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如此抗日

　　红军为老百姓，老百姓为红军，被形象地喻为军民鱼水关系。演绎出许多动人的故事已超越了战争的生死范畴，升化对生命真谛的诠释，愿军民鱼水关系永在！人民军队性质永不变色！
　　1938年，日军占领徐州后，迅速向正在撤退的中国军队追击，郑州告急。如郑州不保，西安必失，武汉亦难保，西南大后方的危险性也将大大增加。第一战区长官部向蒋介石建议利用黄河伏汛期间决堤，造成汉平路移动地区的泛滥，用滔滔洪水阻止敌人西进，并保郑州不失。
　　蒋介石很快批准了这个“以水代兵”的计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将掘堤任务交给了商震指挥的第20集团军。6月7日晚，新8军用军车灯照明，奋力挥镐，挖了一夜，缺口太小，商震觉得达不到目的，便又命令部队继续挖了一天一夜，9日早晨，缺口一挖成，商震便命令用炸药炸毁堤内基石，开始放水。
　　但水流还显不大，商震又命令炮兵向已挖掘的堤岸进行轰击，缺口被炸开约两丈宽，这是水势猛涨，顿时万马奔腾，一泻千里。下午又下起暴雨，决口越冲越大，黄河失重，主流离开原道，直冲缺口，漫天遍野横扫过来，浊浪滔天。
　　片刻间，村庄、田野、树木、人畜，全都淹没在滚滚的黄河水中。
　　黄河决堤后，蒋介石怕激起民愤，指示有关方面将责任推给日军。
　　黄河花园口决堤，淹没了豫、苏、皖三省1.5万平方公里土地，灾及44个县，由于国民党当局借口军事机密，未事先动员迁移，89万人被淹死，1200万人无家可归。
　　从纯军事观点看，花园口决堤的意义，仅仅是迟滞了日寇近三个月的进攻速度，不过改变了一下日寇进攻方向，由沿陇海线两侧进犯武汉的计划改为由长江进犯武汉。而中国本身求速胜亦不行，只能打持久消耗战。于是，花园口决堤此举显得多余，大可不必用此蠢笨办法。
　　事实上，花园口决堤迟滞了日寇近三个月，国军就赢得了准备时间吗？武汉最后保住了吗？又，国军自太原会战娘子关一战溃败，便一溃再溃，虽然组织了不少大会战，皆是针对大城市。淞沪会战、上高会战、南京保卫战、湘西会战……南京城保住了吗？还不是一个耻辱的惨剧上演。
　　最后退到了中国西南边域省份。再退就只有出国境了。蒋介石所谓以时间换空间，不过是政治托词借口，其荒谬性至此昭然若揭，自打耳光了吗？
　　从政治观点看，花园口决堤不是仁者之师所为。以牺牲广大百姓为代价，不顾老百姓死活，出发点明显只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军队和城市，其品性是邪恶的，怎比得共产党八路军为掩护老百姓宁可放弃战术而蛮打？
　　在山西，曾有几万国军被两千日军赶鸭子似的溃逃，无论怎么强词夺理都讲不过去。国军退至退无可退，而共产党八路军却以弱小的兵力迎头而上，插入敌后深入虎穴直至最前沿东北，而国民党军却正是从东北开始不战而撤退的，谁勇谁懦一目了然。以至抗战胜利接收日寇投降，不少前线地区，国民党军才匆忙从南方赶往东北方向与八路军抢对日授降权。
　　假如几百万地利人和的本土国军让毛泽东领导、指挥，抗战用得了八年以上吗？还用得着依靠苏联红军吗？
　　区别何在？
　　军魂，信仰。
　　国民党军谈不上军魂，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也可以算是一种军魂，他的忠君意识虽为盲目性质，但无论怎样，一个国家需要用一种精神来统一，方有凝聚力。
　　国民党军也有信仰，但无崇高的信仰，它信仰的是最低级的金钱主义，所以冲锋每每用加赏银来刺激士兵的积圾性。
　　用金钱物质刺激出来的人的积圾性是脆弱的，低级的。更不合大道。
　　就像一个用加赏银鼓励冲锋的士兵一样的效果，蒋介石是被打着屁股撵上抗日战场的，而非出自真心。其不情愿的情绪，用消极抗战来形容最贴切不过。其实从内心他根本不想打日本侵略者，说他与日本是一丘之貉还实在是太抬举了他。一直做着卖国求荣丧土辱国的勾当，对历史上丧失主权的外蒙古、旅顺港、南满铁路、大连自由港毫无作为，主权得失看得轻淡，唯重于剿红军，并暗中与日军协议。
　　1938年的“宇垣一成、孔祥熙秘密谈判”，一是日本宇垣外相要求中国：(一)承认满洲独立；(二)华北、内蒙划为‘特殊地区’；(三)对日赔偿，(四)经济合作，共同开发(中国)资源；(五)在某些地区驻兵；(六)中国接受日本顾问或其他指导者。
　　孔祥熙急切谋求妥协。7月18日，他回答日本外相如下：
　　“在条约上公开承认满洲独立，我们国内很困难，只有悄悄地逐步实行。
　　“内蒙设置特殊地区是可以的。”
　　……
　　为了达成妥协，孔祥熙答应乘日本军舰亲自赴长崎与宇垣外相直接会晤。最后，日本陆军强硬派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坚持要“蒋介石下野”，并以成立“兴亚院”为手段迫使宇垣外相辞职，使这次交涉告吹。
　　1939年1月，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容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在这一历史背景下，3月4日，他致电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杜石山指示他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
　　17日，柳云龙、杜石山、萱野长知在香港大酒店350号房间开始交涉。小川平吉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问题”，即要求蒋介石将“容共抗日”改为“排共亲日”，首先讨伐共产党，然后实行局部停战，同时开始“和平交涉”。
　　陈诚已派参谋长去港说明对付共产党的准备工作：山西、陕西两省有70万大军对共军取包围态势，各军校共系学员已悉行驱逐。
　　小川密函转到重庆，蒋介石提交嫡系干部会议讨论。但事为中国共产党和桂系得悉。中共要求“通缉主和人员”，要蒋履行西安抗日约言，不得中途妥协；桂系声称：如果议和，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
　　9月13日，日本政府声明：将扶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列为施政方针。于是，萱野长知10月13日离港，日蒋交涉停顿。
　　1940年香港、澳门谈判。
　　日本军部为了摆脱陆军泥足深陷和汪精卫集团难成气候的窘境，重新确立同蒋介石直接交涉的策略。
　　日本代表提出经参谋总长载仁批准的“停战先决条件”：
　　重庆政府应当保证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中国承认“满洲国”；
　　日军驻扎于华北、蒙疆要地；华北、长江下游实现日中“经济合作”；在治安恢复后日本始能撤退防共协定以外的兵力；日本在海南岛设置海军基地。
　　显然，这是比先前两次“和平交涉”更为苛刻的亡华条件。它有两个特点：一是要求“汪蒋合流”；二是将对华军事占领扩大到全国范围，而且长期化、合法化。其实质是：让日军占领从东北四省、华北、内蒙乃至海南岛的中国国土；听任日本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沦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
　　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一)“满洲国的独立是既成事实”，蒋委员长“对表示承认毫无异议”。
　　(二)日本军可在必要地点，相当长期地延缓撤兵。
　　(三)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
　　(四)(五)中国招聘日本的军事。
　　日本军部实行以战迫降的故技。日军占领入川门户宜昌;猛烈轰炸重庆；迫使英国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高压之下，蒋介石于6月22日同意与板垣征四郎、汪精卫举行三人“长沙会谈”，解决中日之间“所有问题”。
　　此刻，美国“制日援华”动向开始出现，中国共产党反对中途妥协的势头强劲。举棋不定的蒋介石在最后关头决定“暂时搁置”他已同意举行的“长沙会谈”。
　　在他的天枰上，砝码倾重哪一边十分明显，攘外必先安内是他的名言，也的确是至理。但用在歪理上了。
　　不错，国民党军内也出了不少抗日英烈、将官。张自忠、宋哲元、戴安澜、卫立惶、李宗仁……但这不但与蒋介石的意识形态教导无关，而且还受其制，那是发自个人的良性。
　　张学良这人愚忠服从蒋介石，拱手丢弃东北，狠心弃东北父老乡亲于日本铁蹄蹂躏之下，实在不敢恭维。此人性格弱点造成的罪恶滔天，良心尚在的西安事变之为算是将功补过，但功是功，过是过，其因果岂能抵消？
　　不错，蒋介石纵是消极抗日，在良性国民党军官的作用下，也功不可没，抗战之初起了主要作用，正面战场的角色，但这没什么稀奇的，作为国军理所应当。但愈到后期，国民党军几乎就没了动作。倒是勇敢地冲入敌后，深入虎穴的八路军此消彼长艰难发展了起来，成为了抗战主力。当初蒋介石默认八路军深入敌后，就是想借日军之手灭了红军，那无异于羊入虎口，可他又想错了。
　　他没想到事与愿违，八路军不但没被消灭，反而掘起。时也，命也，天意。
　　他没想到的太多。为什么当初弱小的红军他剿不灭？
　　他本该想到的。均田地，共同富裕；开发人的正能量，诚信待人，高尚的信仰，而不是金钱万能。
　　他的确错得太多。崇尚低劣，以权谋心计待人，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来作为领导方法。推行自私，却又要其大公，自相矛盾体，能融洽吗？
　　国民党军无崇高的信仰，它是私有化军队，有私有畏，无私无畏，它不代表广大老百姓利益，不但失民心，而且压迫剥削工农，与工农大众老百姓是对立关系，得不到工农大众老百姓出自真心、主动的支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在阶级矛盾激化斗争中，最后失败是必然的。
　　而八路军呢？军民鱼水关系。共产党得民心并非出于心计方法，而是出自真情实意。那战争中的老百姓，八路军，那无数感人的小故事，令人心灵净化，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