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战火与建设

　　1950年，汪木匠给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秀剿匪部队带路上山剿匪，搞了七、八个月时间，对解放军在剿灭秀山匪患中，不顾疲劳，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情景，始终记忆犹新。
　　解放前，汪木匠苦熬了26年，一贫如洗。那个时候，最使人心惊肉跳的抓壮丁，四次降临到他身上，抓去设法逃脱，跑脱了又被抓，搞得有家难归。致使他一见到穿黄衣服背枪的影子，真有点像小鬼怕阎王。
　　对解放军，开初汪木匠也怕得不得了，后来却难舍难分。从不敢接近到难舍难分，经历了一段难忘的过程。
　　1950年2月18日，秀山县人民政府从龙潭打回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剿匪部队，酉阳军分区一团一营，驻扎在他家附近的清溪小学里，部队一拢就派两个战士，喊汪木匠到学校营部去。当时还以为大祸临头，吓得发抖。但不敢抗命，无可奈何地跟着去营部。
　　教导员王恒珍客气地招呼汪木匠坐下时，他还觉得很奇怪。王恒珍要汪木匠帮营部修碉堡，白天在营部干活，同战士们一起吃饭，晚上回家住，工钱是7碗米一天，到清溪乡公所去领。
　　汪木匠见解放军一点也不凶神恶煞，又没拉他去当壮丁，工钱也合理，就满口答应，立即干了起来。在锯第一层碉楼的撑木时，对撑木的长短只笼统地照背起上了刺刀的枪能走动的要求，把料下完拿来一逗，短了，造成了损失。心想这下要背时子。
　　汪木匠心慌意乱，不知如何是好，王教导员走来不仅没骂他，反而安慰他说：“没关系，另外弄木料来重新做就是了。”使汪木匠心生感激，干劲倍增；汪木匠越是不顾休息地干，解放军越是叫他注意休息。有时，王教导员还亲自来喊他休息，一起摆龙门阵。
　　王恒珍问：“汪木匠，你身强力壮，又苦又累，为什么发不起财，你们这里那些大户人家十指不沾泥，吃得好，穿得好，这是为什么，你懂得吗？”
　　“那是命定的嘛！”
　　“不，大家的命都是一样的，主要是旧社会不合理，地主老财剥削我们穷人。我们解放军是毛主席、共产党派来帮助穷人打天下的。解放军来了，杨卓之他们就不能再压迫剥削你们了，所以他们去当土匪攻打我们的人民政府，阻挡穷人翻身。”还讲了好多的道理，当时汪木匠似懂非懂，但十分明白的一点就是要加紧修好碉堡，剿灭土匪，穷人才能过上好日子。
　　不久，土匪的风声紧了，王教导员来同汪木匠商量，希望汪木匠就在营地住宿，暂不回家，以免向外泄漏修碉堡的事，更有利于防备土匪暗害他，如果有事外出，找两个解放军一路。
　　汪木匠见完全是为自己好，都一一依从，严格遵守。从此便与营里的干部战士住在一起。
　　一天深夜，营长查房，见汪木匠的被子掉下了床，捡起来给他盖上，这不仅暖了他的身，更温暖了他的心，觉得解放军犹如爹娘一样亲。此后，汪木匠干起活来真有使不完的劲，很快营部驻地的两个明碉一个暗堡全部完工。
　　王教导员和副营长都来征求汪木匠的意见说：“现在修碉堡没事了，你很忠实，本地又熟悉，你愿不愿意继续留在我们这里，平时大家一起学习和休息，出外剿匪时请你带路？”说实话，汪木匠真舍不得离开营房，听到这话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从此，汪木匠便开始了为部队带路打土匪的生活。为了适应作战需要，还给他发了一套黄军装，配备了一支马枪。这时他把枪一背，就成了营里的特殊兵。说特殊，是因为汪木匠没有固定在连排建制内，凡有任务，无论营、连或者各排、各班谁喊他，汪木匠都成为他们的一个成员。因汪木匠年轻，身高、力大、勤劳，扛机枪、背炮筒也稀松烂活，他们谁领得了任务，也总是喜欢汪木匠，喊他一路出发。解放军轮番出击，而汪木匠则回回带路，竟成了营里的忙人。
　　汪木匠第一次给解放军带路打土匪是在1950年3月份。
　　当时平阳盖上几百匪徒，下芒洞来抢老百姓的东西。营部闻报，派一连出击，汪木匠给打尖的一连三排带路，跑步前进，追到凉风洞，一见土匪牵猪赶羊还在往上走，用步枪放排子枪射击，打不拢。敌人边走边乱骂，大家都很生气，架起机枪一剿，并且向岩口打了两炮，打死四个敌人，才丢下牲口拼命逃跑。接着汪木匠又同尖兵排一起往上冲，一直撵到茶树董和黄泥洞岩口才回来，被抢的牲口终于物归原主了。
　　4月份的一天，侦知股匪驻扎在孝溪细沙河里面的乱岩顶，营里派一个排于凌晨出发奔袭这股土匪。汪木匠给两名打尖的解放军便衣带路走在最前面，进至席场坳大森林边，遇上敌人两名步哨盘问：“是什么人？”
　　汪木匠情知是土匪，便学着解放军大吼：“缴枪不杀！”
　　敌人见势不对，慌慌张张放了两枪就往树林时站，汪木匠也跟踪追进树林，这时后面的解放军听到枪响，便往乱岩顶发起冲锋。汪木匠回头跟上大队到达乱岩顶时，土匪已被步哨的枪声惊走了。
　　这以后，经过总结经验，汪木匠也学会了在奔袭途中尽量不惊动敌人。6月份给三连带路，夜袭笔架山岩窠寨的效果不大相同了。这次根据准确情报，于半夜从清溪出发，摸黑30多公里，拂晓前包围岩窠寨，然后逐户搜索，每搜一户都捉到一两个俘虏。汪木匠见参加搜索的解放军个个都捉了俘虏，自己还没有成绩，有点急了，便抢到前头，进屋用枪托伸进黑黢黢的床底脚一撩，便举手钻出来一个大汉。汪木匠抓住衣领就往外拖，同路的解放军一下子就下掉这个俘虏屁股上的手枪，到院坝一问，是个土匪队长。
　　汪木匠自以为功劳不小，高兴极了，但看到缴获物被解放军拿去了，影响他报功，还伸手捏住手枪管同握住手枪把子的解放军两个争。
　　汪木匠说，是我捉的俘虏，缴来的手枪功劳应该是我的。
　　解放军则说，你捉敌人不夺枪，枪是我夺的，你等于捡得一条性命，还来争功。
　　汪木匠又增加了一点新的实战知识。
　　这次一共打死两个敌人，捉了30多个俘虏，缴枪28支。
　　汪木匠在龙凤附近的几个乡给解放军带路打土匪，多数是带路对头了的，当然也发生过因带路失误而完全扑空的情况。有次深夜奔袭纱帽股匪，就因一时雨雾方向不清，把部队带上了另一个山头，跑了通宵的空路，回来遭到战士们的埋怨。大家人熟了半开玩笑，半认真，冷一句，热一句，有的说：“带个狗屁路，尽往刺蓬里钻。”有的还说我等于故意放走了敌人。我也怄气一天没吃饭。还是王教导员来开导我说：“不要怄气了，今天没打到土匪，明天能打倒嘛，有的是仗打，还要准备打大仗啦。”
　　这才慢慢解决了思想问题。汪木匠吸取了教训，认识到带路的工作也得多动脑筋才行。
　　9月下旬，剿匪斗争进入了全面清剿时期，果真打大仗了。一营同一团全团干战属于西集团，与95团和贵州铜仁军分区部队，集中剿灭秀西和黔东的土匪。这时秀山西四路、南路的土匪都被赶上了贵州，县内局势比较稳定，区委书记刘凤翔要汪木匠留下做农会工作，发动群众清匪，不去参加会剿。汪木匠急忙找王教导员，坚持要求随军上贵州，消灭完土匪再回来干，。领导见汪木匠决心很大，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9月23日，汪木匠同一团的一营、三营的五个连500多解放军和200多扛弹药的农民武装队员，在岩门场吴家祠堂集中动员之后，兵分三路，进击甘龙陈友瑞匪部。
　　汪木匠跟随一营一连，从司城街进官沟，经十字路到麻土司汇合，围击甘龙左翼。三路大军都按时到达预定地点，拂晓发起总攻。汪木匠同一连李万福连长走在前面，冲进陈友瑞老巢一看，全部跑光了。立刻跟踪追击，追至板凡山，远远看见石拱桥上有四个哨兵放哨，并问我们是哪个部分的。李连长机智地停住回答：“是杨奠川部队的。”（因部队都是穿的便衣）并命令四名尖兵相互摸着枪夸耀武器精良时，冷不防一齐动手，把四名哨兵，紧紧抱住按倒在地上。因我方有两名尖兵的力气敌不过对方，被敌人扔到桥下，后面的解放军迅速上前，一排子枪就把四个土匪哨兵放倒了，赓即围住敌排哨的帐蓬，全部解决了从睡梦中惊醒准备反抗的30多个敌人。但住在板凡山寨上的陈友瑞股匪，听到枪声逃窜了。
　　这以后，解放军几天寻敌作战，围歼南腰界之敌扑空，再经甲石、下淇滩渡乌江，在官沟把小股土匪打散后，进至铁厂坝与95团一部相遇，得知蔡世康股匪，在羊狼坝曾与95团遭遇，便向羊狼坝方向搜剿。
　　29日在老鹰岩一带迂回途中小憩，与一老翁闲谈，他问部队开到哪里去，汪木匠说是去打蔡世康。
　　“哼，打蔡世康！”老翁有些不相信地说，“你们都打得了蔡世康吗？”
　　“我们怎么打不了蔡世康！”李连长问。
　　在摆谈中他才讲：“前几天，有一支解放军同蔡世康打了一仗，没打得倒，现在又来派我们交粮。”并说：“蔡世康还有大几百人，武器好得很，扎在牛皮塘上中下三个寨子上，不把三个寨子截开，分三处包到起打就不行。”
　　李连长见他讲得头头是道，对他说明我们有打倒蔡世康的决心，请他带路，他答应隔寨子远一点给解放军指路，莫让他与敌人见面，这才一同上路。
　　在行进中，遇到一个穿军服的人，老翁给李连长暗示那个人就是蔡世康的催粮官。经盘问实在后，叫汪木匠把那个人捆起牵着走。部队也按照老翁的示意，对敌人三个寨子作了分割包围的部署。汪木匠跟随一连包围牛皮塘第一个寨子，隐蔽靠近之后，枪一响，敌人就四面扑，在解放军机枪封锁的射程中，打死了一批又一批的敌人。
　　这时，汪木匠把蔡匪的催粮官绑在树上后，和二排的倪班长、陈副班长、徐同志一起，紧追突围逃跑的一部分敌人，刚追出树林，跨过一片开阔地，立刻以土坎为掩护卧下，被枪弹打起的泥巴石子沾得满身满脸。等敌人枪声一停，汪木匠学着三个解放军匍匐前进，分散开去。因汪木匠没受过训练，屁股一拱，暴露了目标，又打来一阵机枪，全身埋进沙土也不敢动，只听到枪响，分不清方向，以为这回要死在这里了，试着摇一摇头，觉得还是活的，朝侧边还看得清倪班长向他不断打着冲锋手势，很快定了定神，才听出这时的枪声全部在后面响，是自己的部队在掩护尖兵冲锋前进，爬起来就往前冲。跑在汪木匠前面的解放军陈副班长，几大步就撂拢敌人前沿阵地，把敌暂时哑了的机枪一把就提了过来，就在这时，他不幸中弹牺牲。激战到天黑，终于把敌人压进了解放军布好的包围圈里。
　　正当解放军把敌人赶进战线纵深、准备宿营时，二连连长赵忠哲带着部队在牛皮塘的另一侧山沟摸黑搜索前进，捉拿散匪。约走二、三里地，便遭敌人的射击。赵连长立即命令分两路包围敌人所住寨子，一路冲上寨子后面，占领制高点，堵死退路，居高临下，向寨子猛烈射击，另一路分左右两侧合力强攻。其他连队顺着密集枪声，从周围包抄过来，协同作战，一两个小时就解决了战斗，押着俘虏回宿营地。
　　第二天打扫战场，在敌人盘踞的几个寨子里，打死200多人，生俘16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400余支，还有黄金8斤半，鸦片数千两，银元8挑，骡马18匹，并且击毙了蔡世康，全歼了敌328师残部。
　　第三天开赴沿河，清点战利品，按照一切缴获要归公的要求，战士们都把缴获的各种物品上交部队，有的交几十元光洋，有一个战士交黄金四斤，问到我时，我说有一件衣服，8块光洋，王教导员说，衣服你各人穿就算了，光洋要交，汪木匠立即照命令办事。不久返回秀山，汪木匠就离开了部队，到区里参加农会工作队，组织农会和农民武装，在建立乡村政权时，他被推举为清溪乡农会主任。
　　11月10日，分区三团由黔江调来秀山参加会剿。14日进至秀南岑溪乡，主力经兴隆黄隆坳直插兰桥，配合一团主力及分直侦察队、秀山独立营一个连，完成对秀南简国安、杨伯仲等部合击任务，连续搜剿三天后，于23日回驻石耶、中平、平马、大板、峨溶，接替一百团防务，发动群众，抓巩固工作。
　　11月16日，一团在原控制的溶溪、溪口、膏田、塘坳、美沙等乡，除留三营驻守要道，防敌回窜，团主力又分兵四路，由清溪、地坝向南压缩前进。经吏目、邑梅（今梅江）、马路口（今钟灵），17日进至云隘、三阳溪，予敌简国安、杨伯仲以猛击。毙伤俘110余人。18日向南推进，到达松桃孟溪、乌罗、洱溪一带，与贵州友邻部队联络决定，采取四路“篦梳形”合围队形：三十一师九十一团和九十三团，从印江梵净山西北围剿，铜仁军分区四五O团向梵净山东南围剿；我团向梵净山东部围绕剿。在战术上，各进剿部队都妥善配置一、二、三线部队和前后梯队。并充分发扬猛打、猛冲、猛追的“三猛”精神，不分昼夜，不分晴雨，先将股匪消灭，然后迅速分遣进剿，肃清散匪，务求全歼净化。通过十天合力强攻猛打猛冲，除主要头目杨卓之、简国安等各率少数人跑脱外，其余35股、4000人枪，被我全部歼灭。
　　股匪基本消灭之后，我两个集团的会剿部队，本着除恶务尽原则，立即以营为单位，组织坚持的小分队及精干便衣武装小组，实行以“分散对分散”清剿散匪，不分省、县区域界限和白天黑夜，进行奔袭搜索，使各路反动头目相继被我击毙或捉拿归案。11月17日，“秀北总指挥”陈光佩，在甘溪沟被我团九连便衣小组与搜山群众活捉，11月18日，“自卫救国民革命军”副司令王西之，在大板乡（今川河）左眼洞被我一百团活捉，
　　11月24日，秀山军事法庭在南门广场召开第二次公审大会，宣布枪毙匪首袁文述、陈光佩、王西之、周南清4名罪大恶极的匪首。紧接着在全县范围内先后杀掉一批罪大恶极的反动势力的骨干分子。在石堤第一批枪毙的有匪首伪乡长杨晓洲等4人。紧接着第二批枪毙的有匪首蔡德全、黄增尧、李怀文，大溪乡伪乡长黄其文等9人。
　　同一天，在保安乡召开公审大会也枪毙了几名罪大恶极的匪首。在押赴刑场的途中匪首董超挣断绑绳，逃入深山老林之中，经发动群众搜山未获，至今下落不明。经过几个月发动群众清剿，土匪的嚣张气焰被镇压下去，从而保证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基层政权建设的顺利进行。据统计，从剿匪反霸、减租退押开始，到1951年4月10日，全县减租退押，清匪反霸运动基本结束，全县共斗争恶霸地主679户，占地主1408户的44.8%。共清出中队长以上匪首368名，敌特325人，未自新登记的匪徒549人，收缴地主和民间武器有轻机枪1挺，长枪1070支，短枪52支，冲锋枪3支，土炮1350门，刀矛10229把，手榴弹87枚，各类子弹9833发。全县农民自卫组织不断壮大，农民协会会员增至142200人，占全县总人数的39.2%。建起乡、村人民武装自卫队338个，队员人数4358人。
　　12月2日，“自卫救国民革命军”司令熊子云，在迎凤烟棚子被我三营击毙。12月14日，“川黔游击纵队司令”简国安在钟灵岩洞被九五团活捉。此外，在会剿中漏网的支队长以上头目袁文述、黄增尧、杨奠川、杨树臣（中平人）、邓吉斌等27人均在12月内被我活捉或击毙。12月29日，杨琛在峻岭乡东坪搜山砸死。秀山最大的反动武装头领杨卓之，也于1951年2月11日从贵州印江的板溪缉拿归案，在县城公判处决。秀山的匪患从此净化。
　　1949年11月21日，秀山县人民政府行使接管政权后，命令各机关单位旧人员在人民政府报到，徐志伟一走进县人民政府，就受到汤吉震副县长亲自接见，并简短询问：“你们单位负责人是谁？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徐志伟回答：“段长是徐忠文，他两天前坐工程车跑了，去向不明；我是养路段的技术员。”
　　汤县长表示欢迎徐志伟参加革命工作，并嘱“把你们单位财物保管好，听候接管。”他还说：工人们要好好护路，维持交通，养路段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尽快恢复被匪兵毁坏的茶洞大桥和姚家湾大桥，确保公路畅通。不错，徐志伟感到汤县长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新旧对比真是换了人间啊！他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第二天，徐志伟赶到洪安，见到被国民党县长李琛在6日下令烧毁的茶洞大桥，真是痛心极了。更使人着急的是，先头部队调集民船，在洪茶渡口搭起的浮桥，只能供西上大军的人马行走，后面来的无数炮车、军车抵达茶洞，过不了人行浮桥，被阻滞在河对面，严重影响了队伍的开进。
　　在此紧急关头，徐志伟凭多年经验，断然采取应急措施，迅速征集民船8只，以4只拼装成一只，再放置纵梁，纵梁上铺面板、车道板，用钢丝捆牢，蚂蝗钉扣紧，装成两只简易渡车船。同时修整了以前的便道，招雇20名渡工，实行人力摆渡，看到军车、炮车源源渡河西上，徐志伟才松了一口气。这两只临时拼装的渡车船，使用了一年多时间，直至1952年茶洞大桥修复通车为止。
　　大军过后，土匪猖狂，四处破坏交通，修桥任务更加繁重，而且有遭受土匪攻击的危险。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哪里需要，徐志伟就到哪里去干。1950年3月上旬，汤县长率领解放军一个营，去洪安方向剿匪。当时汤县长命令他们跟随其后，抢修沿途桥涵，还开来秀山利达运输商行木炭车3部交养路段使用，并派一个民兵班随车保护施工。
　　当时土匪所破坏的桥涵，多是桥面上部结构。为了抢修及时，徐志伟在平凯制好木料桥面板、车道板等，整整装了3车。车上除民兵班外，还有木工6人，把镇武营的桥涵修好之后继续前进。
　　车至毛坪附近，山上的土匪以为车上装有枪支弹药，向车子打枪，我民兵班还击了几枪，右边山上土匪便狂呼乱叫：“他们是民兵，没有解放军，没有机关枪，大家下去围倒啊！捉活的啊！”
　　躲藏在附近老百姓家里的土匪也来挡路。养路段工程队三面临敌，又无法倒车。徐志伟坐那辆车的司机吴国恩，见情况紧急，立即停车，叫民兵下车靠车体掩护还击。
　　霎时枪声、喊声越来越近，越喊越凶。徐志伟即命令民兵掩护大家向石耶主街撤退，民兵也跟着退却，丢下的3部车子和板料被土匪烧毁了。当时正在中寨桂平坳剿匪的汤县长闻知后面出了事，率领部分解放军打回毛坪，将土匪击溃后，同工程队在石耶司会合时，汤县长慰问有加，要工程队好好休息一下。
　　第二天。秀山县人民政府派来交通科王文宣同志协助徐志伟，并派解放军一个班保护工程队。工程队也改变了抢修桥涵的办法，发动群众，就地伐木取材，现备料。大家共同日夜奋战，一个星期就完成了抢修大小桥涵20座的任务，使秀山至茶洞一线恢复了交通。
　　抢修完秀山至茶洞的桥涵后，便回头来解决秀山至妙泉段问题。这段路上的姚家湾大桥，也是临近解放时被国民党县长李琛下令烧毁的。开初，由于冬季水位枯浅，解放军和车辆尚可涉水过河。到了3月下旬，枯水期将过，洪汛将临，威胁着运输的畅通。汤吉震县长令养路段在20天内修复姚家湾的桥，以应急需。
　　汤吉震（1941~1988），男，汉族，石匠出身，山东省文登县人。1951年3月至1953年任秀山县人民委员会（县政府）县长。
　　汤吉震194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革命，任第八区工会会长、各界救国会会长、民兵教导员、分区区委副书记、书记。1949年5月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10月随二野三兵团十三军南下，任某支队队长。11月1日，上级在进军途中的湖南常德宣布涪陵地区各县党政领导班子，秀山县县委由于吉仁、汤吉震、李同组成，于吉仁任中国共产党县委书记、汤吉震任县长。11月7日秀山解放，19日于吉仁、汤吉震等领导到达秀山，地委书记梁歧山对他们布置了当前的任务，在传达上级指示时说：“新区的同志不懂书记是干什么的，于吉仁兼任县长，汤吉震暂改任副县长。”1949年11月至1951年2月任秀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1951年3月至1953年3月任秀山县人民政府县长；1953年1月至1954年12月任中国共产党秀山县委副书记。1954年12月至1958年7月任涪陵地区监察委员会副书记；1958年8月至1960年1月任中国共产党彭水县委书记（因当时设第一书记，书记实为副书记）；1960年1月至1961年9月任中国共产党彭水县委第一书记；1961年9月后调涪陵地委任职。
　　汤吉震在秀山解放初期五年间任职，面对百废待举的困难局面，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团结政府一班人，着力全面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开辟新区的方针政策，在顺利完成接管建政中，卓有成效地抓好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在广泛组织宣传发动群众的同时，扎实抓好统战工作，成功的团结了旧政权最有影响的县参议长熊绍韩、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扬通惠，以及当地声望最高的社会人士欧百川、唐载飚等，安定了一大批军政人员，并及时将人民政权直插各区乡、收编了敌三个中队武装，讯速稳住了局势。二是及时安排部署征粮支前，并亲自带队抢修县境公路桥涵，保证西上大军交通畅通、粮秣需要。二是待局势初步稳定，即刻广招知识青年，培养当地青年干部250多名，为巩固发展新生人民政权组织了生力军。四是的效地发动群众恢复和平和经济建设。五是准确判断敌情，正确采取应变措施，当暂时出现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时，当机立断，避敌锋芒，实施战略转移（将县政府暂迁龙潭），保存革命有生力量，接着又配合部队一举收复秀山县城。五年间，他参与并组织领导了剿匪建政、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反、恢复国民经济建设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和社会改革运动，实现了秀山的社会安定。
　　汤吉震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秀山解放初期的斗争和变革。他政治立场坚定、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党性强，识大体顾大局，服从组织安排，不计较个人得失；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作风深入，廉洁奉公，保持和发扬革命光荣传统，为党的事业为秀山人民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汤吉震于1988年因病逝世，享年74岁。
　　徐志伟向贺发秀段长建议：必须立即抢修便桥，继续新建渡车船，以解燃眉。3月初，汤县长派汽车一部，解放军一个班随车护送徐志伟和养路段部分人员到姚家湾。当时官庄、龙池一带土匪仍较猖獗，汽车行至蔡坨，发现土匪拦路行劫。解放军2人下车，两挺机枪左右射击，才把土匪打走。
　　到达姚家湾时，因下雨涨水，水流湍急，车辆不能涉水过河，桥头解放军的炮车、军车云集待发，情况非常紧急。
　　徐志伟经现场观测，河面宽52米、水深2米，决定使用原有便道，将原道加以整修。由于便道所限，仍用原渡口作桥位，在河中做两个临时木笼（俗称猪笼架），垒石作桥墩，架成每孔11米长的木梁便桥。可是无木工无木料，怎么办？
　　正在焦急不安之际，一名解放军问徐志伟，你来修桥，何时完成通车？有何困难？
　　徐志伟说一无木工，二无木料，河水暴涨，抢修便桥困难很大。
　　他又亲切地问；修桥要多少木工？徐志伟作了回答。
　　不到半天时间，由龙池、妙泉、肖塘各乡调来木工、改匠共50多人交徐志伟使用。木料呢？就近砍伐桥头两岸的枫树，把改匠、木工分为5个组，采取边砍树、边运、边做，锯桥梁、改面板。做木笼一齐动手，紧急战斗到次日拂晓，桥料基本备齐，段上又及时送来了桥面钉、蚂蝗钉。
　　开始架设时，由于水大流急，木笼安下去又飘浮上来，这时解放军拿来了铅丝。将木笼脚拴上石头，并由解放军协助在两岸拉着铅丝，使木笼稳定下沉，接着抛石，装满木笼，经过3个多小时紧张战斗，4个笼终于填满石头，形成桥墩，接着装钉横梁，架纵梁、铺面板、装栏杆，一直紧张战斗到下午4时许，胜利完成了架设便桥的任务，解放军也都笑乐融融，欢呼胜利。
　　汤县长一见到徐志伟说就：“老徐，你为人民修桥又立了一功！”
　　徐志伟说，不是我的功劳，功劳应归于大力支持我们的人民解放军。
　　这年12月份，酉阳专署赵铎专员在万人大会上也表彰了徐志伟。
　　姚家湾便桥道虽然抢修完成，但只能维护一个短暂的时间，随时有被洪水冲毁之虞。紧接着，徐志伟又按段上的决定，突击20天，新建渡车船一只，顺利解决了洪水期运输的困难。
　　秀山境内的公路桥涵被破坏后，虽然经过紧急抢修维持了暂时的交通，仍不能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1951年8月30日，川东行酉阳地区川湘公路桥梁工程处成立，任命徐志伟为茶洞大桥工程处工程股长，大桥备料期由负责，他带领木工改匠到峨溶、平马以及贵州松桃的岩窠寨，湖南永绥（今花垣）的吉洞坪等地，与工人同吃同住，栉风沐雨，经历四个月的时间，完成桥梁板料400立方米。后来徐志伟与工程处处长刘善性、技术员黄森三人共同完成桥梁安装工作。仅用一年时间，恢复原来桥型。
　　姚家湾大桥，则由助理工程师王玉同志负责，仍照原桥型，八孔托梁式石台石墩木面桥修复，也于同年开工，一年多时间完成任务。
　　地租、押租是封建地方利用土地剥削农民的主要手段之一。1950年12月在清匪反霸运动的同时，开展了减租、退押斗争，为土地改革运动前期工作打下基础。县委、政府根据中央政府颁布的《减租条例》应减去佃农原交地租的25%，同时退还佃农过去所交的全部押金的规定，全面开展减租退押工作。据减退工作结束时的统计，全县有被减租户5939户，其中地主1269户，富农2005户，小土地出租2299户，公产田155户，庙祭田198户，其他13户；有减租户12327户，其中贫农7837户，佃农4116户，佃富农352户，其他22户。全县有被退押户964户，其中地主367户，富农519户，小土地出租42户，公学田31户，庙宇祭田1户，其他4户；有退押户4770户，其中贫农3529户，佃农1046户，佃富农195户。全县减租退押成果折合大谷9184180公斤，其中退押1819522公斤，全县受益户51366户，占全县总户数57.8%，每人平均退得大谷88公斤。
　　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抗日打蒋匪，清匪反霸，抗美援朝，都是为了建设新中国，都是为了干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