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二次竟岗

　　前回说到，姚局长最终没严格执行第一季度的考核方案。据说，这不是姚局长本意。姚局长开会回到局长后，谭万生就向姚局长打了小报告，把二科几位老同志在会上的发言，尤其是李小虎在会上发飙的情况作了祥细汇报。此后，罗建副局长又将当天下午二科检查小结会上的情况向姚局长作了汇报。同时，他也谈了自已走访和听取新县城个体户看法。
　　以上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本是姚局长刚到参加了县委县政府组织的维护社会稳定，减少社会群体事件的全县局级领导干部大会。在这次局级干部维稳大会上，县委县政府请来了省委党校某副校长来作专题报告。报告中，某副校长重点谈了当前的政治形式，指出了干群关系紧张，还列举了全国近年发生的几大群体事件。最后，该副校长引用了中央领导对维稳工作的指示精神，强调是一项政治任务，谁在维稳方面出了问题，首先要追求一把手责任，总之一句话，要各位领导“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这才是姚局长最后未严格执行扣发奖金和下乡补助的真正原因。
　　改革开放走到二十一世纪有二十几年头。改革使中国经济得高速度发展，由于从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人们人流动性加大，原来工人一生固定在分配的车间工厂，农民固定在自已的生产小队，学生大多数人只能读到高中为止，进大学要靠推选，人口基本没有流动的可能。改革开放后，整个中国现实的是市场经济，无论城市人口，还是农村人中，流动更自由、更方便了，因此，很多有技术的泥瓦工成为了大老板，有的泥瓦工甚至成为房地产商中的千万和亿万富翁。现在到村里去，全村最有钱的都是曾经的泥瓦工木工等手艺人。而且他们大多数都在城里安家落户。
　　 改革开放也让很多农民子女得以考取大学，这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基本无可能，文化大革命时期，能上大学的基本都是县里乡里干部的子女，最少也是大队书记的子女和亲戚们。改革开放后，没有政审，上大学不再看家庭成份，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进步，因此，也让很多农村子弟得已考上大学，也让其中一些胆子大、头脑活的农民子女从上政，当上官，有的甚至成为主政一方的大官，大人物。
　　 要说中国就是一个奇怪的国度，也是一个最忘本最忘恩的国度，本来这些农民子弟们都是因毛泽东的普及全民教育方针，估计很多那个时代的人还能记得几句当时毛主席号召的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广大的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的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正是在这种教育方针下，小学初中实行两年制，高中也实际两年制，很多大点的公社也办起了高中班。正是这种全面的普及式免费工平民教育，使很多农家子弟，得已在全国恢复高考后考取大中专学校，最后有些优秀人才走上领导岗位。
　　而这批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在毛泽东思想下学习成长长大的领导，在当了官之后，自己掌了权之后，却一方面批文革、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批判吃大锅饭的同时，一个个却自己做起了土皇帝，管一个县，这个县就成了自己的家天下，管一个局，这个局就成了自己的家天下，甚至管个公共茅坑，都把这个茅坑当自己的谋取私利的场所和工具。原来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自觉性和创造力，现在却把百姓和群众当成对立面。
　　 在工农业等生产部门，说打破吃大锅饭，现实按件计酬，多劳多得，还说得过去。现在公务员队伍也开始了大力提拨官员，为了调动广大干部的“上进心”，增加官员数量，提高官员待遇，拉大各管级之间的收入差，成为了这个时候各行各业的总趋势。以当时的一个五十人左右的县级国税原为例，原先最多一正两副，最多三副，现在变一正四副，还外加一个纪检组长，班子成员一下从三四个，变成六人。原先的所也都升级为分局，又来个一正两三副。分局下面又设执行科、审理科等。如此一来，原先差不多三分之一官，三分之二做事的兵，现在变成三分之二以上的官，不到三分之一的兵。
　　有了不同级别的官，自然要享受不同级别的待遇，班子成员每人一部车成为一种常态，分局长也是副科级，因此，也将单位的车变相成分局长自已的半私家车。设了官，自然要提高官的待遇和工资，否则谁去争官，因此，拉大收入差距就成为当时各行各业公务员队伍的主旋律。基层中层领导干部，争取进班子就成为很多公务员的人生最大目标和追求。进不了班子，能混个分局长，股长，副股长一年也能多上三四千，四千五元，如果能当上一个部门负责人，有吃有喝有红包，这更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后来随着风险企业的越办越多，有的胆子大的中层领导甚至参与企业做生意。一下就与一般干部拉大的收入差别，当很多一般干部还只够吃穿时，有些班子成员通过参暗股一下成为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正是在这种形式下，大家都在勇敢的站出来接受组织挑选，积极参加“领导干部竟争上岗”。
　　姚局长的搞的中层领导也符合时代主题，也没谁规定在任期间只能搞一年，也没有任何明文规则只能四年搞一次，或五年搞一次，现在姚局长来玉峡国税局有两年半了，离上次“中层领导竟争上岗”也接近两年，因此，再搞一次中层领导竟争上岗也合理合法合时合情。
　　2004年6月，姚局长搞的这次中层领导竟争上岗与上次相比更提前进了一步。这次不但搞中层领导竟争上岗，在中层领导竟争完了之后，还要搞“中层领导与一般干部”的双向选择，这样一来，中层领导也有权选择要谁不要谁了。中层领导竟岗条件与上次差不多，也是一般干部四十五岁以上也可参与副股级四五个新增岗位。副股级两年以上，则可参加股级岗位，依此类推，最高岗位当然只能是分局长岗，这是中层领导的是高岗位，否则时班子成员就属于市局领导的任职范围了。
　　 2004年，李小虎四十二岁，按理说，李小虎也还清了集资借款，并且还将老县城的房子卖了二万多元钱。为了保工作，李小虎在这一年又报了市党校办的“中央党校本科”学习。这也是形式所迫不得不报。如果万一省局又来一个本科以下要通过考试“末位淘汰”，自己又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对于参不参与第二次竟争上岗，有无数个夜里，李小虎自己与自己也进行过无数次思想斗争是参与还是不参与。参与肯定要去送礼，甚至要去跑关系。跑关系，李小虎肯定不会去，李小虎是个死要面子之人，如果当时李小虎是个股级，想去跑关系谋个“副科”，去找关系，还觉得有些体面，现在自己是四十二岁了，却要因竟岗副股级而却找关系，他觉得自己丢不起这个人。
　　跑关系不去，那就是向姚局长送礼一条路。送礼还是后面的事，首先还要通过笔试和面试，却参与“副股级竟争”的同事都是比自己小五六岁，甚至小十几岁的人，有的甚至是刚参加工作几年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同事。要说，李小虎在学校时最强的是数学，而最差的是语文与政治，而考试基本都是考语文、政治、税收法律法则方面要背的东西。想了笔试，又想面试，想了面试又想到送礼，据说两年前的第一次竟岗，有的新参加工作不久的同志就下血本，送七八千元。而以自己的年龄和经济能力，送三千元就是李小虎的极限数字。
　　 为此，李小虎还自己给自己算了一笔经济帐。他自己对自己讲，自己即便谋了个副股级，也只能是福利性“副股级”，每年也就多二三千元，送去三千元，如果一把手四五年一轮换，自己最多能领导两年。据说，很多人为了保官过年过节又要去送礼。李小虎参加工作二十多年也从未去领导家送过礼。因此，想来想去，自己对自己说，少吃点，小用点就事，也省了那份心思。最后，李小虎还是决定不参与这次的中层领导竟岗，等待“中层领导的双向选择”。
　　这次竟争上岗在程序上比这次更复杂，不但进行了笔试，笔试之后还进行了面试，面试之后还进行了全部干部打分。从公布竟岗，到竟岗结末，总共用了两个多月。在竟岗结末后，局委员，或者说姚局长对各位竟岗人员进行了分工，也就是那个在那个领导岗位。最后没参与竟岗的人员，还有几个竟岗落榜一员，每人发了一张“双向选择”表。
　　 双向选择表就三栏，第一栏是：第一志愿，第二栏是：第二志愿，第三栏是：是否服从组织分配。搞稽查、管企业一直是李小虎的心愿。虽然他知道，自己不求人，不找关系，这种好岗位不可能落到自己头上，但李小虎在这方面是个倔人，他就是：第一志愿填稽查，第二志愿填税源管理，第三志愿填服从组织分配。
　　李小虎命运如何，请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