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大舅张德洪

　　烔炀河镇西边的炀河中段，有一个不足百户人家的小村庄，叫螺滩张，我生母的两个弟弟都居住在这里。镇东的烔河以东以北稍远点的地方，有两个村子叫小梁家和九户李，我继母的哥哥和弟弟分别住在那里。后来为了好区分，我们家就把小梁家和九户李的舅舅直接称为某舅，而把螺滩张的舅舅称为螺滩张某舅。
　　1961年底，我生母张德英因产后风寒加上挨饿致病在安医去世，年迈的奶奶凌蒋氏以及襁褓中的弟弟也相继病亡，只有我因为跟着在供销社大食堂和糕饼坊工作的大伯凌丰祥后面晃荡才得以幸免。从此，父亲凌丰云跟螺滩张舅舅们就没了联系，那时候我才3、4岁，所以对舅舅他们的家世一点也不了解。
　　直到1970年春，大舅在30岁的时候，娶了小他一岁的小学民办教师颜惠珍为妻，情况开始有了转机。大舅母不仅精明能干，勤俭持家，而且待人真诚，善于外交，迅速把张家的里里外外打点得红红火火。然后大舅母和大舅专程到街上我家上门认亲，就此把跟我们家的联系接续起来。从这个时候起到1976年我离开烔炀河出去工作前，每年春节都去螺滩张拜年，也渐渐知道了一些大舅的家世。所以我非常敬重我的大舅母，如果不是她的贤惠与淑良，我们家就不会和螺滩张大舅他们再有来往，也许我这一辈子可能就不会知道螺滩张舅舅他们的家世，当然也是我生母的家世，而且也可以说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家世。
　　螺滩张大舅叫张德宏，出生于1940年11月13日，农历是庚辰龙年十月十四。大舅出生时，算命先生说他五行缺火，祖父就给他起了个带火字的名字“张炳之”，入族谱用的就是这个名字，现在这个名字是上学后大舅自己改的。大舅跟我说他从小很飞很皮，一直到1949年9岁时才开始上学。开始是在村里的私人学堂，用黄表纸订个小本子，老师每天在本子上写几行字，教大舅认读和学写。他还记得三个老师的名字，两个是本村的张永灼、张德宣，一个是后来在烔炀河街上的孵坊里做会计的鲍志俊。念了半年，三个老师都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充军，虽然很快又被放了回来，但学堂就此没再办下去，大舅也就此失学。直到第二年烔炀河解放，旁边大高村开办了“巢县大高村民办小学”，大舅就直接插进二年级。
　　他仍然很飞很皮，但他非常聪明，学习成绩非常好，一直是班上前几名，初小考高小也非常轻松。五年级一开始老师让他当班长，但他带头顽皮，不听老师话，很快就被撤职，老师们都开始不待见他。五年级语文第一课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课后高其瑞老师布置写作文，大舅没有按要求写作文，而是模仿课文格式写了一首诗。老师便非要他说出是从哪里抄来的，他觉得自己很委屈，从此与语文老师结下梁子，以后的语文成绩从来就没有得到过高分。校长高用汉是大舅的姑表亲戚，他考虑大舅还不懂事，怕他到时候考不上中学，就跟大舅家里人商量，让他在五年级升六年级的时候留了一级。这样到1956年夏天小学毕业的时候，大舅已经16岁。
　　大舅的祖上世代居住在螺滩张村，家境殷实。他的祖父叫张金发，娶大高村高姓女子为妻，育有二子一女，长子张永福，次子张永寿，女儿嫁到颜岗村。张永寿就是大舅的父亲我的外公。外公5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相继因病去世，家道就此破败，房屋田地尽失。外伯公张永福遂跟人到上海学机匠，就是织布机的操作工，直到1937年抗战暴发日本鬼子进上海才回来。外公在亲戚和乡邻的照顾下生活到十几岁，然后跟人去江南学篾匠。手艺学成回来后，经人介绍娶了何南里村的何姓女子为妻。因为没有房子，外婆就继续住在娘家，外公则挑着篾匠挑子走村串乡，挣钱养家糊口。外公外婆早年先后生了好几个孩子都没存活下来，男孩子都是早夭，女孩子都被扔到炀河里淹死。直到1927年我大姨妈出生，这时外公外婆也有些积蓄，才把大姨妈留了下来。
　　那时候也没有计划生育，紧接着二姨妈和我妈相继出生，外公外婆重男轻女不愿意抚养这么多女孩，就把二姨妈送到巢湖边上的鲍圩村做童养媳，把我妈送给大高村剃头匠高其玉做养女。外伯公从上海回来后，兄弟二人又苦熬了几年，才在螺滩张村子里买了几间旧房子安顿下来。后来日子渐渐有些起色，到大舅和老舅出生时，家境就已经好转。所以大舅的童年是很快乐的，父母的宠爱让他乐不思蜀，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不想上学就不上学，所以直到9、10岁的时候才开始进村里的私人学堂读书。
　　大舅的大姐后来嫁到郭疃村，丈夫曾经是国民党少尉军需，历次运动没少吃苦头，大姨妈也是苦了一辈子，快到享福的时候却早早病故。做童养媳的二姨妈叫张德霞，经历更是坎坷。二姨妈婆婆姓孔，她的哥哥是桥湾生产队的队长，叫孔繁茂，家在东头街井边，我童年时天天到井上挑水，对这个人还有些印象，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这层关系。大舅说二姨妈的婆婆和二姨父都对二姨妈不好，经常打骂她，不让她吃饱饭。
　　有一年外公出挑子到了鲍圩村，看到4、5岁的二姨妈坐在门外的泥地里哭得很伤心，没人管没人问，就很生气，一把把二姨妈捞起，放进篾匠挑子里，就一路跑回螺滩张，一直在家养到她成年。那时已经是解放后，而且新婚姻法已经颁布，这桩婚姻其实已经完全无效。可是外婆封建，而且固执，说是说过的事情就一定不能失信，坚持要二姨妈回鲍圩村成亲。外婆性格霸道，在家说一不二，谁反对都没用，二姨妈只得哭着回嫁到鲍圩。二姨父是农民兼渔民，脾气暴躁，经常欺负二姨妈，二姨妈就经常哭着跑回来，但都被外婆训了回去。后来儿女大了，二姨妈生活便舒展一些。现在二姨父老了没了脾气，反而对二姨妈唯命是从，只是二姨妈也已经老矣。
　　我生母比二姨妈要幸运得多。她被大高村的剃头匠高其玉夫妇收养后，深受宠爱，甚至被娇惯成了爆脾气。大高村离螺滩张很近，妈妈经常一转身就回家来玩，而且每次都跟村里的小伙伴打架，外婆一说她，她就把东西一摔跑回大高村，还赌气说再也不回来了，可没过几天就又转了回来。妈妈对大舅很好，经常把在大高小学上学的大舅叫到她家吃饭，带他在村里玩。大舅小学毕业那年妈妈经亲戚介绍嫁给我父亲，就上街来了。艰苦的时候妈妈的养父母先后饿死，有个弟弟叫高用华，跟大舅是小学同学，听说在肥东县做汽车司机，跟家里也没有联系，不知道现在具体在哪里。1960年外公外婆和外伯公一个接一个饿死，妈妈就把老舅接到街上一起生活。我奶奶耳聋眼花病痛缠身，还有一个睡在摇窝里的弟弟，妈妈生弟弟后一直生病，父亲在供销社上班，经常下乡，很少回家，家里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1961年10月份大舅下放回来，把老舅接回螺滩张，随后奶奶和弟弟相继病亡，我父亲把我母亲带到合肥的安医附院治病，但医院诊断不出母亲得的是什么病，不久母亲就病死在医院里。1963年2月25号，农历癸卯免年二月初二，我父亲续弦，继母待我如同己出，而且后来也一直与螺滩张大舅家往来走动，其胸襟也是很不一般。
　　由于老师都不待见大舅，小学毕业的时候，也就没有人管他考中学的事。外婆就与村子里另一个学生邱厚生的母亲一起占卦问卜，祈求他们能考上中学，结果求得了一个顺卦，两个妈妈满心欢喜。再一商量，说是村里有人在无为师范，如果让两个孩子考那里的学校日后还有人照应。于是外公外婆给了大舅5块钱，跟邱厚生一起去赶考。邱厚生的父亲带着他们从烔炀河火车站搭火车到巢县，在街上玩了玩，还到巢县二中看了皇帝题字的“古今冠道”的牌坊，晚上住在县城旅馆，第二天一早把他们送到巢县轮船码头上了船才离开。
　　大舅和小他2岁的邱厚生俩人辗转倒了几次船，终于在天黑前到了无为县城，一路问到西门无为师范门口，就被热情的招生服务团抢了进去。原来当时生源紧张，无为县中学和由无为师范分办的无为县第一初级中学距离很近，两个学校争抢生源，搞得热闹非凡。
　　招生服务团的人把大舅他们安排在一间教室里打地铺住下来后，大舅他们就出去找到了村里的宗族堂兄张怀鑫。张怀鑫比大舅大3岁，当年在无为师范毕业被留校工作，因为有点兔唇残疾口齿不清，不适宜给学生上课，就在校办做誊写工作，兼管广播室器材物资。后来张怀鑫在无为县医院退休，每年回老家祭扫都住在大舅家。当时张怀鑫带大舅他们报到注册领取准考证，大舅因为生病发烧把5块钱搞丢掉了，张怀鑫还给他们买了饭菜票，要不是张怀鑫的照应，大舅他们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悲催结局。
　　考完试后，大舅被录取，邱厚生因为数学分数不够没录取，发誓非要考上这个学校。第二年邱厚生果然考上了，张怀鑫又打招呼把邱厚生安排跟上二年级的大舅住一个寝室，一直到大舅毕业离校，两人从此成为一生的好朋友。邱厚生初中毕业考上了无为中学，后来又考上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最后在省司法厅退休，大舅他们一直相互走动，友谊笃定。
　　大舅初中毕业时是1959年夏天，经过大跃进的折腾，农村形势已经很不好，外公头年就被村干部逼迫回生产队种田，不准出去做篾匠生意，家里断了财源，大舅也就念不起书了。当时上高中很简单，只要有初中毕业证就行，成绩不成绩的无所谓。但毕业生都想考技校，上学有生活费，而且毕业就分配工作。可是大舅当时身材矮小，体弱多病，没被技校录取，又没钱上高中和师范，就选择回乡劳动谋生。大舅说他当年夏天在烔炀河站下火车时，瘦弱得不像样子，一个随身带的木箱子都拎不动，幸好碰到同村的宗亲，才顺利回到螺滩张。
　　大舅初中其实也没念到什么书，运动一个接一个，尤其是大跃进、大炼钢铁的时候，学校也不上课，教室被腾出来当小高炉车间，大舅和同学们从西门出城，到50里开外的大姑庙，抬煤回来烧小高炉。还下乡支援农业，把学校的粪肥抬出城送给几十里外的农村；到东门外农村帮农民犁田，4个学生在前面拉绳子，1个学生在后面扶犁梢，累得像泥牯牛一样，回到学校就再也没有精力读书了。
　　螺滩张村里从1958年下半年就开始吃大食堂，村里选几个人，挨家挨户把所有人家的粮食全部搜到食堂来，大家天天放开吃，很快就把余粮吃完，然后就靠国家供应，每人每天二两三钱大米。由于浮夸风，粮食产量被虚报得离了谱，村里实际生产的粮食还不够交国家征购任务，大食堂就只能天天喝稀的。稀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把有限的稻米碾磨成粉，放到大闷锅水里煮开，跟水差不多。后来就连稀的也喝不上了，大家就出去挖野菜，再就是什么能吃搞什么，什么能吃偷什么。大舅说是十家九偷，命都没了，还顾什么廉耻？
　　1959年元旦大舅放假回家，家里一穷二白，一家人是靠吃烀毛草叶子（巢湖里产的一种小鱼）过的阳历年，一粒米都没见到。这次毕业回来，农村生活更加艰苦，大舅就天天带着老舅到外面找吃的。大舅是准备长期在农村务农的，后来村里想让大舅做会计，就在大舅犹豫的时候，张怀鑫的妈妈来到大舅家，说是怀鑫来信叫德宏回学校，也不知道什么事。大舅立即赶往无为，张怀鑫就问他愿不愿意当小学老师。
　　原来是县教育局要在初中毕业生中招一部分小学教师，张怀鑫得到消息后就给大舅报了名。那时候大家都想当工人不愿意当老师，但大舅觉得当老师比在老家还是好过些，就欣然答应，于是大舅被分到离县城二三十里路的仓头小学。暑假还没有结束，大舅就愉快地去学校报到去了。大舅后来一直很自责，说是自己如果当年留在村里当会计，父母和大伯他们一定不会被活活饿死。
　　大舅在仓头小学教3、4年级数学，很轻松，而且大舅那时候虽然已经20岁上下，但还像小孩子一样好动，哪里好玩就到哪里去。第二年暑假，大舅被调到石涧的青苔小学，仍然教3、4年级数学，外加历史。
　　青苔小学就在青苔山下，用的是地主庄园的几栋房子，院子前面有十几棵柿子树，屋后就是大山。当地传言山上经常有矿工被狼吃掉，所以天气再热老师们也不敢露天乘凉。大舅记得住校的有几个男老师，一个石涧街上的女老师，还有教导主任张勋寿，黄山苏家湾人，学校没有校长，张勋寿就是负责人。有一次张勋寿他们晚上去家访，让大舅在校看门。家访回来的路上看到一条大黄风蛇钻进树洞，张主任眼疾手快抓住蛇尾巴，几个人合力往外拽，结果把大蛇拽成两截。回来让大舅给剥皮，说烧好后带大舅吃。大舅一相胆子大，把蛇剥了，但他不吃蛇肉，其他老师就美美地饱餐了一顿。后来听说张勋寿因为收入少吃不饱自动离校了，从此他们再也没见过面。
　　转眼一年又过去，到了1961年暑假。县教育局把老师们搞到县里学习，动员下放农村。还让大家到牛家渡劳动一个多月，再回到县里学习。估计是下放的指标任务没完成，县委宣传部邵部长来动员大家自动打报告要求下放。邵部长说，你们一天不打报告，我学习班就一天不解散。大舅是急性子，再就是他觉得自己好胳膊好腿回农村也饿不死，说不定比在学校还好些。他初二的时候假期回家，曾经代替我外婆到太极寺水库（永丰水库以南西山农中的一个小水库）挑过十几天土方，因为干得好还得到过学校表扬。再加上当老师工资低口粮少，大舅饭量大，常常半个月就粮尽钱光，然后就靠豆腐渣和蔬菜充饥。所以大舅就打了报告要求下放，立即就被批准。旁边有明眼人悄悄告诉他，这次下放的对象是那些犯过错误的以及老弱病残人员，没你年轻人什么事的。大舅不以为然，坚持要回老家。但县里不让外县的人回原籍，把大家搞到县里合成氨化肥厂工地挑土方，大舅因为眼疾请假回家休养几天，再回去的时候化肥厂已经下马，这才正式被下放回原籍，户口粮油关系都被转到烔炀公社。当时是1961年10月份割稻的时候，学校还寄来了最后一次的35斤粮票，大舅到烔炀粮站买不到米面，只能买山芋，1斤粮票可以买5斤山芋。怕一时吃不掉坏了，就切成片准备晒干了慢慢吃，不巧又碰上连阴雨，全部霉变扔掉了，大舅为此懊悔了好长时间。
　　大舅回到螺滩张时，家早就被村干部安排别家住了，只得临时住在在隔壁人家的厢屋里。父母和大伯饿死后，家里的东西早就被村干部你拿一样他拿一样地拿光了。虽然大舅带着老舅挨个讨要要回了一些，但家里仍然没有什么生气，所以大舅对村干部非常痛恨。但日子还要继续过下去，大舅就带着老舅整天为生计奔波。这时候村里食堂已经因为没有粮食而不怎么开伙，但大队和村里干部夜里却经常开小伙。
　　当时烔西大队大队部就在螺滩张村，各村主要领导是易村互换任职，在螺滩张村任职的是大舅的表亲，所以大舅就经常被喊去帮厨，就跟大队和村里干部搞得很熟，还可以经常混顿饱饭。正好在大队放鹅的两个人中有一个老头子是右派，因为身体不好不能放了，大队书记韩信忠就问大舅愿不愿意放，大舅当然愿意了。给大队放鹅好处很多，首先就算是大队的人了，属于手工业组的成员，每月有30斤固定供应粮，还有为数不多的固定工资，而且很自由，在外面也能搞到吃；另一个放鹅的师傅叫张德彪，他对大舅很好，只要早晚到场把他服侍好，其他时间就让大舅到处玩。那位堂兄教大舅，把固定粮留给家里人吃，他们两个每天用布袋子装3、4斤喂鹅的稻，然后用砖头隔着袋子砸，再用小簸箕把稻壳簸掉，碾1、2斤米，两人中午煮饭吃。晚上再熬点稀粥，拿两个鹅蛋埋在没有明火的柴草灰里，粥吃过后，蛋也熟了，就剥着吃了，香得很。
　　那时候韩书记很信任大舅，晚上把鹅关在他家，喂鹅的饲料和鹅蛋也都放在他家，邻居们没少在他家吃喂鹅的豆饼。大舅他们曾经跟朝阳大队的鹅棚以及烔炀公社的鹅棚一起，最远把鹅放到无为江堤下的大圩里，驻扎在那里，过一段时间就运送一次鹅蛋回来，到端午节之后鹅不怎么生蛋了就地卖掉。后来改养鸭子，搭档也换成了张宝成老头子，是大舅的堂叔。他很有经验，一早出去把鸭子放到冲田里觅食，下晚的时候把鸭子赶到池塘里吃草果子，鸭子就长得很好。干了差不多两年时间，大队的鸭棚就解散了，大舅遂回村种田。
　　螺滩张村子有3个独立核算的生产队，大舅家在二队。种了几年地，到1966年初，大舅当上了二队的会计。时间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大舅因为文化程度高，就每天晚上带领村里的年轻人在农民学校读报纸学习和在文化室开展文体活动，在年轻人中有些影响。这时巢湖地区派出工作队到农村帮助开展文化大革命，进驻大高大队的工作队队长叫陈静如，是和县粮食局的干部。他们支持农村贫下中农协会，造生产队队长、会计以上的所谓当权派的反。有一天工作组把大舅叫到大队，要大舅参加贫协的会议，听听贫协的人怎么讲。然后大舅就被带到一个会场，让他站在台前的大桌子上，接受批斗。谁知道会场上支持大舅的人势力大，把贫协的人赶下主席台，把工作组的人赶出了村子。时间不长，上面也下令将工作队撤回。
　　这次事件之后，几个村子一起成立了东方红造反司令部，大舅被推举为司令。但据大舅讲，他当时讲话其实也没多少人听，都是各行其是。其他几个头头带了几百人涌上街到公社，坚持要工作队的人回来接受批判，还与其他造反组织联合到县里和地区去要人，地区最后被迫同意他们去和县带陈静如，他们便赶往和县，把工作队长陈静如带回烔炀河。大舅没有上街，没有参加到县区要人，也没有参加去和县带人，还同意和接受了陈静如吃住在自己家，把他保护了起来。有一次大高村要开批斗会，陈静如害怕，要大舅跟他一起去，大舅有事去不了，就跟陈讲不要怕，已经跟大高村的人打过招呼，不让他们搞武斗。结果大舅不放心，办完事后还是赶到会场，见有人将牛棚里浸泡了牛尿的草让陈含在嘴里，就非常生气，当即不让继续批斗，把陈带回了家。当晚，大舅对陈静如说，你晚上好好休息，明天回家吧。第二天一早，大舅悄悄把陈静如护送出村，让他搭火车离开了烔炀河。几年后大舅给生产队买电动机到和县，陈静如还热情招待了大舅，感谢大舅当年的照顾。
　　大舅一直跟我们讲，他对艰巨的时候父母大伯以及村里那么多人饿死耿耿于怀，迁怒于那些趁火打劫的村干部。1960年，螺滩张村子饿死的人像倒牌的一样，不大的村子死了一二百人，大舅的大伯、父母都是那时候饿死的。他母亲临死前，老舅写信给大舅，大舅好不容易请准假从无为县赶回来看望，知道母亲想吃一顿粑粑，就到村里大食堂乞讨了一点面粉，做了粑粑给母亲吃，母亲吃后几个小时就去世了。兄弟二人把母亲抬到小俞家村外的山岗坟场掩埋了，随后大舅就回无为上班，老舅则上街投奔我母亲，村里干部便把大舅家的东西全部瓜分，房子也安排给了旁人居住。
　　大舅说，如果不是村里干部硬逼，手艺在身的大伯与父亲是不可能活活被饿死的，“文革”期间他参加造反派，主要就是想跟那时的村干部算算账。但整个“文革”期间，凡是他参加的活动，都不许动手打人，而且他自己从没有做过任何过头的事情。作为在“文革”环境里成长的我来说，是能够理解大舅的思想与言行的，也不怀疑他的诚实。退一万步讲，大舅以及千千万万的红卫兵、造反派们，也包括历次运动中的村干部们，他们既是运动的参与者甚至有些人还是施暴者，但他们也同时是当时体制与政策的受害者，是不宜用现在的眼光和要求来对他们求全责备的。
　　1969年上面派来整党建党工作队，搞各派大联合，酝酿成立大队革委会。工作队长叫高隆基，他叫大舅当一把手，大舅讲干不了，他讲那你就当会计，大舅也不想干，高队长说那不行，所以大舅就这样成了大队革委会成员和会计，螺滩张村张德从当书记，小方村的方广胜当主任，还有几个委员。干了两年，大舅就提出不想干了，正好到1971年秋各级都在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公社讲你不干可以，但学习班还要参加，就被搞到小刘家巷村子的孵坊里办学习班，是大高大队和烔西大队合办的学习班，革委会成员都参加了。
　　大舅他们大队主要是批判有生活作风问题的方姓主任，其他人都是一带而过。学习班在传达了9.13事件不久就结束，大舅回到村里生产队务农。当时村子里有一个人在巢湖化肥厂工作，让大舅和老舅他们去化肥厂烧焦、洗煤。后来厂里看烔炀河这些人老实，干事过劲，准备把他们全部招工进来。但烔炀公社提出要带上十几个公社干部家属，厂里当然不会同意，这件事情就这样被公社给搞黄掉了。
　　大舅娶大舅母的时候，大舅母带来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后来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家6口负担也不轻。好在大舅母后来转为国家教师有固定工资，大舅勤劳且能吃苦，日子就这样慢慢熬了过来。孩子们现在都已经独立，而且生活得非常好，老俩口子孝女贤，儿孙绕膝，每天跳舞打拳，经常外出旅行，精神愉快，身体健康，就很是幸福。老舅张德怀比大舅小3岁，从小被外公外婆的宠爱惯坏了，万事依靠人，缺乏独立精神，再加上年轻的时候家里贫穷，错过了最佳婚娶时机，导致一直单身。后来大舅他们在镇上西边的院塘埂上重新盖了房子搬了出来，螺滩张的房子就留给老舅住了，他一个人倒也乐得逍遥自在。好在老舅身体不错，生活能够自理，也有基本养老保险，而且大舅和大舅母一直照应着他，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的。
　　大舅的小儿子现在是大高小学的校长，我一直鼓励他写他们的家史，可是他并无这方面的兴趣。我只好跟大舅聊了几次，草成这篇文字，勉强算是给大舅一个交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