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纪事(三)

丰山公社有个温泉大队，温泉大队有个温泉生产队，温泉生产队有个温泉，我们学校有五个学生下放在那个生产队。温泉距瓦窑前生产队十五里，不安心上班的我，就经常会到那儿去玩。
对外说是温泉，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冒热水的泉眼，当地农民利用它砌了一个四五个平方米的露天水池，这就是温泉了。夏天，农民嫌它热得影响气温，就用泥土把它填了。到了天一凉，农民又把填的土清理掉，这里就变成白天妇女洗衣，洗菜，褪鸡毛、鸭毛和晚上全生产队男女老少洗浴的公共浴池了。
温泉坐落在绿树掩映的半山坡，水温大概有六十多度，温泉水池所在的山坡下面是一泓碧波荡漾的深潭。温泉池底是洁白的沙砾，暖融融的池里赤条条地睡上四五条汉子，从身体下不断冒涌出来带着淡淡硫磺味的气泡。看着夜色下朦胧的绿树和山峦，看着远处农舍若隐若现的灯光和天上、深潭里的月影星光，几个人一边聊着天，一边体味那种暖流在血脉和神经中流畅，真是一种说不尽的恬静而又舒适的享受。
温泉的神奇还远不止这些，比如说吧，无论是寒雨霜降，冰天雪地，只要在温泉里泡上半个小时，你就是赤身裸体在刺骨的凛冽北风中站上十来分钟，保证身上丝毫不会觉得有半点寒意。
温泉只有一个，因为露天，洗的时间又局限于天黑以后，洗浴的人却有很多，所以你得讲究一个先来后到。一般来说就是人站在深潭这边，大声喊一嗓子：“有人在洗澡吗？”如果没有人回应，就说明轮到你了。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从深潭的水坝上走过去，否则你就只有等人家洗完了再叫你，这是当地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约定俗成。
最难奈的是那班女生洗澡，时间耽搁得特别的久。虽然看不见人影，但那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和嘻嘻哈哈银铃般的笑声，仿佛搅动了严寒包裹的燥热，煽动着夜幕中暧昧的春情，令一房间洗过澡和没洗过澡的男人们都莫名其妙地焦躁不安起来。
我的“初恋”还未看见花蕾就算是彻底夭折了。但是还有那些没有夭折的，仍旧在石板下暗暗地顽强发着嫩芽。那时虽然还没有开放到男女未办手续便在一起同居的程度，但男生帮女生挑担子，女生帮男生洗衣，补衣，结伴赶集，还是常有的事。有几对男女学生的恋情已成为了公开的秘密。有几个长相娇好，比较惹眼的女生，在大家的眼里，就像是商品贴了标签，只要是熟悉的人都会知道：“她就是XXX的口子。”
温泉生产队除了我们的几个同学，也就是赣州的几个下放知青外，后来还下放来了几个上海的“阿拉”，男女知青都有。其中有一个上海的女知青姓张，身材很好，人也长得非常的漂亮。在这只上海飞来的“天鹅”面前，大家似乎都成了垂涎三尺的癞蛤蟆。但要说癞蛤蟆也不尽准确，那时人的观念还没有那么开放、大胆，大家对她的态度，还是有点像周敦颐《爱莲说》中所说的“只能远观，而不能亵玩也”，有点谦谦君子的味道。
这时，和我们在一起玩的一位姓谭的同学，绰号叫谭小二的，就想出了一个作弄人的鬼点子。他模仿那姓张的上海妹妹的笔迹和口吻，给下放在温泉生产队的我们一位姓熊的同学，写了一封态度非常暧昧的信，说她怎么怎么对他产生了好感，并说为了避免大家注意，叫他回信应该怎么怎么回。那姓熊的同学是个非常本份老实的人，一看就相信了，根本就不会想到是自己的同学在骗他。自然，熊姓同学给那女的回信也就落到了谭小二和我们的手里。一来一回，他们仿佛是在“热恋”，那熊姓同学的“剃头挑子”式的情书，在谭小二这儿也就积压了好几封了。
姓熊的同学平时本来就是一个十分内向，不喜欢多说话的人。但自从这个恶作剧开始以后，我们明显感觉到被感染了单相思病的他，一副春风得意，洋洋得意的样子，平时话也多了，平时有时没事口里哼着小曲。他总是在劳动中帮着那位上海“天鹅”，千方百计地找借口和她接近。但是这场骗局的进行时中，我们却没有一个人点穿，只是在静观事态的发展和惊叹爱情的神奇力量。
过了几个月，那姓张的上海女生不知找到什么门路，要调回上海去了。从丰山到石城县城有近四十里路，谁送她去？自然是那位姓熊的同学自告奋勇，义不容辞地帮她挑行李到县城。我们在家的这些“诸葛亮”估计，一路上那女的肯定会说几句感激的话，但是两个人都被蒙在鼓里，有层厚厚的纸没有捅破，要怎么说，也肯定是说不到那上面去的。
但那姓熊的同学还是通过观言察色，心领神会，自作多情，激动万分，心潮澎湃。等到那个女“阿拉”乘的车要开走时，才急匆匆地把自己熬了整整一夜，好不容易写就的一封异常缠绵，十分感人的信塞给了这位“天鹅”，然后压抑着心中的狂跳，红着脸跑回到生产队来。
这封信的下场，不言而喻，其结局肯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熊姓同学有一段时间，明显表现出颓废，懊恼和烦闷，大家还忍着笑，想着办法假惺惺地安慰人家。
这事，是很多年后才说破。要是当时说了，我想那熊姓同学非杀了我们不可，当然首先该杀的还是那个谭小二。
多少年后，这件事就一直成为了我们茶余饭后的笑谈资料。
那时，我们这批下放知识青年当中，有许多人原来在学校就是文艺骨干分子，还有一些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参加过市里大学中学红卫兵司令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就有一种不甘沉寂的欣赏和表演情结。下放那时候不但电视机没有，连收音机都很少（许多人不是买不起，是怕沾上“收听敌台”的嫌疑），电影又没看，业余文化活动异常贫乏。为了活跃文化生活，大家就你一把二胡，我一支笛子地凑在一起，自发地搞搞文化娱乐活动。
那天，我和六七个同学背了几把二胡，一支笛子和一把小提琴从丰山出发，到石城县城去赶集。赶完集我们按原定计划，顺带到在县城附近一个生产队下放的几个同学那儿玩。我们在那儿搞了一个自由式的文艺聚餐（也就是现在人们叫做“派对”式的东西），合奏了几个曲子，听了几首二胡独奏，还欣赏了由同学自己表演的独唱和舞蹈，玩得十分尽兴。吃饭时主人们竭尽所有，尽地主之谊，不但搞了一桌可口的菜肴，还请大家喝了酒。吃过晚饭，我们就和热情的主人们告辞，准备回我们自己的生产队去。
当我们路过县城的时候，听得灯火辉煌的县里大礼堂歌声嘹亮，丝竹齐鸣。我们就急匆匆走进去观看，原来是县里正在举办一台文艺晚会，我们几个就在后排坐了下来。看了几个节目之后，大家都普遍认为质量太差，有的同学就喝起了倒彩。记不起是那一位还煽动地说：“还不如我们弟兄们上去露两手呢！”
趁着酒兴，就有人上台去跟演出组织者交涉。交涉了好一会，就有人站在舞台上呼啸一声，大家就全涌上台去，把人家准备了的节目和化好装的演出人员全部赶下台来。
好在乐器和节目都是现成的，连编排、彩排全都省了。谭小二拉了一个二胡独奏《赛马》，小宝跳了一个非洲黑人舞，我则自拉自唱了一首《好不过毛泽东时代》……节目一个接一个，台下掌声不断。
掌声一响，同学们干劲倍增，热情高涨，那台晚会全给我们冲改了，垄断了，好久没有出过这样的风头了，大家好不兴奋，好不得意。多少年后，这件事还一直吊在大家嘴上，成为砍大山的笑谈。至于后来县里通过这场演出，意识到下放知青中“人才济济”，县组织、扩大文宣队和剧团的时候，到下放知青中招收了不少演员，那是后话。
我在丰山公社下放的时候游过一次街。
那天正好是丰山三天一次的集市，因为平时没有商店可买东西，一大早各生产队下放的知青都来赶集了，大家要到集市上买菜，买盐、煤油、牙膏、牙刷和各种日用品。我买了自己需要的一点东西之后，就在街边蹲着。这时来了几个平时在一起玩得要好的同学。其中有一个姓王的同学买了一瓶白酒和一包花生米，就极力邀我们几个人去一起喝酒。
我们来到公社礼堂的舞台上，把花生米用纸铺在舞台的地板上，我们四个人就围着花生米席地而坐。没有杯子，我们就一人一口地用酒瓶当杯子，大家轮着喝。我们一边聊天一边喝酒，喝了好一会，礼堂里进来了几个农村小伙子。这几个小伙子一进来，就直奔舞台，大喝道：“礼堂是开会的地方，你们不能随便进来！”
我说：“现在没开会，你们又没锁门，我们走累了，坐一会儿怎么就不行？”
他们说：“这是公社的规定，说不行就是不行！”其中一个小伙子跳上舞台，就把我们的铺花生米的纸一把就给掀了，花生米立刻就“嘀哩咚咙”地洒了一地。
趁着酒意，我们就和他们推拉拽扯起来。立刻有一个小伙子就跑出了礼堂，掏出随身携带的口哨，像发现了台湾国民党的空降特务一样，凄厉地吹了起来。
听到哨声，立刻跑来了一大群人。说我们殴打了公社治保队的民兵，立即将我们四个人五花大绑起来。
我看其中有一个像是他们头头的人，便主动凑过去给他解释整个事情的经过，可是他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头一昂，手一举，大声喊了一句：“今天就要刹刹他们的嚣张气焰，让他们游街示众！”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也说不清”了。
看来他们对这种演习还是驾轻就熟的，立刻就有人拿来了四个破脸盆和几根木棍，发给我们一人一套，要我们一边敲脸盆一边喊：“我悔过，我不该打公社治保队！”
明明是他们找我们的麻烦，怎么我们打他们了？这不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吗？“士可杀不可辱”，我们都不肯叫，也不肯敲。看到我们不听命令，很快我的头上就着了一记木棒。
“大丈夫能屈能伸”，不能吃眼前亏，我就带着他们几个同学一边敲脸盆，一边叫着，乖乖地围着集市游走了一圈。
集市上有那么多赶集的农民，还有许多熟悉的同学，刚开始第一句觉得真的很难叫出口，但第一句既然已经叫出了口，第二句叫起来就没有一点困难和羞涩的了。通过那天的游街，我才真正算明白为什么“破罐子”会“破摔”了。
因为不是什么大事，伤人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游过街他们就把我们给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