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纪事(四)

随学校那班同学下放石城县丰山公社丰山大队瓦窑前生产队不久，我就转迁到了弟弟他们下放的宁都县固村公社上旻大队新屋下生产队。那是个非常偏僻的小山村，山清水秀，不通公路，离公社有三十里，离石城县却只有二十五里，出门上哪儿去，都是崎岖曲折的羊肠小道。
新屋下生产队开始有六个下放知青，都是男生。除了我和弟弟，还有一个姓林的和一个姓陈的，一个姓戴的和他表弟小吴。除我和小吴是后来“投亲靠友”迁过来的以外，他们四人都是由学校下到宁都蚕桑场，再由蚕桑场分过来的，算是铁杆插友了。
六个人中小吴最小，才15岁。我最大，为了区分我和弟弟，农民就称我为“大老刘”，我弟弟为“小老刘”，实际上那时我也就只有二十岁。
生产队给我们分了一块菜地，农民们还帮我们种上了青菜。给我们安排了一间住房和一个厨房。住房是一个农民刚盖的土墙新屋的楼上一间，有十来个平方米左右，我们六个男生铺上三张床，再摆上一张方桌也就够了。住房下面是牛栏，由于我们住在二楼，视野和空气都很好，所以没有住在牛粪便上面的感觉。生产队帮着我们用知青的安置费购置了必要的劳动工具，我们就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民了。
第一天劳动是割禾，我们兴致勃勃地带上镰刀，非常卖力地干了一整天。晚上记工分的时候，生产队的记分员给我们每人记了四分工分。
不去说它四分工分才抵二毛多钱（我们早就打听到这里十分工分才值七毛多）吧，看到生产队那些妇女干一天都能打七分工分，我们六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凭什么给我们才打四分呀？靠！也太伤自尊了。记分回来，我主持给弟兄们开了一个睡前会，决定从第二天开始罢工抗议。
我们来的时候带来了一副用石头凿成的“杠铃”，包括中间那根铁棍一起，重量大约有一百二十斤左右。第二天，我们就在门口割了禾的稻田里摆开架势，练起了举重。山里的农民几辈子从没见过这种玩意儿，看到我们玩，感到实在是很新鲜。在那样闭塞的小山村，新鲜事总是有吸引力的。一传十十传百，就引得全村的男女老少纷纷前来围观，有几个打十分工分的年轻强劳动力也跟着我们一起玩。他们都是生产队出了名的“大力士”，挑上一百四五十斤的松脂走上十里路可以不歇肩的。他们提起这副石担子来很轻松，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要扣腕，所以累得面红耳赤的，就是没有人能举到头上去。见我们个个轻松把石头举过头顶，生产队的农民都啧啧称奇。
吃过晚饭，队长来到我们的住处，笑眯眯地问我们：“怎么才上一天班就不去了？”我们说工分太低。小吴还满口学生腔地抗议：“你们歧视我们知青，不实行按劳分配。”队长没有半点生气，依然是和颜悦色地说：“好吧，大老刘你带个头，明天上班去！我给你们每人记八分工分。”
哈哈，报酬一天就翻了番！大家都眉飞色舞，对我的运筹帷幄佩服得五体投地，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全出工去了。
第二天生产队队长没让我们割禾，而是把队里的两台打谷机分给我们负责。踩打谷机是夏收夏种中最累的活，双手要抓谷把，一只脚要不停地踩，整个夏收的稻谷全要靠这两台机子打下来。好在我们年纪轻，有力气，动作协调性也好，比农民打起谷来快多了。生产队队长每次开会都表扬我们，我们都是些服软不服硬的家伙，在表扬的冲动下，也就蜕了几层皮，踩了一个夏天的打谷机。
割完禾就是紧张的插秧，这是一个带技术的农活。那些有经验的老农，不管再大一块水田，他左右一瞄，中间一站，两脚叉个蹲步，退步栽去。六行禾从这头栽到那头，等他插好，你就不管从哪个方向看过去，都是一条条笔直的线，不由得你不佩服。
生产队队长给我们做了个示范，说了说要领，我们六个人也就像鸭子一样噼哩叭啦地下了水。在学校里学过几何，画过直线，可这田里的几根线就是不好画，栽出来的六行禾怎么看怎么像蛇，怎么看怎么像蚯蚓，队长就鼓励我们说：“没关系，慢慢来，熟练了就会好的。”
什么慢慢来？我们可是八分的强劳力啊！质量差点，速度还是要的。我们就一个劲地低着头，弯着腰，打起了持久战，速度战。“小车不倒只管推”，腰再痛，没栽到头也不伸直，蚂蝗爬到腿上也没时间去管。待禾插到那头了，才爬上田坎，伸一个极舒服的懒腰。把脚上腿上那绞成麻花状，吸得鼓鼓涨涨的蚂蝗全部扒拉下来。学着农民，一个个用树枝和草杆把蚂蝗翻串起来，放到太阳底下晒，尽管弄得一手一地的血，但看到那些穿着翻皮大衣，在太阳下痛苦蠕动的吸血虫，心里却有种报复的快感。
六个和尚一座庙，当初我们六个男生下放在一个生产队，没有一个女青年。田里干体力活倒还好办，那只要年轻卖力就行，反正农活嘛，也没有太多的技术性。但要干管家、做饭、洗衣、补衣这些女人们擅长的专利活，对于我们这群刚离家的小伙子们来说，可真是太难为我们了。
首先说管家吧，谁会呀？我既然是大哥，其咎自然难辞，大家公推要我管。那时，有个规定，就是下放第一年，公社给每个下放知青每月发十元生活费，第二年就不管了，靠自己自力更生。
我是掌管财政大权的，这权最大也就是六十元。每月的煤油、盐、肥皂、牙膏、理发费都用要在六十元中开销。但我从来就没有一个预算和计划，也没有把这笔必要开支的钱先放开来。
碰上到石城县或是到固村、固厚赶集，中午回不来，饭还是要吃的吧。这时自然会有人倡议要下馆子，而只要有人倡议，肯定就是一呼六应。
其实那时的馆子也就没什么可吃的，无非就是炒几个菜，来几盘炒粉干，打打牙祭。有时高兴还来瓶劣质烧酒，大家闹一闹。吃是够不上奢侈的，但只有六十元钱啊。粮食和油可以靠生产队分配，柴自己打，菜自己种一部分，农民送一部分，没钱了最多就不买煤油和盐吧。
由于那时劳动量大，大家又都是长身体的时候，就特别能吃，所以经常是寅吃卯粮。常年没有肉吃，大家都感到肚子里毛毛糙糙的，就有人提出来炸米果吃。全生产队农民的吃油问题，全靠每年秋天山上摘来的那点茶籽解决，分到每个人名下自然不会很多。
农民们祖祖辈辈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平时炒菜只是滴两三滴油，然后用专用的一块布抹开就算放油了，省吃俭用一年，到过春节才能油炸点东西，过个“鱼肉丰盛”的年。我们哪懂这些呀，炸几回米果就把一年分的油都吃光了。一个月就有半个月没钱买盐，只好吃没油没盐的菜，头一年加起来就将近吃了半年这样的伙食。
再说洗衣吧，我们六个人原来在家里都没有干过这“水活”。但劳动出汗多，衣服不换不洗那是要臭的。换下来的衣服各自包干，随便打点肥皂，水里搓搓也就晒起来了。后来因为买肥皂也没钱了，就演变为纯粹的“见水净”。黑衣服还没什么，白色或是浅色的衣服多洗两次，也就变成了解放军的迷彩服。常见一栏杆污迹、汗迹“风韵犹存”的衣裤迎风招展，就成了我们知青楼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当初下放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带着针线包来的。后来衣服破了，每个人也想动手“学习雷锋叔叔”那样“缝缝补补又三年”，继承和发扬那种艰苦朴素精神的。但实际情况往往是破洞虽然被补丁盖上了，但衣服却变得“东拉西扯”起来，再没有了熨贴感，穿出去常常惹得农民，尤其是那班妇女们笑话。
后来不知是谁就发明了伤湿止痛膏补衣法，只要是衣服、裤子哪里有个洞，比照样子剪一块梢大一点的伤湿止痛膏，从里面粘上，压平，像是补轮胎似的，你根本就看不出其破来。但洗衣的水塘里，自此就经常会留下一些脱落的，飘飘洒洒的伤湿止痛膏。
更令人尴尬的是，有时穿的时候胶布还好好的，劳动或走路的时候汗水一粘就脱落了，露出一截白屁股出来，就贻笑大方了。所以，碰到“双抢”（抢收、抢种）的大夏天，农民们都穿长袖衫劳动，而我们为了免洗和少补，一般都戴顶草帽，光着膀子，穿条短裤上班，最多不过是一个夏天下来，扒几层皮罢了。
我们做饭是轮班的，一人一天，绝对的公平、公正。没轮上这一天做饭的人，下了班你就只管躺在床上伸懒腰，等饭吃。而洗碗则是经过民主生活会定下的规则，谁后吃完谁洗碗。
为了逃避洗碗，个个吃饭都比部队的战士还快。有时碰上吃热豆腐，嘴巴还没感觉热，豆腐就下肚了，胃里烫得实在受不了，就拼命往口里大口地吸冷空气，用空气来冷却进了胃的热豆腐。
那时的山区也没有什么大棚蔬菜，加上我们自己种菜技术也不行，到了夏天，有段时间除了空心菜和辣椒以外，就没什么菜可吃。生产队队长那天看我们吃没油没盐的菜，而我们又是“双抢”踩打谷机的主力部队，也许是出于“爱兵如子”吧，就给我们送了两斤盐过来。
好久好久没吃盐了，那天的辣椒虽然没放油，但有了盐就特别地有味。大家吃了好多饭，也吃了好多辣椒。辣得一个个都受不了，喝冷水都难受，就一个个蹲在地上，大张着口吸冷气，口水则不停地从嘴角淌下来。蹲了好一会，每个人面前都是一大摊唾液，引得农民家的小孩都来观看。那份狼狈劲哟，至今偶尔在一起谈起来，都让人忍俊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