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花 第九章

我们那时候的孩子，兜里没什么钱。家里有条件的给个五六分早点钱，夏天给上三分钱买一根冰棍就不错了。我那时候比一般孩子来钱的道多不少，上高中时我哥我姐早已工作，家务有不少都是我做。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我妈都给我一毛钱让我买菜，我一般就买五分钱的，有一次我看小齐售货员倒路沟里几筐菜，我站在沟上看了看有的表面还可以，我叫过红旗厂傻子刘炳全，给了他一分钱，让他下沟给我挑拣了一网兜菜，挑拣的什么菜我已经记不清了，可那天我妈骂我的话还言犹在耳：你心瞎眼也瞎，人家给你装什么你都要啊！啊？败家的玩意儿。那天我妈足足骂了我半个小时。
　　我爸让我打酒也是，到十三店打一斤酒，我打四两，回家的路上兑六两自来水，弄得我爸酒量猛涨。有一次我爸喝酒和大老王较劲，人家喝一斤就红了红脸，我爸喝一斤不但钻了桌子底下，还大小便失了禁。从那天起我爸把买酒这甜活交给了我弟弟，长大后我弟弟跟我说：“哥呀，你做什么事就是太过，没个度，还记得小时候咱俩给爸打酒不，我也兑水，我一斤只兑二两。”
　　我还有一项收入，让现在人说就是收保护费。那时候钱君英家生活条件好，父亲是银行领导，姐姐也工作了。我经常找她吹牛，从托儿所吹起，最后话锋一转：“记住，哪个女生欺负你跟我说，外校的小玩闹劫你跟我说。”像这种关心的话一般说两次就跟他要一回钱，有时候我忘了要钱她还主动找我说：“哎，上次你怎么没跟我要钱？”说完就给我甩过一盒大前门，我接过烟抽上一支，把烟吐在她脸上说：“以后别买大前门了，我爸过春节才买半条大前门，我不能超过我爸。以后给我买绿叶的，九分钱一盒，或买春耕的，一毛四一盒。”
　　她听了噘起嘴说：“我就给你买好烟超过你爸，以后买的比这还好，买牡丹的，怎么样？”你说她贱不贱吧。当然，我也需要很多付出。像课间时翻墙出去给她买高粱饴，酸三色，冬天放学帮她垛白菜，她自行车双铃丢了，我给她偷个双铃配上等等。
　　上高中以后我烟瘾更大了，正常的来钱道儿已经满足不了我的需求，我和孙有炳、霍国强开始到两个厂子里偷铅偷铜，偷到铅字把铅字放在铁锹上，放在火上烤成铅饼再卖。偷到铜用锤子把铜砸成废料的形状再卖，我们大概两个月行动一次，有时偷多了能卖三块多钱，我们一般选在星期日行动。
　　我跟孙有炳那一次偷的是我们厂制型车间。
　　我俩从没有铁丝网的男厕所处翻入厂子，听女厕所没人，再从女厕所的外墙翻入制型车间后院。我俩在院子里找了半天，找到了一块二十斤重的铅锭，我和孙有炳把铅锭抬到对着北墙的雨水口，准备天黑再拿走。我俩顺着原道，翻过女厕所外墙，在去男厕所的路上被保卫科陈大驴发现，陈大驴嗷地大叫一声：“站住！到厂子里干什么来了？”陈大驴这么一叫唤，我俩撒丫子就跑，跑进男厕所，一踹一蹬就上了墙。从墙上跳下来，跑过场院，拐过杨富店小吃店向学校杀了下去。跑过学校过了马路顺着红旗厂北墙进了鱼庄，穿过村过了五里店到了通县火车站西站。
　　我抬头看了看大厅里的表，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我俩出了大厅上了货站，像没头的苍蝇到处瞎踅摸。一个穿制服的铁路工人在远处向我俩喊，意思和手势让我俩快点离开这是非之地。我俩跳下站台，穿过铁道，向北前行，过了西马庄铁道桥我俩停下来，默默地望着通惠河的黑水。
　　“歇会儿吧。”孙有炳坐在桥的台阶上。
　　我说：“陈大驴肯定找我家去了，家是回不去了，往西走过八里桥就是朝阳，往东走是东关，往北走是顺义火车站。”
　　他向着河水说：“去顺义最保险。”
　　我听了他的话，一脸茫然，顺义虽然挨着通州，我毕竟没去过。我只在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去沈阳路过顺义火车站，印象早已经模糊不清。我朝孙有炳说：“那就顺着铁道走吧。”孙有炳拍了拍屁股上的土，使劲搓着两个手心。我看着由远而近的火车，载着一箱箱货物飞驰而过，不胜感叹：“我要是飞虎队就好了。扒上车弄它两箱饼干面包什么的。”
　　孙有炳躲着那些晒出松油的枕木说：“弄那么多你带得了吗？弄点饼干就行了，弄面包一天就馊了。”
　　我听了他的话，舔着嘴唇说：“先别弄饼干了，先找点水喝是真的。”我俩停下脚步，四下张望。火车道两边种的全是玉米，东边离玉米地不远处有一个村子，房上有几缕炊烟一卷一卷的，像青灰色的麻花，烟囱是红肠色的砖砌成。上头收口处坐着一个酱色陶管。我猜想着那几户人家在吃什么，这么热的天，别问，肯定吃的是过水炸酱面。我吧唧着嘴说：“咱们也找点什么吃的？”
　　我俩四下张望，不约而同地下了火车道，过了路沟一头钻进玉米地，我找到一个缨络娇嫩的玉米快速劈下，手僵硬地扒开玉米，我暗笑这个动作怎么像电影里日本鬼子祸害中国花姑娘的动作。我为什么也有这个动作？是饥饿对食物近在咫尺的渴望？我大口地咀嚼，玉米浆溅了一脸。我看孙有炳也满脸飞白不尽互视而笑。一阵风起，玉米叶飒飒地响起，此时透过缝隙，夕阳的血红染在了玉米地里，那个红落在缨络上，让我感到一丝温暖。我俩每人吃了两穗玉米，又撅了两根甜玉米秆，吃的我嘴里木木地才停下来。我说：“有炳？甜东西吃多少都不解渴，还是边赶路边找点水喝吧！”
　　走在铁道上，夕阳西下，余晖返到天际上空，一片灰红，远方有几座烟囱耸立，那可能就是北京二热发电厂吧。地平线下的北京城被一片墨绿淹没了，高高的白毛杨蘸泡了墨汁撮在那里，阳光的味道这时更加浓郁，淡淡的星星眨着眼在跟着我俩前行。
　　走到一个路口，北面的路上传来一段唱词：“饱也唱，饿也唱，唱就唱李家庄有个李三娘……”月光下唱歌的老者牵着一头牛走上铁道。我上前两步讨好地问：“大爷，这么晚了，刚收工啊？”
　　老人警惕地正视我一眼，说：“收什么工，还得遛它一个晚上。”说完老者回头看了一眼老牛，老牛不时地向后坐着屁股，还不时地向上扬着头撩着老者手里的缰绳。
　　我说：“大爷，这么晚了，怎么还遛牛呢？”
　　老者审视我一眼说：“你是哪村的学生？”
　　我马上答：“后面那个村的。”我怕老者再往下问是哪儿家的，马上又说，“今天考试不及格，怕回家早了挨打。这不，遛达一会再回家。”
　　老者点点头说：“早点回去，省着大人惦念。”
　　我看着老者腰中插着的烟袋锅说：“大爷，您还没告诉我为什么这么晚了还遛牛呀？”
　　老人“唉”了一声说：“别提了，下午刚给它骟喽，你不遛它两天它一痛坐在地上刀口就开了，就是不开感染是跑不了的。”
　　我摸着牛背上洇出的汗水，说：“为什么骟牛啊？”
　　老者带气地说：“骟牛，这社会，人都骟，别提骟牛了。我七个儿子，三个被骟，一个儿媳妇被骟，还有一个再过两年生了孩子，不知道他俩谁被骟。”
　　我手搓了一下脸挡住笑，强制自己别笑出声来。“大爷！你那两个儿子呢？”
　　“那两个还没娶媳妇，娶完了，日完人，同样下场。”
　　我说：“计划生育是国策。”
　　老者抬高了声音说：“什么国策，刚解放，他们想着台湾早晚有一仗，接着就是抗美援朝，没过几年苏联又闹掰了。他们怕打起来人手不够，让你可劲生。前些年和美帝建了交，又和苏联缓和了，看仗一时半会打不起来了，这几年人手富裕了就不让生了。”
　　我惊讶老者有这么深刻的见解，我说：“大爷，您真是了不起的人，您怎么能知道这么深的道理呢？”
　　老人不屑地说：“什么高深道理，我哥八个，四个当了共产党的兵都死在战场上了。一个当了国名党的兵去了台湾。就因为这个去了台湾的哥我们家划成份成了待定户。待定户你懂吗？”我和孙有炳使劲地摇头。“就是给你定台湾特务家属也可以，给你定烈士家属也可以。”老者说完走到路沟边尿了长长的一泡尿。
　　我看着老者的背影，心想，这也就在八十年代，要在文化大革命，这言论或多或少有一点问题。我想跟老者要一袋烟抽，又一想人家不知道嫌不嫌我脏，现在要有一张卷烟纸就好了。我看着老者腰间的烟袋锅，看着吊在裤带上长长的烟袋，还是没有说出口。
　　我俩告别疲惫的老者和可怜的老牛，在路上东一榔头西一杠子瞎聊，但都回避着下午偷东西被陈大驴追的满世界跑的事。我说：“霍国强最看不起你了。”他说：“罗娟英更看不上你，你还不如罗娟英一小脚趾头。”我真想用更狠的话说他两句。可找不着合适的词儿。
　　孙有炳说：“看你脸憋得通红，像是要拉屎。先说好，我可没有纸啊。”他说着凑近我说，“哎，你知道农村人拉屎用什么擦？”我看了他一眼想说用玉米秆刮，又一想，这么简单的问题我要回答不是弱智吗。我正想着他又说，“告诉你，用玉米秆刮，霍国强就会这一手，他在咱学校的茅房里给我们做过表演。”
　　我鄙视地看他一眼，说：“喂，呆会儿我拉屎没纸，你给我刮喽怎么样？”说完哈哈大笑，笑的我口水流进气管咳嗽不止。他大骂着我，说：“你就是霍国强的一条狗，他让你咬谁你就咬谁。”
　　我听了这话，上前一把揪住他的脖领子，向前一跨步，一个进身，一扭胯骨轴子，一个背胯把他摔倒。我迅速地把他的脸摁到了被太阳晒了一天的铁轨上，大喝道：“你这个大眼贼，骂我狗，还是霍国强的一条狗，霍国强在我这儿鸡巴都不是。”
　　孙有炳在底下拼命地挣扎，不时地大叫：“火车来了！”
　　我抬头一望，后方有一束强光像手电筒一样从远处射过来。我赶忙松开。火车咣当咣当在我俩身边飞驰而过，我眯着眼睛，前面路肩有一个人影手里拿着一盏灯晃动。火车飞驰着从那人身边而过，我俩上了路肩，想着前面的人一定是夜间巡道工，果不其然，那个师傅离我俩还有十几米远就打起招呼，他点头哈腰地说：“两位辛苦了。”
　　我俩回着同样的话：“您辛苦。”
　　等我俩走近，他狐疑地说：“你俩不是公安局的?”
　　我上下打量着他，为了壮胆说：“我俩下午跟同学打架，给人家脑袋花了，不敢回家，拍挨打。”
　　他说：“我以为你俩是警察呢。”
　　我说：“怎么，这边有人破坏铁路？”
　　他说：“不是，前面不远涵洞下发现一个女尸，我们路警已经看过了，下午和县公安局联系了，不知为什么还不派人来验尸。这里是巡道的交接点，每天北面那个巡道的要在这儿和我交接。他妈的，这小子过了半个小时了还不到，兴许害怕不敢过来。”
　　我气愤地说：“大叔，您查完了您这边回去不就结了。”
　　他听着我的话，把工具袋往地上一放，坐在旁边的石台上，从兜里掏出烟叶卷上一支烟，深深地抽了两口，长长“唉”了一声说：“你们不知道，巡道的有一个规定，超过半小时如果对方不交接，我必须继续向前检查，如果不向前检查，出现事故我占一半责任。他妈的，你说这小子坑人不坑人吧。”
　　我坐在他前面说：“大叔，这还不好办，我俩正好向前赶路，我俩陪你去找他，不过，我俩也走累了，得喝点水，抽袋烟。”
　　巡道工从工具袋里拿出水壶，说：“有多少都喝了吧。”说完把荷包袋递到我手里，打开信号灯照着他的烟。
　　我喝了几口水，给孙有炳留了一半，我从巡道工手里接过一张纸卷了足足一大炮。我划着火柴把烟点上，小小地吸了一口，尝着烟劲大小。
　　我说：“大叔你这个卷烟纸有点厚，赶明个我给你找一本印废的毛泽东选集，那纸卷烟才叫棒呢。”
　　孙有炳也帮腔说：“大叔，他说话是真的。他爸是向阳厂管查大页，凡是印的有质量问题都要挑出来。”
　　我越听越不是味，我用眼睛瞪着孙有炳，意思你再说就露馅了。
　　我说：“抽烟还堵不住你的嘴。”说着我站起身，把烟弹向铁道，说：“大叔，咱们赶路吧。”
　　我们没走多会儿就到了涵洞，我用眼睛向下扫了一眼，真有一个草席盖着东西，别说了，那一定是刚才说的女尸。一阵凉风从沟下吹上来，我浑身一机灵，孙有炳缩着肩膀。我们都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足足走了一里地，在一个路口才发现对方辖区的巡道工。他坐在路边抽着闷烟，看我们过来，远远地就站起来叫着：“陈师傅，我终于把你给等来了。”
　　陈师傅看见年轻的巡道工破口大骂：“小马，你这个兔崽子。刚接你爸班几天，你敢耍老子。不看你爸的面，非活劈了你不可。”
　　叫小马的赶紧说：“陈师傅，不是我耍你，你有所不知，今天不是我的班，是临时把我调到这班来的。我到晚上吃完饭才听说这个涵洞又死人了。”小马说着带了哭腔，“这不是欺负人是什么？”
　　陈师傅看样子气还没有全消，说：“我还以为你被火车碾死了呢，差点报了案。”
　　小马听陈师傅左一句右一句的数喽哭着说：“是人都欺负我……”
　　我一瞧僵在这了，上前劝陈师傅：“得了，您别生气了，这么晚了，我们仨给您送过涵洞还要赶路呢。”
　　陈师傅说：“这么晚了，你俩也该回家了，省着家大人惦念。”
　　我说：“我俩商量好了，呆会儿我俩陪小马回顺义火车站。明天在顺义县城玩一天再回家，那时候我们家大人估计气也消的差不多了。”
　　我们四个人在路肩上鱼贯地走着聊着，路过涵洞都屏着呼吸，只听见走路的嚓嚓声。过了涵洞不远陈师傅停下来说:“就送到这里吧！你们回吧！”
　　我说：“那咱们后会有期。”我和陈师傅握了一下手，孙有炳上前也握了一下。小马打开信号灯，目送陈师傅消失在夜色中。
　　我们仨走过涵洞，小马打开了话匣子。他听父亲说这个涵洞早年是个河道，六十年代后就断流了，涵洞的坡上有个娘娘庙，听说当年香火很旺，修这条铁路时娘娘庙当四旧给拆了，自那以后这就没有消停过，经常离奇的死人，而且还闹鬼。我说：“马哥，别聊瘆人毛的事了，聊点正经的，有水吗？”
　　他把工具袋往肩上背了背说：“早没了，刚才等陈师傅的时候都喝完了，不过，这离扳道岔不远了，呆会儿到了那儿想喝多少喝多少。”
　　他这么一说我流出口水，反而觉得不怎么渴了。我说：“那给我俩卷袋烟吧。”
　　小马放下信号灯转过身把烟盒和纸给我俩，我俩一人卷了一炮烟，小马把火柴递到我手里。我把烟先给孙有炳点着，然后给自己也点上，听着小马继续海聊。
　　小马这个人极其简单，在家行五，没上完高中父亲提前一年退休，就是为了让他接班，刚上班一个多月。我一算这小马也就和我们同岁，一聊到这个份上，我就更随便了，我们仨有说有笑到了马桥扳道房。小马推开门，从里头拿出半缸子水，倒进了葡萄架底下的压水井。他熟练地压着水，孙有炳拿压水的缸子接着水，喝完一缸子又接了一缸子，他喝了两缸子水，我也喝了差点两缸子水。在我的记忆中那次喝的水是甜的。我洗了脸，洗了胳膊，冲了脚，最后冲了头。我坐在石头台上，看孙有炳也冲洗着说：“顺义火车站到了，我们到你那休息会儿？”
　　小马说：“值班室只有椅子没有铺。”
　　我说：“那你呆会儿下班在哪休息？”
　　小马说：“我家离车站不远，下了班就直接回家了。”
　　我说：“我操，那你上班困了怎么办？”
　　他说：“上班困了也得忍着，如果上头领导查着上班睡觉那就肿了。”
　　我说：“那呆会儿我俩到哪睡觉？”
　　他说：“候车室里睡呗。”
　　我说:“在候车室里用你说呀。”
　　他把井台上的缸子放回屋里说：“那不一定，每年逢年过节也紧着呢，这么说吧，就是我们路警和派出所不管你，车站的乞丐和你找茬你也受不了。”
　　我一听还有这么多道道。得，真是虎落平原被犬欺。
　　我和孙有炳跟着小马来到顺义火车站，进了大厅，小马四下张望了一下，走到一个乞丐旁，和那个乞丐说了两句什么。那个乞丐看了我俩一眼点点头，小马走到我俩身边说：“都说好了，你们睡会儿吧。”
　　我不屑地看了一眼那个乞丐，心说，小马，我俩沦落到被乞丐保护的份上了吗？你他妈的让我们去你家住又怎样。我回头看了一眼孙有炳，说：“马儿，多谢了，后会有期。”
　　小马说：“快睡吧。”说完他看了看墙上的表又说，“你们还能睡几个小时。”
　　我说：“你还有多少烟，全给我俩留下吧！”
　　他从兜里把烟盒掏出来，把烟倒在了我的裤兜里，最后他把火柴和烟纸都给了我。我们互相告了别，看他走出大厅，我和孙有炳小声说：“小马没拿咱们当朋友。”
　　孙有炳说：“大夜里的，两个陌生人，和你走几里就成铁瓷了。可能吗？你如果真杀了人，人家不就成了窝藏犯了吗？”
　　听孙有炳这一说，我的心里好受了很多。是啊，落魄成这个样子，就是朋友又怎么帮你，把你带回家，他同意了，他父母干吗？我俩的父母找来埋怨人家，人家说什么，我躺在一条磨的没了漆的双人椅上想着，孙有炳也找了一个双人椅躺下。我俩一字而卧，孙有炳说：“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我把胳膊垫在脑袋下，一会儿就麻了，翻了一个身，仰面朝天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屋角上挂的蜘蛛网如同老男人的胳肢窝儿，外面的火车咣当咣当地响，我和灯泡直勾勾看着一块墙皮从头顶上飞过。然后灯光填满我的眼睛，让我动弹不得。那天我做了好多梦，都是一段段的。我梦见当地派出所把我抓了，一个雷子问我家住哪里姓氏名谁，我一一交代，雷子说：“你小丫挺的坑蒙拐骗抽，溜门撬锁拍婆子干哪一行的？”
　　我说：“我绝对没拍过婆子，不信你查，我还没开鞘呢。”
　　旁边的母雷子笑着说：“没开窍就不能拍婆子砸圈子？有人一辈子不开窍照样攮人。”说完母雷子朝公雷子笑。
　　两雷子给我做完笔录，通知我们厂领导。厂领导亲自到我家找我爸我妈，让他们跟着一块来顺义领人。我爸当时只穿一件跨栏背心，他在家里换衣服，左一件右一件，我妈在一头破口大骂：“这个挨千刀的，随谁呀，啥时候学会偷东西了。”
　　我爸说：“看他皮肤的黑劲随你。”
　　我妈说：“我家祖上三代也没有偷东西的。”我爸说:“我听你说过，你来北京没路费，偷过生产队里的山楂让我爷给卖？”我妈说：“那不是你逼的吗，如果你给邮路费，我能干那事吗！你办的缺德事还有脸说？哎，大热天的穿个汗衫就行了，穿个洗得发白的工作服装穷啊？”
　　我爸说：“你懂个屁，我穿工作服代表我是工人阶级，毛主席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警察也不敢小视我，我穿旧工作服，说明我艰苦朴素，我没教育好孩子说明我是大老粗。”
　　他俩越吵声音越大，直到把我吵醒。我揉着眼睛坐起来，看着孙有炳像个炸熟的虾米一样躬着腰蜷缩在椅子上。不禁有点惆怅，初二我和孙有炳到86983军营里偷军挎。那一次我俩当时束手就擒，这一次我俩虽然暂时逃脱，但早晚也得归案。我扬起头，看了看墙上的表已经九点了。我站起来看几个要饭的拿着湿毛巾从洗漱间走出来，有一个大声吆喝着同伴，虽然我没有听懂那个人说的话，但我分析与食物有关。我走进洗漱间，侧过头在水龙头底下喝了一肚子水，洗把脸又把脚洗了洗，这时孙有炳慌慌张张地走进来，他“操”一声说：“你丫挺的醒了也不叫我一声，我以为你被雷子抓走了呢。”
　　我跳下水池子，说：“你才被雷子抓走了呢。”走出洗漱间我拿出一张烟纸，用手捏着裤兜里的烟叶，孙有炳出来，从我衬衫兜里翻出一张烟纸，另一只手摸着我的裤兜，然后手伸进我的兜里，把兜翻出来，嘴里不时地嘟囔：“我看小马给不少烟叶，怎么就剩一袋了。”他把我兜抖的干干净净，凑合卷上一炮。
　　我看着他把烟点上说：“到哪里弄点吃的去，别老弄水饱呀？”
　　他说：“你兜里还有多少钱？”
　　我说：“还有五分钱。”
　　他说：“以前你身上老有一毛多钱。”
　　我说：“没错，我以前身上没掉下过一毛多钱。”我不自觉地摸着裤兜走出大厅。站在台阶上，望着路两边做小买卖的人群，有卖花生瓜子的，有卖水果的，有卖鸡卖蛋的，有卖烧饼大饼的，有卖包子米粥的，最前面一个摊上还挂了一个幌子：“老孙家早点。”我严肃地说：“家里开这么大买卖不露是不？”
　　他说：“你装什么孙子。”
　　我说：“看样子今天要杀熟呀。咱们要拿起五六个油饼就跑，你说摊主追不追咱们？”
　　他说：“你是不是要抢油饼摊？”
　　我说：“抢你们家的不叫抢叫拿。”
　　他探寻着问：“为什么要抢老孙家呢？”
　　我舔着嘴说：“你看啊，包子摊是三个人干，舀豆腐脑的那个男的手里总拿一个大铁勺儿，这要让人一勺子勾脑袋上脑浆子就成豆腐脑了。再说烙大饼的，不起锅时都闲着，你拿他大饼，不给你追出翅膀来？你看老孙家就不一样了。男的看油锅，他要追咱们时间长了没准油就着喽。卖油饼这个女孩还没有板凳高呢，追得上咱俩吗？”
　　他犹豫着说：“抢完往哪里跑呢？这里人生地不熟的。”
　　我说：“听听你的高见。”
　　他说：“抢完油饼往站里跑，过大厅进站台，顺着铁道往通县跑。”我质疑说：“最少跑出二百米才有玉米地，这可一马平川。”
　　他说：“你不说他追不了咱们吗？”
　　我解释着说：“我说的是按道理追不了，世界上不讲道理的事多着呢。”
　　他哆嗦着说：“那你说往哪里跑？”
　　我说：“往大街里跑人多，三拐两拐就没影了。”
　　他说：“抢完油饼跑到大街上需要三四十米的距离，如果人家喊抓贼，咱们跑的了吗？旁边那么多摊主，能不管吗？咱们不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往铁路上就不一样了，凭的是谁跑得快。”
　　其实，我也倾向他的意见，我之所以说反对意见，一是想听见有什么更好的意见，还有就是他出的主意，自然是他去。我说：“呆会儿你去拿油饼的时候，我在哪等着你？”
　　他急着说：“主意是我出的，拿油饼当然是你去了。”
　　我说：“我去叫抢，你去叫拿，叫顺，叫起，叫取。”
　　他说：“你们家抢东西叫取？”
　　我学着评书里关羽的口气说：“吾弟张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耳。”
　　他说：“说的真轻巧，干脆你去得了。”
　　我说：“如果一旦发生意外，让人家逮着了，你就搬出自己的名字。他能把你怎样？再有，如果他快追上你的时候我会帮你引开他。”
　　他说：“你跑的快，每年你运动会长跑都前八名。”
　　我冷笑了一声说：“你别寒碜我了好不，每年五千米一万米有几个人报？超不过八个人。”
　　“那我找笔写个字条，咱俩抓阄儿。”
　　我说：“你歇了吧！给罗娟英出头那天，我就叫你们给玩了。”
　　他窃喜：“谁告诉你的？”
　　我说：“这你不要操心，那个阄我抓三年也是我出头。”
　　他说：“你还因祸得福呢，要不，罗娟英能跟你？”
　　我说：“咳，因为她，我净走背字了。”
　　他说：“你啥意思？”
　　我说：“再有一个多月就是罗娟英的生日，如果这次得了手我想给她买个生日礼物。”
　　“什么生日礼物？”他问。
　　我说：“没想好。”
　　他说：“你小子真够阴的，敢情偷铅不是为了买足球啊？”
　　我说：“你胡说什么，谁说不是为了买球，我是想多偷点，多卖点给罗娟英那份带出来。”
　　他说：“你这块怂，我还想剩下钱俩人平分呢。”
　　我说：“那你的意思是不给罗娟英买生日礼物呗？”
　　他说：“你给她花多少我都没意见。”
　　我暗笑，小子，你上回当吧，这么多年，你一直拿我当枪使，就不兴我拿你当枪使一次。听牛子说钢镚儿扔出去落在地上，百分九十是麦穗那边在底下，因为麦穗那边重。
　　我说：“拿油饼这个事本身就应该你去。”
　　他说：“凭什么，就因为我姓孙？”
　　我笑得很有内容地说：“不仅如此，我发现那个小姑娘瞥你好几眼了。”
　　“去你妈的，这么着吧，咱石头剪子布。”他边说边攥着拳头。
　　我说：“别，呆会儿又弄谁先出手后出手的事，咱们弄一个最公平的，让老天爷作证。”我从兜里掏出仅有的五分钱，说：“你要麦穗还是要国徽？”
　　他迟疑一下说：“我要国徽。”
　　我马上说：“这是你说的，国徽在上算输。”
　　他迟疑片刻说：“没问题，”并很自信道，“把钱拿出来扔呀，其实，就应该你去，你如果真被人逮着了，我回去要人，报上大名，兴许真给你放喽。”
　　我听他不停地叨叨，从兜里拿出钱，说了一句“看好”向天空慢慢抛去，让五分钱尽量在空中停留时间长一些，给钱充足辨别重量的时间，钱缓缓地落在水泥地上，跳了三跳发出清脆的响声，又立着滚了一圈半。
　　我淡定地念着拉兹的台词：“让老天爷去作证吧！”
　　孙有炳看着地上的五分钱，说：“既然老天爷让我去，我无话可说。”他从地上捡起钱，向天空再一次抛去。钱在空中翻滚着，泛着鱼鳞一样的光芒。钱在落地的一刹那像摔疼了一样跳得更高了，而且最后在孙有炳的脚前还画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我说：“有炳，你和我一样，很有可能会因祸得福。”
　　孙有炳听了我的话，心里有了底，他让我在大厅门前等着，当他得手后跑过来，我给他开好门，穿过大厅到站台我俩往通州跑。如果对方穷追不舍，就朝两百米外的玉米地跑，跑散了晚上在喝水的扳道岔会合。
　　孙有炳下了台阶吹着带有沙沙声的口哨，走过老孙家早点摊，走过水果摊，走到东边路口，四下张望了一阵，然后往回走，离老孙家早点摊还有两个摊位的时候，他把背心脱了下来，用背心扇着肚子，并用眼睛瞄着摊上摞起的七八个油饼，当他的身体和油饼摊平行的时候，他猛一拧身，双手将背心像网一样张开，扣向摞着的油饼。
　　说时迟那时快，孙有炳将扣住的油饼往怀里一带，兜起油饼飞身跑向候车室。他还没上台阶，后面就传出了小姑娘的呐喊声：“抓抢油饼的啊……截住他别让他跑啦！”孙有炳三步并作两步上了台阶。我早已把门打开，他箭一样从我身边飞过，刹那间穿厅而过。我在他后面下了站台，我俩一前一后在路肩像疯了的狗一样张着大嘴哈嗤哈嗤地狂奔。
不一会儿，我追上了孙有炳，听着他背心里油饼被甩动的折断声，一下就跑不动了。我回头再一看，好吗？那个炸油饼的小伙子带着一个小伙子追了上来。
　　我突然反应过来，坏了，油锅小姑娘也能看，我哈嗤哈嗤大口喘着粗气说：“油饼，”我也不知道叫有炳还是油饼，“快下道……进玉米地……”我跟他一前一后一头扎进了玉米地。我用胳膊挡着脸，玉米叶刮在脸上和脖子上火辣辣地疼。玉米地外头有人在喊：“小崽子快出来，这是我家的玉米地，踩断一根玉米，打断一根肋骨！”
　　我听完这话差点崩溃了，真他妈倒霉，怎么能跑到人家自留地里来呢。这比中大奖还难。我停下来，定了定神，心脏像拳头一样捶着肋骨。我心里在叫，别在里头帮着捶了，呆会儿人家在外头还捶呢。胸口憋的喘不过气来，咽喉处被割了一样疼，看着胳膊上手上被玉米叶划的伤口，我欲哭无泪，汗水顺着脖子流到前胸，汗衫湿的能拧出水，跑吧，就是跑断了腿也不能让人家打断了腿。
　　我顺着垄沟往前跑，也不知道往哪里跑，只有一个想法离外面嚷嚷的声音越远越好。玉米地里湿热的高温像鹅毛塞住了气管，外面有不同的声音在喊：“快出来，不出来，我放狗咬了。”一个更粗的声音在喊：“踩断我一根玉米打断你一根肋骨。”
　　妈的怎么还有狗呢，我刚才踩坏人家多少根玉米，两根？刚下道冲进玉米地时不是两根就是三根，顺着垄跑时基本上没碰倒玉米，最多有两三根被撞歪了。我正想着被逮着后怎么辩解减轻自己的罪行时，一脚踩在一块四棱八叉的石头上，我的凉鞋带一下断了。
　　得，这回再想跑都跑不了了。我拖拉着凉鞋没走两步，一个趔趄顺势倒下，后背靠倒了一片玉米。我刚要起来，感到脚疼得厉害，刚才倒地时可能崴了一下，真是房漏又逢连阴雨。此时四面八方的脚步声、叶子的刷刷声、飞鸟的呼救声、进站出站火车汽笛的长鸣声，和自己呼哧呼哧的喘气声混成了一片。不能再跑了，我恨自己，如果今年冬天我要响应学校组织的跑到延安的长跑活动，我今天的耐力不会那么糟糕，兴许会逃过一劫。可我早晨一次都没跑过，每天还腆着脸到张东旗那报三千米。我还恨自己心眼太实在，又没抢人家油饼，到现在连油饼味都没闻着，瞎鸡巴跟人家跑什么，孙有炳这孙子跑哪去了？我正想着，不远处有一片叫骂声，接着是狗不停的叫声和孙有炳狼哭鬼嚎的哀求声。我听了这个声音，脑袋像进了飞机，嗡嗡嗡嗡响个不停，我嘴里无声地叫，完了，我像隔夜的豆腐脑一样瘫在地上。
　　孙有炳的哭泣声求饶声顶进我的耳朵里针扎一样疼。“徐伟成……出来吧，我被大哥逮着了。”
　　“徐伟成，小兔崽子，快滚出来，如不快点出来，二爷逮着打断你的狗腿。”
　　听了二爷的话，我心里一震，看着这片玉米地，真像一个又大又绿的围城，我往哪跑，趁着孙有炳被抓还有一个伴，站起来，腿上灌了铅一样沉重。我突然想起昨天放在雨水口那块二十斤重的铅锭，让人发现了没有，完了事我一定找机会给拖出来。正想着外头又有人叫喊：“小丫挺的你出来不出来？”我听了这话哭着说：“我这不出来了吗。”我一瘸一拐趿拉着鞋走出玉米地，看着孙有炳被反捆着手，我也把手伸过去，二爷看了我一眼，把我和孙有炳捆在一根绳上，他把绳刹紧后，照我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
　　我“嗷”地大叫一声，向孙有炳后头躲去，那条半大的狗被我吓的向二爷身后藏去，二爷朝走过来的女孩说：“二丫儿，你来干什么，回去帮老四把摊儿归置一下。”
　　二丫儿说：“我跟他交代过了。”
　　二爷说：“看这俩小子像是城里人。给他俩送派出所去吧。让他家来领人，你去地里看看他俩踩坏了多少玉米。”
　　我和孙有炳互相看了一眼，心想，送也没什么不好，这要带到二爷家，给我们捆在枣树上，打个皮开肉绽也没的说，现在去派出所这顿打是躲过去了，赔钱是跑不了了。
　　我们回到火车站，穿过自由市场，向右一拐没有一百米就到了派出所。二爷进了院，跟一个刚从屋里走出的雷子说：“江所在吗？我替他抓了俩抢劫的。”雷子瞥了我俩一眼，把缸子里的茶叶向葡萄架底下倒掉说：“后面办公室看看，应该在。”我俩跟在二爷的后头来到后院，他让我俩在房前蹲下，自己敲开一个房门，回头对二丫儿说：“把绳给他俩解开。”二爷进了屋，里面断断续续地传出二爷的说话声，一会儿一个四十岁左右的雷子出门大声喊：“大周，到我这儿来一下。”有人在隔壁屋里答应。一会儿一个三十多岁的大个子从屋里出来，快步进了所长的门，约摸二十分钟大个子出了门，他朝我和孙有炳说：“你俩跟我过来。”他走到正对着前院的一间审讯室说：“你俩在窗下蹲好。”
　　大周走到一个门口推开门叫：“小陈，来活儿了，带瓶钢笔水过来。”他说完去了前院，小陈出了屋和二爷打了一个招呼进了审讯室。我蹲在窗户低下使劲听着屋里的动静。二爷大名叫孙常福，在家行二，他把案情原汁原味说了一遍，最后他谈到了赔偿问题。小陈出了门，叫我：“你先进来。”我进了屋，坐在靠门的长椅上，小陈开始审问，他先问了姓名、年龄、住址、学校。为什么来到顺义？我说：“星期日我和孙有炳到厂子找铁丝准备揻两弹弓架子。后来碰到保卫科陈大明追我俩，我俩不敢回家就顺着铁道走到顺义来了。”孙常福看小陈点烟的工夫问我：“这个孙有炳跟我们城关的孙有来什么关系？”
　　我听了这话，脑袋一转，故意大声说：“你们城关的孙有来是孙有炳的二叔呀。”
　　孙常福说：“大来子在家最大怎么是孙有炳的二叔呢？”
　　我听了这话心里一惊，我迅速地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我问我妈，你19就生了我姐，我姥姥为什么22了才生您？我妈说，她上头死过一个。想到这我说：“你不知道了吧，孙有来上头有一个哥哥，两岁时得病死了。”
　　孙常福又问了我几句，我对答如流，孙常福和小陈说：“我看这事就算了吧，大来子再有一年就出狱了，如果知道我给他侄子送过派出所，我在这地面上还怎么混。”小陈也点头称是，但他觉得还是做完笔录交给江所长让他斟酌一下才是。我听小陈说这话心里就明白了，这两家伙饿急了油饼都敢抢，大星期天的到厂区里就找根铁丝，恐怕没那么简单。小陈把我和孙有炳审讯笔录全部做完交给了江所长，他们最后商量给我们厂保卫科打个电话，只要和我俩所供述的基本一致就放人。
　　下午两点，我们厂大轿子停在了派出所门口，从车上下来的有通县派出所老罗、学校教导处钟老师、厂保卫科郝科长，后面跟着我爸我妈，还有孙有炳他妈。
　　老罗和钟老师在院里向江所长简单地了解着情况，郝科长和我爸站在后面不时地点头。江所长走到审讯室前朝屋里叫：“两个淘气鬼赶紧出来，没看你们的老师和父母接你们来了。”
　　我和孙有炳低着头走出审讯室，江所长继续说：“回学校要好好向老师承认错误。”江所长又转向我父母说，“两位家长，孩子这么大了，回去可不能再打了，再打就出大问题了。”江所长一边说一边将我们送上大轿子。二班刘强他爸把车发动起来，回头用手指着我说：“你小子就别让父母省心。”
　　我把头扭向车外，看着路两边的树一棵棵向后倒去，听着我爸和郝科长东一句西一句地聊着。突然，我妈向郝科长大声嚷嚷起来。
　　“我回去就找陈大明，顺义派出所让保卫科接人，他凭什么通知这个又通知那个。这不是搞文化大革命派性是什么？”
　　郝科长双手往下压着说：“嫂子，你先别嚷，你先冷静一下，我回去再问一下具体情况，可能是顺义派出所的意思，也可能他有别的考虑。”
　　我妈说：“他考虑什么，他就是使坏。”
　　郝科长说：“嫂子，话可不能那么说，他可能认为派出所与派出所之间沟通更方便一些。”
　　我妈说：“方便个屁，他就是想把事捅大了，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不通过你科长有什么资格通知派出所？明天我就到厂子找他，和他一块见厂长。”
　　老罗转过头朝我妈说：“徐师傅家的，你说话有点偏，你们教育，学校教育，有的孩子更需要派出所的教育，这俩孩子犯的事可不是什么小事，他俩抢了摊主七个油饼，踩坏人家玉米地，这事还小吗？六中的小黑子，聚众抢西瓜摊，就抢了一个西瓜判八年，一个西瓜多少钱，七个油饼多少钱，你孩子也就赶上好人了，回学校好好写个检查。”老罗说完看我俩一眼，我妈听老罗这么一说也不再说话。
　　什么事情都一样，物极必反。我看我妈一进家门就找笤帚疙瘩，鸡毛掸子，我真害怕了，看样子这是两人都要动手呀，我绝望地哭喊着：“你俩合伙打小孩。”
　　我妈说：“我俩合伙打你，我俩还合伙生你呢！”
　　我大嗓门喊：“你今天不听江所长的话，我就不活了。”
　　我爸听完一愣，噗哧一下乐了，他嘘了我妈一声：“一个女的怎么那么爱动家伙事。去去去，做饭去，今天早点儿吃饭。”他还亲自给我倒了一杯红糖水，要知道这可是沈副厂长到我家的待遇。
　　那天我爸跟我聊了许多，甚至聊到了青春期怎么处理个人感情问题。我妈坐在靠墙的八仙桌旁撇着嘴看着我爸。我爸根本就不理会，我爸说：“伟成，按虚岁你已经18岁，已经是大人了，从今以后我不会再打你。既然你成人了，开学家里送你个成人礼，送你一双张东旗穿的那样的皮鞋。”
　　我妈听到这里把择豆角的盆摔在八仙桌上：“怎么着，惹了这么大娄子还有功了？到18，真到18就是老罗的人了。再有，家里哪有闲钱给他买皮鞋，怎么着，给东北老东西的生活费不给了？”
　　我爸说：“我肯定不用家里的钱。”
　　我妈说：“不会是跟他一样想歪辙吧？”
　　我爸笑着说：“我们解放前工作的又长了一级工资。”
　　我妈说：“反正我不同意给他买皮鞋，钟老师说了，开学以后学校肯定对他这个事要处理。开学就穿一双新皮鞋，这不是向学校领导示威吗？领导对咱们家长怎么看，哦，偷东西还有理了？”
　　我爸说：“你能不能小点声，什么素质，怕邻居听不见。”
　　我妈说：“我工作环境不好，就是个焊洋铁壶的，声音大惯了，还怕人听见，家属院三岁小孩都知道了，你还掩……掩眼盗铃呢？”
　　我爸说：“他偷什么了，他偷的东西在哪儿？还掩眼盗铃，蒙着眼睛能偷东西吗？”
　　我妈说：“陈大驴要不发现，第二天他就把铅锭从下水口偷走了。”
　　我爸说：“这他妈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派性斗争，这要让我徒弟小邓发现了什么事都没有。”
　　我妈说：“你就惯着他吧。”
　　我爸说：“一个人要能文能武才行，一个家庭更要具备这些，你哥你姐从文了，你就从武吧！”
　　我妈轻蔑地眯起三角眼说：“瞅你选的这个人，整天五脊六兽没个正形，干点什么不着四六，还从武，长的小鸡子似的。”
　　我爸恨恨地说：“明天我买一只活鸡，你给宰了，先练练胆，从今以后，你要想喝酒，我亲自下厨给你加一个菜。”
　　我妈捡着刚才散落在桌子上的豆角说：“行，你就步你爷爷的后尘吧！”我妈说的话不知是对我还是对我爸，我爷爷是国民党建军团团长，建国后判了九年，我爸的爷爷是个败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