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重返教育 1 群英教学

　　一九七二年八月份，我被抽回学校教学。这次回到教育，是我人生道路的一次转折。
　　我这次回学校教学，仍然是民办教师，待遇也极低，全年给两千一百分。当时一个男劳力全年一般的能挣上三四千分，我只是他们一半多一点，但我也认可。原因是我喜欢教学，不喜欢爬垄沟找豆包；再说，教学我能有时间学习，有出头露面的机会。至于为啥又让我教学，我也不清楚。据当时的老校长荆少生对我说，是他给我争取的。因为他是党支委，又是学校校长，学校增一个初中班，缺一名老师，他先和公社中心校推荐的我，经同意后又在大队党支部会上极力挺我。当时语文教员，全大队没有合适人选，上边又派不下来，大队领导虽然不同意，可实在没招最后勉强同意了。
　　现在的群英学校，老师有了很大的变化。原先我在学校的老师就剩一个老校长荆少生了，增加了十多名新教师。这些新教师多数都是新上来的老师。当时上边师范学校停办，没有毕业生，所以师资很紧张。为了补充师资，上级每学期也都给教师转正指标。不用考试，由大队提名，公社审核上报到县里批准。可是这些人大部分水平太低，都是一些皇亲国舅，贫下中农，小学五六年级都教不了，教中学就更不行了，所以中学教员在全公社奇缺。（当时重新让我教学恐怕与这方面也有关）
　　当时群英学校有六个教学班，小学1——5年级，附设一个初一班。（当时是十年一贯制，小学五年，初、高中五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存在，所以学校的教学工作还远远没有提到日程，教师工作的主要精力不是放在教学上，而是放在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政治活动上。当时，批林批孔是风云全国的一场政治运动，学校把这一运动也纳入了主要工作，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除了教学外还负责组织宣传队这项工作，这个小宣传队抽了二、三十名文艺骨干，编排一些批林批孔的小文艺节目。快板、对口词、诗朗诵，再插入一些歌曲，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天天上群众中去演出。有时还上田间地头，利用社员歇气时演出。由于我们排的宣传节目有些文艺性，所以老百姓还比较乐意看。比干巴巴背语录，念“社论”好多了。
　　村里老百姓的政治学习大队抓得也很紧，也非常活跃。村里建立了大队活动室，活动室的布置工作也交给了我。我没有美术技能，可我练过美术字，从文化大革命到现在，经常写大字报、大标语，会议横额，所以我多少有点基础。我也是边写边学，好赖农村也能将就，差一不二就行。政治文化室也好布置，正墙上面挂一副毛主席像，我用白纸写八个红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分挂两边，非常匀称好看；墙壁上对称悬挂毛主席语录牌，这是我写好让木匠给打的镜框镶上的；后墙上面悬挂一排马恩列斯和伟人的像，都是用镜框镶好的，下面是布置的各式各样的学习园地。我对文化室的布置，大队领导还是非常满意的，没花多少钱，经济适用。学校领导也满意，因为我也给学校争了光。
　　一到冬季，学习格外紧张。每天晚上大队都组织学习，让我和其他几名教师当辅导员。这个辅导很简单，无非就是领着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报纸上的一些社论，批林批孔的一些文章。今天我领着学，明天他领着念。参加学习的都是小青年。别小瞧这天天晚上的政治学习，这可比啥都重要！它是你的政治态度、立场问题，是衡量你进步不进步的大是大非的大问题，你入团入党这可是其中一大项，所以大家对政治学习还是非常认真的。
　　我们村有一个习惯，每到过年前两个多月，大队便组织剧团（文艺宣传队），排练文艺节目，等到春节时演出。大以前是原剧团的老导演张井会领着排练，现在他年岁大了，领导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因为我过去就年年参加，比较熟悉，再说我还非常喜欢这项工作，所以我抓这项工作非常积极，几乎废寝忘食。因为有原来的基础（文化大革命时停了几年）剧团工作抓起来比较顺利。
　　这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有几年了，我们村来了不少知识青年，他们是佳木斯食品厂的，我们学校老师中就有两个是他们中的知识青年。当时农村有文化的人还是比较少，要不大队为啥老抓我呢，不是我优秀，是农村缺有文化的人。这些知识青年，他们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但在当时他们也是农村一支有文化的青年队伍。我在抽剧团成员时，也在他们中挑选了好几名优秀的，其中有一名叫邓景森的小伙子，有些文艺细胞。当时我们村还有一名老艺人，叫马庆祥，他胡琴拉得好，又会唱几口二人转，小时候和我一起学二胡的刘乃贵学习没学好，可他二胡拉得满棒，这样邓景深和他俩为核心组成了乐队。
　　当时的节目，都是以政治宣传为主，我们有一半的节目都是自编自演。我那时候就好写，为大伙编了不少小节目：诗表演《一封信》、群口快板《农业学大寨》、群口山东快书《林彪现形记》、歌剧《把关》、表演唱《小两口回娘家》等，再加上我们选一些其它现成的节目，像《逛新城》、《老两口学毛选》、二人转、红色歌曲等。节目编排的小型多样，灵活搞笑，很受观众欢迎！我们在村里演出后，又用两挂马车拉着我们上附近好几个村屯慰问演出，受到当地的老百姓热烈欢迎。每次演出结束，还招待我们一顿丰盛的晚餐。大家有说有笑，别提多高兴了！
　　正月十五元宵节，我们前去佳木斯食品厂慰问演出，其中诗表演《一封信》感动台下的观众痛哭流涕，长时间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因为我写的这首诗《一封信》就是写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事。我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写法，用一对下乡女青年给二老写信的形式，回忆她和父母离别时撕心裂肺的心情，汇报女儿在乡下生活的情况，写乡亲们对他们如何的热情。因为台下的观众就是他们的父母，所以诗里的每一句话都打动了他们的心，好像写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女儿，所以感动哭了。演出结束后，厂领导让我们吃各式各样的糖、点心。因为是正月十五，主食吃的元宵。那时候我们农村孩子受到这么热情的款待，真有点受宠若惊了。
　　除了年前排文艺节目外，过年时我们还扭大秧歌，这个和文艺演出不矛盾。文艺排练和演出都是晚上，扭大秧歌是白天，也不用太多的时间排练，基本练一两天的就可以了。然后就是上各军属家拜年，大队领导跟着，到哪家哪家拿出糖、瓜子、香烟，招待大家，大队领导说几句拜年嗑，送上礼品（米、面、肉……）有时候我们还演一两段小节目。因为我们大队比较大，管辖三个自然屯，这大秧歌也得闹活（扭）两三天。我们排节目，扭大秧歌这些活动都在年前年后，也就是在学校放寒假的时候搞，所以教学不会受到影响。
　　那时的教学抓得不紧，就是按部就班上课就行了，也不抓教学质量。教材文科也不系统学教科书，尽是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天天背诵老三篇、毛主席语录。学习“两报一刊”的文章。因为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我们也不敢提抓教学质量。不过我还是喜欢学习的，因为我每时每刻都想跳出农村。我认为要想离开农村，必须得走有知识这条路。我当时还是民办教师，我还想争取以后转为公办教师，不学习怎么能行啊！当时学校老师当地上来的水平都很低，有的只能胜任小循环（1—3），连高小的课程都不太会。他们多数和我一样，都是民办教师，都盼望转正，所以我就组织他们学习文化课。校长荆少生也支持我，每天放学后都给我安排时间，辅导他们学习。
　　我自己的学习也抓得很紧，一有时间我就安排自己的学习。就在这一段时间，我和王元福老师硬是用手工抄了一本词典。当时新华书店全是马列毛主席著作，没有别的书，学习工具书见都见不着。我在我的朋友家（也是老师）发现一本词典如获至宝，可把我乐坏了，我好说歹说求人家借给我半年的时间，我们俩才把这本词典抄完，装订成册。这本词典叫《通用词典》，我用了很长时间，一直到有了新词典（《辞源》、《辞海》、《中国汉语词典》），我才不用它。
　　我在群英教了五年学，说是教学，其实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大队的文化政治活动上了。我几乎年年都在帮大队做这些事，也好，我的工作感动了大队领导，他们也给了我一点点报酬，批准我加入了共青团，还当上了代课教师，挣上了现钱36.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