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红色壮举（4）

　　或许，红旗渠壮举的倡导者受到的是另一壮举的启发——那时，大寨已经名声在外。
　　太行山，山连岭，岭连山，万山丛中有一座山峰，名叫虎头山。虎头山下有一个小山村，名叫大寨村。旧社会，是个又穷又苦的地方，有五多：扛长工的多，负债欠账的多，讨吃要饭的多，卖儿卖女的多，寻死上吊的多。当地民谣曰：“扛长工，没铺盖，卖儿女，当乞丐，有女不嫁穷大寨”全村60%以上的土地集中在4户地主、富农手里，除12户中农外，其余57户全是贫苦农民，其中扛长工的35户，讨饭的9户，还有6户冻死饿死，灭门绝户。
　　大寨属于山西东部太行山区环境气候恶劣的区域，平均海拔1000米，自然条件原本很差。这里属太行山土石山区，长期风蚀水切，地域形成了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形貌。村落在虎头山下，层层土地在山坡上挂着，旧社会人们形容“为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亩平，年年灾情多。三天没雨苗发黄，下场急雨地冲光，地里土肥地边流，冲走肥土剩石头。”
　　贾进才，解放前，扛了20年长工，吃尽了苦头，到头来还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
　　宋立英，12岁起就给地主家当使唤丫头，常常挨打受气。
　　1920年，陈志如逃荒到大寨。但大寨并不是人间天堂，万般无奈下，为了寻求活路，陈志如忍痛把妻子和小儿子卖到顺县杨姓人家，把女儿卖到西寨乡窑沟村当童养媳。农历十月三十的夜里，走投无路的陈志如，在自家祖坟的老松树上满怀悲伤和牵挂上吊自尽，留下陈永贵孤身一人，只能寄人篱下，靠打短工勉强度日。
　　1945年山西解放，翌年，毛主席“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号召传到了大寨，大寨的穷苦人民总算找到了前进的方向，以变工队、耕田队、互助组等多种形式开展了互助合作。在陈永贵初级合作社的带动下，全村于1953年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有一天，陈永贵发现16岁的梁便良，一边在地里干活一边哭。就问他是怎么回事？梁便良说他很想参加好汉组。但是，因为年龄小，个头不大，挑不起担子，半天也干不下多少活，所以，没有人要他。
　　这使陈永贵意识到了一个问题：村里的老弱病残，都存在无人帮助、难以致富的问题。显然，这些人缺一个带头者。于是，陈永贵对梁便良说：“你跟我干，听话就行。”
　　经过与贾进才的沟通后，陈永贵毅然宣布退出好汉组，专门吸纳村里的老弱病残，只有九户人家，其中有四位是年过半百的老汉，6位是8至14岁的娃娃，真正的强劳力只有陈永贵一个。重新成立了一个互助组，叫作老少组。梁便良以及贾承玉、贾承联、赵小和等这些孩子，也就从此一直追随陈永贵，成为了他的得力干将。
　　这时期大寨六十来户，好汉组与老少组并存。陈永贵说：“老的有经验，小的是能长大，只要听党话，这路子走不岔。”
　　真的，这些人如同一个家庭一样，出力大小与获得多少并不很计较。从表面看，陈永贵的确是吃亏了，但他却赢得了尊重和支持。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老少组的弱劳力们才格外团结、珍惜这个组。各个奋力争先、闹得红红火火！
　　而好汉组初期一块干了干，干了两天就散伙了，实际上只是个形式。老少组是死命地一直干，巩固下来了。
　　秋收时令到了，老少组平均亩产高达150斤，比好汉组多了30斤。随后，就有好汉组里的人倒戈加入了老少组。
　　陈永贵说：“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的是党支部。”大寨村党支部从1948年建立起来，坚持以毛主席的建党思想为指导，带领大寨人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1952年，贾进才三让贤，推荐陈永贵接替自己担任了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因为他觉得陈永贵能力超过自己，显示了一个普通农村共产党员大公无私的胸怀。
　　解放初期的大寨七百多亩土地，被沟梁分成4800多片，“地无三尺平，出门就爬坡。”仅有的耕地不但面积小，无法牛耕，而且十年九旱，好年景的无霜期也仅有五个多月。新中国成立后，初步组织起来的大寨农民在陈永贵领导下显示了巨大力量。
　　1953年，初级社成立，土地归集体统一经营，为陈永贵施展抱负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建社一开始，陈永贵就在酝酿大寨的十年造地计划。大寨当时300来口人，800多亩零零星星挂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的薄地，稍微闹些灾荒就难免挨饿。要将大寨这块黄土地变成米粮川，唯一的出路就是把这4700多块薄地并成大块，将七沟八梁治理成平平整整的田地。具体做法是将“沟”垒起一层层石坝，再填上土，使耕地小块变大块，斜坡变平原。 
　　这是一个前人不曾有过的设想。按照这一设想，陈永贵将引领大寨人走上一条非同寻常的创业之路。为了和大家达成共识，陈永贵一次次和社委会干部谈，和党员谈，和社员谈。支部会上，他慷慨陈词：“组织起来，就是要显示和发挥集体的力量。过去各户不敢办、办不成的事，咱们不仅要办，还一定要办好、办成功。穷山恶水困扰咱们多少年了，为生存，为发展，咱们首先要向荒山进军，向大自然要粮。” 
　　然而，向大自然宣战，毕竟是开天辟地第一次，无论是干部、党员，还是普通群众，一开始都心存疑惑，反对者不在少数。
　　一次讨论会上的争论，庄稼人爱地，不反对修地。可是工程大了，听起来险了玄了，便难免有点二话。 
　　“干甚不成哩？非要修梯田？误工多，得利少，粮食能卖几个钱？” 
　　“劳力少，任务大，什么时候能完成？” 
　　陈永贵感到这个会要砸。村里不少精明人，通常是富裕中农，都对他的十年造地规划不感兴趣。他听着越来越多的反对意见，火气一阵阵地往上冒；“啥瞎胡闹哩？”
　　反对的话越说越重了：“你人要走路，水也要走路。人有人路，水有水路。常言道：人不和水斗，鸡不和狗斗。你有多大本事敢跟龙王爷斗？” 
　　“对着哩！河沟是谁走的路？河是水走的路！你把河沟修成地，水往哪里走？一水冲了你，还不是白误工？” 
　　…… 
　　“胡来么！”一位姓贾的摇头说，“要是能改，老辈子早改了，还轮得着你？” 
　　陈永贵压不住火了。他最不爱听这话，他就不信他领导的农业社不如旧社会。陈永贵冷冷地问道：“旧社会能改？你旧社会就能改变了？嗯？”他显然抓住了理，连珠炮一般地追问那位说漏了嘴的姓贾的社员：“你怎么改？那山是谁的？地是谁的？你怎么去改变？你去改谁的？现在的山是谁的？地是谁的？坡是谁的？过去是什么制度？现在我们是什么制度？” 
　　反对者沉默了。陈永贵训人喜欢抛出一连串的问句，他又问道：“你不创造条件，那好条件什么时候来？天上会给你掉下来？它自己会给你跑出个好条件？它能不能自己跑来？你改造它嘛！已经有了改造自然条件的力量了，有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你还没有力量改造它？什么龙王爷马王爷？龙王爷有什么了不起？斗一斗怕什么呢？”
　　一场激烈的交锋过后，大家的思想仍旧不通。这也难怪大家一时转不过来，大寨的自然条件太差，社员的生产工具又十分简陋，除了扁担就是箩筐，凭这，大寨的穷风水能变吗？
　　但陈永贵坚决要干。
　　第一仗选定白驼沟。白驼沟500多米长，十几米宽，怪石嶙峋，荆棘密布。陈永贵与支部一班人仔细察看了地形，研究。
　　总共要垒24道堤坝，采用“大兵团”作战方法。大寨人所谓的“大兵团”什么概念？全村男劳力加在一起只有58个劳动力，顶着凛冽寒风全部进了沟。
　　71岁的贾金元老人不顾干部的劝阻，也上了阵，胡须上结了冰凌，还咧着嘴跟周围的年轻人说：“我爱修地，可一辈子没修下地。现在这么好的机会，就是不挣工分，白干也乐意！”
　　闸沟垒坝需要大石头，梁便良等壮劳力负责抬石头，往往一块三四百斤的大石头从河沟挖出，梁便良将铁绳往石头上拦腰一箍，穿上抬杠，和另一个社员一撅屁股一使劲，就吭哧吭哧抬到了坝上。陈永贵是垒坝能手，带着四个强劳力专门负责垒坝，“二三百斤的大石头，两人一努劲，垒上去了。石头把他们两只冻得麻木的手碰破了。血一点一点滴在石头上，陈永贵却好像没有那么回事，连火都不烤一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