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乌拉总管穆克登查边

　　公元1960年代初期，乌拉街满族镇酒厂路东，曾有一座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富察氏家庙。有资料记载，庙不大，青砖围墙，有祠堂一间，有砖门楼一座，上写有“将军祠”三个红字，庙内供奉有穆克登将军的画像。可惜，这座庙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被拆除了。穆克登何许人，和富察氏什么关系？这在前文我们已经有些交待。但富察氏为什么能在被清王朝封为“本朝发祥之圣地”的乌拉街建家庙？穆克登又为什么能供奉其中？解开这种种疑团，需要我们走近穆克登，走近那段风云际会的历史。
　　清圣祖玄烨康熙三年(1664)，穆克登出生于乌拉街。据《打牲乌拉三百年》（由吉林省档案馆、吉林市档案馆、龙潭区档案馆共同编纂，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介绍：穆克登是迈图之孙，希特库之子。前文我们曾有介绍，穆克登曾任第四任和第六任乌拉总管，他的长子穆朱祜任第七任乌拉总管。从首任总管迈图到清末总管乌音保，乌拉街总管历三十六任、三十一人。穆克登祖孙就占了四人，他们孙辈以及富察氏后人有多人任总管职务，也由此可见富察氏家族在乌拉影响之大。所以，才有富察氏能在龙兴之地建家庙。更因为穆克登在家族几代中官职、威望最高，对朝廷的贡献最大，所以，家庙供奉他的画像。
　　康熙皇帝继承了他的祖父辈对富察氏的信任，也因为穆克登英俊潇洒，青年才俊，康熙二十三年(1684)，20岁的穆克登被选为康熙皇帝的侍卫，这里当然有受他的父辈们在朝廷任职的影响。朝中有人好做官，但更主要的是穆克登的“文武全才”。从此离开家乡打牲乌拉，到皇帝身边任职，工作就是守卫皇宫。年复一年，扈从皇帝出宫入禁，巡视天下、征战四方。14年后，在皇帝身边历练得差不多的穆克登，被康熙皇帝派遣回故里，做第四任打牲乌拉总管。清朝时，皇宫卫队皆由满族贵族子弟担任，这些人在皇帝身边得到历练，此后得到重用。我们后文中有几个人都曾做过皇家卫士。也该是穆克登走运，这一年，打牲乌拉捕获东珠2180颗，前所未有。按朝廷的规定，打牲乌拉捕打东珠数过千颗，总管即赏给加级。
　　做官靠能力，但有时也靠运气。中国人历来喜欢讲天时地利人和，除了讲个人的努力外，特别强调“天意”或“机遇”。所谓时势造英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个故事很能说明这个故事，也发生在清朝：
　　乾隆年间，军机处有个叫巴延三的军机章京，在朝廷他实在是个小人物。就如今天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大一样，他也就算是京城里某部的小科员。当时因新疆准噶尔部发生叛乱，军机处公务繁忙，所以通宵有人值班。这天夜里恰好是巴延三值班，新疆的急报传到北京时，已是深夜，乾隆帝看完急报后，命内监将值夜班的章京巴延三“呼至窗下，立降机宜，凡数百语”；官位小，不能直接见皇帝，只能在窗外听圣旨。然后让巴延三根据乾隆爷面授的机宜拟旨。谁知这位老兄“龌龊，无他能”，又因为以他这等低位的臣子初觐天颜，只顾了颤颤惊惊了，哪里还记得皇上说了些什么？更不用说要根据皇上的旨意写出诏书了。可天无绝人之路，陪他去值班室立等取稿的小太监鄂罗里是乾隆帝身边的亲信，不仅能识文断字，而且善于揣摩上意。刚好乾隆帝对巴延三口授旨意时，他就站在一边，皇上说的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于是，小太监根据自己的记忆，代巴延三拟成初稿，乾隆帝读后很满意。过几天，乾隆帝与军机大臣傅恒谈话时，提到巴延三，说：“汝军机有若等良材，奚不早登荐牍？”皇上钦点要予提拔，傅恒自然不敢将巴延三那些“人多鄙薄之”的丑事端出了，马上荐其外放道员，最终巴延三爬到两广总督的高位。
　　这巴某人做官，是运气还是能力？乾隆爷一句话，便功成名就了。所以，做官的踩上狗屎运，想躲都躲不开。
　　话题有点说远了，回头还是说我们的主人公吧。穆克登因采东珠多而得到晋级。东珠何物也？东珠，满语为“塔娜”。清朝将产自于东北地区的珍珠称为东珠（或北珠），用于区别产自南方的南珠。东珠产于黑龙江、乌苏里江、鸭绿江及其流域。清廷把东珠看作珍宝，用以镶嵌在表示权利和尊荣的冠服饰物上。皇后、皇太后的冬朝冠上都缀饰东珠，可见东珠的珍贵。这一年，打牲乌拉捕打东珠远远超额完成任务，龙心大悦，穆克登晋升一级，赏三品顶戴。
　　可是，作为打牲乌拉总管，管理那么大的地域也不容易。特别是长白山一带，地广人稀，都是人际罕至的原始森林。在清初至中期，整个东北，尤其是黑龙江和吉林的绝大部分，都被清廷看成是祖宗发祥地，为保持满族原有生活方式，确保满清统治的根本重地而实行封禁。从皇太极开始，几任皇帝对此都的批示。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皇帝就曾上谕，“盛京、吉林为本朝龙兴之地，若听流民杂处，特与满洲风俗攸关”，因此对流民入境“永行禁止”。这样，关内等地的人想私自到封禁地，那是要受到处理的。可是，封禁也给东北地域的管理带来极大弊端。因为封禁，造成东北地方人烟稀少，土地荒芜，边界无人管理。长白山一带，就屡屡发生朝鲜国边民侵入事件，常有边民间、越境边民与清廷官兵间闹矛盾、甚至发生流血事件。
　　康熙皇帝平定边疆后，为加强边防军事部署和编纂《大清一统志》这部地理总志。开始派人调查绘制四方边界的地理图志，这其中也包括中朝边界的图志。清朝为何要解决中朝边界问题，这里也有一些现实问题。
　　康熙二十四年（1685），朝鲜咸镜道、平安道边民数十人结伙持械越过边境偷采人参时，与在鸭绿江三道沟一带，奉皇命前来绘制长白山、鸭绿江地图（画舆图）的清朝官兵发生冲突；清朝驻防协领勒楚等数人中弹受伤，1名朝鲜人中箭而死，数名受伤。清廷接到事发通报后，要求朝鲜国速将犯人缉拿归案以待审讯。紧接着，康熙皇帝下发敕书，通告将派查使同朝鲜国王一道审问犯人及该管理地方的官员。敕书中特别提到要追究朝鲜国王平日疏忽之罪，令查官察议朝鲜国王。接着，清廷派大臣到汉城与朝鲜国王共同查勘此事。
　　此时的朝鲜，是清朝的藩属国，当然，朝鲜国王要服从清朝皇帝的召令。朝鲜国王对此极为重视，朝鲜政府从重处罚相关人等。处死施放鸟枪伤害清军的6名主犯，其他越境者流配边地，国王也被罚银二万两；还下令严禁咸镜、平安两道开采人参，停止内外人参贸易，并将这次事件的越江处厚州郡的军民人等全部撤出。此后，朝鲜实行了近二十年的禁参政策。应该说，朝鲜国对这些事的处理是积极的。
　　但利益的诱惑常常使人铤而走险，古往今来莫不如此。利益的诱惑，其力量是无穷的。比如对钱财美色，对于今天的一些官员来说，党纪国法不可谓不严，前车之鉴不可谓不多，但有些官员为了金钱、为了美色还是铤而走险，贪污腐化。所以，汉•黄石公《黄石公三略》上说:“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香饵之下”，前有车，后无辙，前赴后继者众多，一个个欲罢不能！法律如此完备的今天官场尚且如此，法律意识淡薄的古代山野村夫又如何能约束得住自己。
　　受人参高额利益的引诱，一些朝鲜边民宁肯受罚，也不惜铤而走险，私自过境，偷采人参，偶尔也和清朝的边民发生一些小冲突。康熙四十九年（1710），朝鲜平安道渭源（今属慈江道）人李万枝等9人“乘夜越境入采参，暮中扑杀清人5人，掠其参货。被扑杀的清人系京师里的富商雇请来在这里采参的。因此，事件很快就报到清廷，清廷要求朝鲜政府联合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处理。朝鲜政府也是紧急悬赏捉拿罪犯，并请求清廷派官员参与会审李万枝案。
　　康熙帝反思，人民私越原因乃边界不明，这次会审，是完成长白山实地测绘的最佳时机。于是密谕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借会审李万枝案，对长白山地区进行实地测绘，查清鸭绿江、图们江上游边界。后来，李万枝等5人被斩首，他们的妻子被罚为奴婢，家产则被完全没收；参与者李万建与李俊元因家中有年迈的父母需要奉养未被惩罚；当地的观察使、节度使、郡守、佥使、万户等一应官员全被革职。史学界把这一事件称为“渭原事件”，又称“李万枝事件”。
　　“李万枝事件”后，清廷即开始加快中朝边界的测绘工作。康熙五十年（1711），康熙谕大学士等：“朕前特差能算善画之人，将东北一带山川地理俱照天上度数折算，详加绘图示之。混同江自长白山之后流出，由船厂、打牲乌拉向东北流，汇于黑龙江入海。此皆中国地方。鸭绿江自长白山东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凤凰城、朝鲜国义州两间流入于海。鸭绿江西北系中国地方。江之东南为朝鲜地方。土门江自长白山东边流出，向东南流入于海。西北系中国地方，东南系朝鲜地方。此处俱已明白。但鸭绿、土门二江之间地方知之不明。前遣部员二人望凤凰城会审朝鲜人李万枝事，又派出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同往，此番地方庶得明白。”
　　当时，穆克登到达凤凰城审案结束后，即经满浦（今朝鲜慈江道满浦），乘小船溯江而上，欲寻找鸭绿江江源。但朝鲜政府极力阻挠穆克登的查边活动。最初朝方不许穆克登进入朝鲜境内，后在穆克登出示清朝皇帝圣谕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允许穆克登经由朝鲜境内勘查鸭绿江上游地区，但朝鲜国王仍暗地指示朝鲜官员指引穆克登由“绝险”的“废四郡路”成行。结果，穆克登一路备尝艰辛，吃了许多苦头，行至满浦一带便无法前行，只得如实汇报朝廷。当年七月，康熙帝在接到穆克登汇报后，下令中止查边。穆克登的首次长白山查边勘测之行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此次查边，穆克登虽然没有到达长白山区，但仍将沿途所经山川测绘成图，带回面呈康熙帝。
　　域可无疆，但国必须有界，康熙帝下决心要把中朝边界勘测清楚。第二年，也就是1712年，康熙帝再次喻旨穆克踏查中朝边界。为了使此次查边勘测活动不再受朝方阻扰，康熙帝做了周密安排，一方面命朝廷的大学士将穆克登查边之事通报朝鲜使臣，令其转达朝鲜国王；另一方面又命礼部向朝鲜政府移交会同查边的正式咨文，要求予以配合。朝方见清廷查边活动无法推托，只好同意会同勘查，但对穆克登之行仍加以严密监视。为了完成好这次查边任务，穆克登是下足了工夫的，他特意在京师同洋人学习地图勘测的有关知识，并学习和掌握了有关勘测仪器的使用方法。是年四月二十七日（5月31日），穆克登一行到达朝鲜厚州，与朝鲜接待官员军官李义复等见面。五月初四日（6月7日），中朝双方勘测官员到达惠山，五月十一日（6月14日），一行人登上长白山顶。穆克登记下水源情况：“坼其北数尺，水溢出为瀑，即黑龙江（今松花江）源也，……下约三四里而得鸭绿江源，有泉泡泡从山穴中出，不数十百步，峡坼为大壑中注之，……又行东转逾一短冈，则有泉东流，可百余步而中途歧，而东者来合焉。”
　　在找到北流的黑龙江源（今松花江源）和西流的鸭绿江源后，穆克登与朝鲜译官金庆门协商后认为“土门（图们江）源流间伏行地中，疆界不明，不可轻议竖碑。”于是又与勘界中朝官员前往寻找图们江北源，“审六十里，日暮，二人者还曰，‘水果东流矣’。”在确定该处确为图们江地面水源后，穆克登方与勘界中朝官员使人伐石立界碑刻字，碑文横书“大清”，竖书：“乌喇总管穆克登奉查边至此审视，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笔帖式苏尔昌、通官二哥、朝鲜军官李义复、赵台相、差使官许梁、朴道常、通官金应宪、金庆门”。
　　穆克登立在鸭绿江、图们江两江分水岭处立的“审视碑”，今天，韩、日称“白头山定界碑”，中方称“穆克登碑”。
　　五月二十八日（7月1日），穆克登等下山至茂山，与朝鲜官员协商在图们江上游边界设栅问题。六月二日（7月5日），朝鲜国接伴使朴权等复文同意设栅。设栅的具体情况为：
　　“自立碑下二十五里，则或木栅，或累石。其下水出处五里，及干川二十余里，则山高谷深，川痕分明之故，不为设标。又于其下至涌出处四十余里，皆为设栅。而其间五六里，则既无木石，土品且强，故只设土墩。”以示图们江以北为中国界，以南为朝鲜界。十一月初三日（11月30日），朝鲜国王向清朝皇帝致《谢定界表》，称：“特轸疆事之修明，严两地之禁，指水为限，表一山之南北，立石以镌，省陋邦顿之烦，……绝边民犯越之患，用作永图。”（《同文汇考》）
　　穆克登这次勘界活动，是中朝两国对鸭绿江、图们江江源地区的首次会勘，是中朝两国边界划定的非常重要的大事件。这次会勘基本明确了两国长白山地区的边界走向，中朝官员合勘的中朝边界线具有法定意义。
　　可是，“穆克登碑”后来又被朝鲜人向长白山主峰北移，远离了两江分水岭，但碑文是改不掉的，此碑为后来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界谈和光绪十三年（1887）“丁亥”界谈提供了有力证据。光绪三十四年（1908），被移动的“穆克登碑”又被踏查长白山的清朝官员刘建封找到，刘建封对其进行拍照、拓片，保存了历史证据。
　　事实上，穆克登的这次长白山查边活动，一方面是为了明确边界，康熙帝还交付给穆克登一项更为重要的使命，即为《皇舆全览图》（清朝地图）的编绘进行实地勘测。《清史稿•何国宗传》就提到穆克登查边兼带有测绘《皇舆全览图》的任务，文中记载：“康熙间，圣祖命制《皇舆全览图》，以天度定准望，一度当二百里，遣使如奉天，循行混同、鸭绿二江，至朝鲜分界处，测绘为图。以鸭绿、图们二江间未详晰，五十年命乌喇总管穆克登偕按事部员复往详察。”
　　从康熙四十八年（1709）开始，在康熙帝亲自督导下，清廷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展开《皇舆全览图》实地测绘工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利用西方先进的测绘方法编绘全国地图。朝鲜国方面一直担心，清朝欲借勘查长白山之机，窥谋朝鲜北疆，因此总是对清廷在长白山地区的勘查活动多方阻挠。特别是清廷本想让西方传教士完成对长白山地区的测绘，朝鲜政府坚决不同意传教士经由朝鲜国境前往长白山区。康熙皇帝在人选上反复考虑，觉得穆克登是最佳人选，因此才有了穆克登踏边之行。
　　穆克登踏边，任务完成得让康熙很满意，这也使得康熙皇帝更加信任他，给了他新的任务——到新疆平定叛乱。
　　康熙三十六年，在新疆组织叛乱的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死去，策妄阿拉布坦成为准噶尔部的新首领。经过一段时间的养精蓄锐后，康熙五十七年(1718)，策妄阿拉布坦再次叛乱，叛军侵扰周边地区，攻城掠地，烧杀抢夺，无恶不作。策妄阿拉布坦的所作所为严重地威胁着清朝在西部地区的统治地位和安全，新疆的百姓也迫切希望赶走这帮匪徒，过上安稳日子。于是，清朝政府决定对准噶尔部再次用兵征讨。康熙帝命允褫为抚远大将军，驻扎西宁，全权指挥清军对准噶尔部的军事行动。康熙五十八年(1719)正月，穆克登被授吉林副都统，转年又补授予吉林、乌拉两城八旗兵前锋统领，作为靖逆将军富宁安的副将，带领乌拉和吉林两处精兵出征新疆，驻守吐鲁番。
　　经过数年军事对抗，朝廷和准噶尔叛军互有胜负，但也均感无力再战，在此情况下，双方同意停战言和，清朝与准噶尔的战争告一段落。到雍正三年(1725)的时候，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驻吐鲁番的清军要撤到哈密以东地区。清朝政府原计划在清军撤出时，把当地维吾尔百姓全部迁入内地安置，穆克登具体负责经办此事。他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向朝廷提出建议称，吐鲁番现有维吾尔百姓万余人，如果全迁入内地安置，不仅要花费大量人力财力，而且一时也无法找到安置的地方，他建议留一部分军队屯田。清朝政府认真考虑了他的建议后决定，在吐鲁番仍留一部分军队驻守，一边屯田自给，一边保卫当地维吾尔百姓的安全。雍正六年（1728），穆克登离开了征战多年的新疆，回到乌拉街再任总管。
　　雍正十年(1732)，穆克登以清廷总管内务府大臣身份再次率兵赴新疆巴里坤驻防，雍正十三年(1735)，因劳累成疾病逝。卒后，雍正帝追封他为“光禄大夫”。穆克登走完了他算不上波澜壮阔但却名留青史的人生。成为在打牲乌拉发展的历史上，众多总管中，成绩斐然，功勋卓著，最可书可写可圈可点的一位。
　　行走乌拉街，我一直试图寻找穆克登的影子和遗迹，但却一直未见一点痕迹，这多少让我有些从内心里感到失望。心中不免就有了些想法：我们今天的有关部门，不能拿出点资金建一个乌拉街博物馆吗？把关于乌拉街的一些历史遗迹、资料等收入其中，为后人为保留乌拉的历史做点什么吗？若果能如此，功德无量啊！