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受了惊吓

　　“一米一米三，三寸三，骑红马，过难关。一米二米三，三上三，三面红旗，插到井冈山。一米三米三，三零三，三面红旗，解放台湾。”每每听到这童谣声响起，心里像猫挠似的，这是晚饭后遇上晴好的天气，村里的孩子们聚集在晒谷场上，口里唱着童谣，手脚配合着动作，所玩的一种新式游戏。我只能远远地躲在墙角看他们玩，他们乐我也跟着乐，一副很没出息的样子。
　　村子里像这种“上档次”的集体娱乐活动很少，大多是三两个人凑合在一起自娱自乐，玩些如踢毽子、跳房子、跳绳等老土的游戏，连甩纸宝都冷淡下去，没人愿玩了。
　　最热闹的要数每年的八月十五中秋节的那天晚上。待各家祭完月神，放了鞭炮，孩子们会抬出一面比较破旧的大鼓，绕着村，穿过一条条巷道，咚咚咚敲得欢天喜地，不过我只能远远地跟着看着，羡慕且手痒难耐，多想也上去擂几下，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有一次我在后面偷偷地跟着，直到众人欢乐结束，才发现敲完后鼓由大人藏匿在伞厅里，那里常年摆放几口棺材，黑漆漆的碜人，大白天都觉得里面阴森森的，实在是没有勇气去偷偷敲几下，只好作罢。
　　没有玩伴，有时熬得实在难受，我就怯怯地对哥哥说，“哥哥，算了，我们投降吧，同他们和好，不打了，不行吗？”哥哥总会一副感到莫名其妙的样子，惊诧地瞪着我，“你以为是我不想和好吗？和好不和好，是我们说了算吗？你想投降，人家还不让你投降！”说到最后，哥哥几乎是在吼。我不想惹哥哥生气，又觉得委屈，心想，我们又不是日本鬼子也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为何非为和我们斗呢。
　　好在一年到头，村里也会放一两场电影。每次放电影，比过节还热闹，兴奋的孩子们总是会到村口去等放映员，等到了，一片欢呼声响起，接着大家便蹦蹦跳跳地簇拥着放映员往村子里走，有的还会在后面帮着放映员推自行车，胆大的借机瞅瞅装影片的铁匣子上面写的影片名字，看见了，立即大声宣布，然后热烈讨论是什么片子，争论是不是战争片，是打日本鬼子的还打国民党的，看似争得脸红脖子粗的，那纯属抬杠性质的，闹着好玩，不在乎谁对谁错，直到放映员在村里的晒谷场挂好幕布，摆好放映机，孩子们才会慢慢散去。
　　那天晚上，我会早早地催促父母做晚饭，或者等不及了干脆不吃饭就搬个凳子守候在幕布前。在焦急的等待中，孩子们会为凳子的摆放位置产生点摩擦，但不会上火。好不容易等到开始放映了，可每次都要先放一段讨厌的科教之类的宣传片，让想看正片的孩子们心急火燎的。有的故意站在凳子上高高举起双手来抵挡，放映机的光束将两只手的影子放大后投影在幕布上，如魔爪般在舞动，引得孩子们一阵欢叫。大人也不太管，只是假装生气喝叱一下。
　　这时我们和村里的孩子能相安无事，因为大家快乐还来不及。看完电影，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大家都沉浸在电影故事里，等缓过劲来，就又开始日常的打斗。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村里的孩子们甚至会模仿电影里的场景对我们进行伏击。我们就是在这种懵懵懂懂的嬉闹中，换得暑去寒来。
　　那时的天气应该比现在要冷得多，冬天上学我们是允许自带火炉。火炉里没有木炭，只是从灶堂里掏点灰烬搁在自制的铁皮罐里，用手提着取暖。路上会捡拾些干柴，放在里面烧，烧不着了，就轮起胳膊像风车似的转圈晃，很快就燃起来了。
　　路两边水沟里的水结着厚厚的冰，沟沿的泥土冻成一层冰晶，我们哈着白气，抬起脚故意将路上的石子踢到冰面上，看它顺着冰面滑溜到远处。有时将冰砸破了，用棍子挑到路上来，哥哥捡来根稻杆掐掉尾巴，做成吹管，趴着对着冰面鼓着腮帮子吹气，我就在旁边使劲叫唤鼓劲，终于吹穿吹出个洞来，然后用稻草把冰块串着挂在树枝上，等放学时再看它的模样。
　　做完这些手脚早已冻僵，时间也耽搁了不少，抬头看看太阳，赶紧提起火炉往学校跑。玩冰的时候不小心会将鞋子打湿，当时并没怎么感觉到冷，待到教室里静下来上了一会儿课，才感觉鞋冰冷刺骨，两只脚冻得比猫抓还难受。一下课，赶紧找柴，期望把火炉里即将熄灭的火烧旺，来烘焙湿鞋。此时，教室外的场地上到处是轮着胳膊像风车似的在晃火炉的身影。有重新燃起来的，咧着嘴乐呵呵，有的冻得鼻涕流得老长，哆哆嗦嗦的，直到上课还闷得烟滚滚的，气得火气爆棚的老师提着火炉扔了出去。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村子里却从没闹过饥荒，但除了吃饭，孩子们几乎没什么别的东西吃。好在每家每户都有块自留地，自留地里大多是种菜，还有就是种甜瓜。当瓜秧苗在一垄垄辣椒树底下铺展得满满时，会结出一个个又香又甜又脆的甜瓜，这对于小孩子来说诱惑力是很大的。
　　一到周末，我也自然惦记着，总喜欢跑到自家菜地里去看看。记得在一个细雨蒙蒙的中午，我赤着脚一个人偷偷溜向菜地，沿路绕过别人家的菜地，当然也看到别人家菜地里一个个惹眼的甜瓜，可惜自家的都没熟，强忍着馋，硬是没舍得摘。返回的路上，看见别人家菜地的甜瓜一个个胖嘟嘟摆在那里，实在是忍不住，瞧瞧四周没人，猫下身子迅速地从别人家的菜地里摘了一个，刚想开口吃，就被人逮了个正着。这人我很熟悉，我一直在心里叫她巫婆，因为每次都能碰到她，阴魂不散，每次都用一种防贼的眼神上上下下对我打量一番，看得我全身的毛孔倒竖。这一次就更加恐惧不安，惊慌之中，丢下瓜，我撒腿就跑。气喘吁吁又惊恐万状地跑到家，发现大人都出工了，门也锁上了，又怕她追上门来，一咬牙，就从门廊的柱子上爬上去。我家房子的结构还是湖南老家的模式，爬上了楼，楼上的门从不会锁，再从楼上进到家里。我知道自己闯祸了，就一个人胆战心惊待在家里，压抑着声音哭泣着，后来竟然扒在床沿睡着了。
　　母亲收工回来，搂着依旧瑟缩着不断发抖的我，问我是怎么进家的，我说我怕，我偷摘了人家的甜瓜，是从门廊柱子上爬进来的。母亲大惊失色，万一失手后果不堪设想，就一阵心呀肉呀的嚎啕大哭……
　　“甜瓜事件”象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心头，在同村的孩子们面前，我总是抬不起头，在大人面前愈加胆怯，看什么都是灰色的。人开始变得沉默，整天整天不说话，精神恍恍惚惚的，睡觉时常从恶梦中惊醒。我本来身子就弱，人也就日渐消瘦下去。看了几次医生，吃了几副药，一点也不见效，医生最后干脆摇头说，带回去好生静养吧。言外之意，只能看他个人的造化了。生命力强，奇迹出现，或许就能挺过来；否则就该准备后事，我也就该光荣夭折了。
　　农村人没有其他门路，可怜的父母只会病急乱投医，逢庙就烧香。求医不成，只能求鬼神了。
　　母亲认为我是受了惊吓，开始帮我“喊魂”。每天傍晚时分，母亲都会带着些米，到村头撒几粒，撮点土，拔些草，摘点树叶子，用衣服兜住，快到家们口时开始喊我的名字，我则由父亲或姐姐哥哥带到门口，母亲喊一声，他们替我应答一声，一直到母亲进门。然后母亲把外面弄来的东西和米在我额头和胸口转圈圈地擦摩，口中重复叨念：“崽哟，不怕哦，我的好崽回来了！崽哟，不怕哦，我的好崽回来了……”那时刻就觉得有一道暖流流向全身。
　　还别说，喊了几次魂，我好了许多，我知道那是由于母亲的关怀、母爱的温暖和重复的心里暗示起了作用。好在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搞点小小的封建迷信，也不至于戴高帽子、挨批斗了，否则我又要祸害我娘受苦了。
　　此事之后，母亲愈加激进，象只受了刺激的母鸡小心地看护着自己的孩子，对外几乎是敌视的态度，但在强大的外势下，在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时，母亲会气得坐在地上边哭边抽自己耳光。我们不知道如何劝慰母亲，只是流着眼泪用小小的手试图把母亲拉起来，母亲可能是怕吓着我们，总是会搂着我们几个压抑着声哭着说：“我的好崽，不哭，不哭。”有时会冲村子里大声说：“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你们这样做会遭报应的！”但母亲一口重重的湖南口音，相信也没有多少人听得懂。母亲有时会迁怒到父亲身上，骂父亲太软弱无能，只会畏畏缩缩，而父亲只是在一旁默不作声地抽着烟。
　　在当时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叫退一步海阔天空，不懂得什么是男人的胸怀，也觉得父亲窝囊，不是那么顶天立地。
　　其实甜瓜家家户户都有，地里长的东西，对于村民来说并不是那么要紧，不是什么稀罕物，在大人眼中到别人田里摘一个两个吃并不是什么顶破天的事。除非是对你家有意见，特意拿此事来说事。可惜处在当时环境下的我并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