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老街

　　十八
　　
　　
　　
　　
　　晒坝上绝技比赛的后续情况暂且不表，单说在这里发生的一些事，记忆中的一些人，给我的童年、少年、青年，乃至到现在都是那么难于忘怀，就像是一幕又一幕的电影闪现在眼前，萦绕在脑海深处仍然是那么清晰可辩。
　　我从深深地记忆中一幕一幕再现，也从中进行了认真的、慎重的梳理，林林种种、应接不暇，能给我终身不忘的也就是那么几件事：
　　看电影，这在我们农村是多么司空见惯的场景，可是在我家大门口放电影就不那么一般。
　　太阳还老高，在我大门口，公社放映员先在我家的大门正中，按银幕的宽度，在面墙屋橼上按上两个定滑轮，早早地就从一个帆布圆筒口袋中，取出银幕放在地上，马上散开银幕找到银幕的两端，把麻绳牢牢地系在两端的圆孔中，再把麻绳穿进两个定滑轮的轮槽上，两个放映员站在地上，只需把两端的麻绳，使劲一拉，宽大的银幕就扯上了与屋橼并齐。然后在银幕下面两端的圆孔中再分别系好麻绳，找来两个大石头系在上面。银幕就布置好了。
　　他们俩分好工，其中一个人去装发电机，一个去安放映机。
　　那时候农村还没电，轰鸣的发电机是必备品。一般都放到比较远的地方，以免干扰看电影，放影队带的电线有多长就放多远。不过，发电机罢工却是严重问题，一堆人围着放影师傅看修发电机也是当时的一大风景。
　　另一个放映员并没有歇一口气，从银幕处用步子量，在量到大约十多米的地方，摆好大方桌子，在桌子上摆好放映机，由放映员打开电源开关，反复地对光距，调高矮，然后就调摄影机，在银幕上打出1、2、3...数字或者一段奇怪的东西。一直到调试好为止。
　　方桌桌腿上还绑着一把大雨伞，这把雨伞并不是为放映员来遮阳挡雨的，而是为放映机和拷贝准备的万一在放映途中下起了小雨，这把雨伞就派上了用场，他们宁肯把自己的衣服湿透，也不能让雨滴落在胶片上；只要观众不肯离去，放映员是绝对不能收场的
　　我就和其他小伙伴们搬着小板凳早早地来到我们大门口了。放电影的当天早晨，大队的干部通过大队广播室一遍又一遍地在大喇叭里面通知：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晚在七队的大晒坝、也就是公社旁边有电影！请大家早点吃完晚饭，欢迎大家准时来观看！”
　　附近各个村子都知道要放电影了，大人小孩子都奔走相告。
　　记得在放电影的那天的下午就已经有很多人带着自家的小板凳去占位置了。我家门前的那个晒场就成了最好的露天电影放映场，去的早就可以看见放映队的人布置现场的过程。人就越来越多了。
　　人们先是占座位，把自己的小凳子放在一个自认为不错的地方。然后就开始找自己熟悉的人，大声的吆喝着，然后拉起家常，男人都从口袋里拿出装着烟草的厚厚的布袋，或者用烟袋锅子掏几下，点上，或者拿出孩子上学用过练习本上的纸，自己卷着抽，也有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从口袋里掏出“圆球”、“七里香”、“游泳”、“新华”。或者“大公鸡”的香烟，互相敬着，大声聊天笑骂，女人们则注意着彼此的衣服，聚在一起家常里短，一边还要照看跑来跑去的孩子门。
　　我们这些孩子是最高兴的了。有的疯狂在人群里飞奔，有的爬到附近的树上显示自己的灵巧，高声的对下面的伙伴说：这里看的最清楚。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蹲在放映机前面看他们鼓捣机器，要么就跑到银幕前，摸摸。直到手指头都摸白了。电影放映最多的就是“地雷战”“地道战”“小兵张嘎”什么的，不管这个片子放了多少遍，每次都能吸引同样多的人，每次都是一次盛会。哪个时候的我喜欢在前面看看，然后再跑到后面看看，银幕后面的世界太奇妙了。一水的左撇子，而且还能感到放映机那强烈的光线晃动的感觉。我常常在哪个大银幕后面呆好久好久。还有一件特别好玩的事情就是跑到放映机前面去，拼命的跳起来。把头或者手投影在银幕上。看着自己的影子和银幕上的英雄叠在一起的时候，心理感觉特别爽，仿佛自己也是英雄，看完电影回家。
　　第二天我们总喜欢的是和小伙伴一起辩论谁的头或者手在银幕上出现的次数多。当然每一次的冠军，几乎总是会被放映队的给扇过耳光。
　　……
　　想起儿时的这些趣事，不知要自个儿傻笑好大一阵子呢！
　　
　　十九
　　
　　一天清早，我在火垅里备好了柴禾，正准备生火烧开水。
　　“老同学在家吗？”大门口一声粗狂的声音。
　　“谁呀？是谁呀？”我还在埋头生火，应声大声问。
　　“这只分开了几年呀，就听不出我的声音了！”我知道他是在故意撩惹。
　　火垅里的火已经有了星星点点的火苗，我想这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呀。于是，急忙奔出来，见大门口站着一位公安武警战士：
　　我站在那儿，愣愣的，像下了定根法似得怎么也没挪开步子，双眼从上到下仔细打量着：
　　那白皙的脸上，一双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闪烁着坚毅的目光，脸上挂着微笑。穿着上绿下蓝的军装，领上佩着红领章，大檐军帽正中嵌着鲜艳的国徽，腰束武装带，武装带上还挎着一把短把子手枪。多么精神，多么威武！
　　不知过了多大一会儿，我才醒悟过来。
　　“稀客，稀客呀！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我连忙伸过手与眼前的这位器宇轩昂，风流倜傥、威严得如一尊铁塔般的老同学紧紧地我在了一起。
　　“几年过去了，你还是在学校里的老样儿。”
　　“哈哈，你这一身装束。我还差点没认出你呢！”
　　两人又是一阵拥抱，相互倾诉着几年来的别离之苦。
　　原来，站在我面前的是后丰溪的老同学方志金，我们在高中念书时就是很要好的朋友。
　　他告诉我，他也是刚招进县公安局，被分配在公安局刑侦科里。今天就是来你们这儿，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是什么任务？还这样神神秘秘的。”我说。
　　“嘿！不瞒老同学，县公安局逮捕了几个犯罪分子，是你们这儿石红的人，一个叫姚开顺，一个叫姚开同。今天在你家门口召开公审大会，大会结束后，要对其中的一个执行枪决。”
　　“这个对死刑犯人执行枪决的任务，就这样落给你了。是么？”
　　“就是啥。刚进公安局，就接手了这么一个艰巨而又严肃的任务呢！”
　　“你看我，只顾说话，来，我们先泡点茶，边喝边聊。”
　　“不啦！不啦！我一会儿就有任务。以后来日方长，改日再叙。”
　　他说罢，退出到我的大门外，与我挥了挥手，转身便奔向了离我家不远的公社办公大楼去了。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此时的我，内心真是五味杂陈，像打破了五味品，酸、甜、苦、辣、咸一起涌上心头。
　　这次县公安局招公安民警，其实我也是应招中的一员。在我们当地无论是基层干部，还是一般老百姓对我的口碑很好。平时工作也非常勤恳、踏实，与当地老百姓也能打成一片。再加上我爱读书，勤学、上进，每天的地方报刊、县广播站均有新闻稿刊用、广播，在地区、县文学刊物上也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身体也合格，各方面的条件也相当。只是，县公安局领导来我住地基层与大队书记征求意见时，好说歹说，就是不肯放我走。
　　书记美其名曰：大队培养一个，就被上面拔走一个，这次，小张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放了，地方基层也要人才呀！
　　本来我这次被招进县公安局，是“鸡蛋掉进碓窝里——稳夺夺的”。可就是被当时大队书记这么几句喇叭杨的话“煮熟的鸭子——还是让它给飞了。”为此事，我还跟大队这位书记，拖街大吵大闹了一番，心里窝火了好长一段时间。
　　这天上午九点，公审大会正是举行，发生在石红医院的系列强奸犯罪嫌疑人姚开顺、姚开同被押解归案。引发近千群众围观。
　　公审主席台前，县公安局长，高家堰公社派出所所长张元清，从腰带上解下武装带，从手枪套中，取出一把乌黑发亮的手枪，重重的往桌上一拍，高喝一声：
　　“把流氓犯罪分子姚开顺、姚大同押上审判台。”
　　随后几个武装警察，拿出麻绳把犯人五花大绑。只见他们把犯人搡倒在地，用膝盖肘狠狠地抵住，使劲的紧拉麻绳，那几个犯人一双手反间到背后，紧拉到几乎与犯人后脑勺并齐为止。提起来，重重的摔在了公审台前的正中央。
　　公审就开始了，会上宣布了公安局逮捕令，宣布了他们的犯罪事实：
　　石红医院接连发生犯罪嫌疑人以自己职务之便，在给病人治病的时机，对患病的妇女实施强奸的恶性案件，县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对案件展开侦破工作。于今年上年民警锁定的犯罪嫌疑人姚开顺、姚大同实施抓捕，经审讯，他们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当时参与抓捕的民警介绍，姚某某当时并没有想到会是警察，走出门后被便衣警察一把拉上车。在车上，姚某某力气很大，反抗激烈，拒不配合民警，开口第一句话即是“我什么都没有干”。
　　在抓捕过程中，石红卫生所部分人员堵住民警车辆，认为姚某某不可能是实施强奸的作案者，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姚某某平时在单位话也不多，比较内向。经协调，民警顺利将犯罪嫌疑人带回审讯室。
　　同事亲戚都说，这么敬业的一位医生咋干出这事？
　　台下群众听了罪犯的犯罪事实以后，义愤填膺。
　　……
　　公审大会现场，早已停着一辆大卡车。
　　当公审结束，这两个罪犯被押上了卡车，车厢栏板两边站立着威严的荷枪实弹的公安民警，随着卡车启动，风驰电掣般的驶向流溪口。
　　等我们还没赶到枪决犯人现场，远远地只听见“砰——砰——”两声枪声。
　　罪大恶极的流氓强奸犯——姚开顺，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二十
　　
　　我家旁边的饮食服务部，职工隔三差五都有变动。这些变动频率较大的都是一些年纪较轻的小伙子，或者是长相美貌的大姑娘。
　　但有绝大部分职工，从饮食服务部开张以来，始终都在这儿，从来没有挪过窝。由于我们是处近隔邻，一来二去，关系处理的也较融洽。
　　几十年都过去了，这些阿姨、大叔、大伯们一个个活灵活现永久留存在我的记忆深处，始终都没有褪色。
　　苏建芬，她四十多岁，看上去还相当年轻，细皮嫩肉，脸蛋软面团似的，生得一张好脸皮，白白的嫩嫩的，像梨花瓣，像荷花苞。膝下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孙健，小儿子孙宏。由于丈夫过早的去世，一个人养育着这两个儿子，生活的艰辛是不言而喻。后来再嫁给一位姓孙的丈夫，再嫁的丈夫，还带有一个长相乖巧、口齿伶俐的小丫头。
　　她在工作闲暇之余，喜欢到我家串串门子，拉拉家常。一来二去就与我们家人渐渐地熟络起来了，对我爸爸、妈妈拖儿带女，上有老，下有小，不知疲倦的劳动很是同情。
　　她看到我们家，爸爸、妈妈忙进忙出，没有住过脚手，但是生活质量并不是很高，饮食以红苕为主，副食是蔬菜，有时候，早餐以玉米菜糊糊为常见，往往看着我们每人端着的一碗菜糊糊，清汤寡水的，照得见人物子，而有些不理解。
　　在往后的日子里，每天到了晚上，一看服务部早点没有卖完的白面馒头、包子，甚至有时候还有没卖完的油条、麻花之类的，用一个纱布包袱包好给我们家送来。
　　我爸爸、妈妈说什么也不要。
　　她说：“这么好的东西，丢了也是丢了。怪可惜的，看这几个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天天就是菜糊糊、红苕，也怪可怜的！你们不嫌残就收下吧！”
　　在她的再三说服下，爸爸、妈妈不好推辞，也就收下了。还没等苏妈妈离开，我们兄弟两个都蜂拥而上，早就每人拿起了那白面馒头，像打牙祭似得饱餐一顿。
　　宋蓝枫，她也是四十开外的年纪，红扑扑的脸蛋，黑里透红的脸浮现着笑，像一朵盛开的石榴花。又像被太阳烤得通红，更像六月里熟了的杏儿一样，弹一下，就会冒出汁来。她也是我家大人小孩都很喜欢的常客。
　　喜欢她的原因很多，我们特别喜欢她到我们家来，她一来就可以打破我们家一向沉闷的状态。往往人还没踏上我家阶沿，爽朗的笑声，早就飞进我家里来了。
　　“李嫂，忙了一天，事情还没忙完呀？”
　　“这农家活儿，忙不完，啥时候都不愁没事做呢！”
　　只要是这时，妈妈总要停下手头的活儿，与郑妈妈在一起要唠嗑、拉家常。我们就围着她们来回的追呀、赶呀，玩得不知道有多开心。
　　有时候，宋妈妈见我妈妈手头的活儿太多，忙不过来。还从妈妈手里夺过猪草刀，接着帮忙剁起猪草来，一看她就是一个能做事，而且事情做得好得人。不大一会儿，在她的面前又细又匀猪草就剁了一大堆。
　　还有记不起名字的黄伯伯，是上了一定岁数的老汉，经常头上戴着一顶破草帽，露在帽沿外边的头发已经斑白了。肩上搭着一件灰不灰、黄不黄的褂子。整个脊背，又黑又亮，闪闪发光，好像涂上了一层油。下面的裤腿卷过膝盖，毛茸茸的小腿上，布满大大小小无数个筋疙瘩，被一条条高高鼓起的血管串连着。脚上没有穿鞋，脚板上的老皮怕有一指厚，……我们经常看见他，拿着铁锨、煤铲子、钩子、火钳蹲在煤炉前不断地鼓捣着，腰上插着旱烟袋，烟荷包搭拉在屁股上，像钟摆似的两边摆动着。
　　还有覃金仁，我们叫他覃伯伯。……他们都是我们家的恩人。
　　你看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同志式的真诚关系，人们彼此互助，人们很淳朴。
　　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就兴起了整人之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明显地起了变化，人们都相互提防着别人，怕被人打小报告，被无缘无故的伤及到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