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投红军

　　战斗在湘鄂西根据地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影响，在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中失败，丧失了洪湖根据地。红三军转战豫西南、陕南、川东，于1933年初到达湘鄂边。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逐步恢复了湘鄂边根据地。同年7月，在湘鄂敌军的围攻下再次失败，被迫转移到鄂川边境地区。12月19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省咸丰县召开会议，决定放弃“恢复湘鄂边”的口号，重新确立“创造湘鄂川黔新苏区中心”的目标。1934年1月上旬，红三军为寻找立足点，进入湘西龙山、桑植、永顺、大庸、慈利等五县境内游击。3月，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领导根据地的开辟工作。5月，红三军进入贵州。7月21日，召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黔东红色政权诞生。黔东根据地的建立，使红三军结束了自退出洪湖苏区以来的游荡局面，也为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1934年10月，红六军团经过艰苦转战，进入黔东。24日，红二、六军团在印江木黄胜利会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辖第四、第六两师，共四个团。红六军团编为三个团，肖克、王震分别任军团长、政委，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两军团联合行动，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
　　红二、六军团会师以后，为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与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决定发动湘西攻势。11月7日，红军占领湘西北重镇永顺县城，中旬取得十万坪(位于永顺县城北)大捷，又乘胜占领了大庸和桑植两座县城。此时，红二、六军团根据中央军委关于“二、六军团发展湘西北苏区、以配合西方军(中央红军)行动”的指示精神，决定由任弼时等领导红六军团的第四十九、五十三团和红二军团的第十六团留在新区建设根据地。由贺龙等率领红二军团主力和红六军团第五十一团继续发动攻势。12月中旬，红军又取得浯溪河大捷，占领桃源县城，进军常德城下。由于湘西攻势的胜利和新区工作的发展，1934年11月26日，红二、六军团根据中央书记处电示，成立湘鄂川黔区临时省委，湘鄂川黔边区军区和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至此，以永(顺)、大(庸)、龙(山)、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据地正式形成。
　　8月下旬，红二、六军团主力到达桑植洪家关一带，经走马坪、江垭等地进入石门阳泉、仙阳。红十七师抢先占领石门县城。接着，部队又分三路向东推进。南路由红十七师主力团从易家渡、雷打岩、大树岗进入临澧县城。红十七师另一部从白沙渡进入临澧新安、合口一带驻扎。北路由贺龙率领红二军团四、六两师从石门仙阳坪出发，经瓜子峪沿澹水东进，抵达澧县王家厂、大堰垱。
　　石门曾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虽在1932年被敌人占领后停止了革命活动，但人民群众仍然向往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的那种当家作主的日子，蕴藏着极大的革命热情。此次红军占领石门后，通过广泛宣传，进一步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在红军的支持下，很快成立了石门县革命委员会。
　　石门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标志着石门成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预示着已经熄灭了的革命烽火即将在石门大地重新燃起。
　　红二、六军团占领石、临、津、澧地区，锋芒直指常德、岳阳。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吸取前次动用湘鄂两省军阀“围剿”红军失败的教训，以更加狠毒的手段部署新的“围剿”。1935年9月，蒋介石一面命令湘鄂两省87个团的兵力原地死守，一面急调追剿中央红军的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以及樊嵩甫、汤恩伯两纵队增援津市、澧县及其以北地区，企图将红军压缩于该地区聚歼殆尽。
　　9月初，敌人部署的“围剿”日渐形成，红二、六军团主动将主力撤离津、澧，兵分两路向石门西北地区集结。一路经临澧新安、石门县城、瓜子峪、皂角市、十里长滩、袁公渡到渡水、磨岗隘、南岳驻扎。一路取道澧县王家厂、和尚洞，经石门河口、三圣、杜家岗到维新驻扎。红二军团军团部驻渡水崇阳盛芳木家，所属第四师驻磨岗隘大福桥，第六师驻渡水坪。红六军团军团部先驻维新毛坪，后迁古城堤文家祠堂，所属第十六师驻维新、磨岗隘一带，第十七师驻磨岗隘。湘鄂川黔独立团驻袁公渡。
　　红二、六军团向石门集结及整训期间，蒋介石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起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1935年10月8日，蒋介石下令成立宜昌行辕，派陈诚任行辕参谋长，代行他的职权。宜昌行辕成立后，“范围日渐扩张，职权日益庞大，其北区辖及安徽、江西、贵州等省，其部队可管制刘镇华、卫立煌、梁冠英、郝梦龄以及湘鄂赣三省之保安团队”。陈诚将军队部署于北起宜昌，南至黔阳，东自南昌，西到毕节的广大地区，防止红二、六军团向东不能渡长江，进入川陕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或回师洪湖恢复鄂西苏区。同时封锁东南，使红军不能突围。共动用正规军22个师又5个旅，130个团，20余万人，加上地方保安团队，总共约30万之众，将其部队分成“进剿军”和“堵剿军”。“进剿军”以蒋介石的嫡系、半嫡系中央军为主，装备优良。“堵剿军”为湘鄂两省军阀部队，依恃碉堡，配合“进剿军”进攻。其具体部署是：以孙连仲的第26路军和樊嵩甫纵队，由临澧新安经石门皂角市向磨岗隘逐个筑碉前进；以王懋功第28师依恃碉堡驻守慈利，防止红军向东突围。同时，以一部兵力固守走马坪、五峰、渔洋关、子良坪一线碉堡。何键所部以3个师固守龙山、洗车、保靖、永顺、大庸、石门之间的碉堡。徐源泉所部3个师又4个独立旅，固守走马坪、鹤峰、沙道沟、东风、龙山的碉堡。慈利、石门间由何键加派保安队防守。
　　红军驻石门期间，没有找到有利作战机会，而敌人的“围剿”又日渐逼近，形势对红军极为不利。加之，红军“原有活动区，东西约三百里，南北百余里地方工作基础薄弱，粮食缺少，地形上不利大兵团进行战斗”，且与中央失去联系。面对这一困难情况，军委分会仍坚持准备在原苏区内争取打破敌人的“围剿”，并于9月29日在石门县磨岗隘召开了二、六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任弼时作了《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教训与粉碎敌人新的大举“围剿”》的讲话，进行动员。此时，军委分会接到周恩来发来的明码电报，询问红军情况。为便于联系，任弼时代表省委和军委分会，立即用密码致电周恩来：“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于来电内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此电报在9月30日为张国焘收到(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总部的电报密码为张国焘控制，红二、六军团当时不知道这一情况)，张以红军总政治委员和朱德总司令的名义署名回电：“㈠二十九日来电收到。㈡你们省委弼时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委员。㈢一、四两方面军六月中旬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红二、六军团在与红军总部取得联系后，军委分会即将红军反“围剿”斗争的计划电告红军总部。10月15日，红军总部来电指示：“红二、六军团在狭小地区内，固守为失策，决战防御亦不可，轻于尝试远征，减员(亦)大。可否在敌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诱敌出碉堡，用进攻路线，集中全力以击破之”。并说明“上述急见供给参考”，“请按实际情况由你们自行决定”。10月17日，军委分会根据红军总部来电指示，在渡水坪召开会议，讨论新的行动方针。10月19日，红军总部又来电指示：“取守势是最失策，远征损失大，可望在赤区外围和附近地区诱敌各个击破之”。但说明这是一些建议，由红二、六军团按实况决定。
　　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根据敌我态势和实际情况，对红军战略方针问题经过反复研究，认为眼前比红军多十倍的敌军不断逼近，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给养也很困难，固守根据地已不可能。到敌军包围外线作战，原有苏区附近的地理条件和敌军的兵力部署情况，也不利于红军主力活动。因为在根据地的北面封锁线外，地形非常不好，且有长江、清江障碍；西面附近地区，敌军兵力较强，碉堡稠密，乌江沿岸有重兵把守；东面敌军兵力最强，且受湖泊河网限制；南面敌军兵力虽弱，但有澧水、沅水阻隔，所有这些都不利于红军主力活动。同时还考虑到，即使地理条件有活动的可能，红军突出围攻线以后，若不远去，敌军必然进入根据地，并依托现有堡垒阵地与红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虽然可能取得战术上的一些胜利，但不能取得战役上的胜利，因而也就不能创造新的根据地和恢复原有的根据地。而红军主力若长期失去根据地的依靠，在强大的敌军面前转来转去，势必日益削弱，甚至有遭受失败的可能。基于上述认识，省委和军委会于11月4日在桑植刘家坪召开会议，最后确定，红二、六军团按照面临的实际情况和遵义会议精神，及中央军委2月11日关于“当必要时，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须在斗争确定不利时，方才采取此种步骤”的指示，实行战略转移，突破敌人的围攻线，转向湘黔边，在广大无堡垒带和敌人进行运动战，积极创造条件，转入反攻，争取在黔东创建新的根据地。并根据敌人兵力部署的空档，将突破口选择在向南突破澧、沅二水的方位上。11月上旬，红二、六军团集结于桑植，准备突围长征。
　　在贺龙红军在石门休整、扩军期间，秀山人张绍武不远千里，到这里参加了红军。
　　张绍武（1908-1989），秀山县涌图乡（今中和镇）人，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主要靠务农维持生活，有时也帮富户人家货担，这样勤巴苦做都不能养家糊口，还要受人歧视。他趁外出之机，在1930年9月参加了贺龙率领的红军，在红8师24团团部当通讯员。1932年至1934年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营长。1934年6月红3军进驻酉阳南腰界，任军部管理科副官。193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至1940年任八路军120师教导团区队长、独立团支队长、714团团长。1941年至1944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至1949年任五分区副司令员，解放军第16军143团团长。1949年至1951年任江西省贵溪军分区副司令员、贵州省镇远军区司令员。1952年至1956年任云南省思茅军分区司令员。1960年至1978年任云南省军区副参谋长。1978年至1981年任云南省军区顾问。1977年至1984年当选为云南省第五届人大常委委员、第四届省政协委员。1981年5月离职休养，正军职待遇。1988年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张绍武在长达六十年戎马生涯中，参加过巩固和发展洪湖苏区，保卫湘鄂西、湘鄂川黔边、豫皖苏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过第二、三、四、五次反围剿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过著名的陕甘宁边区保卫战、百团大战、晋西北反扫荡、滑石片等战斗；在抗日斗争期间，根据中央指挥，他重返洪湖发展部队了，为开辟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参加了中原突围、鄂西北等战斗、以及著名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等大小战役、战斗数百次。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转战边防，参加了贵溪、镇远、思茅军分区的组建，参加并指挥了江西、贵州、云南部分地区的剿匪战斗。尤其是在西盟平叛作战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他几十年浴血奋战，身先士卒，出生如死，无私无畏，多次负伤，在历次战斗中立下了多次战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我军的发展壮大做出了贡献。曾他、荣获二级“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和“红星功勋荣誉章”各一枚。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因病医治无效，于1989年6月3日在昆明逝世，享年八十一岁。
　　枫香溪会议后，红三军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苏维埃政权和进行土地革命。特别是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建立之后，工作重点是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红三军进入黔东开创黔东革命根据地，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就迅速开展起来了。根据中央苏区和湘鄂西苏区的经验，结合黔东的实际，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定出了具有黔东特色的《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
　　特区政府采取先试点后铺开的办法，从红三军机关抽调100多名干部，组成了一支精干的工作队，首先在淇滩、白石溪、谯家铺、晓景、韩家、沙子坡、渝家岩、四坳口、枫香溪、严家坡、芭蕉坪、甘溪等12个重点区进行试点，然后再全面推开。秀山坝芒、枷当河、巴盘等苏维埃土地革命斗争，就是这个时候展开的。当时，红军工作队宣传的主要内容有：“打土豪，分田地！”“打土豪，杀劣绅！”“打倒国民党、分地分粮！”“消灭地主阶级！”“为土地归农民而战……”。为确保土地革命的顺利开展和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红三军坚决惩治地主豪绅，镇压反动势力的破坏和反扑。
　　红军工作队开展工作的具体步骤是：首先由各乡召开农民大会，宣讲《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没收地主豪绅粮食财产之条例》、《土地没收和土地分配条例》等文件。然后，进行群众性的查田运动。具体作法：红军工作队带领由雇农小组、贫农团、青年团、妇代会、少年先锋队组成的查田小组，以村寨为单位召开会议。动员每家每户，自报谷担数，对该村地主豪绅的田土进行登记造册。这项工作称为“谷担会”，也叫“查田会”。查田之后是“号谷担”，即将统计后的地主田亩逐块编号，好坏搭配，根据应分田户劳力、人口及原拥有土地情况，按照《没收和分配土地条例》的条款进行分配。第三步是插牌定界，牌子上写明户主的姓名，注明田土位置四界。第四步是焚烧地主的地契，租约，借据等，宣布土地分给谁就归谁所有，地里的庄稼也归新主人收割。
　　对于力量薄弱，封建族势较强的村寨，则由红军工作队挂帅，强制推行。比如，酉阳南腰界的大坝场、香田坝、唐家溪、松桃的麻阳、甘龙口、秀山的平所、坝芒，就是由红军独立团长覃治安亲自负责的。当时，红军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雇农，坚持团结中农，并使雇农起先锋模范作用，团结所有一切力量，消灭地主阶级，反动富农。”
　　红三军在秀山前后半年时间，由于连续不断的战斗和频繁的转移，土地革命只做了宣传发动和调查工作，还没来得及进行分田地工作。在有的地方也开始“号谷担，插田牌”，开展了分田分地的第一步。还有的地方把打土豪和分田地结合起来，同步进行。
　　贺龙率红三军驻扎百岁二道门，在作短暂休整期间，亲自带领警卫连杨连长深入到百姓家中去详细调查了解当地土豪名单和他们祸害百姓的罪行，向群众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的道理。还命令战士在周围十几个村寨张贴和书写宣传土地革命的标语口号。
　　据不完全统计，红三军在秀山活动期间，打了54家土豪，处决了5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把他们的大量浮财分给了当地贫苦百姓，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黔东苏区的土地革命运动，从1934年6月上旬开始，7至8月进入高潮。经过第一次查田运动，巩固了土地革命成果。到12月底，土地革命随着黔东特委和黔东独立师的最后撤离而结束。黔东苏区的土地革命是黔东历史上“土地回老家”的破天荒尝试，《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代表了川黔广大人民的意愿，深得劳苦大众的拥护。
　　为了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成果，根据地的贫苦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踊跃参加红军。“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就要当红军，跟着贺龙打天下，天也明来地也新”，这首民谣充分反映了当年秀山青年农民参加红军的决心。据调查，秀山有上百名青年参加红军，他们经历艰苦困难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大多为国捐躯。新中国成立后，县委、县政府先后与秀山籍老红军张绍武（云南省军区副参谋长）、江冰（辽宁省军区朝阳军分区政委）、张永平、刘兴贤、肖平、向先友、简玉清、吴国荣、张国荣（女）9名老同志取得联系，多次热情接待他们回秀山探亲，请其作革命传统教育的报告，还收集了他们的英雄事迹和简历。
　　五位老红军，五段不同的长征经历。80多年前，他们虽都是稚气未脱的青少年，却同样义无反顾地担起开创中国未来的重任，走向荆棘满途的漫漫长路。
　　如今，他们已近期颐之年。但回望长征，他们的记忆依然清晰，情感依然炽热，讲述依然动情。因为，那段岁月中有最深重的苦难与悲怆，却因为充盈着理想与激情，而铸就了人生中耀眼的辉煌与激昂。当然，还有他们牵挂一生的战友，他们秉承始终的革命信念，都让这段经历成为他们记忆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烙印。
　　从不抽烟的陈本初在老师长苏杰墓前点上一根烟，轻抚墓碑，追忆过去跟随老师长的那段短暂而难忘的时光。
　　61年来，风雨无阻，老红军陈本初会定期去老师长苏杰的墓前祭拜。
　　“师长啊，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您用生命换来了我今天的幸福生活，您的恩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我的子孙后代也不会忘！”缅怀师长苏杰，陈本初泣不成声。
　　1935年7月28日，红二、六军团17师奉命急行军赶到湘西龙山县招头寨阻敌，24岁的师长苏杰带领陈本初在内的200多名战士组成敢死队，在向占据招头寨山头阵地之敌发起猛攻时，中弹牺牲。夺回阵地后，陈本初跟战友们一起将苏杰葬在了自己的家乡招头寨。1955年，陈本初回到已变为召市镇的家乡，找到当时埋葬苏杰师长的墓地，将它修葺一新，并一直定居在老首长墓地附近守墓。2014年，苏杰烈士的墓迁入龙山烈士陵园集中安葬，陈本初和老伴也随儿女住到县城，继续忠诚守护着苏杰烈士墓，“他在这里没有亲人，我们就是他的亲人”。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一切。”1935年，红二、六军团进入湘西龙山县，当时只有13岁的陈本初结识了17师师长苏杰，并经他特批加入了红军。“1935年11月，我跟着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一个脸色黝黑、留着漆黑八字胡的大个子红军摸着我的头，问我怕不怕死、吃不吃得苦，叫我跟紧部队走，莫掉队！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军长贺龙。过雪山时，我就靠着4两辣椒御寒。有个战友，休息的时候我和他相互靠着睡了会儿，走的时候我就喊他，‘走了，莫掉队’，可他再没醒过来。”
　　女红军姚树兰，16岁参加红军，两年后在长征途中过草地时曾深陷沼泽险些牺牲。“1935年秋天，我们随部队过草地。因为身体极度虚弱，我一个人走在后面，不小心陷进一处沼泽。我试着挣扎，却越陷越深，只好一动不动地待着，希望会有人来救我。没多久我就听见班长在空旷的草地上大声喊我的名字，但我没有力气回答，更不想班长因为赶来救我而陷入沼泽。可我又不甘心这样白白牺牲。休息了一会儿，我拽着草根用尽全身力气慢慢往上爬，终于爬出了沼泽，拖着疲惫的身体去赶部队。走过沼泽地不容易，翻越雪山不容易，我们能活着更不容易！”
　　“在革命最需要的时候我却残疾了，再没能为革命做点贡献，可国家还给我开工资、搞治疗，给我发纪念章，我惭愧啊！”
　　在向记者展示他本应引以为傲的右手在战场上留下的枪伤时，一米八个头的96岁老红军陈利财却像个孩子似的号啕大哭起来。
　　陈利财“惭愧”，是觉得自己对国家、对那些在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的战友有亏欠。其实，他在13岁那年就参加了红军，是一位功勋卓著的老红军。
　　他坚持到了革命胜利，但“我那些老战友们，一个个都牺牲了、都不在了。过草地时我碰见一个龙山老乡，他用手捂着肚子，说有点拉肚子。过完草地我就再没见过他。1964年我回乡的时候，发现他屋里已经挂上了烈属的牌子，他是怎么牺牲的家里人却不晓得。长征途中，像这样牺牲的战友不计其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来之不易啊！”
　　99岁的老红军杜国榜，回忆起长征，感触最深的是战友们的坚毅。“那时候经常有人在战斗中负伤，但消炎药和麻醉药紧缺。如果不是特大型手术，不会使用麻醉药，只能用盐水消毒，可盐水滴在伤口上是钻心的疼啊。但更难忍的，是要在没麻醉药的情况下取出伤口里的子弹。可伤员们脸都憋红了愣是不喊疼，我帮他们取子弹时却哭到不行，真的是边哭边取。”
　　“行军路上，到处都是敌人遗弃的枪支弹药和大烟，还有从老百姓那里抢来的来不及带走的粮食和牲畜。”
　　提起长征，99岁的老红军王凤文记忆犹新：“1935年，我随红四方面军长征时参加了嘉陵江战役。那时，敌人的沿江防线被我们突破，我们接到命令要攻克梓潼县城，阻击绵阳方向可能来援之敌。行军沿途的村落集镇都被敌人洗劫一空。我们看到这一切都气得不行，队伍里好多人都喊着‘追上敌人消灭他们，为乡亲们报仇’。最后经过一天的激战，我们获得了胜利。”
　　秀山人向先友与五位老红军一样爬雪山过草地，又和陈本初一样与招头寨有缘。
　　向先友（1889-1977），又名向炳清，男，1889年生于秀山县石堤上坪村。青少年时期在家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并靠挑脚、帮长工维持生活。
　　1935年，向先友在湖南里耶招头寨参加贺龙领导的中国农红军第三军。193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向先友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作战英勇，不怕牺牲，参加战斗30多次，历任班长、排长、连长、科员、政治委员等职。
　　1938年，向先友年近五十岁，加之多病，经组织上批准，在延安留守处治病后，转业退伍到陕西省黄陵县第三区第四乡寨头何安家，并长期任该县的党代表和人民代表，1958年5月，向先友同志返回秀山县石堤安度晚年。1977年7月18日，向先友同志因患脑溢血医治无效，在秀山县人民医院逝世，终年89岁。
　　早年参加贺龙红军，离休后又向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有一个人民解放军军官江冰。
　　江冰，男，汉族，原名宋奇彪，1921年生于秀山县里仁乡李湾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父母双亡，被迫流落他乡，靠乞讨和帮长工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
　　1934年冬，年仅十三岁的江冰在湖南省龙山县招头镇参加贺龙领导的红三军。1936年11月由共青团员转为党员。为了感激党的恩情，他将自己年幼时无法准确记清的出生年月，定为1921年7月1日，与党的生日同天。红军时期，历任红二军团四师十一团二营四连战士、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四团二营通讯员、红六军团十六师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运动科员等职。参加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二营七连通讯员、青年干事、三五九旅宣传队指导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军区警卫营总支书记、华北野战军四纵队工兵营教导员、晋察冀军区补充团政治处主任。解放初期，历任北京市纠察总队二大队一中队指导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十九兵团军政干校一大队一队指导员、后勤处政委。1954年任志愿军参谋学校干部处处长。1957年任志愿军十六军四十七师干部部部长。1959年任辽宁省军区锦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1962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1964年任辽宁省军区阜新军分区副政委。1969年任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院务部政委。1975年任辽宁省军区朝阳军分区政委。1979年任辽宁省军区顾问。1984年5月离职休养。离休后转辽宁省军区第五干休所。
　　江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转战湘鄂川黔边区，参加了万豆寨、龙家寨、桃子溪、板栗园、中堡、龙鸡口、宣威、罗家堡等战斗。因在湖南省锡矿山一带“扩红”，动员31名青年参加红军，所在部队授予他“扩红模范”称号，为发展壮大红军，巩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吴老婆山、离石等战斗。解放战争时期，曾参加正太路、津仓路、清风店、石家庄、新保安、平津等战斗战役。
　　江冰戎马生涯半个多世纪，转战南北，奔赴朝鲜，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军队建设、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曾荣获“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功臣荣誉勋章”和“朝鲜和平纪念章”。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离休时为副军职离休干部。
　　离休后，江冰仍继续发扬革命光荣传统，离而不休，积极地义务参加“教育关心下一代工作”。在此项工作中，老当益壮、满腔热忱，到部队、机关、学校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受到青少年和干部群众的赞扬。他分别12次被沈阳军区政治部、辽宁省委组织部、洛阳市皇姑区委组织部表彰为“先进工作者”，荣获“关心下一代功臣”的光荣称号。
　　江冰撰写的《去征服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发表于《朝阳日报》；《长征路上一日》发表于沈阳军区政治部《红军将士忆长征》刊物上；《发扬南泥湾精神》发表于《辽宁日报》、《锦州日报》。
　　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接二连三投红军。
　　1936年1月初，那是一段大雪纷飞的日子，长期受地主土匪欺压的新晃人民迎来了革命的火种和胜利的曙光。红二、六方面军团在前有堵敌、后有追兵的危难关头，开拔进驻晃县。顷刻间，不论是县城还是乡里，红军带领老百姓打土豪、分田地，处处一派革命景象。
　　侗乡人民是最善良、最纯朴的，但他们更爱憎分明。特别是在他们长期受欺压被剥削的那个年代，红军保护百姓，侗乡百姓不懂太多的革命道理，但他们总会以自己的行动来拥戴红军、支援红军。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县志办同志走进侗乡、走进新晃，80年前侗乡人民支援红军的那些事，再次重现眼前。
　　郁郁葱葱的龙脑樟原料林，数十名村民正在基地里除草、施肥，忙得不易乐乎。初夏时节，当们来到波洲镇暮山坪村里的一个山头，映入眼帘的是一派火热的现代农业发展景象，这里的人们正在努力打造全国天然冰片生产基地。
　　80年前，红军就是在这里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考验。红二、六军团在这里打了湖南最大的一仗，也是他们在湖南的最后一仗，伤亡惨重。如今这里的人们，正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珍惜和慰藉在这里为他们争取幸福生活而牺牲的在天之灵。
　　“前面属于芷江的新店坪，我们经常听老人家讲便水战役的故事，那一仗打了几天几夜，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但红军伤亡也十分惨重，好像一千多战士在这里壮烈牺牲。”当地村民说：“那一仗结束后，很多重伤员就留在我们这里养伤，特别是瓦屋坡的一个人救伤员的事，在我们这一带一直流传。”
　　村民们口中瓦屋坡的那个人叫姚锦阳。当年有两名重伤员住在他家，一个叫老胡，一个叫老艾。有一天，姚锦阳刚给老胡和老艾换完药，突然大门“咣铛”一声被踢开，伪保长吴文兴带着四个爪牙破门而入，不由分说指使爪牙将伤员带走。姚锦阳担心伤员落入虎口，便上前极力阻止。还解释说这两位伤员是自己的亲戚，路过便水时被飞弹打中受伤了。可爪牙们根本不听姚锦阳这套，欲将伤员强行拉走，略会武功的姚锦阳便用手中的大烟杆与爪牙搏斗，誓死保护伤员。吴文兴知道手下不是姚锦阳的对手，只好带着爪牙溜走。自此以后，姚锦阳更是寸步不离地照顾老胡和老艾，采取各种方式躲避便衣队的搜捕。老艾最终因伤势过重而牺牲，而老胡伤愈后执意要去追赶大部队，姚锦阳为他置办货郎担，化装成乡间货郎，在一个深夜送他踏上寻找红军路程。
　　老艾的去世，让姚锦阳一家悲痛万分。姚锦阳夫妻俩商量后，让姚锦阳的儿子姚文甫认老艾为“寄父”，按照当地习俗，将老艾安葬在姚家的祖坟山上，以防家族的口舌是非。“小时候每年去挂清，爹告诉我这是我寄父，要我作揖以示孝敬，但寄父的坟前没有竖碑，我也不知道寄父是什么人。”当姚文甫长大懂事时，姚锦阳告诉他寄父的故事，姚文甫对寄父肃然起敬，并将寄父的故事代代相传，年年挂清。
　　在波洲一带，像姚锦阳这样誓死救红军伤员的事数不胜数。据村民们介绍说，当年，芭蕉冲寨子，几乎每户人家都住有红军重伤员。一名姓曾的红军战士大腿受伤后，不能走，就住在瞿运生家里，瞿家老小为保护他，采取转移、认亲等办法对付敌的搜查，直至等他的伤痊愈后，才送他上路去赶大部队。
　　88岁的当地村民姚火生回忆说，当年一个头上缠着布条的红军伤员独自艰难行走波洲街上，刚走到唐家祠堂门口就再也走不动了，被副乡长袁征山发现，立即纠合几个打手，不问青红皂白，将伤员身上值钱的东西和光洋抢走，还准备把他拖走。关键时刻，被经营烟、酒、唐、果等杂货为生的唐照湘路过看见，行善仗义的他凭借自己在当地的声望硬是将这位伤员带回自己家中，使红军伤员脱离了反动分子之手。这位红军伤员是被敌人的开花子弹击中左眼，穿过后脑，进口小，出口大，伤势很重。唐照湘将伤员安顿在自己家里，请来当地名医谭长元为其治疗。经过打听得知该伤员姓刘，东北人。由于伤势太重，不久，刘红军便离开人世。唐昭湘按照当地的习俗，买来一口大棺材安葬了他，还立了碑，每年都要为他扫墓。
　　据方家屯洞坡村姚绍元老人回忆，便水战役后，他们村里也安排住了很多伤员，时间长了，有些伤员还随当地人改了名字，还慢慢学了地方话，把村民的衣服一穿上，还真看不出是外地人。有个叫贺明生的红军伤员，当时在陈老告家养伤，一养就是大半年，为防不测，便改为姓陈，叫陈运发，对外称是陈老告的远房侄儿，后来敌人来搜查，也没看出什么破绽，这才躲过一节，伤好后寻大部队去了。
　　80年前的故事，80年来的传播。如今，便水之战以及波洲百姓救护伤员红军的故事被列入当地中小学教学内容，代代相传。
　　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新晃侗族自治县也迎来成立60周年诞辰。当县志办同志来到㵲水河新晃县城段时，新晃大桥、龙溪口大桥人来车往，㵲水河吊桥正在升级加固，鼓楼广场建设如火如荼，㵲水风光带正在加紧绿化……到处都是县庆重点工程的火热场面。
　　80年前当红军来到这里时，湘黔公路尚未通车，晃县城内没有一座大桥，两岸之间来来往往，唯一就是靠渡船通行。
　　郭昌增老人，老晃城的老住户，世代受地主欺压，听说红军要来新晃时，以为又来了土匪部队，早早地就离家跑到老远的一个叫老猫坪的地方躲了起来。当他在老猫坪亲眼看到红军到土豪家去没收谷米来救济周围贫穷人家时，对红军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也便不再害怕，决定回家。
　　郭昌增走出老猫坪来到长乐坪，恰巧碰上了红军队伍。当红军得知他也准备回老晃城时，便以“老乡”亲切称呼与他结伙而行，并一路给他宣讲革命道理。当他们一行来到兴隆街要准备过河，可红军队伍里没有人会划船，那时的㵲水河面比现在要宽，且水深流急。红军便问郭昌增是否会划船。
　　郭昌增自小在河边长大，也爱在船上玩，有时出于好奇，还经常代替船老板弄过篙子、摇过桨，便以试试看的口气答应了帮红军渡船的恳求。当郭昌增以自己娴熟的技巧一篙一篙地把船划到对岸，大家都夸讲他有本事。带头的军官送他一套缎子衣服，并说：“我们部队急需过河，要走很远很远，搭救沿途的老百姓走出火海，我们今天正需要像你这样会划船的人，请你就留在船上，帮助我们划船好不好?”
　　短短的时间里，红军与郭昌增的感情建立起来。面对红军的求助，郭昌增毫不犹豫答应下来。红军在新晃的那段日子里，郭昌增从早到晚都在忙帮红军划船。红军坐船很有秩序，也很关心郭老，有的起岸前还把铜板送给他，作为船资，开饭时，都会叫他与红军一道开餐。
　　几天时间的划船，成了郭昌增老人一生的记忆和骄傲。
　　众所周知，共产党打下天下，靠的就是两杆子。红军的行动令人感动，思想工作更是赢得了人心。
　　贺定荣，时任商会会长，也是“济荣盐”商号的老板。红军进驻龙溪口后，将自己盐行的“窨子屋”让给红军作司令部用，并以同为“贺”姓与贺龙认了家门。平日里原本就为人正直的他，通过与红军接触，思想境界顿然提高。
　　红军不怕远征难，但行军打仗基本口粮还是得必备。商会得知红军的困难后，决定为红军筹措军费。大家公推贺定荣主持，商会会员何佐元出面接头联系。
　　龙溪口永汉祥商号是一家经营小百货的小店。当何佐元上门来到这里时，只有这家老板刚刚成年的儿子尹咏修留守店铺，何佐元想跟他一个毛孩子讲也没用，便决定离开。可让何佐元臆想不到的是，当尹咏修知道是为红军捐军费的事后，马上表态说：“这事我作主了，本店虽小，我就捐一百大洋。”说完，就从里屋拿出光洋交给何佐元。
　　永汉祥商号少老板捐赠百块光洋的事传开后，龙溪口的商民捐款更是积极了。红军离开晃县时，共募捐总额达8000多银元。抒写了一曲红军路上“军爱民，民拥军”的感人赞歌。
　　许清，当年红军队伍中供给部缝工连的一名战士。据她回忆，当她们连随大部队到达晃县后，被按排在离县城七公里的曹家溪村上。进寨后，她们在积极开展革命后勤保障工作的同时，还经常帮助村里穷人捡柴、挑水、洗衣、看病，辅以宣传发动，感动了村上的老乡。在那里，她们还打了一个姓邓的土豪，杀了土豪的猪并分给穷人们，帮村里出了这口的恶气，军民关系更加亲热了。在她们的影响下，仅曹家溪就有十多个青年参加了红军队伍。
　　“我们缝工连撤离曹家溪时，从那带了12个人出去，其中有3个人过了金沙江，也过了雪山，过了草地后，就没有再见过他们。”许清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与参加红四方军长征、成为新中国开国将军的新晃人曹玉清结为伉俪，所以她对曹家溪的印象特别深。1958年忆起那段往事，充满着感情。
　　廖诗权，曾任铁道部副部长。当年红军过晃县时，他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宣传员，但他当年在龙溪老浮桥口的墙壁上开展的壁画宣传，可谓是出神入化，形象逼真，让无数侗乡男儿跟随他而去。刘兰亭就是最典型的一个。
　　刘兰亭原本是贵州玉屏县新店乡人，父母双亡后，从十二岁开始，就靠在㵲水河拉纤讨生。红军到龙溪口驻扎下来后，刘兰亭拉纤送货到这里，正好遇到廖诗权和几名宣传员在画壁画，刘兰亭被深深吸引住了。听说刘兰亭也是穷苦人，廖诗权马上和他亲切起来，并说“穷人好，穷人好，那咱们就是一家人啦。”见到刘兰亭对壁画的疑团，廖诗权又问他说：“那个猴子是蒋介石，牵索子的是外国人，蒋介石受外国侵略者的摆布屠杀中国人，你说蒋介石坏不坏，该不该打?”刘兰亭听得入神，连连点头。得知红军就是帮穷人的队伍后，刘兰亭决意参加红军。当廖诗权说当红军很辛苦，随时都有可能掉脑袋问他怕不怕时，他却说：“我当了八年拉纤工，再大的风浪我闯过，再险的山路我走过，我什么都不怕，就怕你们不收我。”就这样，当天刘兰亭就被批准正式参加红军，编在红二军团第5师14团1营2连当战士，走上了革命道路，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1950年才脱下戎装。
　　红军长征在晃县的那些日子，红军除了发动热血青年参加红军后，还帮助和带领当地穷人们打土豪。
　　姚绍元，当年的一个热血年青。新晃方家屯洞坡村人。红军当年到他们村里开展宣传工作，看到他家人多困难，送给他家几个光洋，姚绍元父亲说，活了这一辈子，从没见过这么好的部队。在红军的鼓动下，村里成立了农民赤卫队，红军给他们发枪发子弹，组织村里开展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分租谷活动。
　　洞坡村原来有几个恶霸地主，经常横行霸道，欺负老百姓。红军进村后，他们就躲了起来。后来，红军带着村里的赤卫队员去搜山，硬是把他们从洞里捉出来，和老百姓一起清算他们的罪行，对罪大恶极的反动团首杨东源当场枪毙。另外几户土豪，红军带着老百姓开了他们的粮仓，分了他们的钱财和租谷，多占的田也给分了。
　　红军的行动证明了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深深赢得了侗乡人民的爱戴和支持，许多优秀侗乡青年，勇跃报名参军。据统计，当时就有200多名青年自愿参加了红军，仅酒店塘淘沙工人就达70多人。
　　简玉清（1904-1977）男，汉族，1904年出生于秀山县石耶乡余庆村。父亲早逝，简玉清度过了苦难的同年和少年，面对黑暗的旧社会，他立下了“有朝一日时运转，穷人非把仇来还”的誓言。
　　1934年春，他离乡背井到贵州万山汞矿厂做苦工。一年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在龙溪口一带作战、扩红。万山汞矿的几个龙溪口工人是简玉清的朋友，在家书里知道贺龙红军在龙溪口打土豪、分田地，就邀约简玉清一起去参加红军。
　　简玉清了解到红军是穷人自己的军队，他毅然跟着几个侗族朋友跑去投奔红军。经过短训后，他被分到红三军四师十二团三营八连当战士。1935年11月，他参加红二面军的长征。在长征途中，他作战勇敢，多次立功。历任排长、连长、兵站站长等职。
　　在红军精神的影响下，晃县先后有7000多热血青年参军踏上抗日保国之路。
　　1937年11月，简玉清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他参加了抗日战争。1942年，他转业到山西省左权县做地方工作。
　　秀山解放后，简玉清同志于1952年从山西返回家乡。由于他没有文化，身体较差，组织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县食品厂副厂长和党支部书记等职。他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在食品厂工作期间，他对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从不居功骄傲，发扬了老红军艰苦奋斗的革命关荣传统，深受职工的尊敬和爱戴。
　　红军战士简玉清同志于1977年逝世，终于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