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老而有憾：没有步量完中缅边界

　　中缅边界展示着中国人民反帝、反侵略、维护领土主权历史的重要一章。新中国第一次与邻国和平协商勘定的边界就是中缅边界。
　　我年轻的时候，有幸见证了这件大事，被其中曲折离奇、变幻莫测的故事所吸引。一个个谜团，让我解谜心切，早就想写有关中缅勘界的故事，曾计划步量这条2210多公里的边界。这不能不绕远一点儿说起。
　　
　　东辞黄鹤，西奔边疆
　　
　　我参军后，分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昌第三汽车拖拉机学校学汽车修理。毕业前夕，赶上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典礼。大桥建设中，我们曾参加义务劳动，排起长龙，用脸盆帮着抽水机舀干桥墩围坑里的泥浆。学校组织我们参观大桥，是让我们去接受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鼓舞，愉快地服从分配，争着到祖国最边远、最艰苦的地方去战斗。
　　那天，长江大桥公路桥面上游人爆满，晃动感觉明显，可直观出桥面锯齿状衔接处左右擦蹭，吓得许多人怕大桥被压垮，想快点撤退。就在这时，我们看到一些领导人陪着几名苏联专家走过，他们都在观察、感受大桥的隐约晃动。听一位专业人士说，这种晃动是设计上允许的。为首的一位苏联专家笑着向我们招手，他就是苏联科学院院士、来华指导大桥建设的桥梁专家西林。
　　这次参观，我们真的受了巨大鼓舞。当晚，我们学员队解队长宣布分配安排。我们热血沸腾，都报名去云南保卫建设边疆。
　　东辞黄鹤楼，祖国西南边陲在向我们召唤。我们乘闷罐火车，抵达第一站湘黔铁路暂时的终点广西麻尾。下火车换乘美制十轮卡吉姆西，磨磨蹭蹭三天，到云南沾益，再换乘火车抵昆明。
　　当时云南几十怪里有一怪：汽车比火车快。我们这些汽车修理兵，可算英雄有用武之地了。昆明军区有个汽车修理团驻昆明市东郊，对外称403厂，可大量吸纳我们。但有些人觉得就此止步于大城市，还不过瘾。志在四方的好男儿，似乎跑得越远越好。大家又争远恐近，我争到了去更远的地方临沧。
　　我们离开昆明，又乘了四天汽车，晓行夜宿，过澜沧江，抵达陆军第十四军步兵第四十师直属汽车连。遥远！我这才知道遥远为何意。
　　
　　驻守佤乡，学习写作
　　
　　临沧是个地区级小边城，老名缅宁，因濒临澜沧江而得了这个新名。北回归线横贯南部，西南与缅甸交界。区内有佤族、傣族、爱尼族、拉祜族等20多个少数民族，佤族人口最多，乃世界有名的佤乡。
　　使我们最高兴的是，这里发现了铀矿。一般收音机在这里抗不住放射线的干扰，烧过的煤渣里就含有铀，可以说各家的煤灶就是土法炼铀炉。
　　1957年9月20日，由苏联地质、物探专家兹罗宾•契尔洛夫组成的7人专家小组和中方队长李野光等3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铀矿专业地质队到达临沧，对外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209支队云南第3地质队，进行铀矿资源调查。在临沧县境内勐旺的白塔地段、邦卖盆地、勐旺盆地等地发现了铀矿。我们部队的老首长宋任穷将军和苏联铀矿地质总顾问鲍金莅临实地考察。
　　我参加的第一项外事活动，就是给一位苏联专家修理摩托车。他把车推进了我们汽车修理所，我们三个汽车修理兵没用多长时间，就让这位专家竖了大拇指，骑着车走了。后来听说，“老大哥”们离开临沧时，带走了一箱箱土石和煤渣。
　　1958年，我们四十师和临沧军分区等单位分别建冶炼厂，在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汪家鼎教授等人指导下，用土法从含铀煤中提炼出铀物质，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提供了部分核原料。
　　这片有特色的边地和一支英雄部队的温暖怀抱，让我无比荣幸，喷发激情。我开始学习写作，不声不响地写满了一个纸质粗糙、毫无拉力的笔记本。
　　昆明军区作家陈希平、郭国甫下部队来，由师里文化干事余意铜中尉陪同到汽车连来鼓励我。接着，我从“笔记小说”里抄了一篇写汽车兵助人为乐的《司机》给军里内部刊物发表，他们又推荐给《解放军文艺》发表。另一篇写军官下连当兵的《新班长》也发表于《边疆文艺》，云南人民出版社还出版单行本。昆明军区的《部队文艺读物》、《边疆文艺》，以及北京的《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解放军报》等报刊先后发表过我的文章。
　　1960年，我由中士班长升为师政治部宣传科少尉文化教员。我觉得，我身处边疆，并不了解少数民族，善解人意的师首长让我下连队当见习副指导员。我们三连所在的步兵一一九团，驻守在阿佤山区的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我很高兴又向中缅边界靠近了一大步，这就是人生机遇。
　　
　　饥饿年月，中缅勘界
　　
　　1960年是个闰年，鼠年，也是我们中国的大饥荒年。我带十多个战士在耿马与孟定交界的大青山中挖木薯时，独自吃着野芭蕉，自祝生日快乐。
　　就在这年1月28日，中缅两国政府经过多年和平协商、准备，由两国总理签订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根据这条约和协定，前后有6000多名专家、技术人员、民工等军民，人人勒紧裤腰带，喝着大锅青菜汤，风餐露宿半年多，和缅方人员联合，在漫长的中缅边界线上勘察、测量。1960年10月1日，中国和缅甸联邦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政府边界条约》，据此正式竖立界桩，全面解决了两国间扯了70多年未决的边界问题。
　　新中国，第一次有两块领土回归，即南段班洪、班老189平方公里和北段片马、古浪、岗房153平方公里。她们比香港、澳门回归早啊！各种报刊、广播（还没有电视）一致的宣传口径是：中缅边界条约的签订，不仅标志着两国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也对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还为我国同邻国解决边界问题提供了良好范例。
　　还有，为保卫定界勘界，我军应缅方邀请，出兵缅甸丛林，围歼残留在“毒三角”的国民党败军。败军，是边疆军民对逃缅的中国国民党军队残余势力的称呼。这场秘密战役，我们四十师派出一一八团担任主力之一，我跟随汽车运输部队，了解了许多英模事迹。
　　这一年年底，我在连队办的年终黑板报上，开列了本年国内十件大事。我把中缅完成定界勘界列在首位，因为她离我最近、最亲，她使我偏爱。我要写中缅定界勘界，就是那次秘密作战收兵后爆发了灵感，并写了几位参战的英模人物。
　　可是，这次作战暂时不能公开宣传，我写的战地通讯、人物特写，也不能公开发表。连队干部、战士都问我，定界勘界到底怎么回事？有多复杂、艰难？为什么拖了近80年才解决？问题是怎么造成的？谁造成的？班洪、班老被英国人划出去的领土虽然都如愿回归了，但那边有一座炉房银矿；本来，勘界以前，中国还有经营权，这次定界，完全放弃了，谁舍得？为什么放弃？一个又一个谜团，我都无法准确回答。
　　
　　解谜心切，步量边界
　　
　　我必须承认，当时对中缅定界勘界这件大事，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趣的大谜团。
　　1962年初，昆明军区《国防战士报》记者栗瑞华去佤山边防采访，约我同行。我喜出望外，领导也乐见有老手带我实习。我随瑞华兄从临沧启程，第一天到达驻沧源的边防营营部。第二天清晨出发，因为还有小股敌特及非法武装在新国界以西地区猖獗活动，营里派了一个三人战斗小组、两匹骡马护送。组长李从文是老兵，为中缅联合勘察队运输过物资给养、器材。当晚，我们宿班洪。第三天，驻班老边防连队派三人武装小组来班洪接应，我们于天黑时到达班老边防连。
　　采访了几天，又沿着国境线向北，破迷雾，战暴雨，有意踩线前行，朝行晚宿。我们过孟定、耿马，安全到达南伞，眺望了境外的科干（今称果敢）小镇。最后，从镇康乘车回到临沧，历时23天。
　　我感受到了边疆军民对和平回归的喜悦和对明天的美好希望，为他们头可断血可流，寸土不可丢的精神感动。我当时装了一挎包香烟盒大的小记事本，封皮上题名照相机和录音机。表明像照相一样记下所见事物、景观，像录音机一样记下采访对象的语言。那时，穷得连瑞华兄也没带照相机，全靠一杆笔和脑子记。整个国界行程，我记了16个“香烟盒”。
　　步量南线以后，我采访了班洪部落王胡忠华（1912—1969）。他佤名尼康，官名达奔。青少年时代，受父亲小胡玉山的影响，和兄长胡忠汉参加了1934年抵抗英帝国主义侵占炉房银矿的斗争。1942年，世袭班洪王胡忠汉病故，因其长子年幼无力执政，胡忠华便与叔父胡玉芳共同摄政。1943年4月，正式加封为班洪部落王子。1952年，他参加了云南省访缅代表团出访缅甸；当年6月，任缅宁（今临沧）专区副专员。勘划中缅边界时，他竭力主张班老地区划归中国，周恩来总理听取了他对定界勘界的意见。我有幸前后三次专访胡副专员，听他谈中缅边界南段的历史和勘界划界的经过。他热情好客，是边界活地图、活历史。
　　
　　变故多端，谜团难解
　　
　　说实话，我想揭开中缅勘界之谜的准备越来越充分了。但我还不满足，我还想依照步量佤山南段边界的模式，步量中缅边界北段、中段。
　　1964年末，我上调十四军政治部宣传处工作，驻大理。好机会来了！1965年夏，我到驻滇西的四十一师，本想去瑞丽那边，看看已划归缅甸的勐卯三角地，再从腾冲那边过尖高山北上，去看看回归不久的片马地区。可惜，部队援越抗美任务紧，军里通知我速去四十师，搞一次国际主义教育试点。我立即从保山乘长途客车直奔临沧。步量中缅边界北段的计划，搁下了。
　　那年下半年，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冯牧过怒江去探访片马，回到大理后，约我在他住所谈话，了解我近期生活、工作、业余创作状况。冯牧曾任昆明军区文化部副部长，我们一直尊称他冯部长。我向冯部长汇报了写中缅勘界定界的打算，因为片马这块土地回归而喜悦仍溢于言表的他，很激动，热情地鼓励我写。我开始构思、整理资料，试图以胡忠华为生活原型，写一部长篇小说，再寻机探访中缅北段边界，决心尽早揭开中缅勘界之谜。
　　1966年3月，我调回了仍驻耿马的一一九团三连任副指导员。不久，“文革”爆发，冒出了“创作无用论”，我也停笔了。
　　1968年末，部队从耿马调防昆明。干部随带行李受限。我把存书、资料等装成八箱寄留团部图书馆，其中包括我的“照相机和录音机”、访问胡忠华记录等笔记本。不料，辗转搬运到昆明时，因箱子钉合不牢，书籍、资料大量散失。好在最精彩的、最受感动的、最生动的见闻，总是刻骨铭心。
　　此后，又经历了一段没有作家、没有文学的岁月。1970年8月9日，我受命调到解放军报社，安排在文化宣传处当编辑。我半路起家，进入这人才扎堆之地，一切都得从一二三四学起。中缅勘界这个谜团，也只能藏在心里，以后再解吧。
　　
　　退而未休，终遂心愿
　　
　　我从边疆来到军报，自感视野狭窄，见识不多，总想借此机会，四处跑跑，访遍边疆、海疆。几年时间里，去过黄海、东海、南海最前沿的一些小岛，参加了在南海的渡海登陆作战演习。东北林海雪原，西北戈壁沙漠、雪山冰川，还有那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都赐予我激情和灵感，即兴为报刊写了不少文章，中缅边界的谜团却越藏越深。
　　人生多么短暂！我也退休了。这时候才集中时间和精力，下定决心写中缅定界勘界这近80年的历史。我设想，我这个老兵回到了一一九团三连，年轻的干部、战士还问我，当年中缅定界勘界到底怎么回事？有多复杂、艰难？为什么拖了七八十年才解决？问题是怎么造成的？等等。于是，我一个又一个地向他们解答谜团。这必须回避历史学家的琐细考证，绕开军事家的缜密精确，不用政治家、外交家们的语言辞令，文学家的艺术技巧也大打折扣。最要努力的是讲清事实和过程，又得让年轻的战士们喜欢听。
　　于是，我以旅游之名，由老伴嘉琼、儿女陪同，重访佤山，游历滇西边地。这时，我已年逾古稀，终于没能踏上中缅北段边界，成为毕生之憾。不管怎样，80岁以前，写就《中缅勘界纪实》这本书，终遂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