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十四章 蒋介石自认“罪愆”（上）

　　边民们梳理出一个简单逻辑：中国的地盘，被英国人强占了。英国人丢了这些地盘，落到日本人手里。中国人流血、丢命，把日本人打跑了，这些地盘又回到中国人手里。那么，我们已经占了的地盘，为什么要我们再放弃？撤走？
　　我们既然想解开中缅勘界之谜，不妨加一点揣度。因为执政者、特别是高层决策者，例如当时的重庆政府、蒋委员长（或蒋总司令、校长）以及外交部各位相继部长如王宠惠、郭泰祺、宋子文、吴国桢、王世杰等，他们各人对两段未定的滇缅边界有何想法，老百姓无由知晓（宋子文之后、吴国桢之前，外交部长的职权曾由蒋介石亲自监理）。其中，郭泰祺职内，不得已承认了“1941年线”。
　　政务不公开的年代，政治精英们的决策背景、内心秘密，恐更难透明。
　　这期间，苏联、英国、美国和中国等国家结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国独当一面，成为同盟的一支中坚力量。蒋介石与同盟国“三巨头”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还不能平起平坐，也算坐到一起了。
　　这个同盟的诞生，预示法西斯末日即将到来。理所当然，战败的德、意、日强行侵占他国的领土不得不一一奉还。对中国来说，收复半个世纪前依据《马关条约》被迫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及附属岛屿（含钓鱼岛）已提上政府议事日程，忙着组建接管机构。中国还面临着另一个重要问题，即苏联是否出兵东北、中国如何接收东北？都要斡旋和做各项准备工作。苏联作为出兵东北的一个交换条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
　　这使蒋介石和民国政府大伤脑筋。蒋介石曾说（大意），中国任何一届政府只要承认外蒙古独立，就会马上垮台。
　　但是，1945年8月14日，外交部长王世杰照会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双方交换了《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的问题》的文书。
　　文中有言：“由于外蒙古人民屡次所表示出的对于独立的热望，中国政府声明：在日本失败以后，若是外蒙古人民的投票公决证实此种热望时，那么，中国政府将承认具有其现时境界的外蒙古之独立。”
　　1945年10月20日举行的蒙古人民投票的结果，有97.8％的人，赞成独立，中国政府派去监票的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对投票程序表示满意。苏联塔斯社记者发出电讯，报道了这公投结果。后来，中国有人反悔，但为时已晚。
　　蒋介石付出如此巨大代价，终于换取苏联出兵东北，加速日本投降，以及战后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中国合法政府，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等。
　　七年后，1952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政治报告，对此事作了解释：
　　
　　当时我个人的决策，就是要求战后确保胜利战果，奠定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基础，必须求得二十年的休养生息，和平建设；只要能够争取这一个建设机会，那就是任何牺牲，亦是值得的。于是我们政府对俄帝乃决定忍辱谈判，不惜承认蒙古独立，做此最大牺牲，来忍痛签订条约和附件。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的，一致赞成的，但是我个人仍愿负其全责。当时我决心的根据有三点：
　　第一，我对于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向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其民族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应该予以独立自主的；
　　第二，外蒙古的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民国十年设立以来，事实上为俄帝所控制，我们政府对于外蒙古领土，早已名存实亡了；
　　第三，只要我们国家能够自立自强起来，外蒙这些民族，终究会归到祖国怀抱里来的，与其此时为虚名而蹈实祸，不如忍痛割弃一时，而换得国家二十年休养生息的机会。那是值得的。
　　因为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如果我们因为保存这一个外蒙的虚名，而使内外不相安，则国家更无和平建设之望了。我主张放弃外蒙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但我在当时，对外蒙问题唯有如此决策，或有确保战果，争取建国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蒋介石“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的良苦用心，算得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吗？由此，我们该明白了：外蒙可以割弃，滇缅边界那两段“五线谱”算什么？那也是“对建国无致命伤”。先搁置一下，或让出去，也省心省事。
　　另一种揣度，可能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就是，蒋介石忙于和盟国“三巨头”角逐，当然要为中国争到应有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以及道义、金钱、物资援助。此外，恐怕他也无法否队，他要谋取自己的前途。此时的蒋介石在“三巨头”心目中，是一个专制无能贪腐自傲的不良形象。他们都试图撇开蒋介石，但在中国一时难找到取代他的合适人选。心知肚明的蒋介石已经在考虑抗战胜利后，防止被他们“三巨头”卸磨杀驴。他也是不靠外援不能活的人，万万不能得罪“三巨头”，要讨好、顺从“三巨头”。所以，滇缅边界争端那是小事，何必跟英国斤斤计较？
　　我们已经知道，清廷已开创了“情让”领土的先例，民国政府也“情让”一些，有何不可？他们要，给他们就是了。当时重庆政府的公文及媒体，找不到有关中缅边界争端一类的消息。
　　边地人民自以为保疆卫国大事，被重庆政府遗忘，这就不足为奇了。
　　还有一种揣度，可能更重要，更接近现实，更容易被事实佐证。那就是，在蒋介石亲自领导和直接指挥下，抗日忙得顾头不顾尾，剿共灭共却忙得很有章法。政府、官员哪里顾得了大西南深山峡谷里那两段对“建国无致命伤”的“五线谱”？政敌不消灭，那才是致命伤！
　　我们已经纵观中英滇缅定界勘界的历史，其实就是云南边疆各族人民和支持他们的全国人民反帝、反侵略的历史。各族人民始终未遂心愿，被动、被割，屡屡吃亏，一个主要原因是内部分裂，内斗。而内斗的根源则是统治者容不下异己，总想对异己斩草除根，因而“内耗”不断，更不能容忍的是，有人总是倚仗、勾结洋人洋炮来援助自己消灭异己，搞中国人打中国人。
　　抗日胜利曙光已现，谁摘桃子？这方面，毛泽东、共产党决不会当谦谦君子，一个桃子也不让。他们最想早日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让中华民族复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看蒋介石的过去就知道他的现在，看他的现在就知道他的将来，蒋介石不可能也没有本事让中国独立，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事实立即证明，蒋介石不惜依附山姆大叔打一场内战，继续维持他对中国的独裁统治。
　　果然，中国远征军结束缅甸之战，蒋介石就命令各路大军海运、空运、陆运，迅速返回国内，抢占地盘。滇缅公路不用了，滇缅铁路废了就废了，片马、江心坡，英军回去占领，就让他们占领吧。勐卯三角地继续永租，那是前朝定的，本来就无定期。至于佤山那条“1941年线”，已经换文定了，没后悔药可吃。这些，通通的，都对“建国无致命伤”。
　　悲惨的结局证实了我们这种揣度，没有冤枉民国政府。事实是：
　　缅甸独立前，英方已开始向缅甸移交包括江心坡和孟养在内的实际控制地区的行政权。对此，中国政府有法理依据、有道义、有实力提出自己的主张。完全可以要求英国先向中国还账，或如英国人的逻辑，给予中国应有的报答。
　　但是，尽管地方有意见，中央政府并未提出异议，未宣示主权，甚至无人表示界务未定、需再议界勘界之意。客观上默认了“习惯边界”。
　　再有，1948年1月4日，缅甸宣布独立，以国家继承名义，全盘接收了英殖民主义者的财产，高黎贡山以西地区被划入克钦邦，好大一个“野人山”，成为缅甸联邦的组成部分。勐卯三角地继续永租，中国还收取那微不足道的1000卢比年租。“1941年线”，成了缅甸政府满意的国界线。但是，中缅边民不予承认。
　　滇缅边界南、北两段未定界，仍然是历史悬案。
　　对“建国无致命伤”的两段“五线谱”，对当地边民来说，却是既伤财又伤心。这方面，蒋介石和他掌管的民国政府更管不了那么多了。到1949年底，中国大陆已无他们的安身之地，偏居台湾一隅，又依靠美国支撑，甘愿让美国驻军台湾，做着反攻大陆的黄粱梦。而且，他们还依赖美国，充分利用、武装“败军”，给中缅边界添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