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费了老鼻子劲儿，才将一堆杂乱无章的民俗资料整理成《古道遗风》。这些民俗资料都是我在景阳工作的九年时间里，在景阳乡文化站长徐尤国先生的帮助下慢慢积攒起来的。有些资料已经在田野调查后作过初步的整理，有些资料只是存储在我的大脑里，因此，整理起来特别地费劲儿。
　　民俗既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早在《汉书•王吉传》一书中就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记载。《礼记•王制》云：“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里说的王者巡守之礼，就是国君深入民间,对乡村社会的民情风俗进行一番调查研究。太师是掌管音乐及负责搜集民间歌谣的官吏，他把民间传承的民歌(国风)呈递给国君。国君通过这些民歌，“观风俗，知得失”，制定或调整国家的方针政策。我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就是古代各民族之间流传的民歌。这些民歌，反映了古代人民的风俗习惯，包含着大量的古代民俗事象，对研究我国古民俗具有重大价值。就比如《水浒传》中的江湖文化、侠义文化都属于民俗文化意识范畴。
　　研究民俗事象和理论的学科称为民俗学。“民俗学”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有着极其密切的亲缘关系，如考古学要借助民俗学揭开古代社会神秘的面纱，民俗学要借助考古学提供古代传承文化的实证。
　　“民俗学是一门实证的学问。”钟敬文先生在生前曾经多次强调这一点。
　　然而，以往我的认识总不能深刻体会。虽然口头上也承认田野作业的重要性，但实际上还只是把田野作业看作民俗学研究的准备过程，认为田野作业只不过是获取民俗材料的手段而已，没有认识到田野作业是民俗学的基本的研究方法。田野作业不可以仅仅是以搜集材料为目的，而恰恰应当是研究本身，仔细体会之后，我才渐渐地明白了这一点。
　　在接触景阳民俗实际的过程中，来自于书本的民俗学理论才得以建立，才得以调整，才能够发展，才可能趋向完备。虽然这几乎是所有社会科学的一般性规律，而在民俗学中则体现得尤为显明。民俗学任何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重大进展无不依赖于对现实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的考察。没有一般的民俗学理论，我们对民俗或许会视而不见；而没有具体的民俗学考察，我们就不可能发展民俗学的基础理论。真知只能从实在的社会生活调查中得出，理论突破的勇气和信心也必然是以实在的事实为根据的。事物的真实形态不应当也不可能靠理论家在书斋中去框定它，而只能在实际的调查中发现它，然后再用理论去适应它、说明它。因此，虽然我比较能够注重了材料的真实性、客观性、科学性，但也仅只是停留在或满足于直观的材料的核实之中，未能以田野作业的研究方法广泛深入地开掘实际生活中对民俗的民众自我认识（这里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主观上认识不足，客观上条件所限。此处只谈效果，不论原因）。
　　民俗学最看重的是什么？那不是由文人坐在书斋中为民间的信仰做出的种种说明，而是生活中民众自己对自己生活的活生生的解说（包括民俗事象的描述、心意的表白、俗理信仰、文化压力、社会境况等等）。如果没有或者不是以民众自我的认识作为考察民俗的更深进一步的目标，那就只能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
　　毋庸讳言，这一点在书中的分析认识方面是有着先天不足的缺陷的，是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到的。它使我们的收获失去了许多泥土的芬芳和清泉的秀丽，使书中材料的鲜活生动性、理论的深厚明晰度以及叙述的富有光彩感都受到了理所当然的减损。当然，民俗学又不仅仅是材料的原始表露，也不仅仅是对民众信仰的简单认同，还要有科学的归纳与分析，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只是那些材料的基础性，民众自我认识的客观性不可须臾脱离和忘怀。
　　民俗学的客观性是其科学性的重要保障，因此，田野作业的研究方法是极其可贵的。世界的客观性本来就很难记述，即便用了非常现代化的高科技视听技术，也不能完整地透彻地反映客观世界的方方面面，何况民俗学又常常要追寻的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领域里潜在的东西呢？又何况我们现在所从事的工作依然是以文字符号来作为信息的主要载体的图书著述呢？这一方面要求我们不能故步自封、自满自足，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还要面对现实，从现实出发去做我们眼下所能够做到的事情。这，也就是我们一方面在继续做着增补的工作，一方面又在作出必要的说明的原因所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是近几年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以往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多少疑义，不是问题。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民俗学界或民间文化界一直在使用“民俗”、“民俗文化”、“民间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等概念。突然出现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名称，而且这一名词变得十分时髦，许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纷纷改名，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有的提出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等。其实在我看来，这是换汤不换药，贴时髦的标签。如同前些年，人类学热起来，许多学科紧跟形势，在学科前冠以人类学，如人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等。
　　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是什么学科呢？究竟是社会学、民族学、还是民俗学，有必要加人类学壮其门面吗。说到底我们从事这些学科研究的人有点心虚，缺乏自信，不敢承认民俗学或民间文化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指我们以往熟悉和研究的民间文化、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民间文化”的概念是可以互相置换的。
　　有人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比“民俗”、“民间文化”的概念包含的内容要丰富，要宽泛。我认为并非如此。相反“民俗”和“民间文化”的研究对象比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广。一个简单的道理是，民俗学研究的不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它还包括了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都是民俗学研究的对象。这样的看法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文化多样性宣言》的精神并不矛盾。
　　《古道遗风》是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傅广典先生为景阳民俗这本书取的名字，也是傅主席对景阳民俗事象的理性认识。三十公里的景阳川，曾经是一条传播商业、传播文化和文明的古驿道，由此衍生的风俗习惯，无不带有古都长安的遗风。例如：景阳有些地方在给死者沐浴的时候，要提前在地下挖一个坎，让沐浴的脏水直接流到坎下。《礼记•丧大礼》对此也有比较具体的记载，整个沐浴的过程是：管人捧水上阶，“尽阶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斗，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它日。小臣不足，浴余水弃于坎。”沐尸的过程是：“管人汲水交给侍者，御者差沐于堂上。”现在因为都是水泥地坪或铺了地板砖，孝子在给亡人沐浴时，只好用另外一个盆子接下沐浴的水，然后倾倒在门外的坎下，从而代替了挖坎这个仪规。再例如：景阳人在行拱手、抱拳礼时，讲究以左手为大，以左手盖住右手，举于鼻子一般高。左手盖右手的意思是，对方为大，必然盖过自己。这一礼俗竟然在《论语•微子》这本书里找到了出处：“子路拱而立”。
　　《古道遗风》这本书一共辑录了景阳民俗活动中的婚嫁喜庆、生养教育、岁时节令、乡党应酬、衣食住行、丧葬祭祀、游戏竞技和占卜禁忌等八个章节十四个方面的内容，基本涵盖了景阳民俗事象。在辑录的过程中，编者重点考虑了以下四个方面：
　　一、鉴于景阳民俗的群众性，我们对于史书中已有记载的各种礼仪风俗，因其多为统治阶级的言行规范，只要与景阳农村传承的习俗无关，一般不予收录。
　　二、鉴于景阳民俗的时代性，诸如信仰崇拜、生卜死葬等方面的民间习俗，在今天看来，虽然都具有封建迷信色彩，但自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因此，除带有残忍、恐怖或淫秽性质者外，大多收录，仅供研究者参考。
　　三、鉴于景阳民俗的区域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对于有些流传范围很小但却具有一定的独特性的习俗，我们照样予以收录，对于某些流传时间很短或具有陋习嫌疑的习俗，多未收录。
　　四、鉴于景阳民俗的民族性，对于涉及局部地区的信仰和习俗，我们重在存真，不在求全，更不妄评。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且是初次编辑民俗书籍，又无可供参考借鉴的体例，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诸君在阅读过程中加以甑别并给予谅解。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中的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国民俗辞典》和《天河民俗》，在此一并致谢。
　　
　　编者：武戈
　　2012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