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红色壮举（7）

　　陈永贵回来了！
　　此时的陈永贵，心情比谁都难过，十几年，大寨人兢兢业业，修地打坝，不知花了多少心血，怎能不心痛！但他明白大家都在看着他，他的一言一行甚至一个表情都会在村民中产生重要影响。他是大寨人的主心骨，只要他能挺住，大寨人就会信心不倒，大寨的山水就可以重新得到治理，大寨这个太行山区的典型就可以更放异彩。
　　乡亲们见到陈永贵，立刻将他围了个水泄不通。经过七天七夜的奋战，人人都像是大病了一场，个个失声痛哭，周围是一片凌乱，一片唉声叹气。不少人对陈永贵连哭带讲：“庄稼冲了！”“房也塌了！”“地刮了！”“以后的日子咋过呀！”陈永贵见大家愁眉苦脸，反而显得镇静起来，显得轻松了许多。他没有更多地谈论梯田、大坝、窑洞和房屋这些让人难过的话题，而是询问人员、粮食和牲畜的情况。当贾承让告诉他没有人员伤亡，牲畜也在，粮食也大部分抢出来时，他极富戏剧性地拱起双手，朗声叫道：“那我给大家贺喜了！”
　　众人都愣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奇怪地问：“房倒了，窑塌了，地冲了，哭都没有声音了，还道什么喜？”
　　陈永贵不慌不忙地吸了两口旱烟，讲出了一番道理：“这场大灾要落在旧社会，恐怕我们这些人都不在了，不是被压死，就是逃荒饿死。可是现在，遭了这么大灾，全大队没死一个人，没伤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想去逃荒，这还不是喜事？只要我们人在，有共产党领导，有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还怕战胜不了这点灾害！”
　　接着，他一条一条数起“喜”来：“我真的是给大家道喜嘛！不承认是喜？第一，遭了这么大的灾，一个人没有死，人在就是大喜事呀！民国九年，咱这里遭了旱灾，灾比这次轻得多，灾后，我家五口，母亲、姐姐、弟弟都被迫卖了，只留下我和父亲。第二年，因生活所迫，我父亲也上吊自尽了。这次大灾，我家还是五口人，灾难里没有死一口，灾后也不会卖一口。自古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有人在，什么也不怕。第二，遭了这么大灾，咱大队的几十头牲畜没有损失，这是不是喜？第三，大灾中，咱们的粮食保住了些，饿不了肚子，道不道这个喜？土地刮了，我们重新修起来；窑塌了，我们盖起来，走了一个旧大寨，再建一个新大寨，该不该道喜？毛主席说，坏事能变成好事。我看，灾害虽说是坏事，也给咱带来好事来了。”
　　公社又给大寨拨来一千元救灾费，一百元安置费，还有一部分救灾物资，听说以后还要拨来修房费、修地费，数目还不小。陈永贵急着问道：“这些东西咱们要下了吗?”赵素恒说：“通知是来了，拨条还没下来。”陈永贵说：“拨条来了也不要忙着去取。”
　　这事情给陈永贵的压力很大：社员们嚷着要干部向国家要钱，干部并没把这意见反映上去，国家已经把款拨下来了，这钱和物该不该要?
　　陈永贵和大家一起刨土、搬石头，晚上却老是睡不着。三更天睡着，四更天就醒了。第四天鸡叫时分，陈永贵又睡不着了。他穿了衣服到村里转悠。村里很安静，只有石灰窑里的熊熊大火映红了半个村。陈永贵走到村口，碰见了背着打石头家具的贾进才。这位打石能手，在夜色中，显得多么瘦小，多么单薄啊!陈永贵问道：“怎么你这就走?天还没有亮。”贾进才说：“等我走到石场正好天亮。”
　　他们相跟着走了一段路，陈永贵把他的苦恼告诉了贾进才。贾进才说：“我天天打石头，耳朵不灵。远处的情况咱不知道，只说近处吧。听说水泉今年一个劳动日只能分五分钱，可咱大寨今争年还能分一元钱。国家的钱有限，我看有钱得使在刀刃上。”
　　陈永贵高兴极了，用劲拍了一下贾进才的肩膀，说：“老伙计，你这话说到我心上了!咱大寨遭了灾，可咱的共产主义风格不倒。咱把方便让给别人，咱要自力更生的战胜困难!”贾进才说：“对，咱多干点活，什么都有了!”
　　大寨虽然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十年心血付之东流，大寨可是“三不要”：一不向国家要钱，二不向国家要物资，三不向国家要粮食，并向周边灾害村伸出救助之手。而且作到“三不少”：交售国家粮食不能少、群众分红不能少、社员口粮不能少。
　　大寨人三百多人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房子冲毁了，大家就挤到一处住。社员贾货小房子塌了，全家五口人没着落，贫农贾承禄把自己房子腾出来，还帮他们砌火炕，修房间。陈永贵的儿媳妇刚生下娃娃，房子本来不宽余，可他们宁肯自己人受累，还是把好房子让给别人住。
　　又花费了五年工夫，日战大寨田，夜战新农村。一个崭新的大寨，更加展现在人们面前。
　　大寨人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
　　第三次治理狼窝掌的工程建成后，经受了几十年来几十次洪水，百年不遇的特大山洪的考验，仍然稳如泰山。
　　集体主义经济的优势在大寨，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而大寨人也充分地享受到了集体经济带给他们的好处。在像大寨那样严酷的自然环境里，如果没有组织起来的力量，在狂暴肆虐的大自然面前，人们就只能俯首听命、任其宰割。
　　陈永贵还带出了一支“铁姑娘战斗队”。早在互助组时代，陈永贵就已打破晋中农村延续了几千年的妇女不下地的习惯，鼓励农村妇女下地劳作。而正是这种劳作，极大地提高了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过了十多年后，毛主席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妇女的作用给以了高度评价，也是再次强调男女平等观。这伙女孩子叫铁妮妮。铁妮妮们说不好听，就改名叫“铁姑娘”队。铁姑娘队共23人，最大的17岁，最小的13岁。
　　1964年，年仅十六岁的郭凤莲任“铁姑娘”队队长。大寨人自力更生，男女老少齐上阵，七沟八梁摆战场，白天扶苗修地，晚上盖房建仓库。她们在大寨老一辈人的带动下，奋战五个昼夜，将500多亩玉茭全部扶了起来。
　　郭凤莲，对这个年轻的姑娘来说，最快乐的时刻是在参加劳动的一年之后。那个秋天，郭凤莲看着在废墟上重建的新居和40万斤粮食，激动不已。她第一次感受到智慧和勤劳具有多么大的力量，并深深沉醉于艰苦创业带来的成就感。更令她惊讶的是，大寨这个普通农村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报纸、电台和先进事迹报告会上。
　　大寨还有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那就是大寨民兵连。在关键时刻，总是能够挺身而出，被大寨老百姓亲切地称为“不穿军装的解放军”。
　　大寨现有耕地680亩，其中有400亩喷灌海绵田。
　　从50年代初，大寨大队就开始了生态综合治理。其后几十年来，大寨村在退耕还林运动中，排除矫枉过正极端性，作了科学姓调整，全村森林覆盖率从初期的30％发展到1998年的43.3％ 。
　　大寨人种树也是因已故周恩来总理的动力。1965年，周总理来到虎头山，对大寨人说，大寨虽然梯田造得好，粮打得多，但是还要多种树，从根本上改变生态环境。
　　于是，大寨人年复一年，从山上到山下，经历了艰难的绿化过程。60—70年代，地里舍不得种树，就到山上石缝里种树，绿化了1000多亩荒山。80年代调整农业结构，在坡地上种植了300多亩苹果、桃、红枣等果树。90年代初，大寨730亩耕地退耕还林50亩，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是改造大寨的基本方针。在1.8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植树造林1000多亩，整修良田800多亩，修筑盘山公路12华里，建蓄水池6个，容水10000多立方，盘山水渠28华里，铺设地下水管道30000多米，旱地灌溉面积达400亩，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水利化。
　　陈永贵种田并非蛮干，也种试验田，一种就是几十年。有人不理解，问他：“该怎么闹就怎么闹吧，为什么还要搞试验呢？”陈永贵说：“不管什么新技术，都有它产生和推广的条件，都不是灵丹妙药。如果不问青红皂白，就拿来推广，万一大面积上失败了，不就打击了群众推广新技术的积极性了吗？因为，过去一家一户搞生产，庄稼种好种坏，只不过是几亩地、几口人的问题；如今成了集体，集体种坏了庄稼，就是关系几百亩、几百口人、甚至是影响国家的大问题。”
　　大寨人给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一个农村美好的前景范例。被毛泽东主席抓住了灵感。1964年向全国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继“工业学大庆”后，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迅速在全国铺开。
　　教化人民以务实劳动创造生活的幸福，已有公有制社会基础。如果中国大地处处都像大寨那样实干，那将是一幅多么美好的人民安居乐业的国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