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3

　　没想到有难度。
　　杨素素回到家，一屋子的人早已等得不耐烦了。可是杨素素只摇头不说话，一脸沉重。很久才说道：“金支书啊，有难度！”杨素素去了差不多一个时辰，带回来的就是这句话。
　　有难度这样的话，或者有困难这样的话，是只有杨素素这样有文化的女人讲得出来。体面了。但话体面，事情却是难办了。金支书一听，差不多都要晕了。
　　马红英也来了，晓得这里是在商量蕙兰子的事，就说什么都要来了，金学民骂也没得用，哪有找女婿的事不让丈母娘晓得的道理？可是，你一个马上要做丈母娘的人也得有点样子，别沉不住气，别像女儿嫁不出去的样子。可是挨骂了，马红英还是那样，尖屁股，坐不住，不住地从姜德麟家出来，走到巷口等杨素素。望了一遍又一遍了，总算把个杨素素迎回来了。谁晓得迎回来一句话“金支书啊，有难度”。
　　看来杨素素这人还留面子，没有说不成，只说有难度。谁晓得周家是怎么说的呢？总之，这次吃了一鼻子灰。
　　“怎得咯的？”金学民一手夹着烟，一手叉在腰里，问，“怎得咯这样的？怎得咯这样的？”金学民问得焦急，语气短，而且急。这话里有情绪了，又是烦躁又是不满。杨素素看了金学民一眼，又看了自己的丈夫姜德麟一眼，没有讲话。金学民忍不住，又问：“这是为什么？”
　　“怎得咯的”是蒲塘里人才能懂得的话，意思是“怎么会是这样的”或者“怎么搞的”，蒲塘里说怎么搞的也说成是怎么弄的，一个意思了。杨素素是上海下来的，金学民问出话来后才估计杨素素可能听不懂蒲塘里的话，不然要看看他又看看姜德麟干什么？于是接着便问了个这是为什么。
　　可是完全理解岔了，杨素素到蒲塘里都快二十年了，蒲塘里的话早就透透烂熟，还有哪句话不懂？金学民想岔了。蒲塘里人把理解偏了话讲偏了，都说成岔。如果说有人讲着与正题不相干的话，蒲塘里的人就说别打这个岔头官司啊！那就是别打岔的意思。
　　“唉，金支书，你做事不周啊！”杨素素说，话里头是叹息，也是抱怨。
　　金学民愣住了：“咋不周的？我对不起周校长了？”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了。这是我们亲家公的意思。你一个代课教师的名额，咋就不让给周建国的呢？周建国，我那个干儿子，我是了解的，他一心一意想做的就是个先生。他毕竟跟我们蒲塘里的庄户人家不一样，他早晚要转成公办教师，要靠关饷过日子的。人家是这样的命。可是，你没有考虑人家。不让给周建国也行，你得跟周校长打一声招呼，他毕竟是一个校长，噢，你就这么把你家里的个人往里面一按，让人家牛不喝水强摁脖子，这下好，周校长不但不买账，心里还气，觉得你金支书目中无人，太看不起他这个校长。他发话了，他这个校长，是公社文教办任命的。你瞧瞧，听听，这话硬了！”
　　“这什么话嘛！”金学民把烟头往地上一扔，随后用力地踩了踩。这是很来气的动作了。支书有这样的举动，是少见的。金学民这个人，蒲塘里的人还差不多都说他的好，支书做了这么多年，见到所有的人都是笑脸上前，也没有听到他在背后做哪家的佛事玩哪家的婆娘，蒲塘里哪个人说他半个不字？现在不好了，金支书动气了。
　　周校长讲了，他们家做先生传代的，建国和蕙兰子一起毕业那辰光，蕙兰子明明可以做赤脚医生，为什么要来做代课教师呢？周校长说他打听过了，在水廓庄读高中时，蕙兰子的成绩也没有好到哪里！害得周建国现在到农业社做农活去了。
　　“这事说到哪里去了？”金学民晓得丫头子在水廓高中读书成绩不好，一直觉得脸上无光，有点不好意思对人，所以，没让杨素素说下去，赶忙又问，“苏先生说什么了没有？”
　　“苏先生倒没有讲多少，但脸也挂着，像有人欠了她黄豆种没还似的。”
　　杨素素不简单，周校长也不简单，都会说蒲塘里的话了。你听听，脸挂着，像有人欠了她黄豆种没还，都是蒲塘里道道地地的方言了。
　　“哎哟，这是个什么事吗？不早说？这好办，好办得很。明天我们开个会，把周建国的事说清楚。我倒是替他们着想的，周建国不是要上大学吗？要上大学不是要先到农村干两年活吗？我当然想让我们村也出个把大学生，周建国在农村锻炼两年，不就有了资格了吗？如果没有这两年，贫下中家推荐的时候也不好办啊！你就是材料做上去了，万一有个人对我们党支部有意见，往公社或者县里送个信访，还不把事情全都弄黄了？我们做的好事，他周校长倒不卖这个人情。”
　　金支书一急，短句都忘了。
　　第二天就在大队部里开会。
　　大队部离金学民家不远，说成金学民的家也没有问题。金学民的房子，在蒲塘里算是第一家了。要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景象，就到金学民家里看，正屋是青砖小瓦翘山尖，很大，另外还有门楼。说门楼就是门楼，不是蒲塘里人讲的那种天井大门也算个门楼。金学民家的门楼在大门上面，从院子里一个砖砌的梯子上去，然后从墙上走进门楼里，那是非常气派的。到过北京去串连过的红卫兵回来都说，支书家的院墙像万里长城。出了院门，不到十丈，是一个红房子，红砖洋瓦外加瓦封山，大队部就在这屋里。这屋子也就是普通的三间房子，一间是金学民的办公室，还有一间是金学民的休息的地方，中间是会议室。
　　送话器就在金学民的办公室里。送话器是蒲塘里人的说法，也就是麦克风。把话送出去，当然就得叫送话器。每天金学民都要到办公室里，把送话器的摁钮往下一按，可是又不急于讲话，先让电流声在各家各户的广播里面“嘶嘶”作响，这下，蒲塘里人晓得了，金支书要讲话了。就连蒲塘里的细鬼儿也都晓得，接下来，准是金学民要讲话了。金学民讲话的第一句，一定是“各家各户请注意”。
　　金学民有个癖好，就是喜欢把话送出去，农技员通知各个生产队要防治稻飞虱，防治棉铃虫，二三乳剂和六六六粉怎么调剂，也都是由金支书亲自送话。有时候，大风报告，天气预报，金学民也会在送话器里告诉各家各户。“各家各户请注意，接上级通知，预计今天或明天，有大风，局部地区降温，受冷空气影响，西伯利亚一股寒流，今天起影响我国东部地区。请各家各户注意做好防寒防冻工作”。如果有哪一天不这样讲了，换成“社员同志们或者广大革命干群同志们”开头，那就是有大事情了。譬如说那一次大事情发生了，金学民很激动，拿起话筒，第一句话是，“革命干群同志们，下面，我们要讲大事情了。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坏家伙，一个反革命阴谋家，终于露出了反革命的真面目。不过，反革命分子跳出来之日，就是他的灭亡之时，请社员同志们放心，他，已经死了，摔死了，成了一个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老人家讲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还有一次，金学民又用社员同志们开头，“社员同志们，现在，我们要播诵一则重要通知，公社革委会作出指示，要全面开展大批判运动。下面，请学校周校长为我们学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两报一刊社论”。可是，这次偏偏出了洋相，一激动，忘了开电源开关。于是从头再来：“革命干群同志们，下面，我们有重要文件要学习……”金学民第一次为讲话急出了一头的汗。不过，这是大事，值得！
　　这次开会的除了大队干部以外，周校长也参加了。金学民先将当前国内国际的革命形势和大队目前的革命工作作了传达，随后切入正题，谈培养农村青年的大事。
　　话题围绕培养革命青年周建国同志的问题展开。
　　周校长不讲话，那样子不要看都晓得，在气头上。
　　你金支书了不得，要我儿子做女婿了，才想到让我们干亲家母上门。平常没看到你关心周建国嘛！我们家的建国儿，多好啊！长人长百里挑一，演李玉和像李玉和，演郭建光像郭建光，演杨子荣像杨子荣。蒲塘里的事，只要是文娱宣传上面的，我们家周建国都是积极上前的。可是你们党支部也太不注重青年人的培养了。周森林心里气呼呼的，满肚子委屈了。
　　金学民端着茶杯，一看周校长的样子，懂了，在气头上，有情绪，有想法。金学民晓得这个时候他不能讲话，他一讲话，就有解释的意思。解释就是多余的了，很多事情都这样。特别是遇上男男女女的事，你就更别解释了，这种事越描越黑。现在的事不是男男女女的事，现在的事是男婚女嫁的事。但差不多了，说穿了还是男男女女的事。
　　当下，金学民对姜国强递了个眼色。
　　姜国强装着没看见，然而，却是什么都懂了，于是说道：“既然是谈青年人的培养的，我这个团支书先说几句吧。党支部的工作，本来我们团支部不便过问，我们共青团嘛，是受党支部领导的。但是青年工作这一块，党支部历来是重视并放手让我们团支部自己搞的。周建国同志的情况，我们是看到的，一表人才，思想上也要求上进，参加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工作方面，非常积极。各方面的情况表明，周建国同志根正苗红，我们到水廓中学也调查过，周建国在读高中期间，也是非常出色的好青年，学校的党支部和学校红卫兵组织，都对周建国同学的印象非常好。所以共青团的意思是，想在适当的时候将推荐周建国同志上大学的决定提交给党支部和贫下中农大会讨论……”
　　姜国强话没说完，周森林坐不住了：“什么？你们是说想推荐周建国上大学？”
　　姜国强卖了个关子，说：“我们是想这样做的，但是，考虑还没有成熟，还得交党支部讨论。党支部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个主导性的意见，那时候是不是采纳我们共青团的意见，我们就没得数了。不过，我想，党支部会慎重考虑我们的意见的。总不能每年上大学的额子总让姜立凡一家占了。这不合理，也不公平。正好今天，我想就这个机会向党支部传递一下我们团支部的意见，希望上级领导部门认真对待我们团的意见。同时，我也郑重地提出一点希望，希望大队党支部考虑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的事，还是要真正地将执行这一光荣任务的权力，从姜立凡手里收回，并能够认真地考虑，到时候也听一听我们对全大队所有青年的评价，作为有志革命青年上大学的参考。”
　　周森林转过头看向金学民。金学民用余光看出来，周森林急了，这就好办了。但金学民不正眼看他，让他急。会场上一下子冷了场。
　　金学民慢腾腾地点燃一根烟，接着非常庄重地咳嗽了一下，像是清嗓子，又像是没有在意姜国强的话，而且看都没有看周森林一眼，那样子给人觉得金学民在说的事跟这个列席支部会议的小学校长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这事情，确实是要考虑考虑，不能总让蒲塘里的额子让了。这额子让了事小，其实就是让出了阵地。我们要有我们的大学生。”金学民慢腾腾地说。接着，端起茶杯，打开茶杯盖子，轻轻地摇摇头，转动着嘴，吹开上面的茶叶，吹散茶杯里的热气。很久，才又接着说，“我看周建国同志上大学的事，可以列入我们党支部的工作日程。啊，这个嘛，这是培养我们自己的大学生嘛！这是好事！也是大事！是我们蒲塘大队的大事！我们党支部一班人，会支持的。同志们，是不是啊！”
　　说着，环视了一下会场。
　　党支部一班人不讲话，全都埋着头不吭声。蒲塘里的支部大会一般都是这样，让金学民一个人讲，然后结束，然后按照他说的去做。从来都是这样。他是当家人，不按他的按谁的？老党员刘大根认为自己在蒲塘里不管怎么说也是个老资格，很多事情上都没有听金学民的，金学民于是就把他摆了；后来，很多老党员哭着求金学民对刘大根客气点，可是没有用。最后好说歹说，金学民同意刘大根的儿子刘扣本做杀猪的，蒲塘里的肉案子放在刘扣本家。财，让你们发，但是，权，你得让让。有了刘大根的先例，金学民在会上讲什么，党支部的人都不会再吭声了。
　　不吭声就是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