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1日星期三

　　在电梯里碰到护工雅琴，电梯在二楼暂停时她进来的。
　　“今天也刚来上班？”我同她打了招呼。
　　“不是，”雅琴对我说，“我是去拿消毒包的。”哦，她的肩上挎了一只好大的白色布包袋，里面鼓鼓的，我想一定是消毒包，一包包的针具。这些工作也是护工的事。
　　“今天上午我同晓英说了，”电梯门关上并起动后雅琴对我说，“再这样做下去人都要累死了！这场地扩大了几倍，病人也增加了不少，我们两个人怎么忙得过来呵。”
　　“再添一个人她们都不愿意？”我问。
　　“这钱就像是拿她晓英的钱似的。”雅琴说。电梯已到了六楼。
　　“可能是她们这个科室工资费用是总包干的，多一个人就得从她们的奖金中扣除。”我一边走出电梯一边同雅琴说。
　　“我真的不想做了。”雅琴愤愤地说。
　　
　　休息室里已坐了好多人，他们在谈论着手臂上针口扎绷带的事。
　　有两个女病人坐在凳子上，光着一只手臂，手臂上还扎着一红一蓝的绷带。年纪老一点的在说：我每次下机后都要在休息室坐着，等拆了绷带后再走的，这绷带不能拆得太早，也不能拆得太迟，早了血要流出来，迟了要影响内瘘。
　　“我爸的绷带要扎好长时间。”老李的儿子在说，“回到家里就是松一下，还要扎着，要等到晚上看好电视才把它拆掉。他的血很稀。我的血是紫色的，而我爸的血是淡淡的。”
　　此时，进来一个男人，在我的边上坐下。他同对面的一对夫妻打起招呼。这对老夫老妻我好像是第三次见到过他们。上个星期五下午也曾见到过，在透析室里，男的躺在床上，女的坐在床边，曾听女的对男的说，是第四次来做透析。这新进来的男子很健谈，坐下后就对这对老夫妻谈起自己母亲的事。
　　“我娘是去年九月廿四发病的。”男人说，“发病后我就带了她到杭州去住院检查并医治，后来还在衢州住了几天的院，后转到江山来。我兄弟姐妹四个，大的弟弟在国外打工，小的弟弟也在新加波，一个姐姐也有她自己的事。所以，就我一个人来照顾着我的妈妈。家里还有一个81岁的老父亲。去年摔倒了，断了腿骨，也得有人服侍。我娘也不愿闲，年前还掉到了大溪里。那天我不在家。上午我娘做了透析后下午还要到菜地去采菜，在大溪上洗菜时不小心掉下大溪。还好有人看到把她救起来并带回家。我姐在家，看到我娘全身都湿透了。当天她就感冒了，我回来又带她住了几天的院。”
　　“何金珠，可以进来了！”透析室护士在叫。这对老夫妻起身进去，男人的故事也讲完了。
　　不一会，里面上午时段的病人也一一出来。大约再等了十几分钟，透析室门打开，我们也可以进去了。今天下午也没几个人，看床位表上也就有9个病人。我是39床。
　　
　　两点多钟，我睡觉醒来，听到边上38床病人的老婆一边吃着瓜子一边在同37床的病人在聊天。
　　“你今年几岁了？”女的在问。
　　“70。”男的回答，并也问，“你的几岁了？”他是问38床上躺着的老头。
　　“大你一巴掌。”老太婆说，并用手比了一下。
　　“75？”37床的老头说。
　　“80岁了，应该是大你两巴掌。”老太婆赶紧补充，并又问，“你做了几遍了？”她只知道自己的老头才做了几遍，还认为别人也只是做了几遍。
　　“我做了一年了。”37床病人回答。
　　“哦，你做了这么长的时间了。”
　　娟芬过来检查脱水情况，中止了他们俩的谈话。
　　“徐燕，郑贞妹脱1500，可以吗？”娟芬一边在检查37号机的情况一边在问。娟芬的声音刚落，走廊里出现了徐医生和刚才在休息室讲故事的男子。38床病人的老婆对床上的老头说：“郑贞妹就是这男人的娘。”
　　
　　近4点，护士芬芳来量血压。在量好37床病人的血压后转过身来准备为38床病人量血压时，她对床上病人说：“这不是坚持下来了，还是好好的！”
　　一点多钟38床病人上机的，徐医生来量血压时，曾对病人说，鉴于他的情况透析时间增加一个小时。这前几次他做的都是两个小时。老人不同意，他说两个小时人躺在这里就已很难过的了，再增加就躺不住了。徐医生对他说：“你这身上的水不排掉会更不舒服的。”他的老婆也劝他多做一点时间。组长晓英对他说：“你做四个小时是五百元，做两个小时也是五百元，哪个合算？”最后，还是晓英答应他，说了，让他先做上三个小时，到时有什么不舒服早一点对她说，她来帮忙处理，老人才同意做三个小时。三个小时已将过去了，老人一点反应都没有。
　　“他原来做都不想来。”床边病人的老婆说，“他媳妇叫他一定要来做，还让他大骂了一场，傻B堂客，什么难听的话都骂了出来。”
　　“这样会骂人呵！”芬芳说，一边给老人扎上绷带。
　　“会骂人的很呵。”病人老婆似乎很激动，“我们叫他来不也是让他大骂了一场。最后，还是我们想办法把他骗来做的。算算，今天已是第五次了。”
　　这时，我想起我在杭州浙一医院住院时看到我同一病房的一位老人的情景。那是一位已有83岁高龄的老头，同我一样，全身浮肿，听医生说必须做血透，他竟然哭了，第二天他就吵着不住院，吵着让他的儿子带他回家了。他儿子说得也明白，在这里做了血透还有生的机会，回家有等死。老头回答的也干脆：宁愿回家等死！
　　
　　一个下午，一直有一个疑问在我的心头萦绕：床位表上见到过毛重阳的名字，可是一个下午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平时只要有他在场，休息室、透析室总是热闹的多。5点多钟，听到芬芳对晓英说，毛重阳来电话说他明天上午来做。一会，芬芳来我床边准备为我下机时我问她：“毛重阳今天下午这样不做可以的？”
　　“他今天下午可能有事了，没来，说明天再来做。”芬芳对我说。
　　“我看他每次来做都是脱水四百多的，这停了一天不知道要脱多少了，这血管吃得消哇？”
　　“他是一个星期做两次的，积水也就要多一些了。”芬芳说，“这也是出于他的家庭经济条件。他家经济条件很差，四十多岁才结婚，他自己这样也没有能力挣什么钱，就他老婆一个人打工，还有一个才十几岁的女儿。前几年就得了这个病做透析了。中途曾有一年没有做，一个人全身浮肿得像是一只大箩筐，体重200多斤。没办法，只好又来做了。”
　　我的这台机器警报声响起，是时间到了。今天，我又是最后一个下机。芬芳一边给我下机一边又同我谈了一些血透病人的事。
　　“看看这些病人，有的真是可怜。”芬芳说，“那个自己站都站不好的老太婆，她的儿女不管她的，原来雇来服侍她的女子不再照顾她了。大概也就是为钱的事吧。天啦，自己走不了，这几天都没看到她来做了。”
　　“是摔倒的那个女人吗？”我问。我起先不知道芬芳说的是谁。这样问了后我突然想起了芬芳说的可能是那个每次有一位女子陪着来做的女病人，人很矮，也很瘦小。有一次她的儿子就在透析室里给钱服侍她的女人。当时我就听到这个服侍病人的女人就对病人的儿子说，年后不再为他照顾他妈妈了。
　　“你说的这个摔倒的女人也是可怜。”芬芳回我的话，“两个儿子，大的儿子也不管她，媳妇很凶的。这么长的时间，她的大儿子从来没有来看过她一次，就她媳妇来看过一次。这几次陪她来的是小儿子，单身汉。”
　　“前天，她儿子没来，我看到是一个老头在照顾她。可能是她的老公吧。天呵，我看到他老公抱着她上电子称称体重，差一点两人都摔倒了。这老头自己走路都走不稳，怎能照顾这样的病人哇！”
　　我们说着，芬芳也已给我下好了机。
　　“张红阿姨，记牢把老周的血送到检验室。”芬芳对正在搞卫生的张红交代，我下机时也抽了血，要化验一下电解质，每一个月我都要做一次电解质检查，以确定自己的血液情况，以便及时调整自己的饮食和用药。
　　“好，你给我吧，我等会搞好卫生后再送下去。”张红过来接过芬芳给她的装有我的血液的玻璃管，并从口袋里拿出一只塑料手套，把管子装进手套里，说：“我把它装在塑料袋放到口袋里，等会搞好卫生后再送下去。”
　　“别忘记了！”芬芳再次交代。
　　“不会。”张红回答。
　　“给我吧，我下去时帮你带过去吧！”我对张红说。
　　“也好，你给我带一下吧。谢谢你了。”张红又从口袋里摸出管子过来递给我，并又说了一句话，“老周人好的很，大家都说老周人素质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