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生者去向（2）

　　1994年，王泉媛到北京，再一次见到了病中的王首道——为了这次相会，他交待工作人员不许外人在场。
　　当年新婚长征时，王首道送给王泉媛一把小手枪。王泉媛说：“按规矩,我该送你一双鞋。”
　　两人又相见了，王泉媛从随身携带的布包里取出一双手工做的千层底黑布鞋，把它交到了王首道手上。王首道双手颤抖着接过布鞋，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
　　时间老人是有情的。在岁月的最后时刻，总算让王泉嫒为他俩的婚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是错爱？是凄美？是传奇？
　　妇女团政委吴富莲她负伤被俘。
　　北风呼啸，天昏地暗，阵地上只剩下零落的枪声。刺骨的寒风，伤口的剧痛，把吴富莲从昏死中唤醒。她没有死，一个凶悍的匪徒把她横架在马鞍上，正驱马去请功领赏。
　　吴富莲一睁眼就明白了，她几次试图翻身堕落马下，就此结束自己的生命。可一连几天粒米未进，仅靠冰雪充饥，加上夜以继日地战斗，她的气力已耗尽。当她被投入狱监中时，看到先前被俘来的姐妹们，有的被折磨、污辱的不成人样，有的伤病无法医治、奄奄一息。这个铮铮铁骨的女指挥员不禁潸然泪下，她伤痛与怒愤交加，又一次昏死过去。
　　一阵刺鼻的焦味使吴富莲又一次苏醒过来，眼前，几个匪徒头子正围着火堆吃烤马肉、喝烈酒。原来，由于叛徒告密，吴富莲的身份已经暴露。敌人企图以吴富莲为突破口，来摧垮全部被俘的红军战士的意志。于是，吴富莲被拖到审讯室，由几个头目亲自审讯。一个匪徒见她醒来，提着酒瓶向她走来。对于敌人的伎俩吴富莲是有思想准备的，敌人的种种引诱、威逼、她一概不予理睬。敌人继而对她进行百般的拷打折磨，但仍奈何不了坚强不屈的吴富莲。“作为一个革命者，牺牲是早已意料的事，又何况这些。”这是敌人得到的唯一“口供”。
　　敌人使出了可耻的一招，“限你一天内答复，否则就交给兄弟们处理，他们可不会客气的。”为了保持红军战士的气节，不受敌人的污辱，当天晚上，吴富莲趁机吞针而自杀，壮烈牺牲。年仅25岁。
　　贺子珍跟随毛泽东抵达延安后，加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成为一名学生，由于生活紧张、营养不良、气候不适和贫血症，一日，贺子珍晕倒在学校的厕所中，旋即停学养病。贺子珍养病期间，毛泽东经常与美国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以及女翻译吴莉莉跳舞、聊天，引发贺子珍的误会，两人感情出现裂缝，不久之后，贺子珍怀孕了，由于她生孩子过多不想再生，打算去上海做人工流产。
　　7年10月，贺子珍离延安远赴西安。当贺子珍抵达西安，上海被日军占领，她打算去上海市的计划破产。11月份，王明、康生、陈云从苏联莫斯科坐飞机经新疆、兰州、西安去延安，贺子珍受到启发，于是坐汽车从西安到了兰州，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曾劝说其返回延安，但贺子珍还是执意去了莫斯科。
　　贺子珍在苏联治伤，经苏联医生证实，弹片已无法取出。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毕业后留在国际儿童院东方部工作，因女儿病重和领导发生争执，时任第三国际东方部长的王明指示强制将其送入精神病院拘押。
　　1947年经王稼祥和罗荣桓向第三国际交涉，被释放回国，但毛泽东已经和江青同居。贺子珍留在东北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党支部书记。
　　1950年被定为三级甲等残疾，但终生没有领取残疾军人抚恤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贺子珍南下，任浙江省杭州市妇联主任，后赴上海养病。1959年7月或8月，在庐山会见毛泽东。1979年6月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贺子珍与世长辞。
　　这就是伟人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的结局。清贫来，清贫去。
　　
　　张国焘，1932年进入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运动，杀害了曾中生、许继慎等一批红军根据地早期高级将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想争夺中央领导权，公然另立中央，最后于1938年4月私逃叛党投靠国民党，果然暴露出本质不良的一面，上演了一幕“中共缔造者反对中共”的丑剧。
　　1937年2月6口，张国焘在延安向中共中央作了《从现在来看过去》的书面检讨错误。中央红军在延安建立并巩固了根据地之后，南下期间损兵折将的张国焘被共产国际命令取消其“第二中央”，张国焘被迫带领红四方面军和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一同北上，1936年10月在甘肃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会师之后即被边缘化，剥夺了军权，并得到应有的批判。要是按张国焘的极左心态，他是不是该千刀万剐呢？
　　1979年12月3日在多伦多一养老院病逝。
　　王明，1941年后王明因病长期休息。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王明受到了严厉批评。王明态度恶劣，拒绝参加整风。
　　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宣判了曾统治党4年之久、影响党达14年之久的王明“左”右倾错误路线的死刑。当时王明给全会写信对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
　　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提议让王明继续担任中央委员。终于，王明在44名当选中央委员中，以选票倒数第一当选。“七大”之前，王明主要从事妇女和统战工作。“七大”以后，中央决定由王明担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党的政策以及起草法律条文。
　　1946年6月，中央又成立了法制问题研究委员会。中央仍任命王明为该委员会主任。解放战争时期，王明领导该委员会出色完成了制定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全国性的宪法草案等工作，还在山西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土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
　　1956年9月召开党的“八大”前夕，中央曾于8月上旬致电王明，希望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回国参加会议。9月8日，王明回电表示因病无法回国参加“八大”，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团请假。党中央和毛泽东从党的利益出发，仍提名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的候选人。这样，王明在“八大”上仍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不过在97名中央委员中，他的得票最少。从此，王明长期留居苏联，以后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撰文歪曲历史，攻击中国共产党。
　　1974年3月27日病逝于莫斯科，孤寂地躺在异国他乡的新圣母公墓。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待有大罪的王明、张国焘可谓仁至。
　　陈慧芳等红军女战士被俘后，在羊毛厂做苦工。每天只有两碗豆面糊糊吃，肚子胀得大便难解，随时遭受工头和匪兵的侮辱。战友们愤怒地呼喊：“你们要杀就杀！”
　　不久，陈慧芳和二十多个姐妹被挑选去了中山医院，当然干脏活累活，还强迫为马匪伤兵服务，稍不小心就遭谩骂和毒打，有的女兵甚至在大白天被禽兽匪兵奸污。 
　　她们衣不蔽体饥寒交迫，晚上睡在四面透风的破屋里，十几个人挤在一起，连床被子都没有。大家想念红军队伍里亲人般的温暖，战斗岁月中的革命深情。
　　陈慧芳被迫嫁给马匪传令兵后，瘦小的陈慧芳反抗一次被毒打一次，身上的血迹从未干过，她像寒风里飘落的一片残叶，失去方向任人宰割。
　　生理自然属性，不是你想不怀孕就不怀的，那至少在现实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陈慧芳怀孕了。但陈慧芳时刻都在寻找逃跑的机会。
　　一天，给医院送水的妇女碰伤了腿，陈慧芳为其清洗伤口，看她面善又四下无人，便恳求道，大姐，想办法帮我逃出去吧。妇女经常看到女红军被欺负，很同情她们。见陈慧芳又瘦又小，便低声说：“你藏进水箱，我拉你出去。”想了想又说，“你在里面可不能有半点响动，要是被发现了，我的头可就没了。” 
　　第二天，她们到附近村庄要了点炒面吃，天色将黑时，两个人迈开奔向东方的脚步。由于夜色黑沉，她们心急如焚，匆忙中迷失了方向，走了半夜发现又回到了出发时的地方。忽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向她俩奔来。慌乱中，霍守云滚进乱石中的草丛，陈慧芳向坡谷边的沟壑跑去。 
　　终于连滚带爬跑出来后，大着肚子，在茫茫戈壁，泣血问苍天，陈慧芳想到了死，连同腹中这个作孽的胎儿。就在她悲伤绝望地求死时刻，同样逃难的战友周玉英、向春莲与她相遇，三个人抱头痛哭一场，她俩安慰搀扶着陈慧芳来到一户农民家里。
　　语言不通，无法交流，但善良的农民一看就知道她们红军的身份，赶紧给煮洋芋、蒸青稞面馍，拿出家中仅有的棉衣让饥寒交迫的她们穿上。看陈慧芳快生了，就劝阻她别再走了，到处是搜查的马匪，抓住了又受孽障罪。周玉英和向春莲找部队心切，告别陈慧芳继续向东走。老乡把陈慧芳安顿在自家的地窖里，叫来一位会接生的阿奶，等着她临产。 
　　陈慧芳生下一个男孩。悲喜交集，这个不该来的小生命，刀一样刻着她灵魂深处的痛苦，小生命无罪。自己的生路都不知在何方，孩子还能有生路吗？农民家住着一个河南来做小买卖的亲戚，说自己三个女儿没有儿子，陈慧芳就把这个还没有名字的婴儿给了他。 
　　历尽磨难，陈慧芳逃到兰州，一面躲避特务的盘查和跟踪，艰难寻找着八路军办事处。当她终于来到“八办”门前时，看看门上挂着的牌子，她怕自己看错，揉揉眼睛仔细看后，转身就跑。她不知道此时政局的变化，不知道国共已合作，更不知道八路军的正式名称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茫然的陈慧芳流着眼泪离开了心中的“八办”，她心目中的“八办”就是八路军办事处，怎么会有“国民”两个字？陈慧芳出了一身冷汗，庆幸自己认识字，没有误入“虎穴”。 
　　陈慧芳走街串巷卖水为生，替人挑一担水换取三分钱，有时水倒进人家缸里，被耻笑一顿后，分文不给被赶出来；遇上好心人家，看她羸弱的身体摇摇晃晃挑着两大桶水，不仅多给一分钱，还塞给她一个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