我骗你干啥？是真的叫你当班长。不信，你去问问王指导员。”
　　
　　离开李启山，我就到王文玉指导员那里去了。王文玉正在和连长喻世斌商量着什么，见了我就忙招着手说：“房山鹰，我刚才还找过你呢。根据你押送欧世昌和最近一个周的表现，经我和喻连长商量，决定任命你担任义务民兵连三排一班班长。”
　　我心里“咚咚”乱跳着，胆怯地说：“我这么大个人当班长怕不行吧？谁愿听我的呀？”
　　王文玉说：“你别担心。因为我们这是军队，每个军人都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
　　既然这样，我只有勉为其难地当上了三排一班的班长。班上连我在内一共十七个人，可以说是一个加强班，战士们个个都比我的年龄大，也个个都比我得个子高。他们见我当了班长，就一齐笑了起来。其中我的老乡李万友竟然挖苦我说：“看来你们房家的老坟山野鸡抱窝了，不然的话，你咋能当上班长呢？该不会让你当排长吧？”
　　我听了很生气，就正色道：“李万友，你注意点！班长并不是我要当的，是连长和指导员让我当的。既然让我当了，那我就得当好。如果你不服从命令听指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马上就去给连长和指导员汇报，看他们咋样处理你！”
　　李万友见我发火了，就不做声了，兀自在地铺上躺了下来。天已经黑了，寒风肆无忌惮地从门口窜了进来。我见李万友没脱衣服也没盖被子，就说：“把衣服脱了睡，当心着凉！”
　　李万友说：“我懒脱得，都来一个周了，还没搞过紧急集合，说不定今天晚上就来个突然袭击，到时候想穿都来不及了。”
　　我说：“不行，你必须脱！如果你不脱，我就罚你站岗！”
　　李万有见我态度强硬，只有脱了衣服。
　　
　　还真让李万有不幸而言中了，当晚果然进行了紧急集合。幸亏我穿的是单衣，听到军号声，我第一个就冲到了操场。可当李万有跑到操场的时候，我早就带着战士们出发了。
　　十公里急行军，从操场出发，沿着县城周围的小路跑两圈儿。当我们跑第二圈的时候，李万有连第一圈都没跑完就累得趴下了。回到大通间，我气狠狠地说：“李万有，你真是个大怂包！不仅影响了我们全班的成绩，而且我们全公社的人都让你给丢尽了！”
　　李万有自知理亏，半天没说话。可过了一会儿，他却恶狠狠地说：“不就当个班长嘛，有啥了不得？总有一天，我会收拾你的！”
　　这时，连部通信员突然来了，通知班长以上的干部都到连部开会。
　　那次会议将近开了四个小时，主要是总结紧急集合和急行军的经验教训。会议快结束时，俞连长突然说：“明天县上要召开公判大会，公开枪毙欧世昌等六名现行反革命分子。我们民兵连的任务的站岗放哨，一排和二排在操场周围警戒，三排二、三班在灵岩寺警戒，三排一班到草厂对面的山包上警戒。希望你们提高警惕，坚守岗位，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
　　
　　我吃了一惊，也吓了一跳，竟没高没低地说：“欧世昌被我送到看守所不是才一个星期吗？咋就要枪毙？是不是太.......”
　　连长瞪了我一眼，连忙说：“散会！回去都动员一下，叫大家做好精神准备。房山鹰留一下，我还有话说。”
　　等大家走了以后，连长才对我严肃地说：“房山鹰，以后说话嘴上要留个把门的，千万别乱说。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势非常复杂，话说得不好是会坐牢的。我希望你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真正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走出连部时，我的心很乱。欧世昌的影子一直在我的头脑中显现，难道他真的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