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家里家外 10朋友（1）

　　我年轻时就喜欢交朋友，古代那些侠义小说，深深地在影响着我。我喜欢桃园三结义里的刘、关、张，喜欢瓦岗寨里的秦琼、程咬金和单雄信。我觉得人生在世，朋友多了如森林里的树木，多了就能遮风挡雨。但一场文化大革命后，使我看到了什么叫做朋友，什么叫做真正的朋友。
　　其实人的一生，真正的朋友根本就不多，大多数都是酒肉的朋友，相互利用的朋友，像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那也就是小说而已，真正达到那种程度的恐怕太少了。我的朋友也算不少，文化大革命时光造反团核心里就有十多个，当时海誓山盟，气壮山河闹革命。结果一场“加温”（毒打）都纷纷杀了我的回马枪，结果别说两肋插刀了，能坚持说公道话的都很少。在教育时，我们一些老师也都处得不错，当时在一起学习，工作，每到“复壮日”（当时定的每月开资吃一顿）大家凑在一起，又吃又喝，一个个乐得前仰后合，也很有意思。再后来我改行到政府时，这朋友就更多了。上边的，下边的，农村的，市里的，当时这些朋友处得火热，相互也都帮过忙，办过事。但这些朋友，多数都是吃吃喝喝，相互利用的较多。
　　今天细想起来，我上面说的这些人，也都算作朋友，可要说他们给我留下的记忆，我总觉得是淡淡的，都是一过性的，在他们身上我找不出啥可写的东西，也可以说我还没有真正走进他们，了解他们。倒是我年轻在农村时的几个朋友对我记忆很深，虽然也算作是普普通通的朋友，但他们的音容笑貌，时时还在我的脑海里浮起，有一些事还会让我时时想起。
　　我在初中念书的时候，我们屯有一个小青年，自称“鸿儒”先生，我和他很要好。“鸿儒”不是他的真名，他的真名叫潘洪海，“鸿儒”是他自己起的字号。所以他到那都号称“鸿儒先生”。为什么号称“鸿儒先生”，他自己也解释不清楚，“鸿”可能是取“鸿鹄”之志，“儒”可能是有学问的意思吧，这还是我分析的。他自己都说不清楚，我们就更不得而知了，反正他高兴我们就这么叫吧。
　　我结识他是我在念初中的时候，因为我念初中时是通校（来回走），晚上在家，再加上星期天，就和他有了接触的机会。他比我大五、六岁，他是在鹤岗回来的，在鹤岗是干啥工作的我不知道，他自己说是教师，教师为什么不教学了？不得而知，问他他支支吾吾，不乐意正面回答，我也就不刨根问题啦。反正我觉得他这个人总是怪怪的，很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在村里他是个一身洋气，又不乐意干农活，和庄家人有点格格不入的怪人。
　　他梳着大背头，脸有点长，眼睛戴着高度近视镜。他的眼镜除了睡觉时外，其余从来不摘，好像是摘了眼镜，他就什么也看不到了。他总是穿一身洗得非常干净的衣服，手上戴一副白手套。他老好拿着一本书，胳肢窝挟一支短笛。书没见他看过，笛子有时傍晚他会吹几首简单的小曲，但也吹得不好听。
　　最有意思的就是他说话，满口之乎者也，说文言不是文言，说白话还句句都带之乎者也，让人哭笑不得。孔乙己有一句经典名言：“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鸿儒先生说话就是这个模式。
　　每当夏季的晚上，人们吃过晚饭，都会三一伙，俩一串出来走走，溜溜弯，唠唠嗑。我们这个屯有两条笔直的东西大街，人们都乐意在这两条大街上闲逛，人数不多，三三俩俩。这时你经常会看到有一个人，不戴帽子，大背头梳得铮亮，戴着一副白手套，手里拿着一个笛子，也不吹，尕支窝夹着一本书或刊物，鼻子上卡着一个二丙，老远从西头往东走来。因为他眼睛近视，所以一般他不和人打招呼，只有两人走到碰头时别人问他，他才开始和人搭腔。可是一搭腔，把人还造得一头雾水，不知道他说的是啥。
　　“你吃饭了吗？”对方问他。
　　“吃也，你吃乎？”鸿儒先生一搭腔，就“拽”上了，对方一听，蒙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还出了洋文？对方啼笑皆非，忙说：
　　“我说老潘哪，你和我们土包子拽啥呀！我们也听不懂啊，还是说点庄稼嗑吧。”每逢这时，他会把脸送到你的面前，仔细的看看你是谁，顿时一股香水味一下子扑到你的鼻孔，呛得你喘不上气来。要是遇上我，我就会用同样的“洋文”回答他：“鸿儒先生，汝欲何往？”这时，他会感到遇到了学者，知音，高兴的和你继续“拽”下去。
　　我那时候之所以和他要好，也是有原因的。一是当时我年龄小，又喜欢文学，所以就把他当作了“学者”。引起我对他敬仰的，是他写的一笔好钢笔字，他还有一个笔记本，里面抄了满满一本格言、语录。他写的一手潇洒、流利的钢笔字，和他的那本格言、语录本，确实让我垂涎三尺，不得不向他打溜须。
　　“鸿儒先生，你能否把你的格言语录本借给我，让我抄抄？连学学你的钢笔字？”鸿儒先生一听我要借他的格言语录本，非常高兴！他觉得可下遇到了能欣赏他的人，自己大言不惭的主动给我当起了老师。我也很高兴，因为我觉得他在我们村是一个鹤立鸡群的学者，我很崇拜他，于是我们俩成了好朋友。他把语录本借给我，我一狠心买了一本很漂亮的笔记本，开始抄他的语录。他对我的这本笔记本很重视，在扉页上用楷书给我写了一段语录：“爱护书籍吧，它是知识的源泉！”后边还提上了他的名字：鸿儒。
　　我们俩在一起的时间不太长，后来我念书离开了家，从那以后我们就不太接触了。等我回到农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的洋气劲几乎就没了，基本上已经轮为普普通通的一个农民了。再后来连一名普通农民也不如了，变成了一个困难户了。老婆倒是讨上了，孩子也有了，可是由于好吃、好喝，不乐意干活，家里过得很不像样子，生产队拉了一屁股三角债，家里的窗户连玻璃都没有，用塑料布定的，你说穷到啥地步！
　　鸿儒先生的穷，他一辈子都没缓过来。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家都富了，可是他仍然住着几乎要倒的小趴趴房，窗户上还是钉的塑料布。
　　我在农村时还有三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晚上经常凑在一起谈天说地，玩得非常开心。这三个人是张立军、陈若义、刘相才。
　　张立军年龄比我大三岁，是我们的老大哥，我们都很尊重他，称他为张哥。张哥十多岁父母就没了，就他领着两个弟弟生活，所以他又当哥哥，又当母亲拉扯两个小弟弟很不容易。由于家里穷，再加上有两个弟弟，还是在农村，所以他已经快到三十了还没说上媳妇。他的两个弟弟都先后走了出去，二弟当兵，三弟上了供销社，都自己成了家，可是他还是单身一人。
　　我在农村时，他的家几乎就是我们三个人开心园地。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会相约去他家玩两、三个晚上，一玩就是半宿，有时甚至就睡在那了。一开始时张哥买了一个小半导体，这个小东西可成了我们娱乐的宝贝。我们用它听小说，听歌曲，听新闻，觉得这个小玩意太神奇了！他让我们长了见识，给我们带了了快乐，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后来他又买了一台交流“美多”牌大收音机，过了不长时间他又买了一台播放机，买了不少唱片，我们的娱乐生活就更丰富多彩了。
　　张哥一直到快三十岁了才娶上一个老婆，可是结婚不到一年，这个老婆就去世了，这个老婆的去世让他苦恼了很长时间。可也就是这个和他生活不到一年的老婆，使他的人生走向了一段弯路。
　　他死的这个老婆外号叫黑丫头，她有一个妹妹（不是亲妹妹）外号叫白丫头，在我张哥的老婆没死时，白丫头领一伙人经常来我张哥家，我当时觉得情况不太好，提醒过我张哥，但是张哥只信老婆的话了，我的话当作了耳旁风。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几个就很少去他家了，张哥对我们也不像以前那样热情了，我们的关系有点淡化。
　　张哥老婆死后，白丫头一伙继续来我张哥家，可是没过多久，派出所来把他们抓走了。原来白姑娘这一伙和佳木斯黑社会有联系，我张哥也因窝藏他们被拘留半个月才放出来。出来后他觉得没脸回我们屯，去了鹤岗，后来又去了七台河，后来他上我这来过几次，才知道他靠修表，掌鞋为生，一直到晚年也没有成家。
　　我的另外两个朋友刘相才和陈若义，我离开农村后，他们始终还在农村，小日子过得都不错。刘相才在村里供销社当营业员，后来当了大队会计，再后来当了村支部书记。陈若义当了农机手，后来还当了几天农村治保主任。
　　在那段时间，还有一个人物，我和他接触的不算太多，但他却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人，因为他的那段人生历史有点传奇的色彩。这个人就是我的二哥李红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