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老街

　　（三十四）
　　
　　崔大宫、胡思云一觉醒来，已是黎明，他们放眼望去，原野就像一位腼腆的少女，悄悄的来临，她轻轻一挥手，大地便春意盎然，生气勃勃。
　　瞧,大地复苏，莺歌燕舞，小动物们睡完懒觉来迎接这美妙的世界，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展望这全新的世界。柳树在丹水河旁梳理着头发，暖风吹过"秀发飞扬"，笋牙儿不畏艰辛，一个劲儿向上钻……
　　于是，他们迅速洗脸、刷牙，马上叫醒仓库负责人，按清单一一点货。
　　继而又不住脚手的来回搬运货物，先把实沉的货整齐地放到板车上，泡货一层一层的放在实沉货的上层，用棕麻绳从车的尾部的铁钩上拴牢，使劲从车的货物上面，交叉的拉到前面的车把手，然后又用同样的麻绳，从车中部的左边使劲拉到右边拴牢，缝中用绳子再拉了几个回合，看看车上的货物都绑牢实了。才用衣袖的袖头抹了一把满脸的汗珠，会心的笑了。
　　最后才走进供销社食堂就餐。在就餐中，听供销社主任，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昨晚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
　　他们听着听着，开始还以为昨晚真有强盗、贼人欲行不轨。
　　“邓主任，那后来那强盗抓着了么？”
　　“抓住了！抓住了！”邓主任神秘的向他们俩一笑。
　　“抓住了，那就好！”崔、胡二人连声说。
　　“所盗赃物都追回了么？”他们二人眼睛睁得大大地。
　　“由于我们发现的早，迅速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展。”邓主任看看他们，接着对他们又说。
　　“你们猜猜那可恶的盗贼是谁吗？”
　　“是谁呀？是谁呀？”崔大宫、胡思云二人急切的问。
　　“哈哈，那贼人不是别人，正是你们那两匹驴子和骡子！”
　　他们睁大了惊疑的眼神望着邓主任。
　　“害得我、晓晓、华华三个人下半夜，几乎没怎么睡好。”
　　崔大宫、胡思云也觉得有趣，差点把喂进口中的馒头末儿喷出来了。
　　……
　　崔大宫、胡思云正好坐在车头，准备扬鞭催驴、骡拉着货物及他们，迅速把货物拉回到代售门市部去。
　　见我们这些十多岁的小朋友们围在板车周围，跟着车子飞跑。于是，把我们围着的一个一个小家伙也拉到了车上。他们知道这天正好是星期六，也不耽误我们的学习功课。也好在路陡的路段都帮忙搭搭力，就能很顺利的走过这段艰难的路程。这样，一来二去，我们就与他们混熟悉了。
　　一次，我们坐在车上，舒舒服服地都很惬意。走过丹水北岸，要向左拐，过丹水河后再沿一条道向东行，行不到半里路，再右转，走不过两百米，在我们面前就有一个陡坡，只见那驴子、骡子颈脖子上的鬃毛根根立起，前后蹄在路面上碰的嗤嗤的响，但就是爬不上去。
　　“下来！都下来！这些畜生拉不动了。”只听到车把手师傅，大声地吆喝着。
　　我们这些小伙伴们，一个个跳下来。车把手又说：
　　“走过了这段陡坡，到了平路上，你们再坐车。”
　　“嗯嗯。”大家应声回答着。
　　接下来，我们几个用手在车的左右两边，或者在车尾掀得掀、推得推。拼尽浑身力气使着劲。由于大家齐心协力，终于把驴、骡车掀上了陡坡，推到了平路。我们和这些大伯、叔叔挥手再见，要返回家里。因为我们的家在老街，再走就离家走远了。
　　每到星期六、星期日，我们都相约照例给他们帮忙。他们也很感激我们。
　　又有一次，我们仍然在帮他们掀车，不知是谁在推车时，由于两手用力过猛，扣穿了草袋，发现车上那些用稻草编的草袋里，装得都是“古巴糖”。偷偷地抠出来放在嘴里吃，这一吃，就吃出了甜头。后来你传我，我传你，都发现了这个秘密。
　　一日三，三日久。我们的这个秘密也被崔大宫、胡思云这两个车把手发现了。但是，他们故意装着没发现。也在心里想着整治我们的法儿。
　　一次，他们在车上装着同样是稻草编织的袋子，但这次，草袋里装的并不是“古巴糖”，而是装的磷肥。
　　车把手心里有数，我们当然是蒙在鼓里。同样乘着他们的驴拉车、骡拉车，同样来到了那段陡路上，大家立马下车，使劲帮忙推车，其实就是想再捞点便宜，继续品尝那沁甜的“古巴糖”，可这一次，大家都上当了。
　　偷偷地抠出一点喂在嘴里，怎么味儿不对劲。涩涩的，还有些冲鼻子，熏得大家受不了。
　　……
　　这是我们儿时的一件丑事。哪怕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我们至今还深深地记得，始终萦绕在我们的脑际，挥之不去。
　　
　　（三十五）
　　
　　水沟两边的高提上有两条人行路。向右是通向“竹园口”、“橡子树包”、“大石板”山上农田去得路，向左便是我们儿时经常要走的一条道。
　　从这条道上，我们可以比较快捷的迅速到学校去上学念书。沿着水沟七弯八拐，大约一里多路程，便来到一个叫“山根下”小地名的地方，然后从高坎一个缺口的地方，面向高坎，顺着高坎凸出在外的几个大青石，小心翼翼地来到高坎下，在走一段横路，就来到了我念小学、初中的学校。
　　学校面积很大，虽说都是土木结构的房屋，这在当时全公社，算是规模最大的全日制完全公立学校。
　　从东头往西，下面一排是教学楼，上面一排是学生宿舍，上下两排中间隔着一道一人多高的高坎。教学楼前面是一个很大的长方形活动操场，紧靠操场的全是狗橘子树，并排两行，排的很整齐。狗橘子树下种有冬青草，蜜蜂、蝴蝶穿行其间，远远望去一片绿意盎然。
　　紧靠教学楼、学生宿舍楼旁依次排列着一栋高大的办公楼，沿办公楼阶沿走过靠东头的山墙，拐向西走至办公楼的二分之一，再折向北是廊架似的走廊过道，走廊过道的尽头又是一栋坐北朝南的土木结构的房子，这就是当时学校的厕所，东头为男厕所，西头是女厕所，厕所门均开在东西两侧山墙上，与男厕所对面的是一块农田，与学生宿舍后沿阴沟相接壤。西头与女厕所对面是一把，一坝水田，水田靠北沿水沟边是一块旱田。
　　西头与学校办公楼比邻的是学校厨房，办公楼与厨房之间，留有一定的空隙，这是上办公楼二楼的木板梯，爬完木板梯的顶端有一个木板铺就的平面，从上面往东有一道木门，走进木门，办公室二楼又分南北两面，中间一个一米多宽的通道，二面又用杉木板破为一间一间的房子。从平面往西则是厨房的库房，厨房炊事员的卧室。
　　办公楼、厨房面墙正对着的是一个方方正正的篮球场，那时球场的布置并不是很标准，反正东西篮球架相距很远。球场东西两端均与一望无际的稻田相接。球场北端紧靠着的是学校教职工的菜园子，从菜园子缝中有一条较宽的人行道，车辆也可以通行。人行道背面的出口与老街那条土公路相接，菜园子与公路相接靠北面的东西两边，则又是两小块稻田，紧靠公路两边都是洋槐树，长得非常茂盛，树冠几乎阴盖住了整个公路的路面。
　　我的童年、少年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渡过的。虽然那时是大集体，家里比较贫穷，但是穷并快乐着。
　　春夏之间，我们一下课，就会沿着东头紧靠狗橘子树园的稻田边的田埂，转来转去，有时在学校东头的水沟坎下的一株芭蕉树下，各自抱着芭蕉硕大的身体，在那里转圈，时不时地还从芭蕉树上采摘几片宽大的芭蕉叶，高高地举过头顶当着遮阳伞，在稻田田埂上来回的追逐、嬉戏。有时还只走到稻田田埂的中央，学校上课铃声就敲响了，大家一时性急，竟一个个摔倒了稻田里，有的像在河里跳水似得“扑通”一声巨响，有的摔了个“嘴啃泥”，弄得浑身上下满是泥浆，等我们走进教室，老师和教室里的所有同学见了，都一阵扑哧大笑。老师见状，真是哭不是，笑不是，急忙放下手头的教案，把我们带到厨房里，用热水给我们一个个清洗干净。
　　春天和夏天季节，风和日丽，阳光明媚，大自然美丽的风景带给了我们无限的欣喜，一个个都陶醉其间。
　　但是，我最怕的是过冬天，凛冽的寒风嗖嗖的刮在身上、脸上，像刀割一般的生疼。再加上我由于在学校把脚冻坏了，即使穿着棉鞋，冻穿的脚后跟，开裂得布满殷红的血丝，又疼又痒，使我钻心的难受。等一天玩到晚，放学回家，晚上洗脚的时候，棉鞋、棉袜与我的脚粘连在了一起，鞋袜怎么也脱不下来，爸爸、妈妈只得用温开水，用毛巾淋湿了，把水挤到我的鞋袜、脚后跟上，无论怎么用水浸泡，就是脱不下鞋袜，最后大人只得狠下心来，用剪布的剪子，从我棉鞋脚后跟处把它剪开，再用水浸泡，最后鞋袜是脱掉了，可我那脚后跟上是连皮带肉给生拉硬扯下来，顿时，血肉模糊，疼得我“嗷嗷”直叫唤。
　　至此以后，每年的冬天脚后跟，总是冻穿，又总是见我上学拖着一个被剪开的半头拖棉鞋，露出血肉模糊的，带有褐红色的皮肉，一瘸一拐，步履艰难的往学校走去。
　　
　　（三十六）
　　
　　这所学校的老师部分是从遥远的地方调进的，本县的老师在这里任教的还是占绝大多数。
　　外地老师，在我心目中记忆深刻的有赵伟成、李汇英夫妇，他们可是从繁华的大都市——上海调来的，还有枝江百里洲的孙大礼、还有一个姓宋的老师，由于时间久远了，我也记不起他的名字了。
　　赵老师、李老师是给我们叫英语的。平时他们在学生面前都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可他们夫妇只要一走进自己的卧室，全部讲的是上海方言。起初我们听着他们夫妇对话，都是“侬”、“伊”、“啥物事”、“拆烂屙”、“看野眼”、“淘糨糊”之类的。就像是天方夜谭——在听古。时间长了，我们也可以从中了解他们之间对话，是在交流教学体会及心德。
　　原来“浓”就是“你”，“伊”就是“他（她）（它）”，“啥物事”就是“什么”，“拆烂屙”就是“做事不认真，做得乱七八糟”，“看野眼”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到处乱看”，“淘糨糊”就是“捣乱”等的意思。只觉得他们之间的对话声音绵软，很富有音乐感，悠扬动听。
　　莫看他们来自于上海大都市，可对乡下农村的孩子关爱有加，从来就不鄙视农家孩子。一看他们的衣着打扮、气质文弱、谈吐大方、彬彬有礼。就令人肃然起敬。
　　记得他们刚调来这所学校时，上的第一节课的情景。因为他们是刚从上海来到乡村，对我们乡村学校敲手铃，很不习惯。
　　再加上乡村各种铃声表达的意思，也不是很领会。什么早读铃、预备铃、上课铃和下课铃，每一种铃都长达半分钟。
　　这不，刚刚打过早读铃。新调来的赵老师就以为开始上课了，于是正式介绍自己。滔滔不绝地讲了十分钟后。那调皮的预备铃响了起来，老师不得不尴尬地停住。迷茫地保
　　持刚才的姿势，好像被点了穴一样呆在那里。我们都忍不住想笑，憋了很久，最终还是没能敢笑出声。
　　“同学们，快要上课了。请做好课前准备。”
　　那清脆的铃声，在我们班里特别响，而且它似乎在故意和老师作对。且铃声拖得特别长。好容易铃声不响了，老师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可这样过了三分钟后，那不适宜的上课铃就又调皮地响了起来。老师不得不又被迫停下来，张开的嘴巴都没有来得及合上。我们不得不又憋笑。老师似乎是等不及了。咽下口水，只看到他的喉结在颈脖子上上下滑动
　　“咚”刚刚停止，他就开讲。结果，刚讲完两字，那最不合时宜的第四声“咚”又响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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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完了，老师心有余悸地问我们：“还有没有了？”
　　唉！看这铃声把老师给整惨啦。
　　后来，赵老师在这里时间呆长了，也就习惯了这铃声。
　　我们班有一个家住在辽箭坪的学生，叫向自红。离学校路途比较远，家里也比较穷，每次上学校来，他们夫妇都要站在校门口，看看同学们竹背篓里都是背得些什么。当向自红背着一个竹背篓，刚从人行道跨进篮球场，他们夫妇凑上去要看看，一看背篓里就是一背红薯，再无其它任何东西。他们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心里想：山里的孩子，平时生活就是这样的？心生怜悯，于是，只要到学校开饭的时候，他们都要把向自红带到他们寝室，烧菜、做饭留他和他们一起吃，这样，一来二去向自红与赵伟成、李汇英老师混得也特别熟。只是，向自红平时比较邋遢，鼻涕拉唬，衣袖上、衣服当面到处是鼻涕擦拭后，留下的一块块斑迹。赵、李夫妇不厌其烦，找出自己的衣服给向自红换上，又给他洗净。
　　老师和同学们见了，甚是眼红。
　　以致于后来大家，都把向自红称为是赵伟成老师、李汇英老师的“继儿子”。听老师和同学们经常这样说着，他们夫妇也从不顾忌。
　　索性就这样喊着向自红。叫他“继儿子”。甚至有时上课，省掉了直呼向自红的姓和名，而是叫他“继儿子”。逗得我们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把向自红羞得满脸绯红。
　　后来，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后，落实知识分子的相关政策，赵伟成、李汇英老师被调到湖北武汉对外进出口贸易公司做翻译工作。
　　走时，我们全校师生都依依不舍，有得还依依不舍地哭红了脸。
　　我与赵伟成、李汇英老师一别就是几十年了，经常在心里默默地为这两位老师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