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枝花（连载一）

　　引子
　　1964年，新中国在经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后，由于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实施，国民经济开始复苏，市场上的商品逐渐多起来，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有了起色。这一年的4月，国家计委在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时的最初设想是：大力发展农业，基本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贯穿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即是“抓吃穿用”。当这份报告提交讨论时，时任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对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实施重点提出了异议，他考虑更多的是新中国的安危。
　　作为新中国的最高决策者，毛泽东的考虑是有原因的。自1949年全国解放以来，新中国一直处在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战争的威胁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实行军事包围。尤其是南面，自1961年开始的美国侵越战争步步升级，构成对中国的直接威胁。由于当时对苏联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和接受苏联经济援助，实际上将苏联作为大后方，在战略上可以专顾美和蒋，总体形势还算乐观。进入六十年代，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两国关系日益恶化，毛泽东不能不对此有所警惕。1962年10月，印度在我国西部边界地区挑起事端，中国被迫进行自卫还击。与此同时，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军队也趁火打劫，加紧对我国东南沿海进行骚扰和破坏，疯狂叫嚣“反攻大陆”。
　　尽管当时的毛泽东无法确认到底是打得起来，还是打不起来。但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的是“有备无患”，他的逻辑是：“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他立足于打，但希望不打。
　　通晓历史、军事、政治的毛泽东知道，在古代几千年的“陆权”时代，中原王朝遭受入侵的威胁大多来自西北部游牧民族。在东部，浩瀚的大海形成可靠的天然屏障。当世界进入“海权”时代，中国的安全格局发生了180度大转变。从1840年至1945年的105年中，中国遭受侵略的七次大规模战争，无一不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引发事端。
　　而我国最发达、富庶的经济区域和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又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和东北部，据统计，当时中国70%的工业分布于东北和沿海地区。从军事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工业布局显得非常脆弱，东北的重工业完全处于苏联的轰炸机和中短程导弹的射程之内；而在沿海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工业区则完全暴露在美国航空母舰的攻击范围内。一旦发生战争，中国的工业首先将受到打击而陷入瘫痪。而如果我们有可靠的战略大后方，当遭到强敌的夹击，即使在东北、华东工业区相继失守、大片国土沦丧的极端情况下，我们依然能够退守于高山大川，保存一个“微缩中国”。
　　从自然地形看，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西部由南至北是云贵高原、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帕米尔高原、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天山山脉、贺兰山脉等，海拔几千米以上，地势险峻，气候复杂，形成难以逾越的天然半月形屏障。历史上曾经远征欧、亚、非的马其顿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都至此而止，从未有任何一支外国军队能够从西部入侵中国内地。东北部有大小兴安岭，也易守难攻。陆地疆域中惟有北部内蒙古高原中部，多为沙漠、草原，是一条易攻难守的通道，须后退到陕西秦岭、山西雁门关一带方有险要可守。相对而言，东部沿海地势较为低缓，多为丘陵和平原，需退至太行山脉方才有利据守。
　　正是基于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领导人按照中国军事经济地理区划，将中国分为一线、二线和三线区域。沿海地区是第一线，三线则是指长城以南、广东省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包括基本属于内地的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7个省区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区靠内地的一部分，共涉及13个省区。四川、云南、贵州及湘西、鄂西为西南三线，陕、甘、宁、青及豫西、晋西为西北三线。介于一、三线地区之间的地带为二线地区。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经过多次讨论，毛泽东坚持他的想法，并达成共识：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的不平衡问题，要抓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加强战备，进行“三线”建设。
　　紧接着，1964年6月，国家计委中止了原来“抓吃穿用”的“三五”计划设想，在重新草拟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中提出：加快“三线”建设是“三五”计划的核心，修改后的“三五”计划，把国家的“生存与安全”放在了突出的地位。
　　随后，总参谋部作战部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起草了一个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
　　就在这一年的8月2日夜，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在北部湾，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8月4日，海战进一步扩大。越南战争的战火燃到了中国的南部边界，中越边境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消息传来，毛泽东彻夜未眠，他紧张地关注着战争的态势。形势的突然变化，更加坚定了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三线建设决心。
　　
　　在三线区域内，地质专家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曾在北自四川省西昌、南至川滇边界的金沙江，长约200公里的安宁河谷和金沙江河谷地带发现几处大铁矿，储量很大，因地质队所在村有木棉树，当地称为攀枝花，因而得名为攀枝花。正是攀枝花的资源优势和地处腹地的自然条件，引起中央的关注。
　　其实，在1958年3月的中共中央成都会议期间，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就曾向中央写了关于加速发展中国钢铁和有色金属的两个报告。在《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更快一些》的报告中，明确提到“二五”期间新建攀枝花钢铁厂。毛泽东批准了建设攀枝花的设想，中央于4月5日对报告正式作了批示，这是党中央开发建设攀枝花的第一次重大决策。同年5月，四川省和冶金部负责人李井泉、高扬文、廖志高、杨超等到西昌，了解矿产资源情况，研究有关建设问题。9月，冶金部向中央呈报了西昌钢铁厂设计任务书，规模定为年产生铁400万吨、钢350万吨，分两期建成。
　　但是，党中央开发建设攀枝花的第一次决策，到1962年，因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和经济工作调整等原因，西昌钢铁厂下马，人员疏散。
　　1964年，毛泽东又一次将眼光盯在了三线区域的攀枝花，他斩钉截铁的指出：我们要下定决心实施“备战、备荒”，以此来打乱帝、修、反“联手”进攻中国的图谋，粉碎他们正在制定的战争计划。毛泽东语重心长的对负责此项工作的同志说：我们的建设，要有纵深配置，把攀枝花钢铁厂建起来。建不起来，我睡不好觉。
　　在毛泽东心目中，中国的“三线”建设是可以打乱美国与苏联联手进攻中国的战略措施，是粉碎美帝和苏修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战略需要，所以特别强调：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并指定周恩来总理亲自主管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
　　中央工作会议后，周恩来总理立即召开会议，并指示由13个部委组成联合调查组，程子华任组长，进行攀枝花钢铁厂和成昆铁路的实地考察，尽快拿出规划、确定厂址。随即，开发利用攀枝花及西昌地区丰富的钒钛磁铁矿资源、修通成昆铁路以及建设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等相关项目全面启动。
　　
　　一个以攀枝花树命名、地处西南深山峡谷的荒野山区――攀枝花，承载起强国富民的梦想、悄然走上了三线建设的历史大舞台。
　　
　　第一章
　　1
　　1964年，深秋的成都，银杏树黄了，芙蓉花开了，五彩的秋色染遍了大街小巷。
　　晨曦的帷幕刚刚拉开，淡淡的薄雾便飘散开来，迷漫在林中，路旁，院里，窗外……
　　省城一招待所内，停着辆解放牌汽车，车门上印有“四零公司”字样。不远处，满树金黄的银杏树下，3位年轻男士交谈正欢。
　　楼里走出一位手提工具箱，四十开外、身体硬朗，穿着退伍军服的中年男士，他走近那辆印有“四零公司”字样的汽车旁，进行出发前的最后检查。
　　几分钟后，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妇女过来嘱咐道：“郝师傅，听说有的路段已经结冰，路上开慢点，注意安全。”
　　郝师傅应道：“放心吧，梁主任，我是西藏转业的汽车兵，公司交待了，我知道轻重。”
　　梁主任点点头，但她还是踩在驾驶室踏板上，将车上车下、车里车外仔细看了一遍，这才跳下来，冲楼上喊道：“请到西昌的同志上车啦。”
　　话音刚落，银杏树下的3位年轻人，提着行李围过来。
　　梁主任问：“你们到西昌？”
　　三位年轻人点点头。
　　“请稍等，我需要核对下名单。”她转身从门卫室拿出登记本，核对相关信息。
　　其中一位自报家门：“我叫沈道泽，他俩是罗和平、吴喜贵，与我们同行的还有一对夫妇，应该马上就到。”
　　梁主任打量着眼前这位身穿白衬衣的年轻人：气质如琥珀一般，纯粹，内敛，且帅气，她赞许道：“年轻人，欢迎你们。”
　　“道泽，帮我拿下行李。”招待所门外有人喊。
　　来者是郭培鑫，他从装满行李的三轮车上下来，跟在后面的三轮车，是他夫人和他们七岁的女儿。道泽急忙上前，从郭培鑫手中接过两包大行李，转身对梁主任说道：“他们是郭培鑫、汪雨琪夫妇，我们的人到齐了。”
　　见汪雨琪带着孩子，梁主任安排道：“汪同志，你和孩子就坐驾驶室吧。”
　　汪雨琪礼貌回应：“好的，谢谢你。”她招呼女儿：“渝欣，叫阿姨。”
　　“阿姨好。”
　　看着眼前这位活泼大方、讨人喜爱的小姑娘，梁主任忍不住蹲下来，笑盈盈说道：“真乖，让阿姨亲一个。”
　　一男一女两位年轻人也朝他们走来，梁主任起身问道：“你们是鞍山来的金向德、林晓薇吧？”
　　听到招呼，男青年忙将右手提的一袋橘子换到左手，伸出右手握住梁主任的手，点头道：“你好，你好。我们的行李已经放在门卫室了。”
　　梁主任笑着告诉他们：“这辆车送你们进去。”
　　核对完名单，梁主任提醒大家：“从成都到西昌，路途远，路也不太好走。不过，你们放心，郝师傅是位很有经验的老司机，他会安全地把你们送到目的地。车子马上出发了，你们再检查检查，看有没有东西落下。”
　　“嘟，嘟嘟。”车子发动了，梁主任合上登记本，目送汽车缓缓驶出院子，她举起右手大声说道：“再见，一路平安！”
　　道泽他们也纷纷朝梁主任挥手:“再见，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