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禾木乡记事二：贫困的现状（3）

　　（六）
　　在走访牧业点的过程中，特别突出的现象就是牧业点的家庭收入普遍不高，贫困的水平几乎在同样程度上，远远低于全乡的人均收入水平。这些贫困家庭存在着同一原因，除了为数不多的牲畜业收入外，他们几乎没有其它的额外收入。就是用奶子制作的各类食品，也因为没有游客到来，很少能够出售出去，最后多家庭食用。这些自然村子由于位置偏僻等的原因，居住区远离行政村庄，出租旅游马匹的副业也极少参与。
　　分析他们贫困的成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的结构不合理。禾木村长期以来处于以原始的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这种自产自足的经济结构，整体地游离于市场经济和旅游业的需要之外，特别是牧业点的家庭更始终处于自然经济之中，即使旅游业发展起来，这些人家也很难一时适应市场对他们的需要，使他们失去本来就很少的机遇；二是经营的方式单一，由于无霜期短，自然气候等原因，整个乡没有农业生产，也是这里最大的特点。只依靠畜牧业，没有其它副业收入，这是影响家庭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随着旅游业在村落的发展，以租赁、马匹、民俗风情（含旅客体验、食品品尝、宗教感受等内容）为主的新的经济形式，将会越来越多地占据牧民家庭收入中更大的比例成份；三是牧民家庭的抵御灾害的能力相当脆弱，这是造成返贫的主要因素。我们惊奇地发现，当家里出现一个重症病人、出现一个外出上学的孩子、出现一次意外的事故时，这都可能导致整个家庭、甚至是整个部族亲戚，一下子从温饱小康的水平，一夜间落入贫困行列的重要原因。分析原因，还是他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脆弱，积蓄支付能力特别低下所造成的；第四是外界介入所带来的意料不到的原因。由于禾木村已成为喀纳斯的核心景区之一，一些外地人来这里的经营带有一定的掠夺性和破坏性。他们到来的时间尽管短暂，但管理上的不到位，已使这些人足以破坏原有就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当附近的自然草场无法满足放牧的需求时，牧民需要赶着畜群到很远处的深山里放牧，生产成本的不断加大与牧民所生产的牲畜和奶制品的低价收购，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牧民的收入，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增大了放牧成本。
　　在景区里生活，我们深深地感受到这里生活的高成本现象特别严重。这里本来的收入规模就不高，收入的渠道有限，时间季节有限；再加上高成本的生活消费，高成本的生存基础，一个萝卜两头切，也是造成难以及时脱贫的重要原因。
　　我们仔细分析了一下，中国的商业销售有这样的一个正常的现象：越是大的城市，人们的生存成本越低，而高质量的生活成本就越高；而在农村或偏远地区，由于运输的成本、批发商、零售者的存在，他们也需要从中获得一定的利益，因此，到了消费者的手里，不仅商品的质量不到位，就是物价也被一层层提高到了特别高的水平。边远地区的人们不仅没有高质量的生活条件，就是基本的生存，也是成本越加奇高，特别是日常生活用品的消费价格，远远高出大城市的几倍。而农村或边远地区的收入水平却低于中小城市，更不能和大城市相比，这一高一低之间，就相对隐蔽地削减了边远地区和农村生活者的生存质量。
　　来回路过县城，我专门去过家门前的阿勒泰市市场，然后又到县里的农贸市场，当山下的县城中某种物品价格才三、五角钱的东西，而被商贩们贩运到了这里，却因为路费支出而需要牧民支付一块钱，有时支付一块钱还因没货源而买不到。夏天的旅游时节，大量的食品、衣服、鞋帽、酒类都随着旅游业而形成一个季节价格，这种随季节而形成的价格超出正常价格许多。如，在山下的豆腐每公斤2元左右，而贩到这里却高达5元；一瓶白酒山下3块多点，到了这里却翻一倍；就连牛羊肉、蔬菜、清油、大米、面粉等日常生活用品，在这里都要加价销售，如果不加价，商贩们是很难承担起巨额的成本运费。
　　其实这也是中国商业网络中的一个畸型的现象。不论你走到哪里，你都会感受着这样的事实：在北京除了房屋价格奇高之外，其它的生活成本非常低廉；而到了新疆省府乌鲁木齐，生活成本要略高于北京；而到了阿勒泰地区，生活成本要高于乌鲁木齐；要是到了禾木村，可能生活成本的指数要高出北京一倍了。
　　高成本的生活可能也是造成贫困家庭积得难返的重要原因。在这里工作的乡政府人员每个人的工资水平并不高，也没有额外的津贴费和补助，要应对高成本的生活，只有二个办法，一是开辟财路，通过经商、养牛羊等途径增加家庭收入；二是节省开支，能对付的就对付着，能省就省了。我就有这方面的感受，当山上的方便面一块需要8块钱时，我就利用回山下的机会，到城市里买上5块钱的带上来。这样每一天中，我就无形之中节省了3块钱，一个月就是100多块钱，等于给自己涨了二级工资，何乐而不为？
　　（七）
　　扶贫中，乡里也是采取不同的办法来对待不同的贫困对象。一类是一扶即富的人家，这些人家的贫困是一时性的，如果政府和帮扶单位上去推一把、扶一下，立即就会让这类人家立即注入新鲜血液，在短时间能就能立竿见影、脱贫致富。一类是长期可扶的人家，这些人家有孩子上学、有病人看病，如果能给他们上一些扶贫项目，增加一些经商的岗位，甚至给他们一些钱财支持，等这些家庭的孩子走出学校之门、病人出院之日，就是这类家庭脱贫之日。最后一类是帮着即可的家庭，这类家庭中没有劳动力，也没有经营的能力，只要给他们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使他人能在生存的前提下生活既可。
　　我的单位作为对口帮扶的牵头单位，确定了一些扶贫的项目和措施办法，主要的原则和立足点还是以“造血”为主，扶贫扶志，扶贫扶本。通过点面结合的方法达到即定目标。点是通过项目拉动，通过建立一些好的旅游项目，达到使贫困家庭人员立即就业，月月有收入，快速而持续地发展；从而通过改善牧民的牲畜品种、为他们提供生产用畜、改良放牧草场质量等，形成一个综合性的帮扶层面。
　　解决贫困的问题是需要机会和运气的。我觉得2007年就遇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一年整个景区就接纳全国各地的游客100多万人次，实现各类收入数亿元之多，既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旅游市场，又大量地带动了相关服务业的发展。我们在禾木村最大的贡献，就是利用旅游发展的机遇，和乡政府一起及早地整理和规范了出租马队，使马队成为牧民增收的主要渠道。
　　记得刚去乡里时，乡里负责扶分的领导就介绍说，2006年禾木村的集体经济收入不足5万元，是费了很大的力量才实现，主要是出租马队的收入。其实，我和当时的副书记汪海峰私下商量（07年底，被转为乡党委书记），并明白地提出自己的建议，把2007年脱贫的重点放在马队上，这一提法和汪书记的想法不谋而合。
　　在乡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下，我们立即召集村干部开会。记得当时是在我住的宿舍里开的会，分管的汪书记主持了会议，我和斯老师也把自己单位的计划和措施及目标，向村干部亮底，最后形成共识，那就是通过规范管理出租马队，来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其实，开会时，我们的心里都没有底，能收入多少只能是一个在脑袋里“拍”出来的猜测。
　　（八）
　　许多帮扶单位都是在形式上做文章，又是宣传，又是领导讲话，最后，拎着几袋子面粉看望几户贫困家庭后，就再也没有声响了。
　　我们到了乡下，就决定不再延续，在几家帮扶单位答应资金的前提下，尽我们的能量，那怕我们能办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能帮多少就帮多少，少做官样文章，少做形式主义的事情。于是，我们就开始找脱贫最关键的问题在哪里，与乡领导和干部的交流中，我们终于找到了低成本、见效快又迫在眼前的事情，立即着手，把扶贫脱困工作的重心转向了规范村里的马队。我们规范的重点内容有几个：一是把管帐和管钱分开，做到管钱的不管帐，管帐的不管钱，做到帐钱两分离两监督。二是分配好出租的马匹，尤其是把贫困户作为重点对象，由村干部负责管理他们，让他们每家必须出人出马，并且一定要住到村子的亲戚家里，而其它的村民参加马队就以自愿为主，不得超人超马。三是制订制度，从马队的领导职责到人员的分工负责，再到财务管理制度、直至检查发号排序的监督检查，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体系。
　　制度形成了，检查工作就要跟踪落实到位，否则，制订的制度就是空的。为此，我们和分管出租马队的副书记巴勒登一起，不定期地到桥头查马验号，到财务室核算对账款，甚至到每天收入的现金是否帐实相符。到了当年的10初，“十一”大假一过，乡领导和村干部一起进行全年核算。核算出来的结果让人大吃一惊，马队一年的收入突破100万元，实现120多万元的收入，村集体提留实现24万元，扣除人工工资及费用成本等项目，使全村实现人均收入600多元，超过了地区确定的人均增长350元目标。
　　我在计算村里的总账时，开始也抱着一些小小的私心，想扣些上交的提留，多为村里打些埋伏下来。在查看贫困户的收入增多时，就会感到非常的欣慰：他们的家庭也有了收入，拿到现金时的心情与挂在帐上的心情明显不同。有了现金，他们的家庭生活水平提高了，吃上了新鲜的蔬菜，备上了冬天的肉食，孩子们也穿上了新的厚衣服，家里也开始购置大件。在实现面前，他们从事出租马匹的积极性更高了。
　　（九）
　　有时候，我就想，每一个人做事时，都需要有一种认真的态度。事情要做，做坏也是做，做好也是做，做好总比做坏强；人已经在村里了，为什么要混一天算一天，不朝着做好的方向去努力？这就需要一个负责的心态，需要一颗看着贫困家庭就难受的良心了。
　　事隔一年后，我和朋友私下里去了一次禾木村，路过大山里的一些自然村子，也遇到了一些打草的牧民，他们热情地向我打着招呼，让我住下来留我吃饭。对此，随行的朋友非常惊讶，想问个究竞，我就非常得意地告诉他，我曾在这里帮他们扶过贫，尽管我不太认识他们，但他们一定能认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